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這部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投資250萬元出版的5卷本著作，是英籍匈牙利人奧雷爾·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在我國新疆和甘肅西部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全部成果的詳細報告。1921年以英文版出版時書名為《西域—中亞及中國西部地區探察之詳盡報告》。中譯本的譯者、編者從維護我國主權的立場出發，將中譯本定名為《西域考古圖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高水平的翻譯人員與西域考古學者共同完成了這部巨著的翻譯工作。目前，除《西域考古圖記》已出版外，《海外遺珍—國外西域考古經典論著譯叢》的其它著作，即包括了法、德、日、俄等國探險者的著作也在翻譯、出版中。
英國考古學家、探險家奧萊爾·斯坦因（SirAurelStein）是20世紀中國西北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斯坦因共進行過四次“中亞”考察探險，其中的第二次考察因為非法竊取了大量的中國敦煌藏經洞的文物而最為引人注目。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開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國探險。除了重訪和闐和尼雅遺址外，他還發掘了古樓蘭遺址，並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長城沿線盜掘了大量漢簡。
由於斯坦因非科學的發掘和劫掠，以及複雜的歷史原因，書中收錄的有關尼雅遺址、米蘭佛寺遺址、樓蘭遺址、漢長城烽燧遺址今天大部分已被破壞，而從這些遺址以及千佛洞所獲得的繪畫和文字資料也大多被劫掠到印度和英國，所以此書成為相關研究學科僅存的基礎資料。加之斯坦因在書中對自己在遺址剝取壁畫、搬走塑像、誘騙文物、破壞性發掘等種種劣跡直言不諱，敘述詳細，遂給那段令國人屈辱而心碎的歷史留下了真實的記錄。
內容
全書主要內容為：對考古和發掘的遺址的地形、地貌以及發掘過程和結果系統、詳盡的介紹；對所獲遺蹟、遺物進行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當時西方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的匯集；大量遺蹟插圖，遺址平、剖面圖，及遺物圖版和調查地區的地圖。
特點
1.該書的突出特點是：資料性強，可利用率高。
將地理學和考古學結合起來研究，得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結論；涉及的領域廣、學科多、信息量大；濃縮了斯坦因對新疆和甘肅西部地區3次考察的主要成果；集眾家之長，匯集了西方學者當時的研究成果，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這一研究領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對中國學者開闊視野，了解相關領域研究的歷史和發展狀況、了解有關研究的豐富資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鑑價值。
2.地理學與考古學結合。
他除對某些地區進行單獨的地理學考察外，還對所到遺址的地貌、河流、氣候等自然條件的變遷及其與遺址的興廢關係進行考察。
3.涉及的領域廣、學科多、信息量大。
除考古學外，凡與遺蹟和遺物有關的學術領域和學科都程度不等地涉及了，並進行了綜合分析研究。此外，他還將所發掘的遺蹟，遺物與中亞、犍陀羅和印度、西亞乃至西方的資料進行對比研究，引用了很多西方的研究成果；對遺蹟、遺物的淵源關係，遺物的生產技術與製造工藝也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信息量很大。
4.濃縮了斯坦因三次考察相關部分的主要成果。
書中凡涉及他第一、三次考察的相關部分，多相互進行比較和印證，並對考察情況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因而濃縮了他三次考察的主要成果。
5.集眾家之長，研究水平高。
本書不僅在資料整理方面集中了眾多專業技術人員和高水平的專家，在研究方面更是名家薈萃。因此，《西域考古圖記卜書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這一領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
價值
學術價值很高，影響深遠。該書所刊布的資料至今仍是各有關領域的基礎資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資料。今新疆地區（也包括河西走廊）由於是古代東百交通的大動脈，又是絲綢之路的中樞地段，因此成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藝術和多種宗教的交匯融合之地，從而創造出了獨具特色的燦爛的物質文化。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一書中，對這種研究難度很大的物質文化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指出了這種物質文化在古代人類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的影響至今猶存。有關這方面的問題，限於篇幅，茲不詳述，請讀者參閱原著。下面僅從資料的角度略舉幾例，簡要說明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1．米蘭佛寺遺址和吐蕃城堡遺址。米蘭佛寺遺址群是研究鄯善佛教與佛教藝術最重要的資料，其塑像、壁畫和佛塔遺址在新疆獨具特色，並與犍陀羅佛教藝術有密切關係。犍陀羅佛教藝術只發現雕塑，故米蘭佛教壁畫便成為研究鍵陀羅風格佛教繪畫僅有的依據，在學術界和藝術界都享有很高的聲譽。米蘭佛寺遺址經斯坦日發掘後已遭破壞，所以斯坦因刊布的資料是無法替代的。斯坦因在米蘭吐蕃城堡遺址發掘出大量的吐蕃文簡膜等遺物，還有他在麻扎塔格遺址所發現的吐蕃文簡牘和其他遺物，都是研究公元8——9世紀吐蕃在今新疆地區活動情況，吐蕃建築特點和藝術風格，吐蕃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吐蕃社會狀況，職官和軍事組織情況，吐蕃文字以及吐蕃與唐朝、酉域及周邊地區關係的極為難得的重要資料。
