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中產階層已達就業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產,中產階層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引發爭論。有網友戲謔自己“被中產”了。
2011年8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報告稱,到2009年我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中國城市中低收入階層比重仍然偏大,所期望的“橄欖型”結構並未出現。
報告預測,從2010年到2025年我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將以每年2.3%的速度擴大,到2020年將接近47%左右,在2023年前後可能突破50%,在2019年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比重可能首次超過城市中低收入階層比重,即所謂“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將首次出現。
中產之路
2003年1月~2005年6月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領導的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大城市進行了中國中產階層的大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85.5%的中國城市居民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層”,在媒體及公眾中掀起了一場“中產”討論熱潮,並初步形成了“中國式中產”定義。
2005年9月
中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其核心思路被總結為六個字:提低、擴中、調高,其中“擴中”即擴大“中間階層”),統計局也同時提出了年收入6萬~50萬元的中國中產階層標準,第一次將中產階層的發展納入國家戰略。
2008年5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教授發表《中國社會中產階層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社會有23%的人屬於中產階層,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的“被中產”質疑。
2010年6月
在北京工業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中,將北京中產階層人數認定為540萬,並以超過40%的比例得出了“中產階層主流化”的結論。
你屬於哪一類中產
12.5% 中上產
包括領導幹部、大部分中小企業主和部分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他們掌握一定權力,擁有高收入,消費能力強,普遍擁有房產、私家車以及其他高檔消費品,在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擁有方面處於優勢。
19% 中中產
包括經理人員、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員中的大多數。他們在工作中擁有一定的支配力,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消費能力較強,擁有房產、私家車以及其他高檔消費品的比率較高,但相當多的人有銀行借貸。在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擁有方面處於相對優勢的位置。
68.5% 中下產
包括辦事人員、大多數個體工商戶以及中初級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接受過良好教育,但在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擁有方面處於相對劣勢位置。消費需要旺盛,用並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對高房價、汽車等大宗消費,成為“房奴”“車奴”。
困惑
誰“被中產”?
540萬和40%,這是《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中最新定義的北京中產人群數量和比例,“中產階層主流化基本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然而,另一組隨之公布的數據卻令起草專家們多少有些尷尬,在被認定的中產階層人群中,有68.7%的人並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身份,“中產?銀行的奴隸而已!”一場關於“真中產”與“被中產”的爭論背後,中國式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再次成為雙方關注的焦點。
被調低的財富標準?
月入過萬,有車有房,有著令人羨慕的職業——銀行會計主管,29歲的劉星絕對應該屬於540萬北京中產階層中的一員。然而,刨去房貸、車貸和養孩子的費用,劉星家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就降到了不足2000元,“連件新衣服都不敢買,還中產呢?”劉星的自我描述似乎又與人們印象中的中產形象相去甚遠。
關於“中產階層”的標準,此次《報告》中沿用了統計局給出的權威定義。2005年,當時國家統計局曾公布一份調查結論認為“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中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標準。”在中國,這也是“中產階層”第一次得到這樣清晰的數位化界定。
而《報告》的調查結果也再次反證了統計局的權威結論——被調查的中產階層就業者平均月收入為5923.18元,然而,這樣的標準卻遭到眾多“中產階層”的質疑。
“我認為,這個標準定得太低了,所以才有眾多參與調查者‘被中產’的說法。”劉星告訴記者,“年薪6萬元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產,但是在北京可能只夠餬口,想買房買車更不可能了。”在眾多“被中產者”眼中,熱門美劇《絕望主婦》描述的才是標準的中產印象:一輛美國吉普和一輛日本小轎車,家住小獨棟別墅區,廳外綠色草坪圍繞,還有一年四季開不敗的鮮花,從不擔心失業和賬單,甜美而優雅的生活,煩惱也只是物質富足後的精神空虛。“以這樣的標準,即使是年收入50萬元的中上產們也只是剛剛及格,還要擔心生病、通脹和房價。”劉星認為,目前的中產階層劃分標準是被人為調低的,目的只是為了中產而中產。
中產的是收入還是生活?
