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明

西域是中國史籍對玉門關以西和帕米爾以東地區的傳統稱謂;羅馬史家稱這裡為Serindia——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千百年來,西域一直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因而成為中國、印度、西亞、北非和希臘五大古代文明交織薈萃之地。這使西域諸國得以廣泛吸收世界各國、各民族優秀文化,最終導致新文明的產生。

概述

11世紀後,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逐漸改由海路進行,加上西域地理環境惡化,民族變遷等因素,具有千年歷史的西域文明日趨衰落,終於退出歷史舞台,中國與西方史籍記錄的許多西域古國先後被塔克拉瑪乾大沙漠吞沒。它們的光輝歷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

1895年1月。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在塔克拉瑪乾沙漠腹地意外闖入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當地人稱為“丹丹烏里克”。1900年3月,他在這一大沙漠東緣羅布泊西岸又發現一座風沙半沒的古城。他把這兩個古城出土的古代寫卷和文物帶回歐洲。經研究證實,丹丹烏里克古城即歷史上著名的于闐王國的城鎮,而羅布泊西岸的古城則是漢代文獻和唐代詩人屢屢提到的樓蘭。它們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斯文赫定的發現在世界引起極大轟動。以前人們只知道北非的埃及文明、愛琴海和克里特島的希臘文明以及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不曾想到遙遠而貧瘠的中亞荒漠競埋藏著如此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於是,瑞典、俄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紛紛派考察隊到塔克拉瑪乾及周圍地區訪古尋寶,疏勒、龜茲、焉耆、高昌等古代王國的城址和寺院相繼被發現。1900年,敦煌莫高窟發現了一個中世紀的寶庫,裡面藏有數以萬計的漢語、藏語以及許多未名語言的古代寫卷。訊息傳出後,英、法、俄、日考察隊及中國的貪官污吏蜂擁而至,巧取豪奪,僅8000卷漢文佛經幸免於難,運回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其餘全部散失海外。

西域文明就這樣被重新發現了。史學家陳寅恪曾對此慨然嘆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

簡史

西域的“戰國”時代

東西漢交替之際,中原戰亂頻仍,無論是篡漢的王莽,還是挾武力重安漢室的光武帝劉秀,都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經營西域上。西域進入了“戰國”時期。乘著這個短期的外來勢力“真空”狀態,西域先是由莎車①王賢稱雄,不久就為兩強——于闐、鄯善——分立所取代。這時那個原為漢、匈奴兩極所擠壓摧折的西域小國鄯善(樓蘭),獲得一個機遇,降伏了南道的城邦小宛、戎廬、且末、精絕,一直把國界向西南拓展到今民豐縣的尼雅河。

在莎車王利用漢朝放棄西域的機遇,自稱“大都護”,而為其制服的西域各國,又尊稱他為“單于”。大都護是西漢在西域所設最高軍政長官——類似於總督。單于是匈奴王的稱號,而賢一個人居然兼而有之。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賢給鄯善王安寫了一封信,要求他阻絕漢朝進出西域之道。安不但不聽從,還殺了莎車使節。於是莎車王發兵攻鄯善。安率軍迎戰,兵敗,逃亡于山中。莎車軍隊殺掠樓蘭千餘人,便引軍西還。鄯善王收拾殘眾,還歸戰後的國都,面對破敗家園再次上書漢朝,表示願意派質子入侍,並請示漢朝重新於西域設都護。如果都護不設,只能奉匈奴為宗主。漢光武帝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原政務上,給鄯善的回信中竟說:目前不可能派出都護,如果西域各國力不從心,可以便宜行事。於是,鄯善又附屬於匈奴。

班超重構西域政治格局

正是由於另一個與張騫齊名的傑出人士——班超,東漢勢力才再次進入西域。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為假司馬出塞,將兵隨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首戰於蒲類海(即今巴里坤湖)。竇固很賞識班超的膽識才能,便派他和從事郭恂一起出使鄯善。

