《走出疑古時代》:《走出疑古時代》是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 -百科知識中文網

簡介

《走出疑古時代》。作者李學勤先生，現為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自1992年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口號以來，走出疑古已成為一種思潮，對學術界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本書是作者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部高質量學術著作。全書共分六篇，第一篇論古代文明，第二篇神秘的古玉，第三篇新近考古發現，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第六篇續見新知。主要涉及中國上古時期的歷史文化、中原與邊遠地區的文化交流、早期的中外關係等主題。

李學勤先生的名著《走出疑古時代》初版於1995年，1997年又出了修訂本，均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最近該書又由長春出版社出了新版（2007年1月）。如李先生在初版《自序》中所說，該書是其“繼續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結果”，而且所及範圍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前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漢代初年”。後面兩個版本與初版相比，只是增加了《續見新知》一編，收入初版之後李先生新作的十來篇相關的短文，並校正、修改了初版中的“一些錯誤之處”。

《走出疑古時代》是李先生1992年針對中國近代乃至古代“疑古”思潮提出的一個口號，十多年來“走出疑古”又形成一種新的思潮，“對學術界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走出疑古時代》在這種背景下迅速成為“當代的學術名著”，而且“很多大學的歷史、考古、哲學等系把它作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入必讀書目”（新版《出版說明》）。

1992年，李學勤發表了《走出疑古時代》這篇號角性的著名演講，可謂恰逢其時。該文“編者按”強調說，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當今學術研究中產生的負面作用，於是以大量例證指出，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相當多古籍記載不可輕易否定，我們應從疑古思潮籠罩的陰影下走出來，真正進入釋古時代”。1995年，李學勤將相關論文集為一書，《走出疑古時代》被作為導論置於書首，並即以此為全書題名。本書1995年出版後，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強烈反響，清華大學葛兆光教授、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等撰有書評，很多大學的歷史、考古、哲學等院系把它作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為必讀書目。1999年榮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1997年，此書再出修訂版，流傳頗廣。伴隨作者頻繁的學術和社會活動及其相關著述的廣泛傳播，“走出疑古時代”迅速成為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席捲學術界和思想界。

出版說明
自序
導論走出疑古時代
一考古與思想文化研究
二兩種考古證據
三學術史的再認識
四古書新證(甲骨金文)
五古書新證(簡牘帛書)
六結語：走出疑古時代
第一篇論古代文明
一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
二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
三古本《竹書紀年》與夏代史
四商代史和甲骨學研究展望
五夏商周離我們有多遠?
六天下之中
七關於《周易》的幾個問題
八西方中國古代研究的新趨向
第二篇神秘的古玉
一良渚文化玉器與饕餮紋的演變
二論良渚文化玉器符號
三吉斯拉玉琮的神秘
四論含山凌家灘玉龜、玉版
五論香港大灣新出牙璋及有關問題
六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
第三篇新近考古發現
一西水坡“龍虎墓”與四象的起源
二論二里頭文化的饕餮紋銅飾
三商末周初的多穿戈
四克罍克盉的幾個問題
五再談洪洞坊堆村有字卜骨
六邢台新發現的西周甲骨文
七史密簋銘所記西周重要史實
八三門峽虢墓新發現和虢國史
九益門村金、玉器紋飾研究
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
一多彩的古代地區文化
二非中原地區青銅器研究的幾個問題
三三星堆與蜀國古史傳說
四《帝系》傳說與蜀文化
五禹生石紐說的歷史背景
六商文化怎樣傳人四川
七三星堆饕餮紋的分析
八新乾大洋洲商墓的若干問題
九豐富多彩的吳文化
十宜侯矢簋的人與地
十一安徽南部的青銅文化
十二論擂鼓墩尊盤的性質
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
一針刻紋三角援戈及其他
二鮮簋的初步研究
三楚王■審盞及有關問題
四古鏡因緣
五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一面漢鏡
六韓國金海出土的西漢銅鼎
七力、耒和踏鋤
八日本膽澤城遺址出土《古文孝經》論介
第六篇續見新知
一良渚文化與文明界說
二商周青銅器與文化圈
三論洋縣范壩銅牙璋等問題
四重論夷方
五秦封泥與秦印
六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
七城固兩罍銘文的研究
八關於鹿邑太清宮大墓墓主的推測
九釋楚帛書中的女媧
十關於綿陽雙包山漢墓墓主的推測
十一談“信古、疑古、釋古”
十二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幾點說明
附錄本書所收論文出處
1994年版後記
1997年修訂本跋
新版書後

