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羅森,當今西方漢學界美術考古的著名人物,其深厚的漢學功底顯示出他對法國漢學傳統的繼承與開拓,是一位掌握了漢學工具的藝術史家。他研究領域廣泛,特別是對中國古代藝術材質的深刻了解倍受國內外美術史家的讚譽,在運用考古材料方面亦是十分令人佩服。《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是他近年來發表的許多論著中的部分論文結集,雖然未能完全領略他的學術成果,但也能夠窺其一斑,看出他在諸多領域中所具有的高深造詣和獨到的見解。
由英國資深漢學家羅森(JessicaRawson)女士所著,孫心菲等人翻譯的《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一書,已於2002年7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在當今西方漢學界,談到美術考古問題時,幾乎沒有不推重羅森的”(中譯本序作者范毓周語)。該書是作者近年有關中國美術考古的部分論文的彙編,內容涉及青銅器、玉器、金銀器、陶瓷器等多種質地的文物或古代藝術品。
作者在這裡顯然對器物類作品情有獨衷,她從各種不同風格的造型和紋飾等視覺藝術的形式要素入手,把細緻入微的樣式分析,置於社會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大背景中加以詮釋和理解。作為一個歐洲人,她的視角是獨特的,她不僅重視中西方藝術品在製作方式以及材質選擇背後的不同傳統,也著意於造型或圖案創作的功能、目的及其隱喻和象徵,由此延及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文化態度和不同信仰系統的相關內涵。在具體個案研究中,她既注重地域風格的區別和聯繫,又對風格成因之一的技術系統的流變加以探究,尤其是作者對藝術品從“組合”的角度、從“成套使用”的角度進行的功能性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目錄
序
從歐洲和地中海以西的藝術觀點看早期中國的藝術、考古及中國的統一
推翻假設重看古代中國的藝術與文化
商代中國南方地區與河南的聯繫
西周青銅冶鑄技術的革命及其對各地鑄造業的影響
古代中國的青銅禮器――來自商代和西周時期的墓葬與窖藏的例證
晚商青銅器設計的意義與目的
是政治家,還是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
楚文化對漢代青銅器發展的影響
古代玉器的再使用
玉器與金器――古代中國玉器造型的起源
中亞銀器及其對中國陶瓷器的影響
中國銀器對瓷器發展的影響
成套還是單件使用――十至十四世紀中國瓷器的使用方法
關於唐三彩外銷問題的最新研究
說龍鳳
荷與龍――中國古代紋飾的來源
中國的喪葬模式――思想與信仰的知識來源
思想與圖像的互動――從中國後世觀念看隨葬陶俑
過去在中國的多種含義
相關評價
國藝術史與考古和文獻的結合研究,對於中西方而言都是比較欠缺的。在國外,由於某些原因,漢學家避開了中國的藝術研究,他們大部分的工作一直處於其他領域,認為藝術歷史的研究並不屬於他們,許多藝術史家則更青睞於那些難以捉摸的所謂美學敏感和對圖象風格的闡釋,對陶器、銅器、繪畫等所涉及的浩瀚的文獻材料及對上個世紀中國田野考古的大量原始材料望而卻步。在中國本土這種情況也是如此,清代考據學派就開始蔑視畫學,不把畫學放到學術領域中來加以論列。
他們疏釋校刻古籍雖多,卻絕無一人稍肯作一點疏釋校刻畫學古籍的工作,給今天留下了極大的遺憾。到近現代稍有進步,1954年7月,王遜在《美術》上專門發表了文章:《考古發現與美術史研究》,對此加以強調,對中國繪畫鑑定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其它美術領域卻還望發展。如此的狀態必然導致學術爭論的欠缺,容易進入一個學術死角。就拿羅森的這本書來說,看過一遍之後感覺毫無瑕疵可言,但筆者在進一步稽查所引文獻材料時,卻發現有些觀點無法苟同。由於時間的逾限,也僅僅就一個方面的考證和討論維繫這一篇書評。對羅森的這點看法也僅只是初步評價而已,對於許多藝術史研究者而言,對這方面的知識的不足和在材料上的欠缺,就容易主觀地去認同,從而也就得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要真正的評價作者的成就,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羅森在此書的前面部分對商周青銅器作了深入的研究,還原了歷史原貌,並得出了這一結論:商周時期的中國不僅僅只有一個中原文明,在其周邊地區同時並存著幾個與中原相抗衡且獨立的文明之邦。為了支持這一論點他例舉了一些有差異的青銅器和紋飾來與中原的傳統紋樣作對比,從而否定了中原文化對周邊地區在很大程度上的影響,僅僅只是在某些不重要的地方如小攜帶物、裝飾物等方面的傳播,他反而覺得中原地區借鑑了周邊地區高度文明的某些因素,這樣在商周時期的中國大地上的幾個文明並行得以成立。此時的青銅器鑄造工藝非常進步,范鑄的分型水準異常之高,尤其動物鑄像。有的個別器物上還出現了周王朝中晚期才出現的環帶紋。黃金杖的工藝更是商周時代難以比擬的。如果我們把它作為商器或是更早的器物來看待,那么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蜀國這樣比較封閉的地區何以突然出現遠遠勝過商代而且沒有前後繼承關係的青銅器呢,因此,問題並不那么簡單就能說清楚。然而,羅森把它說成是一個比較獨立發展的文明,就更令人迷惑了。
他還認為河南和中國南方發生聯繫的主要時期是二里崗時期,即青銅器的造型和裝飾風格從河南傳到中國南方的時期。關於江西新乾出土的青銅器受中原文化影響的時期是在二里崗時期,這與李學勤的觀點一致,也許在很大方面羅森受到了李學勤發表在1991年《文物》上的一篇文章的影響。還有幾個方面與李學勤的觀點上都有類似,如大方鼎、扁足鼎、玉器等,但是羅森在注釋中並沒有引出李學勤的這篇文章,其中新乾與殷墟婦好墓銅器上都出現燕尾紋這個問題李學勤已經做了比較研究。羅森則依此認為,此後銅器鑄造就行成了兩個平行的發展傳統,一隻在河南,一隻在南方。的確,在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二里頭、二里崗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也是最為典型的二里頭文化因素。
