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國石窟寺研究》共收論文23篇，是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89年陸續寫就和發表的。據作者前言所述，這些文章，除第一篇是概論中國石窟寺之外，其餘22篇，依據內容可分作六組。
第一組兩篇，探討了中國現存兩處最早的石窟遺蹟--新疆克孜爾石窟和甘肅涼州石窟。前者著重部分洞窟類型和年代的探討，最重要的是論述了龜茲石窟在佛教東傳中的地位；後者著重特徵的分析，認為“涼州模式”表現了佛教文化傳播中的曲折現象。第二組五篇，都是關於5世紀後期開鑿的武州山石窟（雲岡石窟）的討論文章。
《中國石窟寺研究》既是宿白先生50年（1947-1996）來從事中國石窟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如何進行中國石窟寺考古的一個真實寫照，更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創建歷程的一部全面記錄。其材料豐富、條理明辯、分析與綜合極其功力。先生對中國石窟寺嚴謹的區系研究與編年體系，充分確立了歷史考古學方法在石窟寺研究中的地位。借用陳寅恪先生“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一語來評價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此外，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苹芳教授在《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讀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中一文特別指出：這是一部研究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專著。它既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一項豐碩學術成果，也是近年中國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我認為，他對中國石窟寺的研究實際上是反映著中國考古學在石窟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歷程。我們在評論他的《中國石窟寺研究》這本學術論著時，必須從這個角度出發，否則便不能真正把握這部著作的學術意義。我寫這篇文章便是要從闡明這部學術著作的意義上來作些評論，因為，它關係到中國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國考古學上的大事。
其編著特點
《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國石窟寺研究》共收論文23篇，是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89年陸續寫就和發表的。據作者前言所述，這些文章，除第一篇是概論中國石窟寺之外，其餘22篇，依據內容可分作六組。
第一組兩篇，探討了中國現存兩處最早的石窟遺蹟--新疆克孜爾石窟和甘肅涼州石窟。前者著重部分洞窟類型和年代的探討，最重要的是論述了龜茲石窟在佛教東傳中的地位；後者著重特徵的分析，認為"涼州模式"表現了佛教文化傳播中的曲折現象。第二組五篇，都是關於5世紀後期開鑿的武州山石窟（雲岡石窟）的討論文章。文中對雲岡石窟的營造歷史、分期排年以及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均做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證實雲岡石窟的分期是北魏歷史的具體反映，並正式提出了“雲岡模式”這一概念。第三組兩篇，研討了沿襲雲岡石窟開鑿的洛陽地區北朝石窟和南京棲霞山與新昌寶相寺的南朝龕像。
前者使石窟寺的研究與整個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緊密相連，是中國石窟寺分區與分期研究的典範；後者主要論述了南北朝文化傳承中屬於佛教文化的關係，這個問題事關中古歷史發展南北文化融合的大勢。第四組九篇，都是探討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論文。前者反覆論證敦煌早期石窟佛教文化的淵源，並涉及了佛教文化自中亞、西域東傳的問題和反饋現象；後者對敦煌晚期洞窟中的密教遺蹟作了全面論述，並對中國境內的密教遺蹟圖像做了綜合考察和研究。第五組兩篇，論述了西藏拉薩和浙江杭州的藏傳密教石窟。"杭州西距藏族地區五千里而遙，且已逾中原而近東海之濱，其地所以出現各類藏傳佛教遺蹟，實多由於政治原因"。第六組為三個附錄。