後記

相關評價

李學勤先生才華過人、學識淵博，對新材料新發現又極其敏感，勤於探索和著述，而且不拘泥於陳說，故其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不僅著作等身，而且所取得的成就、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貢獻和產生的積極影響，學界有目共睹。《走出疑古時代》是其代表作之一，其中自然不乏精彩之處和卓越見解。

關於“考古學”，1986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是這樣定義的：“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而且強調“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的遺存，即古代的遺蹟和遺物”。雖然它同時也說考古學“研究的範圍不限於物質文化，而是在於通過各種遺蹟和遺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包括生產規模、技術水平等物質文化，也包括美術觀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但它對“物質”的強調難免讓人誤會為就是研究“物質”，即“物質的遺存”（實際上這裡是有矛盾的，即“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的遺存”與研究範圍“也包括美術觀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是矛盾的：既然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的遺存”即不包含“精神的遺存”，那又怎么去研究“精神文化”，何處去找“精神文化”？）。

比較而言，李學勤先生對“考古學”的理解更科學一些。前蘇聯曾經長期把考古研究所稱為“物質文化研究所”，李先生說：“什麼叫‘物質文化’？這個詞不大清楚。因為考古發現的東西是不能用‘物質文化’來限定的。考古挖出來的東西，怎么都是‘物質文化’呢？”在1984年出版的《東周與秦代文明》一書中，他就表達過這種意思：“考古學發現的東西，比如一個墓葬，它總有一定的葬儀，一定的禮制，這些東西都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當時的風俗習慣。如果你只是從物質上來看，那么這樣的考古學，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慮了”（《走出疑古時代》新版1頁。以下引文凡出自該書者僅在行文中夾注頁碼或不注）。被譽為中國考古學界“思想家”的俞偉超先生1988年曾說到“在我國的考古學界中，過去卻長期存在過一種非常片面的看法，以為考古學研究的內容，主要是甚至僅僅應該是物質文化”，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妥”的，並且希望“我國的廣大考古工作者，首先應該從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要宗旨的思想包袱中解脫出來，多花些精力來研究考古資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動方面的問題”。李學勤先生不是專業的考古學家，好象也沒有在大學裡讀考古專業，但他對考古學的理解似乎比很多考古學家更為科學、合理。

1956年李學勤才23歲（而且他大學唯讀了一年，象比爾•蓋茨那樣肄業而參加工作），其識見真可說是非一般學者所及。現在學術界流行的看法是，數字卦的問題張政烺先生已經徹底解決，其核心認識即數字卦是八卦的前身，八卦起源和來源於數字卦，亦即起源於占卜（數卜），最近李零先生還在強調和宣揚這點[8]。實際上，這種流行認識沒有事實依據，也沒有學理依據。張政烺先生對商周數字卦的釋讀恰恰不是支持這種流行觀點，而是相反：即數字卦只可能是八卦成熟後用八卦占筮而得到的結果（即卦象），而不可能是八卦的來源（筆者擬另文說明和討論）。原以為筆者的認識是獨家發明、

現在看《走出疑古時代》才知道“1984年，金景芳先生（已）論證它們（指數字卦）是進行占筮時所得數字的記錄，可稱為筮數”，而且大概李學勤先生也是這樣認識的。他後面接著這樣一句話：“這種筮數已經比較複雜成熟，應該有更早的淵源，有待將來的發現”。張政烺先生《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已經提到新石器時代崧澤文化中發現有幾個六爻數字卦，李先生《中國方術考》曾說承張先生相告，所謂崧澤文化數字卦是依據了錯誤的信息故放棄，李學勤先生可能知道這事所以他沒有提“崧澤文化數字卦”，而是判斷“應該有更早的淵源，有待將來的發現”。李先生這個判斷也是非常正確的：撇開崧澤文化不論，龍山時代陶寺遺址出土陶壺上已發現一個三爻數字卦[10]；除了陶寺遺址出土數字卦，筆者還發現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陶器刻畫中，有兩個並列在一起的六爻數字卦，而且在兩數字卦的下端還夾了兩個重疊的數字“六六”，應該是起卦過程中廢棄的卦爻。就數字卦這個問題看，李學勤先生的見識也是非常卓越的（雖然他與最終破譯數字卦擦肩而過），當然他也比很多主流易學家更為專業。

