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古絲綢之路古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和洛陽為東起點（一說以洛陽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闢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繫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義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歷史沿革
古絲綢之路隨著時代發展，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稱。有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玉石之路
絲綢之路開通以前，中原與歐亞草原之間就存在著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銅器、車器、兵器等常常出現在中國北方地區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戰國時期中原的絲綢、漆器、銅鏡等經由草原民族遠播至新疆、哈薩克斯坦阿爾泰地區以及更遙遠的希臘，歐亞草原流行的動物紋樣由西至東傳入中國北方地區，被包括秦國工匠在內的中國工匠借鑑和創新，形成一種全新的具有濃郁草原風情的神獸紋樣。這種神獸紋樣受到中原國家的的青睞，被用來裝飾馬具、漆器、飾貝腰帶的腰飾牌等，甚至在西漢早期還形成一種貴族時尚流行於西漢王朝。同時，西方的玻璃製品、金銀器等也經由草原地區傳入中國[5]。漢代“絲綢之路”正是在古代的一條“玉石之路”上拓展出來的。
先秦時期，連線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經存在。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中國美玉都來自西域。至少在距今1.2萬年前，先民就發現了普通石塊中卓爾不群的玉石，並且通過交換將玉石源源不斷運向東方，延續萬年的玉石之路，正是沙漠絲綢之路的前身。史籍對於西域的玉有諸多記載。西晉時期，在汲縣戰國墓中出土了一批古簡，其中整理出一篇《穆天子傳》，記載了近三千年前的周穆王駕八駿馬車西巡遊獵之事。周穆王從中原出發，途經甘肅、內蒙古和新疆，最終抵達崑崙山西麓。當時仍是母系社會的部落首領西王母，不僅款待周穆王，還贈他八車寶石，留下一段佳話。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處獲取不少玉石，滿載而歸。
古代先民從崑崙山、和田一帶，由近及遠地向東西兩翼延伸，把和田玉運到遠方。向東經甘肅、寧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經烏茲別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歐亞各國。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周穆王西巡路線，就是這條古道的東線。這一記述雖然不盡可信，但可以得知紀元前的人們已經開始通過一條連線東西方的通道開始交流了。
鑿空西域
西漢時，把陽關和玉門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方，稱作西域。漢興自漢武帝時，中國始與西域相通，西域本三十六個國，後來分裂至五十多個，都位於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西漢初期，聯絡東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至漢武帝時期，開始加強對西域的經略。
漢武帝聽說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聯絡他們東西夾攻匈奴。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餘人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於尋機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西遷了，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呆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後適逢匈奴單于死，國內大亂，元溯三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後被封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後達10餘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
張騫歸國後，漢武帝曾遣使探求通過身毒開闢一條不經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後來，漢軍打敗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區，打通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通道。霍去病在祁連山大破匈奴後，張騫建議聯絡西域強國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並與西域各國聯繫。
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於公元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返抵長安，被張騫派往西域其他國家的副使也陸續回國。烏孫使者見大漢人眾富厚，回國歸報後烏孫漸漸與大漢交往密切，其後數年，張騫通使大夏，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開始聯繫頻繁起來，張騫鑿空西域，後世稱其為博望侯。
但是，西域諸國仍未完全擺脫匈奴的控制，樓蘭、車師等國在匈奴的策動下，經常劫掠西漢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隊。為了確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王劇率騎兵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擊破車師。元封六年，西漢又與烏孫王和親，企圖聯合協迫匈奴。同時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並取得大宛的汗血馬，漢武帝派李廣利領兵數次進攻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價後。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漢在西域的聲威大振，確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至此暢通。
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太初四年），漢武帝在輪台（今輪台縣東南）和渠犁（今庫爾勒縣西南）設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務。這是西漢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設定的官吏。此後，西漢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據地。