上述四個地區的石窟寺，儘管各具特點，但又互相影響。如古龜茲地區的石窟寺，它的發生、發展既不同於蔥嶺以西的中亞和南亞地區，也有別於敦煌以東的內地。而龜茲佛教文化中以大型立佛為中心的大像窟，對蔥嶺以西和新疆以東的影響，則要比其它窟龕形式和畫塑的影響更為重要。如5世紀60年代雲岡最初開鑿的大像窟--曇曜五窟應和新疆古龜茲石窟有一定的關係；河西現存的早期洞窟的塑繪，也受到了新疆的影響。此外，宿先生對克孜爾石窟洞窟類型與洞窟組合關係、早期洞窟建設與晚期改造遺蹟（即打破關係）的探討，是他對龜茲石窟研究的另一重要貢獻。5世紀前半期涼州一帶的窟龕造像，大約是自敦煌以東最早形成的重要佛教遺蹟。它可能是承襲了魏晉以來洛陽及其以西的佛教傳統，並結合新疆于闐和龜茲兩地區的影響而出現的。而5世紀後半迄6世紀初北魏平城開鑿的雲岡石窟，雖然受到早於它的涼州的影響，但在窟龕形制、組合及形象特徵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並呈現出一系列發展趨勢。這種趨勢，是與北魏漢化的不斷深入相關聯的。而它直接的借鑑，可能是當時平城興建的具有越來越多中原和南方因素的地上寺院。
平城，當時是北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雲岡石窟的創新，即平城模式，很快便成為北魏境內各地開窟造像所仿效的典型。北魏遷洛後，洛陽附近出現的石窟大都可視作雲岡石窟工程的繼續。而洛陽地區石窟稍後出現的一些新因素，可能源於在形象造型和裝飾上更多受到南方影響的洛都佛寺。敦煌莫高窟雖鄰近新疆，但現存的窟龕造像，更與內地武州山和洛陽地區的北朝石窟接近，這大約與北魏當時逐漸強化對敦煌的控制有關。而敦煌那裡保存的諸多古代遺蹟，尤其是輝煌的藝術巨製，主要應轉手於當時東方的某些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江南棲霞和新昌龕像，既表現了它們與中原更早一個階段的聯繫，也反映出5世紀晚期它們對中原北方龕像的影響；而江南無量壽佛崇拜傳播到中原西部的時間，可能會更早。6世紀中期以後，中原西部的石窟龕像又影響到四川北部。7-8世紀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龕典型所在--各種淨土變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紀以後。羅漢群像既盛於中原北方，也流行於江南。13世紀末葉以降，隨著藏傳佛教的東布，藏式龕像不僅出現在中原北方，還出現在南方。杭州飛來峰和吳山的遺蹟，是我們了解薩迦派所奉尊像的重要實物。而莫高、榆林兩處的藏傳密跡，又是探索唐密和藏密及其相互關係的極為難得的形象材料。
以上各地區相互影響的複雜現象中，可看出：5世紀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響，顯然是和佛教藝術自西向東傳播的情況有關；5世紀晚期以來，佛教窟龕在新疆以東逐漸形成自己的特點後，中國各地石窟龕像的發展演變，儘管都還具有地方特徵，但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國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內容的影響的。這一點，與中國考古學其他方面的資料所反映的情況，是大體一致的。
宿白教授是中國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學識淵博，不但精通考古學，而且在中國古代建築、版本學、歷史文獻學等方面的高深造詣，亦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他以其深厚的考古學與文史哲功底，將本學科與其它邊緣學科融會貫通、縱橫弛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中國石窟寺考古就是宿白先生創建和主持的學科之一。
在世界中世紀時期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生活中，宗教生活曾一度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要談中世紀的歷史，就不能不談中世紀的宗教生活。搞考古學也一樣，要想從事中世紀考古，就不能不進行宗教考古。中國中世紀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如唐代長安城內劃分若干“坊”，每個坊幾乎都設有寺院，負責對坊內老百姓的思想統治。因此，寺院往往在坊里被建築在居高臨下的地形之上。所以，要想研究中世紀的歷史，若不了解和掌握中世紀宗教發展的脈絡是不行的。而研究中世紀宗教，從歷史學方面來說，就是從文獻中加以研究；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講，其遺蹟和遺物是主要的研究對象。石窟寺是佛教遺物中的大宗，保存較多、較好、較系統，在佛教考古學中占重要地位。佛教考古學除研究石窟寺以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地面寺院遺蹟，其次還有單體的佛教畫塑和法器等等。因此，石窟寺考古學與佛教考古學並不能劃等號，石窟寺考古學只是佛教考古學的一部分；而佛教考古學又是歷史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中國的石窟寺研究工作，最初是從注意和蒐集石窟的銘記開始的。至40年代前期，研究工作才進行到實地踏查階段，但多偏重於藝術方面的研究，使用傳統的美術史研究方法，只注意個別龕像樣式的考察、藝術風格的演變、技法的發展和畫塑題材的考證。對石窟及其內容的考察只能注意其表面，無法重視其內部聯繫，不能掌握較全面的資料。國外學者自19世紀末葉以來對中國石窟寺的研究狀況，也大體如此。