1994年，李先生在《走出疑古時代》初版《自序》中說：“古玉的研究，近年隨考古發現的增加而有迅速發展。玉器在中國古代有特殊的意義，相信這方面的研究不久將與青銅器研究並駕齊驅。”這個判斷和推斷在今天看來已基本成為現實：現在不僅又有很多新的發現，東北地區興隆窪文化、查海文化發現迄今年代最早的玉器，仰韶文化及前仰韶文化新發現玉器填補了某些空白等等，而且研究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學術討論會越來越密集，認識也越來越深入，學者已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玉器主要是一種禮器或者神器，將它與中國古人的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聯繫起來。

李先生對楚帛書“女媧”（女聖）的釋讀、對近年新發現鹿邑太清宮大墓墓主的推測、對綿陽雙包山漢墓墓主的推測等等均言簡意賅，反映了他在學術上的敏銳以及廣博的知識、深厚的學養和積累等等。他所有的研究都是為解決歷史問題而發生，而且主要是依據考古材料結合文獻而產生，這是《走出疑古時代》的基礎和核心。因此他批評“我們學術界的習慣，是把歷史學和考古學截然分開”乃是順理成章的事。他說：“學歷史的專搞文獻，學考古的專做田野，井水不犯河水，大可不相往來。這對歷史學、考古學雙方都沒有好處，強調考古學與歷史的關係，絕不會削弱考古學作為科學的獨立性……”。雖然著名的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早就有這方面的認識，而李先生此番言論發表於十多年前的1990年，但觀照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的現狀，覺得它們並不過時，或者它永遠也不會過時，因為考古學的最終目標不就是“復原歷史”么。

由於“走出疑古時代”是一個聳人聽聞的口號，李先生在獲得很大影響的同時，也招致了不少批評，甚至有些批評不那么符合實際。如有人說“李先生自己始終沒有否定‘疑古’的‘進步意義’，但這種所謂的‘進步意義’，只局限於‘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思想史意義，同時對‘疑古’在學術史上的‘局限’、‘不足’和所謂‘副作用’也始終多予強調”，或者說李先生用“釋古”代替“疑古”的“核心就是恢復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黃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體系”。其實，李學勤先生對疑古派的評價是非常高的。他說，古史辨派的進步作用可概括為下述三點：“第一，進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黃金時代’這一傳統觀點。傳統觀念認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經書的內容萬古不變，為了維護經書的尊嚴，就要堅持古代是黃金時代的觀點。現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東西並不是進步的，而且存在許多問題，這有助於衝破網路，促進學術的發展。第二，古史辨派對幾乎所有的古代文獻進行了重新審查，這和歐洲在文藝復興後對以《聖經》為代表的所有文獻進行審查一樣，為繁榮新的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第三，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對傳統的古代觀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從而為建立新的古代觀開闢了道路。這也正是現代考古學能在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建立，並為中國人接受的根本原因……”。

李先生對疑古派的批評也有些道理，如說“古史辨派在疑古時，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他們對古代的否定常常過頭……結果在辨偽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說是很多的冤假錯案”、“疑古一派的辨偽，其根本缺點在於以古書論古書，不能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限制在這樣的圈子裡，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疑古思潮可能也有些負作用，如李先生所說“眾所周知，司馬遷的《史記》始於《五帝本紀》，而《五帝本紀》開端就是黃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黃二帝的關係。這樣重要的記載，我們是不能忽略過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幾十年來疑古思潮盛行的時期，炎黃二帝的事跡幾乎被全部否定了，普遍認為是子虛烏有，屏之於歷史研究的視野之外”。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口號那次學術發言的結尾，李先生是這樣說的：“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這是‘疑古’時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運用這樣的方法，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整箇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他推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而且我也認為他繼承了王國維的治學思想和方法。王國維針對疑古的顧頡剛說過“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我認為李學勤先生也是這么個思路。
自“走出疑古時代”口號提出以來，學者斤斤於要不要“疑古”、該不該“疑古”以及什麼“釋古”、“考古”、“正古”、“信古”，近期更是討論得熱熱鬧鬧、轟轟烈烈。其實這些都是玩的一些“空手道”：其一，“走出疑古時代”原本是一個口號，而口號亦近於廣告，只在於引人注目，與實際、實在的東西各是一物。其二，討論各方都是以空對空，或以有限的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為依據，企圖在“螺絲殼裡做道場”、“鷺鷥腿上劈精肉”，而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記錄和承載著一萬年以來以及一萬年以遠中國古人生活、歷史、文化的巨量遺存、海量信息被置於這些討論、爭論和熱鬧之外。讓人覺得：中國學者，真是幸福。

