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一編11世紀前中國與西方諸文明的對話與交流3
一、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3
二、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13
三、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33
四、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68
五、猶太入華考80
六、洛陽出土唐代猶太僑民阿羅憾墓誌跋94
七、十二生肖源流考111
第二編絲綢之路上的古代語言133
一、絲綢之路上的古代語言概述133
二、中國所出佉盧文的流散與收藏156
三、新疆尼雅發現的佉盧文契約164
四、樓蘭新發現的東漢佉盧文考釋189
五、長安所出佉盧文題記考197
六、新疆和田出土漢文--于闐文雙語文書跋209
七、疏勒語考234
八、唐長安城所出漢文--婆羅缽文雙語墓誌跋251
九、西藏古格王國遺址的梵文石刻259
第三編西域考古與歷史研究267
一、大夏黃金寶藏的發現及其對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義267
二、佉盧文書及漢佉二體錢所記于闐大王考279
三、再論漢佉二體錢295
四、于闐漢文錢幣考315
五、佉盧文時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324
六、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紀功碑考344
七、西突厥汗庭考359
八、中亞寫本中的樣磨與巴爾楚克371
第四編世界五大宗教在中國387
一、洛陽所出佉盧文井欄題記--兼論東漢洛陽的僧團與佛寺387
二、犍陀羅語《法句經》的部派問題405
三、疏勒語《羯磨言》戒本殘卷研究420
四、“和尚”詞源考431
五、中國基督教史的黎明時代448
六、從陳碩真起義看火祆教在唐代民間的影響462
七、從考古發現看阿拉伯文化及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初傳467
八、喀喇汗王朝文獻真跡在莎車的發現及其對中國伊斯蘭教史研究的意義473
縮略語表492
英文目錄494
地圖目錄5
序言
西域是中國史籍對玉門關以西和帕米爾以東地區的傳統稱謂;羅馬史家稱這裡為Serindia——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千百年來,西域一直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因而成為中國、印度、西亞、北非和希臘五大古代文明交織薈萃之地。這使西域諸國得以廣泛吸收世界各國、各民族優秀文化,最終導致新文明的產生。這就是本書討論的西域文明。
11世紀後,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逐漸改由海路進行,加上西域地理環境惡化,民族變遷等因素,具有千年歷史的西域文明日趨衰落,終於退出歷史舞台,中國與西方史籍記錄的許多西域古國先後被塔克拉瑪乾大沙漠吞沒。它們的光輝歷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
1895年1月。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在塔克拉瑪乾沙漠腹地意外闖入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當地人稱為“丹丹烏里克”。1900年3月,他在這一大沙漠東緣羅布泊西岸又發現一座風沙半沒的古城。他把這兩個古城出土的古代寫卷和文物帶回歐洲。經研究證實,丹丹烏里克古城即歷史上著名的于闐王國的城鎮,而羅布泊西岸的古城則是漢代文獻和唐代詩人屢屢提到的樓蘭。它們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斯文赫定的發現在世界引起極大轟動。以前人們只知道北非的埃及文明、愛琴海和克里特島的希臘文明以及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不曾想到遙遠而貧瘠的中亞荒漠競埋藏著如此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於是,瑞典、俄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紛紛派考察隊到塔克拉瑪乾及周圍地區訪古尋寶,疏勒、龜茲、焉耆、高昌等古代王國的城址和寺院相繼被發現。1900年,敦煌莫高窟發現了一個中世紀的寶庫,裡面藏有數以萬計的漢語、藏語以及許多未名語言的古代寫卷。訊息傳出後,英、法、俄、日考察隊及中國的貪官污吏蜂擁而至,巧取豪奪,僅8000卷漢文佛經幸免於難,運回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其餘全部散失海外。
西域文明就這樣被重新發現了。史學家陳寅恪曾對此慨然嘆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
另一方面,由於西域文物文獻散失世界各地,客觀上將西域文明的研究推向世界。一個世紀來,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造就了幾代馳名中外的專家學者,極大地推動了世界人文科學的進步。
自東漢班固著《漢書·西域傳》以來,中國歷代史家均以撰寫反映他們那個時代研究成果的西域史為己任,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然而,在利用現代科學研究西域文明的發生、發展方面,我們一直處於落後狀況。例如:塔克拉瑪乾沙漠腹地的許多古城至今尚無一個中國科學家去過。許多西域古城及所出文物的文化屬性我們尚不能鑑定。中外史家無不以文字為人類文明最重要的標誌之一,而我們對西域歷史上流行的許多文字至今不能識讀。為了改變中國在這個研究領域的落後面貌,許多有志之士終生獻身於西域研究並產生了陳寅恪、陳垣、季羨林、馮承鈞、張星烺、向達、黃文弼和馬雍等卓越的學者。正由於他們傑出的工作,才使現代中國西域研究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