根據《中國石窟寺研究》和《敦精緻七講》，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主要有如下四個程式：（一）考古學的清理和記錄；（二）洞窟、造像和壁畫的類型組合與題材的研究；（三）中國石窟寺分區與分期的研究；（四）關於社會歷史、佛教史、藝術史和中外關係史的綜合研究。宿先生認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討排年、分期和性質。因此，既要仔細考察窟龕形制、布局、分組和畫塑形象的題材、組合及造形特徵，又要重視各種有關的文獻記載和歷史背景的研究。要注意石窟寺創建與重修歷史的恢復。在石窟外面要留意崖面遺蹟、窟前木構和窟前地面的發掘；在石窟內部著重層次與標型，即洞窟中的重塑與重繪現象、洞窟的改建、洞窟之間的打破關係、洞窟的組合關係及其變化、洞窟的類型與題材內容的布局等。而做好這一工作的前提，首先要求做好石窟遺蹟的全面記錄（包括文字、測繪、照片和墨拓等）工作，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期和排年。分期是手段，它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解決時間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們所反映的社會意義。
以雲岡石窟的研究為例，抗戰期間，日本人在雲岡做了系列考察，但所作工作多偏重藝術史方面的研究。1951-1956年出版的16卷32冊《雲岡石窟》，資料齊全，在國際學術界頗具影響。雖然這部書中的文章現在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他們在雲岡石窟的分期次第、石窟的淵源、雲岡的歷史、雲岡的影響、類型的對比和文獻學等方面都有許多明顯的不足。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時，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以下簡稱"金碑"）抄本。50年代初以來，又對雲岡石窟進行了多次實地考察，先後完成了《金碑校注》、《雲岡石窟分期試論》、《金碑的發現與研究》、《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等文章。通過對歷史上雲岡石窟的寺院設定及沿革、洞窟的整體布局和分期的深入研究，進而對雲岡石窟的編年作了調整，由此引發了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的一場討論。
主要觀點
《中國石窟寺研究》佛教石窟淵源於印度，中國開鑿石窟始於3世紀，盛於5-8世紀，最晚的可到16世紀。中國的石窟可分七類：（一）窟內立中心塔柱的塔廟窟；（二）無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為僧人生活起居和禪行的僧房窟；（四）塔廟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內設壇置像的佛壇窟；（六）僧房窟中專為禪行的小型禪窟；（七）小型禪窟組成的禪窟群。根據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異，中國佛教石窟可分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西藏四大地區。雖然石窟寺考古學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徵，但由於各區域經濟狀況、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上的差異，石窟寺也同其它考古材料一樣，呈現出明顯的地方特徵。
新疆地區的石窟，分布在喀什以東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線，集中的地點有古龜茲（今庫車、拜城一帶）、古焉耆（今焉耆七格星一帶）和古高昌（今吐魯番附近）三區。新疆石窟多塔廟窟、大像窟、僧房窟、禪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構成的組窟，也有少量的禪窟群。5世紀以後，方形佛殿窟數量增多，出現了佛壇窟。焉耆、吐魯番一帶還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竟用土坯砌建的洞窟。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內都繪壁畫，絕大部分原來還置有塑像。塑繪內容。6世紀以前主要有釋迦、交腳彌勒和表現釋迦的本生、佛傳和因緣等圖像。6世紀出現了千佛。8世紀以來，中原北方地區盛行的阿彌陀和阿彌陀淨土以及其他淨土，還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漸傳播到這裡，壁畫布局和繪畫技法也較顯著地受到了中原北方石窟的影響。
中原北方地區指新疆以東、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長城內外的廣大地區。這個地區石窟數量多，內容複雜，是中國石窟遺蹟中的主要部分，可以再細分為河西、甘寧黃河以東、陝西、晉豫及其以東等四區。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寧黃河以東兩區多塑像壁畫，陝西和晉豫及其以東兩區多雕刻。四個地區中，除個別石窟外，多雜有摩崖龕像。