班超是漢代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的兄弟。歷史上有名的“投筆從戎”、“封侯相”、“生入玉門關”等典故,都是據他的經歷概括而成。如果說,張騫是奠定了西漢時期與西域政治關係的第一人,那么班超則是東漢時經營西域的設計師。班超前後在西域長達30年,而他獨立處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率36名壯士出使天山以南的鄯善。

班超是東漢出使鄯善的第一個使節。一開始,鄯善王廣對久盼而至的漢使招待非常周到,但不久之後,突然變得十分怠慢。班超之所以能在西域反覆變幻的政局中從容處之30年,並全身而返,很大程度上得助於他的敏感——對潛在的敵意、陰謀、即將來臨的災難,具有非同尋常的直覺。他立時覺察出鄯善王態度的變化不是禮數不周,也不是一時疏忽。他召集屬下,說:“你們感覺到鄯善王廣對我們的輕慢了嗎?這必然是因為匈奴也派了使者來到鄯善,他一時還沒拿定主意取一個什麼立場。果敢的人能夠見微知著,更何況其心跡已彰!”於是,班超召見了驛館接待他們的樓蘭侍者,故意詐他,問:“匈奴的使者來這兒好幾天了,他們住在哪兒了?”侍者以為班超已經洞悉隱情,只得說出真相。班超立即把侍者關押起來,召集了他帶來的全部36名壯士。在一番豪飲之後,班超慨然宣稱:“各位隨我出使絕域,為的是建功立業,封妻蔭子。現在匈奴使者才來了幾天,鄯善王對我們就不予理睬了。假如他把我們抓起來轉交給匈奴,那么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對此,我們該怎么辦呢?”部屬都說:“眼下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都捨命聽從您的指揮!”於是班超說出了自己的應變之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只有乘夜以火攻匈奴使團的駐地。他們不知我們的底細,一定驚恐萬狀,措手不及,這樣就能一舉殲滅他們。制服了匈奴使團,必使鄯善膽破心驚,才能扭轉厄運。”有人建議:“這樣大的事,該和從事郭恂商議一下再動手。”班超激憤地說:“成敗在此一戰!郭從事是文官,聽到這個計畫必定手足無措以致泄密!我們死也死得冤枉!這不是壯士的作為。”

天黑之後,他們直奔匈奴人的駐地。正趕上颳起大風,班超讓10名壯士拿著軍鼓埋伏於驛館後邊,約好:一見火起就擊鼓狂呼。其餘人手執兵刃潛於大門兩側。班超在上風頭放了一把火。火起,鼓譟震天,匈奴使節一片驚亂,不知出了什麼事。班超親手格殺了3個出逃的匈奴人,部下又殺死了30多個匈奴人,剩下100多都燒死在驛館裡。待到第二天,班超才通知了從事郭恂,並帶著匈奴人的首級去見鄯善王廣,使鄯善舉國震怖。又經班超反覆勸慰,曉以利害,鄯善王只得承認這一既成事實,背叛匈奴,歸附漢朝,再次向朝廷派出質子。穩定了鄯善局勢,班超便再次為漢朝打開了通向西域的大門。此後,班超之子班勇又建議派西域長史率500人屯駐樓蘭,終於東漢之世,西域的政治格局都依班超當年的舉措為依歸,把樓蘭/鄯善放到首要位置,作為進出西域的門戶。

中原勢力從西域淡出

漢代以後,中國史籍中關於樓蘭/鄯善的記載比較簡略零散。僅知鄯善成為西域三十六國中的重要國家,長期雄踞南道,但一直力圖與中原王朝保持良好關係。前涼時期,鄯善王元孟向涼王張駿獻女,號為“美人”,為其建“賓遐觀”作為住所,並在鄯善國中的樓蘭城(即海頭)設西域長史府。但在中原沒有強有力的統一王朝時,很難把鄯善和整個西域都納入勢力範圍。所以,儘管我們有資料證實,自漢末以來鄯善仍然是西域一個富有活力、影響頗廣的國家,但許多豐富生動的內容都失載於正史。