2．樓蘭遺址，是斯文·赫定首先發現的，但大量的調查和發掘工作是由斯坦因進行的。斯坦因所刊布的樓蘭遺址（包括其附近地區）的遺蹟、遺物，大量的魏晉前涼時期的漢文簡犢文書，以及部分？衣？募蚨課氖榫哂兄匾？庖濉＞荽絲苫？本復原出魏晉前涼時期西域長史機構的職官系統、屯田概況、社會生活狀況、西域長史機構與鄯善及西域諸國的關係。這些遺址、遺物對研究樓蘭古城的性質和部善國都的方位以及東西方文化藝術交流等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所發現的漢文簡犢文書不僅可以補史籍之不足，還可彌補中國簡犢史中的缺環，並為木簡向紙文書的過渡提供了實證。斯坦國刊布的這些資料，目前仍是最全面、最具權威性的，影響很大。現在國內外學術研究中的樓蘭熱與此亦有很大關係。
3.斯坦因還劫掠了敦煌藏經洞的文化寶藏（這是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這批珍遺文物無與倫比的學術價值是眾所周知的，茲不贅述。總之，斯坦國《西域考古圖記腫收錄的資料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基礎的研究成果及所構築的基本學術框架，對前述的新疆考古學和敦煌學等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這本書的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斯坦因《百域考古圖記卜書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這主要是受當時學術研究總體水平的制約，並與他個人學識的局限性和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政治思想對他有較強的影響密切相關。所以對本書的不足之處，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予以審視和評論。
評價
一
英人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其記新疆行程為漢樓蘭、于闐諸國地。所至發掘漢晉時堡壘亭障遺址，得簡牘甚伙。據其記述，則牘以木兩片合之，上方下削。其一較長而刳其一面，令微窪，而邊隆起成緣，當窪處，木理光滑，以書文字。其一較短，以覆於文字之上，納入緣中。其背隆起，兩片相合，外束以繩。此兩片之上端皆有孔，下端皆有橫槽，穿孔以繩，束而下引，至於槽，橫結為十字，嵌入槽中，則兩片合一，如匣然。蓋古所謂函牘者如是。凡文字長片書之不盡者，續書於短片之里。結束即固，填槽以泥，鈐印其上，是為封泥。非破印割繩，兩片不能開也。惟如是，故文字無泄漏，簡牘無破損。其年月最前者，為漢武帝太始三年。次則新莽偽號，其文曰“新始建國地皇元年十月乙末”。地皇元年，王莽篡國之第十五年也。既以地皇為年號，又冠以始建國之名，則始建國三字，非年號也。又次則晉武帝泰始五年。斯氏據此以證太始、地皇、泰始之年，皆用兵於西域，其說甚確。泰始一簡，得於樓蘭故墟，同時所得，其簡或以竹片為之，亦有用紙者。蓋用紙之法，晉初尚未遍於西域，故紙與竹木雜出。其用木者，文字每有重書之痕，此必尋常文牘，不須存案，故削舊書新，借節物力。又斯氏得漢人書《急就章》及削牘臨摹隸書之跡，斷其為屯田吏士無事時習書所用。考古之法，至今日而愈密。斯氏書有譯本，可以為乙部之助。
二
斯坦因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域考古圖記》的中譯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終於問世了，欣慶之餘，要向翻譯者致敬——我總記得自己在北大圖書館善本室讀原著時的種種辛苦，這種辛苦已經阻礙了我的求知之心、。按照翻譯者的宏偉計畫，斯坦因的另幾部名著也將譯出；不僅如此，其他幾部近代西域學的奠基著作，如勒柯克、格倫威德爾、伯希和等的著作，作為《海外遺珍——國外西域考古經典著作譯叢》的首選書目，出會陸續翻譯出版。這些名人及其名著，常常存我國的研究文集中出現，但我懷疑大多數研究者是否真的有機會或有耐心細讀原書。
這份書單令人振奮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看到了學術界和出版界已經有勇氣面對嚴肅而棘手的問題。近五年來，出版西域探險書已蔚成風氣，斯文赫定等人的著名自傳性探險書已盡數譯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廢墟記》。這些譯本雖然壯觀，卻讓人對中國學者的品位及出版界的眼光發生疑惑——重複這一層次的“探險”，就相當於一次次地衝上沙漠邊緣那些連綿起伏的紅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後那高聳天外的崑崙山。在這種意義上，《西域考古圖記以及後續的《海外遺珍》諸書的翻譯出版，是對榮譽的捍衛。談論近代中亞探險，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從一般意義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魅力，他的探險遊記更優美可讀，他與中國政府及學術界的聯繫更緊密，他在中國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跡和更多的歲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數探險，並不以“找寶”為目的。赫定繼承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那些偉人的氣質和品格。在“探險”意義上，就連來自日本的那個無知而勇敢的年輕僧人橘端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戰了人類在沙漠和高山環境下的極限。