不足或存在的一些問題

在先秦和秦漢時期，中國人的祖先及其歷史被系統化為“三皇五帝”，而其中又以“炎帝、黃帝”最為知名；自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開始，“炎黃”就成為中國人的代表性祖先，所以我們中國人和海外華人都自稱或他稱為“炎黃子孫”。自晉、唐以來，尤其是“辛亥革命”始，中國學者一般認為炎、黃時期距今約四、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這種提法即據此產生。但是四、五千年前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秦漢及其以前的文獻與傳說資料中關於炎黃的歷史和文化不一定都可靠，因此依據考古發掘材料探索炎黃、“五帝”歷史的真相就成為當代中國歷史、考古界的一個重大課題和任務。2002年啟動的“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或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主要任務和目的即此。

這個工程在啟動前後大肆宣傳要在龍山時代（前3000年——前2000年）去探索炎黃的歷史文化，而實際上“炎黃距今四、五千年”是沒有一點可靠依據的，既沒有可靠的文獻依據更沒有考古學證明，這個問題史式先生曾經指出，筆者在《“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細思量》一文中有進一步的申述。在一個國家重大科學工程中，預設一個沒有任何可靠依據的認識作為研究的確定性前提和追求目標，這是不可思議的。李學勤先生是這個工程的主要負責人和科學家之一，顯然在此關鍵問題和基本問題上沒有把好關。筆者在一篇短文中曾經推測，由於李先生“主要精力並不用於研究史前考古、傳說歷史，所以他的說法可以看作是默認和接受了考古界的主流認識”。現在讀《走出疑古時代》，發現他與考古界的“主流認識”一樣，至少在整個1990年代及其前後計十餘年的時間，他也一直主張和宣傳“炎黃距今四、五千年”這種沒有可靠依據的百年傳統、千古成見：

1991年，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先說“關於漢字的起源。《荀子》、《呂氏春秋》等古書都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黃帝的年代約當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後又說“最近很多學者撰文，提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於公元前第三千年，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這就和《史記》始於《五帝本紀》差不多了”。1992年，李先生在討論三星堆與蜀國古史傳說的文章中又說：“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與蜀山氏聯姻，反映出中原文化傳入川西平原一帶，同土著民族的文化相結合。其時間，以黃帝傳說的紀年估計，當在公元前第三千紀，也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127頁）。1993年，他在一篇主要研究炎、黃二帝的文章中說：“在考古學上，不少學者都在使用‘龍山時代’這個詞，這意味著從北方到南方很廣大的範圍里，多種文化都有其共同點。這種情況，也可比喻為形成了一個文化的‘場’，其範圍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與倫比的。

我覺得，這個文化的‘場’正是後來夏、商、周三代時期統一國家的基礎。炎黃二帝以及黃帝有25子、得12姓的傳說，與這一具有共同點的文化‘場’是有聯繫的。結合古史傳說來考察龍山時代各種文化，將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有進一步的闡發”。這樣看來，李先生2001年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講“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紀間（“前第三千世紀間”是個錯誤說法，其本意應該是“前第三千年間”，而一個世紀是100年、“前第三千世紀間”就是前30萬—前20萬年間，時間上推了100倍——王先勝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各種文化正經歷著巨變，冶金技術發明了，禮器和禮儀性建築出現了，從聚落髮展出城市，由符號演變為原始文字，許許多多的現象，反映出社會正朝向國家發展過渡。對照文獻記載，這正對應於《史記•五帝本紀》所描述的炎黃以來的時代”，在《文明起源的科學考察》一文中宣稱“我們常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否有徵可信？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真相究竟如何？只要把考察的視野從夏代再向上延伸一千年，就會接觸到社會公眾所關心的這些問題”，就不是偶然的了。不過，就筆者目前所見材料，李先生的“炎黃五千年”說可能仍然受到考古界學者的影響，依據是，他1991年所謂“最近很多學者撰文，提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於公元前第三千年，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一語，其引用參考文獻標註為“高煒：《龍山時代的禮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當然他並沒有提供“很多學者撰文”的依據。