可是在進入商代以後,川西平原三星堆文化中出現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因素。除了盉、觚、璋、銅牌飾等繼續流行外,還新出了青銅尊、罍、盤、器蓋、玉石戈、璜、璧、陶將軍盔等。1979年在清江口王家渡的河床下打撈出一件商代中期的銅罍。1980年在巫山大昌東壩出土一件商代青銅尊,在三星堆文化中還發現有零星的文字。成都十二橋12層的一件器物上刻有兩個字,兩字與常見的巴蜀符號不同,而與甲骨文屬於一個系統。三星堆文化包括整個陝江地區都有分布的朝天嘴類型和分布於鄂西以西陵陝為中心的路家河文化,不管是陶器還是銅器都與中原脫不了關係。三星堆文化的夏商文化因素主要是禮器,中原文化對三星堆文化的影響主要是禮治觀念。然而迄今為止,中原地區的夏商文化中尚未發現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因素,這說明當時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原地區對三星堆文化施加影響,相反方向的文化傳播則發生很少,這與夏商文化對其他地區的影響是基本相同的。當然我們不能夠僅因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銅像、銅面具、神樹等怪異形象而否定了這一點,這畢竟是少數,只能說是有某些差別。作為研究我們必需拿整個地域文化及所有的出土材料來考究,而不是單個、孤立的以片面材料來論證,以偏概全。
吳越青銅文化分布地區主要在大江以南。1949年以前的發現有儀征破山口土坑墓出土的一批。1949年以後則有丹徒大港煙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及其伴存物。近年發現的隨葬吳越文化青銅器的墓葬,有大港磨盤墩的所謂“西周墓”,丹陽司徒的墓葬等。以上這些墓葬所得的青銅器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這些青銅器屬於西周早期或中期,如丹徒煙墩所出的西周康王時代的宜侯矢簋,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銅器中銘文為“伯作寶尊彝”的方座簋等。第二、與西周共存的還有具有濃厚的吳越文化特色的一大批青銅器,這些銅器一類是模仿西周器但形制或多或少變了形,這是大多數;一類是當時的新設計式樣,是少數。很重要的一點證據是,這些器物除個別外器壁比較薄或很薄外,其它與中原地區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都是不同的,其成分經化學分析,普遍都含很高的鉛量。鑄造這樣精細的紋飾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不加入多量的鉛來增加液態青銅的流動性,要澆鑄出精美的器物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和春秋晚期至戰國的紋飾精美器壁甚薄的青銅器普遍地含有大量鉛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
下面來看看羅森所舉的江西新乾出土的兩個銅鼎。其腹壁厚度分別為0.4cm、0.3cm。而我們再看看鄭州商代窖藏坑內的青銅器腹壁厚度來比較0.7cm、0.6—0.8cm、0.5cm。新乾第二鼎的獸面紋飾呈現出商末周國中原流行的形象具體、肢體省略和變形的獸面紋飾。這些證據都顯示出江西新乾出土的青銅器的年代問題尚有待考證(從上述證據來看筆者認為它更接近周代),這無疑也說明了南方具有著深厚的中原文化因素是無可非議的。如果在商代江西就有如此高端的青銅器鑄造技術,何以吳越地區捨近求遠去仿中原青銅器呢,如果這一論證成立,那么羅森所講的江西新乾出土的青銅紋飾影響了殷墟的結論就不能成立,反而更有可能是他們在周代史仿中原的結果。至於說南北平行發展論就更不可能了,上述吳越地區大量仿製周器就是個明顯的證據。李學勤在他的文章中並沒有認為江西是獨立發展的,而認為它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他例舉了江西出土的一個銅瓚,因為銅瓚主要是體現中原禮制的禮書,在這裡出現,肯定是受中原禮制影響的明證。
目前,有這樣的情況,青銅器在哪出土則被認為是這個地方的器物,雖然許多是如此,但也有些不然,如湖南寧鄉、湘潭至衡陽等地區出土了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鼎等及其精美的商代青銅器,又如傳世現在日本的虎食人卣等不少器物也都出土於這一地區。這類特殊的青銅器還散見於江西、浙江等地。從工藝卓越的水平而言,決不是當地所能鑄造。這些器物中有的還鑄上所有者的人名或族名,其中某些族名和中原商代青銅器上的完全相同。如果說這些精美絕倫的青銅器是代表了當地商代高度的青銅文化,那么古代的史學家對史跡的記載再疏忽也不至於對如此輝煌的青銅文化片紙無錄。由此可見,這些商代青銅器中的精華顯然是經過特別選擇和特殊途徑有意保存下來的,這些器物,只能權當古代流散的器物來認識。李學勤有著這樣的疑問,在新乾大洋洲墓沒有發現觚、爵、角、斚之類的炊器,有可能當地習俗是以陶器或漆木器充當該項用途的,可奇怪的是同屬二期文化的吳城不僅有銅斚而且還有鑄銅斚的石范。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滿意的解釋,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資料出土。任何輕易斷定的結論都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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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