然而斯坦因卻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亂糟糟的尋寶變成了對古代中有亞世界的復原，他充實、豐富並激活了“絲綢之路”；這近代概念，他建止了地理調查與考古發掘並重的西域學規範、他使埋沒多年的各個民族、各種文字再次扮演了東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亞探險的瓦礫沙石，變成了認識人類文明歷程的黃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個盜寶人。他最先販予敦煌藏經洞裡的寫本卷子以近代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但他也是第一個把大量敦煌卷子盜出中國的“賊”。他在“中國學術之傷心空”(陳寅恪語)上，劃出了第一道傷口。隨後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這些在敦煌、吐魯番和塔里木地區肆意盜寶的“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後塵。斯坦因在西方學術界所獲聲譽的高低，與他從中國盜運至印度和英國的文物多少，有著正比例的關係。長期以來，這個事實讓我們在面對斯坦因的學術成就時不免偏低，因為我們習慣於給人一個總體的和徹底的評價，就如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樣。
在我看來，由於長期對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奔走於我國青海、內蒙、甘肅、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國人，早就被我們一網打盡地算作直接或間接涉案人員——難以給出一個適當的判決，我們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及其意義，也未能認真地加以下解。我不是在主張做翻案文章。無論如何，斯坦因他們給我們造成的屈辱感並沒有消散。可是，我要說的是，屈辱是一個事實，意義是另一個事實，兩事實間還有著深刻的聯繫。
本世紀初，當中亞探險進入學術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調查、發掘以及隨後西方學者如沙碗的研究——的新階段時，中國學術也正在經歷著由傳統向近代的躍進。中亞探險所造就的國際學術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漢文典籍在內的東方文獻，已被納入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多處引用《漢書》和《後漢書》，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準確地理解。這個新學科雖然生長於西方中術傳統之—下，卻面對著完全陌生的資料和問題。結果，新學科擴張了西方學術的傳統領域，其觸角已伸展到中國學者的眼鼻底下。這—情形，與19世紀中後期西方把中國強行併入西方的商業世界，有著驚人的近似。中亞學，或稱西域學，無論其研究範圍還是研究手段，都無法迴避有著無比深厚傳統的中國歷史。這樣，具有侵略性和強大創造力的西方學術，不由分說地衝進了中國學術的古老莊園。
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少數幾個博學、敏感並且充滿好奇心的中國學者很快便意識到了斯坦因他們工作的價值。當斯坦因結束其第二次中亞探險(即《西域考古圖記》所記錄的全部活動)不久，身在日本的羅振玉和王國維，便通過沙漠獲得了斯坦因攜回的資料，並於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學術史地位的《流沙墜簡))。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雖然到1921年才出版，但在1912年他已經出版了詳細記錄其第二次中亞探險經歷的兩卷本《沙漠契丹》。我們不清楚羅、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參考，但從研究內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參考的東西是很少的，也許有著優雅心性的王國維能從中讀出斯坦因對中亞及其歷史的依戀之情。王國維後來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其最初的成功經驗，就來自他對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辭研究殷商歷史時，這一點向為學術空研究者所忽視。不僅如此，我認為，真正被忽視、被埋沒的問題，是中國近代學術的發端、成長，與斯坦因等人推動的中亞探險、西域考古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
近代中國學術中的重要分支，如絲路考古、西域研究、敦煌學等等，其學術風貌已完全有別於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學，而是從精神氣質上直接繼承了世紀初開始興隆、由斯坦因等人推動起來的在中亞地區的大發現。這樣說也許還不夠明確，我想進一步強調，以斯坦因為代表的西方探險家、學者，在世紀初所推動建立的新的學術領域，竟然成為中國近代學術的源頭之—。當黃文弼奮勇西行，從事極為艱苦的考察工作時，他不是同樣感受到那種受賜於斯坦因他們的屈辱感嗎？當陳寅倡沉湎於學習中亞各種文字時、他不是恰恰浸潤在這一嶄新的國際學術潮流中嗎?屈辱感產生了意義。
學科分工使得我們說話時越來越謹慎，更何況西域研究(這個名詞很不準確，但是比絲綢之路研究又合理一些)就像西域一樣僻遠，一般人視為畏途。這也許妨礙下我們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在此意義上，我要特別歡迎中譯本《西域考占圖記》及後續各書的出版。說實話，讀斯坦因的這本書，還有他的《古代和田》和《亞洲腹地考古記》，我驚異於這門學科在其初建立時，就已經達到如此高度，以致於近百年的進步，相對來說是非常有限的。這提示我們思考，今天的研究存在著什麼問題?當然，我們不具備斯坦因那一代人的百科全書般的知識，我們也不能像他們那樣無視國界、真正地把整箇中亞甚至更大範圍作為考察和研究對象，……還有，我們是否真地像斯坦因那樣熱愛這份工作?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