關於炎黃的年代問題，李先生及其所領導的“探源工程”的認識和做法讓人感到吃驚，而關於炎黃的地域問題，李先生的認識和推斷同樣地大膽而經不起略為認真的考察與分析。他在《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一節中承認“炎帝、黃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來”而且“炎帝、黃帝相隔年代較長，而炎帝早於黃帝，據《帝王世紀》講，其間共歷八世”，然後指出炎帝與黃帝分別居處在不同的地區：黃帝的區域比較清楚，傳說他號稱有熊氏都於新鄭，而新鄭正是有熊氏之墟，所以黃帝居於中原、“可以代表中原地區是很清楚的”，這也與《史記•五帝本紀》所記黃帝活動範圍相恰。“炎帝則不然，傳說中他雖長於姜水，但是‘本起烈山’，都於陳。陳在淮陽，這乃是豫東南的地方。《山海經》說炎帝之後有祝融，祝融之後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統，所以我們看到，黃帝、炎帝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地區，一個是中原的傳統，一個是南方的傳統。這種地區的觀念對我們研究古史傳說頗有意義，過去徐炳昶先生、蒙文通先生等都有類似的見解，在此毋庸贅述”。又說：“黃河流域的文化和長江流域的文化，有聯繫又有區別，互相影響，溝通和融會。這個觀點恰好與炎黃二帝居處的兩個地區一致，看來並不是偶然的”。

按李先生這種理解和推斷，黃帝文化自然應是河南龍山文化，而炎帝較早、居處在南方自然應是屈家嶺文化（雖然他沒有這樣明確地說出來）。他的前提是炎帝“本起烈山”、其後裔祝融和共工也在南方，然後長於姜水、都於陳，即屈家嶺文化應該沿長江流域、渭水流域、淮河流域這樣的線路和地域發展與分布。當然這已經是不可能的，考古學文化（屈家嶺文化）事實上不是這樣發展與分布的。在新石器晚期，“黃河流域的文化和長江流域的文化，有聯繫又有區別，互相影響，溝通和融會”大體不錯，但這種影響和溝通與炎黃二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來”卻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意味著炎黃二帝有共同的文化來源，其共性大於差異且源頭一致，而長江、黃河兩流域在新石器晚期無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或者石家河文化與中原龍山文化之間，二者都是差異大於共性且源頭不一致，就象中國與美國現在互相影響、聯繫溝通但卻不證明二者同種同源一樣。

這裡還需要指出，李學勤先生指稱徐炳昶、蒙文通等先生與他“都有類似的見解”實在有點勉為其難：蒙文通劃古史為海岱民族、河洛民族、江漢民族分別與鄒魯、晉、楚有關，徐旭生分華夏集團、東夷集團、苗蠻集團，二人均將“華夏”與荊楚、南蠻相分，尤其徐旭生還明確認為炎黃誕生於今甘肅、陝西兩省交界的黃土原上，之後二者東遷，炎帝族順渭河、黃河到達今冀、魯、豫交界地區，黃帝族偏北，“順著北洛水、渭水及黃河的北岸，隨著中條山及太行山山根，一直到北京附近”，與李先生的黃帝居處中原、炎帝居處長江流域“是南方的傳統”，怎么成了“類似的見解”呢？

李學勤先生及其《走出疑古時代》論述禹生四川、禹生石紐還有一個背景條件，即依據《大戴禮記•帝系》、《世本》和《山海經》、《華陽國志》等文獻資料，認為黃帝後裔昌意、顓頊或顓頊之後均居處或生於四川，1992年有兩篇文章《三星堆與蜀國古史傳說》、《<帝系>傳說與蜀文化》專門談這方面的問題。他說：“《世本》說蜀‘相承雲黃帝後’，這一傳說不能是後人強加上去的”（125頁）、“昌意到顓頊這一系出於今四川，並不是蜀人獨有的說法，而是古代公認的傳說。禹生石紐之說，放在這樣的背景里，便不是獨立的了”。但是他在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和論述，同樣靠不住，而且非常混亂：