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眾投降，西漢政府才取得了對匈奴戰爭的最終勝利，西漢政府設定了西域都護府。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匈奴臣服於漢朝，漢朝總管西域事務。從此，今新疆地區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漢末年，絲綢之路中斷。天鳳三年（公元16年），西域諸國斷絕了與新莽政權的聯繫，絲綢之路中斷。
遠播歐洲
公元73年，班超隨從大將軍竇固出擊北匈奴，並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使鄯善為之震服。之後他又說服於闐，歸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絲綢之路，並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班超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繫。
公元90年，大月氏派兵7萬越蔥嶺進攻疏勒，企圖控制南道。班超率諸國兵擊退了班超大月氏的入侵，聲威大振，於是乘勝經營北道。
公元91年，北道的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附東漢，班超設西域都護府於龜茲它乾城，親自坐鎮北道。又命西域長史徐幹屯疏勒，與北道相呼應。
公元94年，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7萬餘人，討伐對抗中央的焉耆等國統治者，於是西域50餘國皆歸屬中央政府。
“絲綢之路”早於前漢開闢，中國和歐洲直接交往的條件業已成熟。在當時的國際上，東漢和大秦均為繁榮富庶大國，雙方都渴望擺脫安息中間商人對“絲綢之路”的控制和壟斷，直接進行商業貿易，以謀取厚利。
公元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於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衰落的絲綢之路。
公元100年，羅馬帝國屬下的蒙奇兜訥（今譯為馬其頓）地區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向漢和帝進獻禮物。漢和帝厚待兩國使者，賜給兩國國王代表最高榮譽的紫綬金印，表示了邦交上的極大誠意，這也是羅馬帝國與中國通使交往的最早記載。
公元166年，半個世紀之後，古羅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來洛陽，朝見漢桓帝，標誌著中西方文化交往的開始，東西方兩大帝國外交關係正式建立。這條路線首次正式打通並延伸到了歐洲。羅馬帝國也首次順著絲路來到當時東漢首都。這不但是歐洲和中國的首次交往，也是21世紀初完整的絲綢之路路線。
絲路千年
魏晉時期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發展，主要有西北絲綢之路（又叫綠洲絲綢之路或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又叫永昌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條。它具有由兩漢到隋唐的過渡性、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南北兩政權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三方面的特點。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波斯與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從這時開始，直到522年，《魏書》本紀記載了十個波斯使團，前五次應當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了玻璃製品工藝。後五次到達的則是493年遷都後的洛陽。《洛陽伽藍記》記載了當時絲綢之路上來往的商販的繁盛情況：自蔥以西，直到羅馬，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北魏王朝還在洛陽城南的伊洛之間設四夷館、四夷里招待絲路客商[22]。
波斯的使者也順著絲綢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獻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經吐谷渾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這一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這種交流，在政治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聯繫與交流；在經濟上，促進了雙方之間經濟貿易、生產技術的交流；在文化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的興盛和禮樂文化的發展。
隋唐時期
隋煬帝即位後，有經略四方之志。一方面進行軍事擴張，開拓疆域；一方面遣使與海、陸兩道絲路沿途國家進行交通。大業年間，隋煬帝遣使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各國，展開了與西域的聯繫和交往，從西域獲得瑪瑙杯、佛經等奇珍異物。韋節回國後撰有《西蕃記》一書。韋節等人的出使，擴大了隋對西域的了解，打破了中原地區與西域的長期隔絕狀態。隋朝中期，張掖成為當時中西貿易中心，西域諸國都在張掖與中國互市，興盛時有四十多個西域國家的商人集中在這裡經商。為了增進對西域的了解，擴大與西域諸國的貿易活動，經營西域，在韋節等出使西域不久，煬帝遣裴矩往張掖主持互市。裴矩的工作卓有成效，大業年間，西域“相率來朝者”大約有三十餘國。裴矩經過搜尋資料，採訪胡人，親自撰寫完成了《西域圖記》（三卷）。這部書除了記載西域諸國的山川地理、風俗物產等情況外，最可貴的是記下了通往西域的三條最主要的道路。裴矩將它們稱為北道、中道和南道，比之《魏書·西域傳》所記更加具體，代表了隋時對西域各國的認識水平。
裴矩對西域的經營，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蕃，往來相繼”。中原地區與西域各國重新加強了經濟貿易方面的往來。煬帝時，西域三十餘國頻至中原“朝貢”。西域諸國商胡也紛紛來長安、洛陽等地經商。煬帝在大興（今西安）建國門外設立四方館，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
裴矩因西域諸國朝貢者多，奏明煬帝，煬帝大業六年，又征四方奇技異藝在洛陽皇城端門外舉行盛會，並令洛陽東三市（東市、西市、南市）店鋪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邀請西域諸蕃酋長、各國使者和胡商參加，集娛樂、貿易為一體。這長達一個月的貿易盛會具有國際性質，顯示了隋時中外交流的盛況。
隨著唐政府對絲路的開發，尤其是隋唐大運河的投入航運，極大地加強了江南富庶與中原地區的聯繫，南方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源源不斷的通過大運河運送到洛陽、長安兩京並通過絲綢之路遠銷西方。唐與中亞諸國的聯繫不斷增強，貞觀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將製造葡萄酒的技術傳人中國，大批猶太商人涌人中國，絲路上的通使及商業往來活躍起來。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