中原北方窟龕的發展演變，大體可分為四期：第一期即5-6世紀，是這一地區開鑿石窟的盛期，洞窟形制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廟窟，也有少量禪窟和禪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釋迦、交腳彌勒、釋迦多寶對坐、千佛和思維像，其次有本生、佛教和維摩文殊對坐像。七佛、無量壽（阿彌陀）、倚坐彌勒、觀世音和騎象的普賢像等出現較晚。第二期即7-8世紀，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較晚出現佛壇窟。除釋迦造像外，阿彌陀、彌勒、藥師等淨土圖象和觀世音像逐漸複雜起來，出現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開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紀，石窟開鑿漸趨衰落，石窟形制摹擬地上佛殿的情況日益顯著，佛殿窟後面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構堂閣的作法開始流行。窟內壁畫盛行排列多種經變的新形式。佛龕兩側流行文殊、普賢相對的布局。
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視，敦煌莫高窟和富縣石泓寺都出現了“文殊窟”。對觀世音的崇拜更為普遍。許多地點出現了觀世音的各種變相。天王的形象也在這個階段逐漸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紀以後，開鑿石窟的地點愈來愈少。造像題材除前期習見者外，羅漢群像逐漸盛行，還出現了羅漢群像與佛傳結合的場面。出現了布袋和尚。儒釋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現。慶陽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諸佛”，是現知中原北方地區這類題材的最早實例。13世紀太原龍山開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紀莫高窟、榆林窟開鑿藏傳佛教的“秘密堂”。16世紀初開鑿的平順寶岩寺石窟出現了水陸道場的連續浮雕，有的窟內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結構。石窟摹擬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區指淮河以南地區。這個地區石窟數量不多，布局分散，除個別地點外，摩崖龕像多於洞窟。鑿於5-6世紀之際的南京棲霞山龕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構殿閣。廣元一帶6紀的石窟，形制多屬佛殿窟，少數為塔廟窟。這時期的主要造像除釋迦外，多無量壽（阿彌陀）和彌勒倚坐像，還有釋迦多寶對坐像。自8世紀以後，四川岷江、喜陵江流域諸窟龕盛行倚坐彌勒、淨土變相和各種觀世音造像。10-11世紀多雕地藏和羅漢群像。11世紀大足石篆山出現了最早的儒釋道三教石窟。12世紀大足大佛灣造像內容更為龐雜，除佛傳、經變、觀世音等形象外，還有祖師像和藏傳佛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龕開鑿於10-14世紀，13世紀末以前多雕阿彌陀、觀世音和羅漢像，13世紀以後多雕藏傳密教形象。開鑿於9-13世紀的大理劍川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紀造像主要有彌勒和阿彌陀，10世紀以後主要造像有觀世音、毗沙門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南詔王及其眷屬為主像的窟龕。
西藏地區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禪窟和僧房窟。摩崖龕像分布廣泛，題材多釋迦、彌勒、千佛、十一面觀音和各種護法形象，並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鑿時間，大都在10世紀以後，即藏傳佛教所謂的後弘期。拉薩藥王山是西藏窟龕較集中的一處。山南麓密布摩崖龕像，東麓的札拉魯浦石窟，是現知西藏惟一的一座吐蕃時期開鑿的塔廟窟，塔柱四面各開一坐佛龕，窟壁雕像多後世補鐫。該窟右上方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東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傳是吐蕃時期高僧的禪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內。後世建有經堂和附有右繞禮拜道的佛殿，殿內奉蓮花生塑像，傳文該洞原是蓮花生的禪窟。後弘期這類禪窟窟前有的還接建木結構，如薩迦北寺夏爾拉康。窟形規整、四壁滿繪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見於西部的阿里地區。
相關評價
