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通過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若干考古學遺存的個案，首次在學術界提出距今萬年以來的中國存在著一個古禮的時代；分析了古禮、酒禮到周禮連續發展，逐步升級，一脈相承的歷史線索；論證了禮制類型與大系的歷史格局和主要貢獻；揭示出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獨樹一幟的基本特色。
現在，有許多學科都在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與特色、傳統與精華，又有哪個學科能夠比考古學更有發言權？本書沒有採用新流行的舶來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只是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若干考古學遺存的
個案。
首次在學術界提出距今萬年以來的中國存在著一個古禮的時代；分析了古禮、酒禮到周禮連續發展，逐步升級，一脈相承的歷史線索；論證了禮制類型與大系的歷史格局和主要貢獻；揭示出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獨樹一幟的基本特色。它為關心中國文明起源大課題的人士和追求創新與發展的學者提供了新角度、新視野、新思路、新理念。
目錄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前言
第一章 中國模式禮制淵源——基本思路
第一節 概念與平台
第二節 研究的歷程
第三節 本書的主旨
第四節 堅實的基礎
第五節 重要的支點
第六節 客觀的線索
第二章 彩旗飄揚儀禮草創——黃土高原地區
第一節 神奇的黃土地
第二節 探索者的步履
第三節 神秘的祭祀場
第四節 彩陶原是禮器
第五節 古禮也有殺戮
第六節 特殊建築興起
第七節 古禮包含喪禮
第八節 古禮主要特點
第三章 廟壇玉佩祭祀神話——遼河地區
第一節 大自然的饋贈
第二節 過程不能忘記
第三節 區域文化特徵
第四節 驚世的新發現
第五節 古禮基本特點
第六節 特殊考古現象
第七節 古禮主要貢獻
第四章 等級秩序酒禮出台——齊魯地區
第一節 獨特的地理單元
第二節 中國學者的舞台
第三節 酒器能見證制度
第四節 制度可說明等級
第五節 酒禮的主要貢獻
第五章 文化漩渦諸禮雜糅——江淮地區
第一節 渴望材料的地區
第二節 主要的考古發現
第三節 多種古禮的共存
第四節 古禮的主要特點
第六章 道具天下儺禮崇拜——太湖地區
第一節 物華天寶與人傑地靈
第二節 前良渚時期文化態勢
第三節 良渚文化的基本情況
第四節 良渚禮制特徵與性質
第五節 禮崩樂壞與文明隕落
第七章 俗化百越禮教南疆——嶺南地區
第一節 既封閉又開放的特點
第二節 自成體系的區域文化
第三節 數量有限的小國寡民
第四節 艱苦長期的文明歷程
第五節 禮制開疆擴土的例證
第八章 古禮觀天下——檢討個案研究
第一節 特殊墓葬的性質
第二節 大型墓地的意義
第三節 古禮的基本格局
第四節 聚落考古的思考
第九章 中國模式——不是結論
第一節 古禮是一個時代
第二節 列器登上大舞台
第三節 古禮與文化古國
第四節 三維的古代社會
第五節 不是結論的結論
後記 在未知世界中漂泊
相關評論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卜工作《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一書還不是名著（以下簡稱《模式》），科學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該書的當年，鏇將英譯本的編輯和出版又納入了計畫。這在以往的同類著作中尚不多見，顯示出《模式》不但已經在國內甚至還可能於國外產生一定的影響。
這是一部什麼樣的書？《模式》開卷的《內容簡介》是這樣概括的：“本書通過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若干考古學遺存的個案，首次在學術界提出距今萬年以來的中國存在著一個古禮的時代；分析了古禮、酒禮到周禮連續發展，逐步升級，一脈相承的歷史線索；論證了禮制類型與大系的歷史格局和主要貢獻；揭示出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獨樹一幟的基本特色。”如何品讀這樣的書？或者說《模式》為關心中國文明起源大課題的國內外人士和追求創新與發展的學者提供了哪些新角度、新視野、新思路、新理念？我想溫故而知新，尤為重要。