由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後的正史中有關樓蘭的記載比較簡略零亂,一些曾路經其地的人所留下的有關遊記內容 ,就顯得頗為重要。好在由於樓蘭的地理位置,幾乎各個歷史時期都有路經其地進出西域的人。

法顯抵達佛國鄯善

後秦弘始元年(339),年近六十的和尚法顯從長安首途,西行求法。他是行紀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數西行者。據《隋書·經籍志》,隋朝時尚存有關法顯及西行經過的著作3種,即《佛國記》、《法顯傳》、《法顯行傳》,而南朝人僧祐《出三藏記集》又著錄《佛游天竺記》一卷。流傳至今的法顯行紀到底是上述4種書籍中的哪一種,換句話說其正名究竟是什麼,學界意見尚不統一,我們在行文中暫且稱之為《法顯傳》也只是一個變通的作法。不過,這畢竟不影響它的價值與意義。

據《法顯傳》可以看得出來,直到上路時,法顯及其一行對旅途情況仍頗樂觀。當他們離開敦煌繼續西行,才開始領略到此行之艱苦。出敦煌不遠,就進入乾熱多風的白龍堆沙漠。《法顯傳》中以頗為傳神的筆觸記下白龍堆的觀感:

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誌耳。

最後一句的意思是說:沿途全無正式的道路,凡遇有死人骸骨處,便知是曾經為人走過的古道。

他們一行經過17天艱苦行程,才到達鄯善國都。那時的鄯善已經較多地接受了內地的習俗,只是在著裝上“以氈褐為異”。顯然,鄯善國土地的瘠薄崎嶇、物產不豐,給法顯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更關注的,是鄯善國王信奉佛法,全國竟有僧人4000多,全是修小乘學的,寺院及一般百姓“盡行天竺法”。為此,法顯一行在鄯善留居了一個月。此外,法顯還記述:鄯善國內出家人都習用“天竺書天竺語”,但世俗百姓則用胡語。可惜,法顯沒有指明這一胡語的名稱,只是附註說,西域各國“國國胡語不同”。有關鄯善所用的獨特語言,直到本世紀初——1500年以後——經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尼雅古城的發掘,才為世人所知悉。

根據法顯的見聞,我們可以對當時——4世紀前期——鄯善的國力做個大致的評估。據《漢書》,在漢時樓蘭/鄯善王國有14100人,有勝兵(可服兵役的男丁)2912人。如果上述數字大致可靠,那么可知當時鄯善國的居民男女比例失調,男多於女,否則不可能每4。8個鄯善國民就有一個勝兵(士兵)。即便每4個成年男丁中有一人出家為僧,那么在法顯抵達時鄯善王國的人口也應有大約8萬人(76800人)。位居地廣人稀、物產不豐的邊陲,鄯善國在300餘年間人口增加五六倍,主要靠兼併土地居民、擴大版圖。這就證明,那時的鄯善仍是西域大國。

過客宋雲

然而,到了一個多世紀之後,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敦煌人宋雲和僧人惠生奉後魏太后之命往西域取經,路經此地時留下了驚鴻一瞥。據說鄯善“其城自立王”,但那時已為崛起於青海的部族吐谷渾吞併,並由吐谷渾國主的次子寧西將軍鎮守,“總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據此,在法顯路經時,鄯善國力正在極盛的頂點。到宋雲路經,其地變易宗主、居民,而古國鄯善則已散盡遺民。宋雲的西行記原本早就失傳了,但是片段內容還保存在《洛陽伽藍記》之中。

在法顯與宋雲之間的三個世紀,是樓蘭/鄯善王國走向消亡的過程。這正是中國西北民族興替的時期。

唐僧玄奘和真實的“西遊記”

西行求法並留下經行記的僧人,最著名的是唐初的玄奘。以其西行取經為藍本創作的長篇小說《西遊記》,使玄奘(即唐僧、唐三藏)婦孺皆知。而印度當代史學家曾指出,如果沒有記載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記》流傳至今,就沒辦法重建和研究印度中古史。玄奘不像法顯,從陸上去,從海上還,他來去都是路經西域的。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離境西行,貞觀十八年(644),負經東歸。路經樓蘭/鄯善故地,是他在西域的最後一段行程。《大唐西域記》中,玄奘這樣記述樓蘭王國故地見聞:

