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是一部大型考古報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歷時2年8個月、行程11 000英里，東迄河西走廊，經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興都庫什山，經準噶爾，北達內蒙古西部地區，在這一時空範圍進行的考古調查、發掘資料及研究成果。《亞洲腹地考古圖記》記載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遺址、墓地、道路遺蹟與所發現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遺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廢堡遺址、尼雅遺址、鄯善“東故城”佛寺遺址、樓蘭古城遺址、漢代長城及烽燧遺址、吐魯番佛寺遺址和墓地以及從瓦罕經加蘭、羅申、舒格楠至達爾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壘遺址，還有錫斯坦的科赫依瓦賈聖山上的薩珊遺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遺址等。關於古代道路的考察，發現頗多，如穿過達麗爾和丹吉爾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從羅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邊的古代文獻所載之“北道”及其綠洲、從喀什穿越俄屬帕米爾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經的古代絲路等。在上述古代遺址附近和道路沿線發現了大量重要文物，如藏文文書、盧文木簡、佛寺壁畫、絲綢、漢文木簡和佛教經卷，党項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古代墓地出土的遺物，主要有薩珊時期、伊斯蘭時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時期的石器和彩陶，還有用於體質人類學研究的400多個古人骨骼標本等。這些考古遺蹟、遺物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們成為研究新疆、中亞考古與歷史，探索古代絲綢之路的彌足珍貴的科學資料。20世紀許多與此相關的“新學問”的建立，無不與這些新材料的發現有著直接關係。本書作為一部大型考古學專著，除了以上所說的重要學術意義之外，它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本書對這一地區的古代遺址和遺物考察及研究中，始終以古代道路遺蹟探索為“綱”。如果說“絲綢之路”是古代世界東方和西方的光耀寰宇的歷史“項鍊”，那么這條古代歐亞大通道上眾多的古代遺址和歷史文物則頗似這條“項鍊”上熠熠生輝的“珍珠”，是“絲綢之路”孕育出這些歷史的“珍珠”。沒有古代道路，這些歷史的“珍珠”和這條歷史“項鍊”也就不復存在!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作者在本書中始終以探索古代道路為“綱”。
第二，“亞洲腹地”的古今變化，使作者在考古調查中特別關注“人與環境”的關係。斯坦因以其淵博的知識，探索並記述了古代河流的變遷、綠洲與沙漠間的環境變化，以這樣的視角所進行的科學考察，無疑對揭示古代歷史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也為當前人們進一步研究人與環境的關係及採取相應對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鑑。
第三，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研究人類歷史，古代遺存涵蓋面相當廣泛，它們所涉及的內容幾乎包括人類一切科學知識。因此，一部好的考古學著作必須是多學科的結合。80多年前編著《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一書時，斯坦因邀集了當時相關知識領域最著名的科學家共同合作研究，如他曾邀請喬伊斯(英國皇家人類學學院副主席)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索羅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牛津大學教授)進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史密斯(大英博物館副館長)進行石器研究等。對這裡出土古代文物中所發現的涉及漢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鶻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等資料，斯坦因邀請了當時這些領域最著名的學者馬伯樂、西爾文·列維、勒柯克、弗蘭克、W L 蘭茨、威爾海姆·湯姆森、F W 托馬斯教授等進行了整理、翻譯和研究。《亞洲腹地考古圖記》由於多學科學者的良好合作，極大地提高了其學術水平，而且為這類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
《亞洲腹地考古圖記》與《西域考古圖記》一樣，這裡的考古資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與歷史最為寶貴的資料，斯坦因以此為基礎所開展的研究，也是代表當時最高學術水平的，至今仍具有學科開創性、基礎性的科學意義。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歷史顯示：新疆自漢代以來已成為華夏的一部分，新疆地區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新疆的古代歷史和文化。在現在的新疆地區，漢唐以來至今2000年間，漢族持續是這個歷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員，一直起著政治主導作用。這些對我們正確地認識新疆歷史，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所反映的新疆古代歷史說明，新疆各族人民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他們與祖國共興衰，漢唐時期是華夏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考古資料也反映出這一時期新疆歷史處於其鼎盛時期。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為世界所矚目，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已吹響，祖國將與新疆地區各族人民共創新的盛世。漢唐時代中華民族的新疆地區開發歷史，為我們今天西部大開發提供了有力的、科學的理論支持。
《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作為一部學術專著，從科學的視角向人們表明，新疆的開發要注意處理好“人”、“地”關係。人類的活動不能忽視與自然協調，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本書所揭示出的這些人類歷史的寶貴經驗或教訓，都將是我們當今建設新疆、開發西部地區的精神財富。
毋庸諱言，《亞洲腹地考古圖記》雖然有重大科學價值，但作者於20世紀初在我國西部地區所開展的“探險”活動，無疑是屬於地地道道的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此書現在的學術和現實意義，是當年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者們所不願看到的。“據說，歷史喜歡捉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列寧：《資產階級分子反對工人的方法》，見《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459頁。。這大概就是歷史魅力!今天我們組織翻譯《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也正是基於它的學術和現實意義。
作者介紹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國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維也納、萊比錫等大學 學習，後遊學牛津大學和倫敦 大學。1887年至英屬印度，任拉 合爾東方學院校長、加爾各答大 學校長等職。在英國和印度政 府的支持下，先後進行三次中亞 探險。第一次中亞探險（1900－ 1901）主要發掘和田地區和尼雅 的古代遺址，其旅行記為《沙埋 和田廢址記》（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正式考古報告是《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險（1900— 1908）除重訪和田和尼雅遺址外，還發掘古樓蘭遺址，並深 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長城沿線掘得大量漢簡，又走訪 莫高窟，拍攝洞窟壁畫，並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騙購 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二十四箱、絹畫和絲織品等五箱。其 旅行記為《沙漠契丹度址記》（1912），其中有敦煌騙寶經 過的詳細記錄；其正式考古報告為《西域考古記》（1921）， 至五卷。第三次探險（1913－1915）又重訪和田、尼雅、樓 蘭遺址，並再次到敦煌，從王道士手中獲得五百七十餘 件敦煌寫本，還發掘黑城子和吐魯番等地遺址，其正式考 古報告為《亞洲腹地考古記》（1928），全四卷。還著有《在 中亞的古道上》（1933），對二次探險做了簡要的記述。 1930年，擬進行第四次中亞探險，被南京政府拒絕，其所 獲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等地出土 文物和文獻，主要入藏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和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以及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在 新德里的印度國立博物館）。藏品由各科專家編目、研究， 發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報告和旅行 記外，還編著有《千佛洞：中國西部邊境敦煌石窟寺所獲之 古代佛教繪畫》（1921）一書。其論著全目見《東洋學報》第 33卷第1號。其生平事跡詳見米爾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險家斯坦因爵士傳》（1977）。雖然斯坦因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這種只顧事業而不分國界隨心所欲的探險考古活動，侵犯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斯坦因第一次來敦煌是1907年3月。這是他第二次中亞腹地探險活動。當時，他不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畫和彩塑，而且採用各種手段，尤以“唐僧之陡”為名，騙取道士王圓籙的信任，以極少的白銀，從王道士手中換取了大量的寫經、文書和藝術品。當他離開莫高窟時，僅經卷文書裝滿了24箱子，精美的絹畫和刺繡藝術品等文物又裝了5大箱。後經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殘缺的6000件，還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來敦煌時，又以500兩白銀的捐獻，從王圓籙手中換去570部漢文寫卷。這些卷子是王圓籙專門收集的，均為完整的長卷，價值極高，但又被斯坦因卷運到了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