考古學探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這個大課題，肇始於殷墟的發掘並確立了小屯文化為代表的商文明。以此為基盤不斷前伸，又相繼發現了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等更早的文明階段。20世紀80年代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祭祀類遺存的面世與研究，將這個大課題推向高潮，至今方興未艾。在這個長達80年的考古探索過程中，有李濟、梁思永、夏鼐特別是蘇秉琦等先輩的親身實踐和引領，至少取得了兩個最直接的成果，一個是史實性的，即確立了中國不止有四千年而是有五千年一脈相承的文明史；另一個是理論性的，即發現了中國文明起源、形成並走向秦漢帝國的道路及其影響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基本規律。這類主要是用考古材料書寫的中國早期文明史成果，一方面超越了以文獻為對象的歷史學的研究範疇和研究能力，從而使考古學在傳統史學中掌握了發言權，強化了考古學在現代科學領域中的相對獨立的地位，成為了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考古學在描畫和論證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階段性特徵和規律性的過程中，還愈加關注這個時期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的物質基礎和思想源泉之一等重大社會歷史文化問題，開始對中華文明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有所貢獻，展現出考古學發現創新與研究創新對於理解一般社會進化的理論價值。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回顧這個艱辛漫長卻又碩果纍纍的過程我們還不難看到，即便是這些發現與研究的集大成者蘇秉琦先生，在他的有生之年，也還有很多他已經意識到、或者提到但卻沒有進行回答的問題。對此，張忠培先生在《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就已清醒地指出：“離開了蘇秉琦，我們就不能了解這一問題的研究現狀，丟失了立腳的基礎，不超越蘇秉琦，就不能將這一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如果說蘇秉琦是從文明起源與形成而不是何時形成何樣文明的角度，第一次對這一課題表述了完整的體系性認識的話，那么張忠培則是從《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一文發軔，從神權與王權的視點來觀察中國古代從村落走向王國乃至帝國之路，並首次發現良渚文化起始的公元前3200年前後，中國各地進入了重大而深刻的變革時期，提出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及西拉木倫河地區的諸考古學文化已經邁入了文明時代的於學界前所未有的新認識。
中國的學術傳承素有師承傳統，身為蘇門高足的張先生以如此新認識繼往開來，我想正是秉持了蘇先生一貫倡導的獨立、自由、實事求是地進行學術研究的精神，並將這種精神傳遞給了門下承繼者之一的卜工。正因為如此，卜工才能在《模式》中另闢新徑，用禮制資料探討遠古中國精神世界的變化，將當時的秩序、制度特別是意識形態濃縮為禮制體系為核心的研究對象，提出在中國古代文明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古禮的時代”的全新命題。如果說《模式》以古禮為核心探索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基盤是商周禮制，那么構成《模式》理論與方法論的出發點則無疑是蘇秉琦和張忠培的研究基礎和思想體系，這就是卜工為什麼要把蘇先生給他的學術來信作為《模式》開篇的緣故，也是他在該書後記中說要把《模式》作為回報張先生教誨的謝師因由吧？！這裡，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蘇秉琦、張忠培、卜工這三代人的師承相緒，毋寧說這是中國考古學者躬身追求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之道的一個時代縮影。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坦率地說，由於沒有事先做好經受精神震撼的思想準備，所以《模式》給我帶來的新思考和新啟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舉個例子，《模式》以禮制為研究對象，考察其發生與發展、完善與成熟的過程，使我聯想到文化研究中有關器物、制度、精神的一般社會進化的分類模式。器物是指創製和生產的器物及其技術，屬於物質文明的範疇；制度著重於社會關係，強調人群等級和社會組織等；精神則關注於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等“形而上”問題。實際上，中國考古學大體也經歷了從器具層面（時空框架與譜系等），到制度層面（社會關係等），又到文化層面（精神分析等）的遞進式發展過程，《模式》的著眼點顯然在於後一者。