他說：“蠶叢一系蜀君是顓頊支庶，這固然是無從具體證明的，然而如對這些傳說加以分析，卻能導出幾點有意義的推論。第一，所謂蜀山氏，當為蜀地土著，其起源甚古，故有肇於人皇之說。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與蜀山氏聯姻，反映出中原文化傳入川西平原一帶，同土著民族的文化相結合。其時間，以黃帝傳說的紀年估計，當在公元前第三千紀，也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發掘廣漢三星堆的學者，把遺址分為四期：第一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二期相當夏代至商代早期，第三期相當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相當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除第一期遺存外，二至四期遺存和過去已被大家所認識的春秋戰國時期以柳葉形青銅短劍、煙荷包式銅鉞、三角形援銅戈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銜接。因此這類文化遺存顯然屬於早期的蜀……它們文化特徵顯著，與川東大溪文化沒有直接關係，與川西山區新石器文化也有很大不同，而與中原龍山文化的一些地方類型、二里頭文化等有不少類似之處，如同為泥質灰陶系，多高足豆，多袋足、三足、尖底器等；典型器物鬹、盉、大口尊、豆等都很相似，反映了早期巴蜀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中原文化有一定關係。

這種文化雖然有明顯的地方特點，其受中原文化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一大段文字毫無意義：其一，所謂三星堆遺址“二至四期遺存”即三星堆文化，其始年距今3700年左右，其“與中原龍山文化的一些地方類型、二里頭文化等有不少類似之處”、“其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於證明禹生四川、禹生石紐沒有意義，於證明“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與蜀山氏聯姻，反映出中原文化傳入川西平原一帶……”也沒有意義，因為昌意是顓頊之父、顓頊生鯀、鯀生禹，禹的年代距今4000年前。其二，恰恰可能與“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和禹生四川、禹生石紐可能拉上關係的蜀地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寶墩文化”卻與中原龍山文化沒有關係，既沒有此影響彼（可據以比附“禹生四川”），也沒有彼影響此（可據以附會“昌意降居若水”之類），即三星堆遺址“第一期遺存”被排除在相互影響之外，反映出李先生的論述進退失據，只是一片空話。其三，李先生所謂“早期的蜀”指的是三星堆文化，它不包含屬於寶墩文化的三星堆遺址“第一期遺存”，而三星堆文化是成熟、發達的青銅文化，更早的蜀文化、土著當為寶墩文化，前者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後者被排除在外，所以說“早期蜀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中原文化有一定關係”有點莫名其妙。當然，說上面這一大段話是“有意義的推論”實在是一個錯誤判斷或者自詡，因為它除了轉述一些考古方面的信息以及自身的混亂、錯位、實在沒有什麼“意義”，雖然似乎有文獻資料、傳說歷史與考古材料的“結合”。
《走出疑古時代》有不少篇幅論述昌意、顓頊等黃帝後裔居蜀，如據《帝系》“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說“青陽所居，應為後者，位於中原腹地。若水則為今雅礱江，流經四川西部，入金沙江。昌意所居，乃在西南。顓頊也生自若水，見《呂氏春秋•古樂篇》”，又說“蜀山氏當時的位置雖未可定，但從昌意居若水、顓頊也生於若水看，其在後來蜀國範圍內是無疑的”，又說“蜀山氏女嫁給昌意或其子乾荒是在若水，即今雅礱江地區……昌意或乾荒與蜀山氏締姻，象徵著蜀同中原文化的聯繫”，又說：“昌意所居若水，即今四川西部的雅礱江，傳說中他或他的兒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顓頊也生自若水，歷見於……所以，昌意到顓頊這一系出於四川，並不是蜀人獨有的說法，而是古代公認的傳說”等等。按李學勤先生主張的黃帝距今四、五千年，其後昌意、顓頊居蜀地也當在四千多年前。已知蜀地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三星堆文化其始年距今3700年左右，所以三星堆文化不可能是居蜀的昌意、顓頊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本土來源寶墩文化與中原文化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寶墩文化也不是昌意、顓頊文化。“從目前已發表或透露的材料看，史前時期四川盆地西部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三星堆文化“與川西新石器文化也有很大不同”；即使可以把三星堆文化附會為顓瑣“封其支庶於蜀”（《華陽國志》）之蜀。

