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青銅時代》是作者在1962—81年二十年間所寫的有關中國青銅時代的考古論文集。所收論文十三篇,都曾在國內外的刊物上發表過,這次收集在一起,增加了前言和索引,作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集刊之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對於進一步探索三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徵及科技的發展,有學術上的參考價值。
作者
張光直先生,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近些年來,他曾多次來中國訪問,和我國的考古學界人士廣為接觸,因而也為大家所熟知。張光直的學術論著很多,主要的代表作有《古代中國考古學》(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商代文明》(ShangCiviliza-tion)、《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綜合研究》和《鳳鼻頭、大坌坑和台灣史前史》(Fengpitou,Tapenkeng,andtheprehistoryofTaiwan)等。這本由作者自己編定的論文集,運用考古材料對夏商周三代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研究。
評價
《中國青銅時代》這部書的大名,是早就聽說了的。但我終於決定把這部書借來一看,直接的起因則是看到history兩位很有學問的同好的爭吵,對這個時期起了很大的興趣。當然,細細的推究起來,則“附庸風雅”四字,恐怕是最根本的動因吧:)
張老先生的這部書,在序言中著重提出幾點:
一,他明確自己的著眼點,並非是研究青銅器的技術和美術,而是由青銅器“唯祀與戎”的特殊功用,推究他們所在的社會的權力機構。
二,方法論上,他強調歷史研究應該不是“專業”而是“通業”,從他學習人類學重比較的特點來做研究,其推斷兼具大膽和嚴謹,又由異族的類似範例做旁證。又多引其他學者的不同說法,加以甄別選擇。這樣的歷史著作,不僅對於歷史大牛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且對於歷史學科的門外漢和業餘愛好者也能有所補益,這是尤為難得的一點。
由於能力所限,我幾乎不能評判其中的觀點,我下面要做的,只是把張先生這部書中一些主要的觀點簡述一下,而這個工作,由於原文行文風格的輕快,實在難度太小了。
第一個主要的問題,是青銅器與我國文明起源,都市形成和三代歷史的密切關係。
在世界的諸多古文明中,我國是較晚的,目前證實可信的文明史不過3500-4000年。而這個階段的前1500年,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間,中國文明對於青銅器的迷戀,則是在各文明中獨具一格的。中國出土的古代青銅器的量,大於其他各古文明之和,中國出土的古代青銅器之種類亦然。在鐵器已經在中國出現之後,由於工藝和品質方面的問題,中國在很長時間內仍然使用青銅器,到了漢代,青銅器才失去他的支配地位。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如此大量的使用青銅器,且時期上與“奴隸社會”、“中國文明起源期”等說法有重合。那么青銅器自然具有界說這個階段的資格。
青銅器的象徵意義,在於它的一些重要的職能,如禮器和兵器以及重量級餐飲中的餐具,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傳說中的“九鼎”,更是做為天下共主的象徵。在國家的暴力機關還未能遍歷其統治地區的時候,國家的凝聚是依靠其人民的共同信仰來決定的,人民都相信自己是出於同一個祖先,(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所以其王帝的權威,不僅來自於青銅的兵器,更是來自青銅的,象徵著國家認同的禮器,且青銅被認為是溝通人界、先祖界和天界的媒介。王要兼世俗領袖、軍事領導人和祭司與一身。夏鑄九鼎,三代共之。如果把九鼎看作國家政權的象徵,那么有類似的禮器確立了諸侯、大夫、士的身份。史書中,王分封諸侯的時候,除指定地域和人民之外,還要給予一定量的青銅器。
既然青銅器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占據礦藏,保護運輸路線,監管鑄造流程,這些是我國文明起源時代的重要社會活動。夏、商、周三代,都有多次遷都,其原因可以用軍事和災害來解釋,前者可見周文武王遷都豐鎬,“實始翦商”,後者可見盤庚遷殷。而張先生提出,其遷都的原因除了這些之外,追逐青銅礦藏也是重要原因。他提出三代的都邑制度的特點:都有一個最原始的都城,在祭祀中占據權威地位,好比太陽系中的太陽,而其他都城則因具體原因而流動,並推測這種具體原因是追逐青銅時代主要的政治資本——青銅。張先生在地圖上把華北的銅錫礦和三代遷都的區域對比,發現有相當的重合性。
青銅器的開礦運輸鑄造這一套工藝,表明我國當時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城市也同時形成。神話中,有鯀做城郭的說法,可見夏與城邑的密切關係,而商周城市的存在已經不成為疑問,特別是詩經中有周代用板築之法造城的具體過程的描述。(見於《詩·大雅·綿篇》)
從春秋到西漢,有一段較長的青銅器和鐵器混用的時期,但做為一個時代的象徵我認為平王東遷之後,本文意義上的青銅器時代即可宣告終結了。這和商周的神話觀有關。
在商人的概念中,沒有後來的“天”這個概念,卜辭中多次出現“上帝”一詞,意思是帝是在上的,但沒有證據把上帝和天空或者抽象的天聯繫起來,商人概念中的上帝和先祖界沒有明顯的區分,他們要做的,是向祖先禱告,而祖先會去“賓”上帝轉達後代的要求。
這裡就出現了問題,既然商的上帝和先祖是一夥的,那么周朝如何論證自己“翦商”的行為的合法化?從現存的神話上看,主要是兩個手段,第一,他們動手把上帝和先祖界相剝離,周王自稱“天子”,這時,上帝已經在抽象的天界存在,而和那些死鬼的瓜葛甚小。神話中顓頊令重黎絕天地通的傳說也許就是周人此種行為的神化表述。第二,他們引入了“德”的概念,論證自己的合法地位是因為商失德而周有德而合法的。楚莊王勢力鼎盛的時候,觀兵於周疆,周王驚駭,令王孫滿去探探虛實。這時發生了“問鼎”的事件,即莊王問九鼎輕重如何。王孫滿大義凜然的說:“在德不在鼎”,成王算卦說周朝有七百年,要傳三十代,現在天命未改,你就別操這沒用的心了。問題是,周朝的這些做法固然使自己推翻商朝的理由合法化了,但也安排好了自己的掘墓理論。也就是你說天和商宋的先祖沒關係,你合法是因為你有德,可是現在我牛了,我有德你沒德,那我滅你沒商量。銅器做為合法的依據,自然說服力不足,“五德終始說”的出台,敲響了周王朝的喪鐘。
盤點考古書籍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