如果變這種靜態疏解為動態分析，我們還會看到器物、制度、精神層面三者之間在更多的情況下應是一個相互融通的整體。因為器物中就無不蘊含著制度和觀念的成分，以器物為基點，既可專注物質層面的文化現象，又可以盤點“形而上”層面的內涵乃至實質，古代社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需要考古學用多樣性的思維和方法來疏解。這便是《模式》所言“考古學研究必須物質和精神一起抓，而且兩手都要硬，才能實現為古人說禮，說古人的禮，讓古人講禮的目的。（110頁）”表面上看，《模式》異於以往的研究之處，是試圖實現一個研究視角的轉換，實際上卻是中國考古學在經過了器物和制度層面的研究積累階段後，已經開始進展到精神層面的研究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模式》不但是中國考古學系統探究古人精神世界的發凡之作，還以此更有力地參與了對中國考古學研究布局的構造過程。換言之，中國考古學不但已經向世人證明了其研究無文字社會的特殊能力，《模式》還邁開了中國考古學自覺地探索古禮這一難度更大的認知古人精神世界的腳步。這腳步落聲咚咚，有力地攀向中國考古研究結構建設的腳手架。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考古理論體系是一個既舊且新的課題。放眼國外，比起我們業已熟悉起來的西方考古語境與理論話語來，國外隔膜於中國考古現實的程度要嚴重得多。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近幾十年來他們缺乏對中國切實的關注，也很少從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中提煉出更多的理論與模式。而中國考古學不但自西方傳入，並且長期以來我們既滿腔熱情地翻譯介紹他們總結的經驗，也曾委身頂禮膜拜甚至不假思索地運用那些理論，遠的如前蘇聯，近的如歐美等等。即便對文明起源與形成的研究，迄今為止我們很多人依舊還沉浸在器物定義的範疇上，以西方制定的文字、金屬和城作為判斷的唯一標準。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誠然，這幾項標準是世界上不少地區古代文明社會的重要內涵，但正像中國的文明以其連續式發展的特點有別於世界很多地區那種非連續性的特徵一樣，《模式》清醒地認識到“借鑑參考國外的經驗可以，但照搬照抄，用外國的模式和理論解釋中國的具體材料必然犯錯誤。”我們所看到的也只能是穿長衫系領帶、梳辮子頂禮帽那樣不中不洋的扮相，遭受創傷的只能是中國歷史的真實和國情。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造成這些難堪局面的往往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一些人，而不全是那些長於理論和模式的西方學者。他們既沒有對中國考古學的進程橫加指責，說三道四，反而像布魯斯·特里格（BruceTrigger）這樣的大家卻說：“無論新考古學還是美國考古學最近的理論闡述被認為如何卓越、如何具有科學的嚴密性，都無權稱為世界考古學的模式。傑出的思想可以在所有國家的考古實踐中發現，也應該到所有國家的考古工作中去尋找”（《時間與傳統》中譯本序）。
《模式》便是在這樣的底景之上凸現而出，不再重蹈覆轍，不再徑直去走西方文明定義的獨木橋。而是自己挽起褲管，趟水過河，遵循張忠培所說的“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時，既要清算傳統的教條主義，又應力戒新進口的洋教條，當讓材料及其放射出的訊息牽著鼻子走，少論點主義，多研究些問題……通過對中國這延綿不絕不斷、豐富多彩的歷史的研究，還可獲到新知，甚或產生出新的模式來。（中原文物2002年）”於是，《模式》並未正面糾纏文明起源理論和概念的價值，而是“讓材料的邏輯講述歷史的邏輯”，在承認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探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結構和傳統，關注現代中國源自古代中國的獨特發展道路，提煉出具有獨特價值的中國文明起源模式：“就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特點，核心是講禮制的發生與發展、完善與成熟。著重探討的是精神生活和社會秩序問題，目的是追尋特殊的制度在古代中國歷史中的作用。”“禮制的發生與發展、完善與成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經歷，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基本脈絡。”中國模式的這些核心內涵在《模式》整個文本的敘事構成中，來自於實證各地的考古發現材料，認為中國古禮的產生是多源的，類型是不同的，大系是兩分的，最後才走上一體化的道路。