(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到尼壤城,“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卻不見居民。

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

東行六百餘里,到且末。“城郭巋然,人煙斷絕”。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不但未見居民,連其地也成為“故國”。

所謂“尼壤”,就是尼雅,故地在新疆民豐。“覩貨邏故國”,“覩貨邏”即吐火羅,故地當在安迪爾河附近。“納縛波故國”,“納縛波”,即納布、納缽,一般認為是“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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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是中國歷史學家向達的代表作,最初在民國22年(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

內容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分六章:

一 敘言。

二《流寓長安的西域人》一章詳細敘述流寓長安的于闐尉遲氏、疏勒裴氏,龜茲白氏,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

三《西市胡店與胡姬》一章敘述寓居長安西市的的回鶻商人、九姓胡商娶妻生子,經商賣酒為生,侍酒多胡姬,李白詩詞中多次詠胡姬。

四《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描寫長安胡風大盛,居所有胡式水簾涼亭;服裝有胡衣、胡帽、胡拖裙、胡冪離、回鶻小腰衣;食品有燒餅、胡麻餅、搭納、畢羅(印度手抓飯)、油煎餅﹔飲料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酒、龍羔酒等。

五《西域傳來的畫派與樂舞》一章,考證西域繪畫、音樂、舞蹈對中原的影響,著名的西域樂人包括白智通、白明達、康阿馱、安馬駒;著名的西域畫家有曹仲達、僧吉底俱、僧加佛陀。向達認為唐吳道子的畫風受西域凹凸畫派影響。西域傳來的樂器有龜茲樂師曹剛的琵琶,李謨的橫笛,王花奴羯鼓,王麻奴觱篥等。舞曲有《阿連》、《柘枝》、《胡鏇》、《胡騰》、《涼州》、《綠腰》,還有經龜茲傳入中國的伊朗寒冬撥水舞《蘇莫遮》,又經中國傳入日本。

六《長安打毬小考》。唐太宗、唐玄宗、唐宣宗、穆宗、敬宗嗜好打毬,即今日波羅毬(polo)。波羅毬由波斯經土耳其斯坦傳入中國﹐“毬”之唐音“渠幽切”仍保留波斯語原音。波羅毬經中國傳入朝鮮、日本。

七《西亞新宗教之傳入長安》。祆教在北魏神龜中傳入長安。長安布政坊建胡祆祠建於武四年。景教於貞觀九年(635年)傳入長安,詔建大秦寺於義寧坊。唐武后延載元年波斯人拂多誕傳摩尼教入中國。

八 長安西域人之華化

附錄一:《柘枝舞小考》 附錄二:《盩厔大秦寺略記》

向達文集

195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將他從1926年到1954年間發表的23篇論文整理成集,取名《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內容包括: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唐代書刊考》

《南詔史略論》

《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

《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

《論唐代佛曲》

《唐代俗講考》

《西征小記》

《攝山佛教石刻小記》

《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幾種資料》

《方玉潤著述考》

書目

向達著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434-4237-X

作者簡介

向達(1900-1966),字覺明,筆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淑涌人,土家族,敦煌學家。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1933年兼北京大學講師。1935年秋到牛津大學鮑德利(Bodley)圖書館工作。1936年秋轉倫敦,在英國博物館東方部檢索敦煌寫卷和漢文典籍。1937年赴德國訪問柏林科學院及各地博物館,考察劫自中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寫卷。同年末赴巴黎,研究法國國立圖書館館藏敦煌遺書。1938年返國,先後任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1942年中央研究院等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任考古組組長。1942年9月至次年7月及1944年,兩次考察河西走廊古蹟文物。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圖書館。建國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等。1951年赴新疆天山南北考察東西交通遺址及石窟寺。譯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著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敦煌》(與常書鴻等合著);編有《敦煌變文集》(與王重民等合編)、《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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