“收入標準並非定義中產的最重要的標準,我更看重的是職業標準和生活方式。”《報告》的主要起草者、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陸學藝認為,中產階層並不等於中等收入,“中產階層是以腦力勞動為職業,或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從事中小規模生產經營,擁有的經濟、組織資源處於社會中間位置,而文化資源水平則處於優勢位置的人。”
在西方社會,對於中產階層收入並非如國內如此看重。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劃分,在美國,家庭年收入在3萬美元至15萬美元的都是中產階層,2008年美國家庭稅後平均收入水平在4萬美元以上,由此美國中產階層的大多數是中低層收入的群體。
西方社會中的中產階層對應的基本都是職業群體,但是,在中國中產階層的“產”更多地被賦意為“財產”。專家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分層指標已經從財富維度轉向了職業維度,社會分化越來越表現為職業的分化,收入的多寡越來越取決於職業位置的高低。在這個意義上,用職業來界定中產階層,比用收入更能揭示中產階層這一群體特質。
而在周曉虹教授眼中,中產階層更多的是指一種心態和精神,“他們的生活狀態、知識水平以及經濟地位,使得他們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價值觀最可能被社會的較多成員所容納;他們所擁有的資源,使他們能夠來推廣他們的生活趣味和價值觀念。”
另一“標準中產”、智力方董事長楊石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中產應該是認為歌劇、詩歌、畫展的藝術享受比澳洲龍蝦重要,強烈認同“中國夢”,但也會為無法實現這個夢而焦慮。“他們應當有時間教育自己的孩子,有金錢可以捐贈給自己所支持的慈善項目,有理想能夠與家人週遊世界。”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中產階層僅僅算是完成了原始積累。根據《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約83.7%的受訪者認為目前中產還不是中國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領者,其中28%的人認為,目前中產階層“還沒成氣候”,根本談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領者。
焦慮而困惑,這是當前大多數中國式中產的心理特徵。“雖然擁有自己的房產,但卻因此背上沉重的還貸包袱,生活質量大幅下降,不敢輕易更換工作,不敢娛樂、旅遊,擔心生病、失業,更沒時間好好享受生活,身體有了著落,心卻失去了安全感。”
“中國的中產階層,大多數還在追求物質的道路上狂奔,還遠沒有到達超越物質的精神層次,”陸學藝表示。
評論
全球領先的市場信息公司歐睿信息諮詢公司的研究顯示,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將達到7億人,年收入可達8萬元。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稱,202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4.5億。那么,再過十年我國的中產階層人數將占到總人口的48%以上,到時候中國人近半成為中產階層。
中產者曾被賦予一個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們擁有光明無比的未來,被譽為穩定社會的超級力量。中產階層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日益攀升,中產階層的不斷壯大,也象徵著國家實力增強。到2020年,中國人近半成成為中產階層,這絕對是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更何況,“有錢就是大爺”,如今有誰不願做富人呢?
據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只有23%的人口達到中產階層水平,遠落後於已開發國家。美國中產年收入標準3-20萬美元,占全國總人口總數的80%左右;巴西中產年收入標準為7032-30360美元,占全國人口比例的49.22%;俄羅斯中產收入標準為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即月薪超過332美元,占全國人口比例為20-25%;印度中產年收入標準為4280-21400美元,占全國人口比例是30%。而中國,2001年中產階層的規模為15%左右,目前為23%左右,中產階層崛起的速度在加快。
“大河有水小河滿”,中產階層快速增長得益於國民經濟飛速發展。近幾年來,中國的GDP持續以高增長率飆升,即使在全球遭遇金融海嘯、眾多國家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困境之際,中國2009年GDP增速仍達到了9.1%,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中國和平崛起的強勢亦為世界所公認。
然而,我們所面臨的嚴酷現實是,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而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更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在已開發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國則不到10%。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國家統計局此前對全國5.4萬戶城鎮居民家庭抽樣調查顯示,高低收入組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同比增長15.7%;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同比增長7.6%。高低收入組之比為11.8∶1,比去年同季10.9∶1有所擴大。
這表明,如果巨觀調控不到位,中國人的財富增長將會呈現出原位直線型的,而不是普增發散型的,是局部性的竄升,而不是普遍性的提升,即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上有錢的人越來越富有,窮人越來越貧困,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富人集中,大量的社會財富被超富階層占有,推動分配差距呈現出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最終形成少數超中產階層和大量貧困人群的鮮明反差,使社會形成兩極分化,近半中國人成為中產階層也將化作泡影。
更關鍵是,貧富差距巨大不僅會帶來內需和消費不振,帶來經濟發展的巨大風險,還會造成普通公眾的嚴重不滿和社會秩序的震盪不穩。中國貧困人口數按照國際標準測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國政府2008年確定的貧困線僅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僅0.3美元,這與世界銀行推薦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差距極為懸殊。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係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係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於少數人,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我國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且仍在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認真解決。
顯而易見,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迫在眉睫。只有政府在落實減免稅和完善福利制度等基本方面實現大步跨越,努力讓中低收入者儘快富裕起來,我們才有可能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那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那么,到了2020年,中國人近半成為中產階層也才是真實的。否則,恐將又有許多人“被中產”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