這樣，《模式》給出的儘管還不是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標準答案，但卻亮出了尋求答案的關鍵字：彩陶、玉器、列器、祭壇與坎、古禮等諸多具有特殊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意義的元素，當然也不乏文字、金屬和城這樣的泛文明界標。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其實，《模式》本身給出的遠不只這幾個求證答案的關鍵字，而是走得更遠。細心的讀者很容易看到，收在《模式》關鍵字討論之列的這些遺存，往往不是考古發現的一般陶器、骨角器、木器、石器、房屋、墓葬等，因為它們缺乏技術含量，不易突出反映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的進程和標誌。《模式》之所以關注這些特殊的考古遺存及其存在現象，是因為特殊現象往往是考古遺存的精華，專指技術含量較高的禮用製品，最能代表和反映古人物質生產和精神境界達到的高度，並成為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傳播、交流、擴張的先導或敲門磚。這就是說，如果文化傳播的一般規律是由器物逐步向制度、觀念層面深入，那么觀念層面的影響力和持久性，並不在器物和制度之下。《模式》受蘇公所講特殊的考古遺物應與特殊的考古遺蹟相聯繫的啟發，不但在禮制的遺存載體上尋求精華材料的邏輯支撐，還發現暗含著人類早期信念和習慣的禮器，常埋藏在墓地或祭壇等寄託古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場所。
因此禮器便不再是一件獨立的遺物，而是整個墓葬或祭壇的一部分；墓葬或祭壇也不再是一般的建築，而是儀式過程中的產物。只有把禮器置於整個墓葬和喪葬文化乃至整個祭祀文化中加以研究，深入發掘禮器所蘊含的文明內涵，著重把握禮器與人和社會的信念、理想之間的關係，才能確立其在文明史上的應有地位。所以《模式》在具體總結良渚文化對歷史的貢獻時指出，最能代表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是人工夯築的巨大土台、神聖的祭壇、高檔的墓地，真正標識良渚文化文明程度的並不完全局限在玉器這一類禮器方面。從對以往單件或組合器物的解釋，發展到《模式》重視器物組合與出土環境的整體觀察，再發展對作為整個墓葬建築的重要構件和喪葬儀式過程的組成部分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考古學研究的進步。許永傑由此評介《模式》盤活了史前考古遺存的精華，甚是（《中國文物報》2007年9月12日）。就這樣，《模式》不是用抽象的定理而是用巨大的論證與細微的考辨，展示給我們一種幾乎可用眼睛和身體去直觀捕捉的歷史真實，而不是理論寓言。
《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模式》這部書共分九個章節，每個章節都以一個具有文明起源標誌性的區域為開端，進而構成一個中國的大特色。讀《模式》，我們幾乎不知道敘事的下一章或下一節還有什麼研究心得給人以體認和叫絕，但已感受到其中的每一章節都那么真實和飽滿，都可以喚起考古人對考古發現與研究的某種感受。因為太久太久，我們看到的多是非常扁平、蒼白的考古報告，它們以表面的富足發掘掩蓋了內里的單調和貧瘠，越來越沒有想像力和原創力伸展的空間。我們很長時間都以為自己掌握著面對客觀考古報告的解釋權，實際上已經不知不覺放棄了主觀。然後突然發現《模式》在古禮的定位下，將每一個器物、每一個遺蹟、每一個區域都給予了經過整合的新意，這就考驗著我們的接受水準和解讀定勢了。讀《模式》，讀者不但會發現自己的很多切身的經歷或研究困惑獲得了有效的闡釋，還會感到從《模式》獲得的啟發和思索並不少於接受他的觀點，甚至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類是技術性的，一類是討論性的。也有個別常識性的。
不過，《模式》解讀的豐富性和濃重的現場感，足以讓我們感受到真實的歷史溫度。《模式》留下的不僅是一處智性的迷宮，還打開了考古視野的一扇視窗，標識著當代中國考古學一個充滿挑戰的讀解空間。簡單的拒絕或否定它，就意味著放棄了你對中國考古學重要領域的關注。其實，所有的爭論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心目中好的研究成果到底是什麼樣子。換言之，好的研究成果是什麼標準？我看，判斷一研究成果的好壞是有基本標準的，於《模式》而言，就是研究成果自身的原創性和敘事本身的原創性。
據說卜工先生又一堪稱姊妹版的新著《歷史選擇中國模式》書稿，即將在《模式》出版一年後殺青，我們有理由期待新著在繼續給我們帶來思考、爭論而不是結論的同時，能同步推進中國考古學創新的步伐，並向世界考古界展示兼具獨特性與普適性的中國模式。
作者介紹
卜工，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並著有《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