《中國石窟寺研究》作為佛教考古學的一部分，石窟寺考古學的興起，則是40年代中葉的事屈服，是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璋如和勞乾二先生測量和記錄敦煌莫高窟開始的。不過遺憾的是，其成果--《莫高窟形》直至90年代中葉才予以刊布。50年代，宿白先生對雲岡窟窟檐遺蹟所作的調查，對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建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作的《敦煌七講》的學術報告，從理論上和方法上為中國石窟考古學奠定了基礎。
長廣無生認為，研究中國石窟寺的方法：第一，應該從石窟構造與佛像及其他一切雕像、彩畫的樣式出發；第二，弄清造像銘記；第三，參考可靠的歷史資料、文獻；第四，參照研究史。在這四項中，他又反覆強調：最重要的是第一項"樣式論"。長廣最後明確地說"議論的根本是雕刻論，即高低、深淺的立體問題，那是基於視覺和觸覺的藝術，而宿白先生認為：作為歷史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雲岡雕刻，無論"樣式論"、"雕刻論"如何重要，但排比它們的年代和解釋它們的變化，卻有賴於第二、第三項。考慮石窟問題，總是以第二、三兩項來探索、解釋第一項的。而第四項即前人研究成果。
前人研究成果當然要吸收，但每當新資料被發現後，必然要對以前的研究進行複查，這應是學術前進的共同道路；其實，就是僅就原有的資料，提出另外的看法，也是學術研究中經常出現的事情。研究雲岡造像，我們應充分估計當時雲岡特定的歷史背景，而不宜以樣式或雕刻的一般情況來作硬性的規範。實際上，長廣先生與宿白先生關於雲岡石窟分期之爭，是一場有關中國石窟寺研究方法論的大辯論。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話。儘管這場爭論現在似乎還沒有完全結束，但長廣先生晚年認為宿白先生的雲岡石窟分期論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宿白說，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這從另一方面證實宿白先生所創建的石窟寺考古學的科學性。
《中國石窟寺研究》既是宿白先生50年（1947-1996）來從事中國石窟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如何進行中國石窟寺考古的一個真實寫照，更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創建歷程的一部全面記錄。其材料豐富、條理明辯、分析與綜合極其功力。先生對中國石窟寺嚴謹的區系研究與編年體系，充分確立了歷史考古學方法在石窟寺研究中的地位。借用陳寅恪先生"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一語來評價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1997年9月26日下午，令世界學術界矚目的第三屆“島田獎”授獎儀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弗利藝術館（FreerGalleryofArt）舉行。該獎項，是美國史密林學院（SmithsonianInstitution）所屬弗利爾藝術館及賽克勒博物館（ArthurM.SacklerGallery）和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研究中（MetropolitanCentreforFarEasternArtStudies,Kyoto）為紀念已故的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University）教授島田修二郎先生於1992年設立的，每兩年舉辦一次，目的是獎勵那些在此間出版的用任何語言文字撰寫的有關東亞藝術史研究的傑出著作，尤其是美術史方面的著作。
“島田著作獎”，是國際學術界在東亞藝術史研究領域中設立的一項大獎。當年參與評獎的論著有美國、德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撰寫的二十幾部專著和圖錄。通過評審們無記名投票，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宿白先生撰著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榮登榜首。這是中國學者首獲此獎，值得慶賀。但更令人激動和欣慰的是，我們認為宿白先生獲此珠榮，既是國際學術界對其學術貢獻所給予的極大榮譽，也是國際學術界對其創立的石窟寺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充分肯定與贊同。正如弗利爾藝術館前任館長、著名東方美術史美家羅覃（ThomasLawton）博士在頒獎儀式上所強調的那樣：本書既使用了全新的材料，又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表達了作者對中國美術史寶貴而深刻的洞察。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