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南明史》南明歷史，包括了大順軍攻克北京及清軍入關問，鼎中原以來，直到康熙三年夔東抗清基地覆滅的各地反清運動的歷史，它是群雄爭霸，又是明朝的延續，也是清初歷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稱之為（南明）弘光、隆式、魯監國、永曆朝延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擊清朝的暴虐統治，並不僅限於南方，陝、甘、晉、冀、魯、豫等地的抗清運動連綿不斷。
概論
南明史全書記載自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順軍陷北京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東十三家進攻重慶之役最後敗亡為止的南明史跡。南明史一書有諸多創新見解，例如歷史界普遍認定李自成入北京後即迅速腐敗的說法，顧誠以為“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淺短，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他還認為歷史上沒有李岩這個人。被史家稱譽的史可法卻被顧誠貶低，顧誠認為史可法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經營一年有餘的揚州城，清軍只用了一天時間就占領了揚州城。清人入關，由於一連串的暴政，如圈地、投充，使得漢人大力反彈，也使得大順軍、大西軍、南明政權三方面合作，共同抵制清軍，使南明再能延續二十年的政權。本書提到了錢謙益、李之椿、顧炎武、張名振、張煌言等人的復明行動。南明史一書亦證實，南明並非反攻無望，李定國在張獻忠死後隨孫可望占據云南，多次重挫清軍，並取得靖州大捷、桂林大捷、衡陽大捷，鄭成功部隊也先後取得江東橋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泉州大捷、護國嶺大捷。李定國更主動策劃聯合鄭成功會師，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已死，第一代的大清戰將大部凋零，戰力大不如前，似有可為。但南線的鄭成功私心自用，一再拖延會師廣東，造成李定國功虧一簣。北線的孫可望野心太大，企圖篡位，使得“此機一失，南明再無復興之望”。之後西南戰場的磨盤山血戰和東南戰場的廈門大捷只是南明軍隊的迴光返照了。順治十一年（1654年）可謂“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滿洲貴族入關時，生產方式原始落後，兵力非常有限，光靠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國，他們必須勾結漢族的地方士紳，坐收漁翁之利，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山西晉商就是由此崛起，亦因清朝的滅亡而迅速沒落。至於南明失敗的主因是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特色
這本書同過去各種南明史著（自清初以來）相比較，有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海寇”鄭成功等民眾抗清鬥爭為主線，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的興衰為中心。
二是貫串全書的脈絡是強調歷時二十年漢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種少數民族）百姓反抗滿洲貴族征服鬥爭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爾袞、福臨等滿洲貴族不僅代表著一種比較落後的生產方式，而且兵力和後備兵員非常有限，單憑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國，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說得準確一點，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剽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在較為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自身發展取得階段性的飛躍。清王朝在一段時期里是朝氣蓬勃的，國勢相當強盛，對於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國內政局大動盪，打斷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歷史進展的事實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並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於引進西方科技，特別是火器和歷算，不少士大夫也拋除畛域之見，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識，儘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挽救行將滅亡的明帝國。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後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裡，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後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
本書作者在所著《明末農民戰爭史》中以確鑿的事實證明了大順軍推翻明王朝接管整個黃河流域幾乎對社會生產沒有造成什麼破壞，並且掃蕩或狠狠打擊了那些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洲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軍閥官紳所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已經取得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外一種樣子。“以史為鑑”是中國的傳統，可惜過去絕大多數史家製作的鏡子裡，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鏡。
價值
