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SCI崇拜 SCI論文就是科研機構的GDP，目前已成為衡量大學、科研院所和科學工作者學術水平最重要 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拿碩博學位、評職稱、申請經費、評獎、晉升乃至評選院士，幾乎無不與之掛鈎。國人的“SCI崇拜”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以致網上有人戲稱SCI是“St upi d Chi ne se I de a”（愚蠢的中國想法），學術界和社會輿論有人提出取消SCI論文作為硬指標，也有人認為不能取消，主張改進，各種意見莫衷一是，爭論持續至今。
現實意義
SCI崇拜SCI只是科研管理目標量化的一個具體表現而已，在目前的體制下，科研投入產出的衡量，不通過SCI，也必須有其他量化指標做替代。取消量化考核是不現實的，歷史證明，在我國，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可操作的標準，直接的後果極有可能就是會“忽悠”的人呼風喚雨，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上不去。考核標準如果不是學術的，就可能變成人情的、政治的。學術的標準雖然有缺陷，但可以改善，不能替代。現在考核評價中出現的一些弄虛作假、浮躁現象，不能說是考核的問題，也不能說是考核中使用了SCI的問題，任何評價機制都有缺陷，並非僅僅SCI。即使在美國，很多評價也要用論文說話，雖然不一定用“SCI”這個名稱。在目前還沒有可以替代指標的情況下，可取的辦法是改進SCI評價標準，比如考慮各個學科的性質不一樣，不要一刀切，像我那位朋友是搞臨床的，實踐性、重複性強，有突破性的創新很難，這種可以不做發論文要求；對科研型的，比如搞金屬研究，可以強調發表科研論文數。再比如可以增加論文影響因子考核，因為SCI里也有垃圾，引用率是衡量論文質量的一個標準
國外觀點
其實在全球範圍內，用SCI作科學評價的，不光中國大陸，還有中國的香港、台灣地區，以及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韓國、日本，包括歐盟等都在使用。大多數國家科技管理體制都採用科層體制，對手段和程式的可計算性要求非常高，為了實現目標，必須有明確的行政規則和相應的技術標準做尺度。科技目標細化分解，由國家意志分解到科研機構和院校，再分解至課題組和個人。怎么選擇合適的研究機構和個人來承擔具體的課題，怎么衡量課題落實的情況？這就需要具體的標準化的指標，論文數量就是一個非常明晰的指標。非常重要的是，這個指標是基於學術的，它不取決於你和領導關係怎么樣，屬於哪個黨派，信仰什麼宗教，它是看你的學術水平，是學術共同體公認的標準。,問題是，既然世界各個國家基本上都是科層制，為什麼單單中國患上了“SCI崇拜症”呢？筆者認為，這與我國科研資源高度集中有關。我國的科研經費主要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企業的競爭力目前主要靠廉價的勞動力和消耗自然資源，研發投入少得可憐。因此，科技管理部門的對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一統天下，這與國外科技投入主體分散的情況有很大不同。
不同觀點
被譽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爾德博士日前首次在中國公眾面前亮相，在接受專訪時，他明確表示，不能以SCI論文數量是評價科學水平，應該運用更科學的評價標準體系“不能以SCI論文數量評價科學水平”，這句話從加菲爾德嘴裡說出，尤其具有說服力。SCI國際標準資料庫只是考察研究者水平高低的一個參考數據，而不是唯一標準，“應該運用更科學的評價標準體系”，成果僅停留在紙面和實驗數據階段不行，必須和社會實踐、生產實踐和客觀需要結合起來。否則，研究成果的準確性、可靠性和科學性就會大大折扣。我們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某種程度上已陷入“SCI崇拜”，評價體系只看論文數量，輕視成果質量；只看刊物級別，輕視成果實際價值和影響力。正因為這種“重理論輕實踐”、“重數量輕質量”的思維，我們雖是學術成果大國，而原創力和科研成果轉化率卻遠遠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科研成果轉化率僅１０％左右，有大量的成果被鎖在抽屜里，以論文、獎狀或者專利證書的形式停留在紙張上。加菲爾德博士的一席話對我們是一種提醒：不能沉溺在“SCI崇拜”中，在重視SCI的同時，更要將科研成果書寫在大地上，正如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大學國家鎂合金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潘復生所言：“要改變考核的目標導向，科研單位尤其是從事套用型研究的，要堅決打破論文至上和SCI崇拜，考核中首先要看這個單位、這個人有多少成果轉化成了生產力。”就像袁隆平一樣，雖沒有輝煌的論文成果，卻為國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堅持實踐標準或許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科技也才能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更好地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