但是卻沒法把川西新石器文化比附為昌意或顓瑣文化。近年在岷江流域上游發現營盤山文化，其年代距今5300—4600年，而且受到馬家窯文化和仰韶文化晚期的影響。當然營盤山文化也不能與昌意、顓頊相比附，因為它不在昌意、顓頊所居的若水，而且年代也不比“四、五千年前”的黃帝晚。有學者認為四川北部早於三星堆文化的考古遺存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來源，而“不同意把寶墩文化作為三星堆文化的來源”。若此說成立，它也不證明昌意、顓頊居處四川，因為方位都不同，它們不在若水。而且迄今還沒法證明四川北部新石器晚期文化受到中原龍山文化即距今四、五千年的“黃帝”的影響，所以黃帝後裔昌意、顓頊居處四川還渺無蹤跡可尋。要證明或說明昌意、顓頊居處若水的傳說有一定真實的歷史“素地”或史影，起碼的條件是：必須在雅礱江（若水）流域發現一種新石器晚期文化，這種文化既受到中原龍山文化（姑按黃帝“距今四、五千年”說）乃至仰韶文化的重要影響，同時它對三星堆文化也有重要影響。據已知線索和情況看，這種希望實在渺茫。《走出疑古時代》的大篇論述，實屬空中樓閣。

《走出疑古時代》還存在一些遣詞造句方面的不當。如初版《自序》說“放在您們面前的這本小書”，“您們”是一種錯誤的用法。說“當時的人們能夠製造出更大更複雜的青銅器”，“當時的人們”宜改為“當時的人”。說“怎么能享有那樣隆崇的地位呢”，“隆崇”是個生造詞。說“凌家灘玉版上面的圓紋，任何人一看之下，都會聯想到八卦”是不當的，“任何人”說得很絕對，李先生並沒有做統計、調查。說“夏商周三代是遙遠的過去，但它們不是博物館的陳列品”有問題，“夏商周三代”不是物品。“從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和‘傳疑時代’的某些部族裡的可能有相當關係的各種不同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類型”（130頁），這話費解，也是病句，“文化類型”不是“某些部族裡的”而是考古學家現在劃分的。

說“黃帝的後裔相當眾多”有累贅之病，“相當”與“眾”用一即可。說“逐步把古史傳說的奧蘊揭露出來”（135頁），“奧蘊”是一個生造詞。“這樣的傳說表明，以中原地區的這幾個王朝，雖然互相更代，仍有著血緣以及文化的聯繫”（136頁），其中“以”字多餘，屬濫用，“互相更代”不當，虞、夏、商、周等朝代只能是代代相繼，不可能“互相更代”。說“最近我在一篇拙文中提到”（136頁）有累贅之嫌，“拙文”即謙稱“我的文章”。《多彩的古代地區文化》這篇文章前半部分有較多語詞及表達方面的問題，讓人懷疑不是李學勤先生的手筆。如說“自史前時代，即有許多人民部族在這片大好河山上活動生息”（115頁），其中“人民部族”用得生硬、彆扭，“許多人民”也有累贅之病。

說“使齊的地區特點更形突出”（116頁），“更形”是一生造詞。說“好多歷史、考古界學者”（116頁）不如說“歷史、考古界好多學者”。說“是指今山東省一帶地區的古文化，和一般說的齊文化有相近似之處”（116頁），“山東省一帶地區”和“相近似”都有累贅之病。說“還有大汶口文化，剛發現時也被認為龍山文化”（116頁），其中“認為”易發生歧義，或改為“認作”或改為“認為是”。說“尚有待深入研究”（116頁）有累贅之嫌，“尚”、“有”用一即可。說“很可能就是甲骨文之類商代文字的前身”（116頁）不當，甲骨文不等於商代文字，二者內涵、外延均不一樣。“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一說也出於這部分（117頁），前已指出。說“只有分別詳細研究各個地區，才能真正把握古史的訊息”（117頁），“訊息”用語不當。說“山東一帶地區，在夏代史上即有關鍵意義”（117頁），“一帶”與“地區”用一即可，“即有關鍵意義”其中“即”字多餘。遣詞造句問題雖然對學術觀點的表述沒有較大的影響，但《走出疑古時代》已成為很多大學的教材，所以也需要指出，以便修訂。

作者介紹

李學勤，1933年生於北京，1951至1952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哲學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等，並任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等多所國外名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所國內高校的兼職教授。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歷史學科評議組組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李學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他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鑑定出西周的甲骨文，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是戰國文字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從1975年起他先後主持和參加過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簡、定縣漢簡、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他在上述簡帛以及長沙楚帛書、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研究中，以及在甲骨學、青銅器研究等方面，都作出過令人矚目的貢獻，是國內外學界公認的簡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權威。近年由他主持的重大科研項目有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等。

盤點考古書籍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