本書作者力圖運用可靠的史實，重新描繪明清易代的這段歷史；由於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盡如人意。希望通過這部書的出版，給讀者提供一些較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論點。 也許有人在看了這本書以後，會斷言作者批判的鋒芒只是指向清朝統治者（包括滿洲貴族和漢族官紳中的擁清派），而對起自農民的大順軍和大西軍則出於偏愛而處處掩飾。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書中首先批評了李自成領導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在政治上和軍事部署上犯下了難以挽回的大錯，後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領導核心，長期各自為戰，未能在抗清鬥爭中發揮更大作用。對張獻忠的非議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內已說得很清楚；孫可望在前期是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後來飛揚跋扈，導致大局逆轉，終至眾叛親離，倉皇出降，本書毫無回護之處。至於南明政權的腐朽、內訌本書同樣作了如實的揭露。讀者不難發現，書中不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統治者的昏庸懦弱，對一些直到現在仍備受人們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鄭成功都頗有微詞。有的讀者可能會問：你對南明許多傑出人物是不是指責得過分了一點？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這些著名人物都像歷來的史籍描寫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會滅亡，這些人也將作為明朝的中興將相名垂青史。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曲折。至於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明朝自萬曆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於分裂的局面。本書作者著重分析的是各派勢力的成敗得失，而以哪一種勢力取勝對中國社會生產破壞最小，最有利於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為褒貶的標準。講必然性，我認為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明朝覆亡以後，中國仍將建立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仍將處於封建制度的框架內（商品經濟的發展或萎縮將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或破壞而定），只有這一點是肯定的。差異在於各派勢力實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將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么，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歷史科學的萬古長青，就是教導後來者借鑑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使我們的事業做得更順一些，不要倒行逆施，為中華民族的興盛作出貢獻。時髦了一陣的“史學危機”論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國人將從自己豐厚的歷史遺產中汲取教益，把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推向前進。缺點
本書對史可法等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責史可法在定策擁立上犯了關鍵的錯誤，指責他是錯誤的“聯虜平寇”方針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這一方針導致弘光政權的覆滅。本書強調指出，史可法除懷有門戶之見外，缺乏雄才大略和果斷魄力。這些批判，在主要精神上是完全站得住的，正確的。但如果認為史可法不顧民族大義，一味苟且偷安，或者只想利用四鎮保住南京小朝廷，以保住自己督師大學士頭銜，則似嫌過於激烈，並不符合史可法的實際。歷史人物評價，向來是歷史研究中一個難點。史可法是一個忠藎有餘、才具平庸的人。這個才，不是指一般的辦事能力，而是運籌決策、救時濟變的能力，領導國家的能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理學的綱常名教的乳汁滋養成長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做“純臣”，按綱常名教的規矩辦事，實際上也受了理學的毒害。他的幕客彭士望、歐陽斌元曾力主他起用高傑、左良玉兩軍齊下南京清君側，把大權奪回來，他聽了駭然道：“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為純乎？”（註：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首，陸麟書：《彭躬庵先生傳》。）在史可法看來，臨以軍威，震驚皇上，不得為純臣。他因此也害怕和疏遠了這兩位提出如此奪權主張的幕客。這就是他體現其原則的素質。從他的素質看，他只是一名太平宰相的人選。這一點不是今人才發現的，同時代人對此已朗若日星。夏完淳這樣一名小青年，就明確說過：“史道鄰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註：夏完淳：《續倖存錄》，《南都雜誌》。）鄭廉說得更具體：史可法“為人廉謹無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變則信國、疊山儔耳。其於駕馭籠絡，應機濟變，非其所長”（註：鄭廉：《豫變紀略》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頁。）。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將可法推到了權力中心、救國領袖的位置。他的個人素質與他承擔的任務不相適應。這是一個悲劇，既是南明的悲劇，也是史可法個人的悲劇。南明的對手有兩個：大順農民軍與清朝。孱弱的南明不能雙拳並擊是很明白的，不是聯順抗清，就是“聯虜平寇”，二者必居其一。在當時條件下，作為南明決策人，倘若選擇聯順抗清方針，顯然非要具有高遠眼光、過人勇略不可。實際上，真正採取行動實現聯合農民軍抗清，要等到李自成、張獻忠犧牲和南明更加削弱以後（註：參看《中國史稿》第7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頁。）。 在此以前要實現這種聯合，存在傳統觀念上的障礙。史可法其人，特別在走錯定策擁立這步棋以後，不能與飲“福祿酒”的大順聯合，導致戰略方針的失誤，應是很明顯的。這就必然出現對清朝的態度緩和、退讓。作為實際上的最高軍事統帥，既不能全權自如地指揮軍隊，又沒有比較牢靠的後勤保障，史可法不能貿然北伐，也受軍事、政治、經濟形勢的制約。由此可見，造成悲劇性災難性的結局不純粹是史可法個人的原因。這樣說一點沒有為史可法掩飾、開脫的意思，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應承擔最大的歷史責任。人們有權要求他少犯錯誤，衝破環境的桎梏，創造嶄新的局面。我的說法只是想尋求對古人犯錯誤的根源的理解。史可法畢竟不是無足輕重的人物，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他都曾成為民族的旗幟。本書評價歷史人物，應該說是實事求是，觀點鮮明，態度平允的。認定凌＠②的“異常表現”不是左右逢源，效忠二主，暗通南北，而是深受“聯虜平寇”方針的影響；這就明確表現了作者的科學尺度。為了澄清史實，改變對史可法等人一味叫好的評價，發生一點矯枉過正之處，也可以理解。
評價
顧誠的南明史大約77萬字，建立在紮實史料之上，引用方誌達237部，引用書目達579種，幾乎遍查南明義軍所至的每一州縣，注釋如天上繁星，可謂“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有時注釋甚至比本文還多。顧誠考證出《過江七事》不是陳貞慧而是姜曰廣的著作，提升了此書的史料價值。第四屆國家圖書獎
| 國家圖書獎為了鼓勵和表彰優秀圖書的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署決定設立"國家圖書獎"，於1992年10月10日制訂並頒布了《國家圖書獎評獎辦法》。國家圖書獎是全國圖書評獎中的最高獎勵，每兩年舉辦一次。每次授獎額為30個，不分檔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