10年前,受先哲與時賢的感召,我開始走上西域文明史研究之路,主攻方向是犍陀羅語等中亞死語言,旨在將中亞語言研究引入考古、民族、宗教和文化研究領域。這項研究的基礎是梵學。所以,我師從正在北京大學主持梵語教學的蔣忠新教授,在他的精心指導和嚴格要求下,總算入了梵學之門。這時,我才明白,從學會梵語到解讀中亞死語言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尤其困難的是中國的圖書館幾乎沒有收藏這方面的書籍。就在我一籌莫展之際,英國牛津大學巴羅(T.Burrow)教授、德國科隆大學雅奈特(J.Janert)教授和弗賴堡大學辛漁伯(0.V.Hinüber)教授伸出友誼之手,寄來十幾部研究這門死語言必備的參考書和大批有關這項研究的新成果。以後,他們又與我長期通信往來,熱情支持、幫助和指導我的研究。1984年,蔣老師又把我引薦給他的老師季羨林教授,使我的研究能經常得到這位世界一流學者的直接關懷和具體指導。我發表的許多論文都得到過他的指點或由他推薦給學術雜誌,凝結了老一輩語言學家對培養青年學者付出的心血。
多年來,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另一位指導老師是北京大學的宿白教授。他是中國當代最傑出的考古學家之一,尤其精通中西交通考古學。我在北大攻讀考古學及畢業後的研究一直得到先生的悉心教誨,因而少走許多彎路,避免了不少錯誤。
這裡,我還要特別提到我的啟蒙老師已故史學家馬雍先生。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文化大革命”大動亂的年月里,是他引導我走上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與學術傳統之路。我的國學研究主要是在那個時候他給打下的基礎。令人悲痛的是,先生英年早逝,未能扶我再進一程。
自1986年起,我幾乎每年都到新疆進行實地考古調查,每次都受到新疆文化部門的領導和基層工作人員的熱情款待和有力支持。為此,我特別感謝新疆文化廳的解耀華、韓翔,新疆文物考古所的王炳華、穆舜英、王明哲,新疆博物館的李遇春、吳震和沙比提等領導和老師。我能走遍天山南北,多次深入到沙漠深處考察古代遺址,接觸新發現的考古材料,歸功於他們的支持與幫助。
最後,我還應感謝多年來一直關心、幫助和支持我研究工作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貝利(H·W·Bailey)和諾曼(K.R.Norman),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西姆斯一威廉斯(N.Sims-Williams),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邵瑞琪(R.Salomon),北京大學的榮新江、錢文忠和段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余太山、吳玉貴,考古所的孟凡人、馮時,文學所的楊鐮,文物出版社的童明康、張昌倬、蔡明等老師和朋友以及中國文物研究所的領導和同事。沒有他們的幫助,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本書結集的文章大都是從我近年在英國、日本和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四十餘篇論文中挑選出來的。編為四個部分,加了四個標題。這些標題實際上就是我從事西域文明研究的四個主要課題。
第一編涉及範圍較廣,但中心議題仍是一個,即古代中國與西方如何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吐火羅人、大月氏人、粟特人和猶太人是不同歷史時期活躍於絲綢之路上的商業代表或文化與宗教的傳播者。古代東西方諸文明的對話與交流實際上是以這些民族為媒介進行的。如果我們能搞清這些民族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也就了解了11世紀前中國與西方經濟與文化交流的大致情況。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是歐洲與中國最早的直接交往,十二生肖則是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典型實例,所以,把它們也集中在這一編。
第二編是我10年來潛心研究的重點。其中四篇是解讀絲綢之路上最新發現的佉盧文犍陀羅語文書,討論于闐語、疏勒語、婆羅缽語、梵語的各一章。然而,這些論文仍未能囊括絲綢之路上流行的許多重要語言。為此,我特意寫了《絲綢之路上的古代語言概述》一章,希望能使讀者對西域古代語言有一個整體印象。
第三編主要是探討西域考古與歷史,涉及大夏、于闐、樓蘭-鄯善、東西突厥和喀喇汗王朝。寫作這批論文的初衷是利用新發現的考古材料、中亞語言研究新成果及筆者實地調查的資料研究西域史地,就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共同感興趣的熱點問題,提出我的見解。
第四編是研究西域乃至整箇中國文明發展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考古新資料的迅速積累,語言研究的不斷深入,大大改變了以往研究中的許多傳統觀念。洛陽佉盧文井欄題記是佛教入華的最早實物材料之一,犍陀羅語《法句經》的發現說明于闐最初流行小乘佛教法藏部,疏勒語《羯磨言》戒本的解讀豐富了我們以前對疏勒佛教史的認識。“和尚”一詞可謂家喻戶曉,但它的詞源一直令研究者茫然。通過對中亞語言的分析,得以揭示其中的奧秘。此外,火襖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初傳中國問題歷來為海內外學術界所關注,筆者期望通過更多的思路探討這些問題。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這是陳寅恪先生對他那個時代世界學術發展趨勢的總結。今天,敦煌研究仍不失為當今世界人文科學的一門顯學,但人們已不滿足於僅僅研究敦煌發現的材料,學者們都力圖向更廣泛、更深層、更尖端的領域發展。從歐洲、北美到日本,研究者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過去僅有少數人敢問津的中亞死語言碑銘寫卷。如果說本世紀初世界各國考古隊曾在塔克拉瑪乾、吐魯番和敦煌展開過一場沙漠寶藏和古代手稿的爭奪戰。那么,這場對西域文物本身的爭奪在80年代已演變成整體研究西域文化和直接研讀死文字寫卷等方面的學術競爭。西域文明是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場促進世界學術進步的大潮中,中國學者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獻上這本小書,與海內外研究者共勉。 1992年5月林梅村於北京沙灘紅樓
盤點考古書籍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