公元589年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時，新興突厥族占領了西域至裏海間廣大地區，今青海境吐谷渾也向河西走廊侵擾，中國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間交往受到不少阻礙。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係，仍愈來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互市，煬帝曾派裴矩專管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禮吸引他們到內地，使其往來相繼。《隋書·西域傳》序還說那時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番諸國，至罽賓（今塔什乾附近），得瑪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經，史國得歌舞教練，獅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躍起來。
唐代的絲綢之路發展到了一個新時期。實行“關中本位政策”的唐政府一直致力於西北地區的開發。唐朝初期，西域雖大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但西域各國國王都曾派人或親自到大唐，表示歸附，因此唐初很快恢復了絲路交通。貞觀四年（630年），伊吉城主歸附於唐，唐在這裡設定伊州，控制了西域北道。這時，在西域地區擁有較強政權的高昌為了壟斷絲綢貿易，高昌曲文泰封閉了西域南部進入中原的道路，商賈都要經過高昌，並需交納商稅。貞觀六年（632年）大磧路恢復開通後，高昌王與西突厥聯合，阻攔、搶掠酉域其他地區商賈使者，阻止他們進入中原，同時還發兵攻打伊吾、焉耆，掠奪其他域鎮。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政府派侯君集帶兵平定了高昌，在高昌設西州，置西州刺史，西州的戶口計帳等申報，完全和中原地區相同。不久，又在這裡設安西都護府，屯駐軍隊，鎮守整個西域地區。在平定高昌的同一年，駐守於可汗浮圖域（今吉木薩爾以北）的西突厥葉護歸唐，唐政府在這裡設庭州，置庭州刺史，唐又將伊州、西州、庭州劃入隴右道，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管理。
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滅西突厥。至武則天女皇時，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又轄龜茲、碎葉、于闐、疏勒四鎮。唐朝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不久，便於新興的撒拉遜帝國（阿刺伯帝國，大食）接壤。而唐王朝則稱當時世界第一發達強盛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這樣，東西方開始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樑，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絲綢之路東段，大漠南北與西域各國，修了很多支線通絲綢之路，亦稱“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東羅馬帝國也不斷派使節到長安與中國相通。敦煌、陽關、玉門這些地方，成了當時“陸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國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高棉），河陵（今爪哇島）、驃國（今緬甸），經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與歐洲各國發生關係。當時廣州、泉州、劉家港（今上海吳淞口近處）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對外港口。史書記載廣州當時便有南海舶、崑崙舶、獅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躉船性的船塢。西方各國在陸上取道中亞、西域，沿途駝馬商旅不斷；海路則多由大食首都巴格達出波斯灣，幾乎每日都有船隻遠涉重洋來到東方。
國際考古學界在絲綢之路各國—埃及、兩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亞細亞等地，出土過大量絲綢織品的文物，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西域出土的一件盛唐時期絲織鳥毛混紡衣，薄如紙，明似鏡，摺疊後重不過二兩，從不同角度可看出各種不同的花紋圖案。它們反映出當時西方各國人民對絲綢織品的看重和喜愛。自那時期，能種桑飼蠶的地方，已開始大量注意引進中國的絲紡技術。在今西安附近，還出土了不少波斯和東羅馬帝國的錢幣，它反映出當時的東西商品交換已極為普遍廣泛。在長安、洛陽和廣州等地，出現了大量的胡商。他們從制售胡餅到珠寶、樂器，開了不少店鋪，有的多年不歸，把中國看成他們的第二故鄉。
唐與中亞諸國的聯繫不斷增強，貞觀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將製造葡萄酒的技術傳人中國，大批猶太商人涌人中國，絲路上的通使及商業往來活躍起來。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後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
中西暢通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亞腹地範圍內的國際商隊貿易就有一定規模。成吉思汗為了征服亞歐大陸，除了以武力掠奪鄰近外族財富、還大力藉助回回商隊的長途販運來籌措軍餉。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隊前往中亞務國進行貿易。一二一八年，一支由蒙古帝國出資組織的四百五十人的商隊，裝運大批毛皮、絲綢、金銀製品前往中亞花剌子模貿易，但花剌子模卻劫奪了這批貨物，這次事件成為蒙古大軍第一次西征的導火線。
三次西征及南征後，蒙元帝國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路的恢復，使歐亞廣大地域範圍內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蒙元時期中外關係史的一些名著，如《馬可·波羅遊記》、《通商指南》、《柏朗嘉賓蒙古行記》、《盧布魯克東行記》、《大可汗國記》、《馬黎諾里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等都大量記載了絲綢之路上商隊貿易的情況。
根據這些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計有歐洲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波蘭、奧地利、捷克、俄國、義大利威尼斯、熱那亞以及早期北歐漢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諸汗國及其後裔統治的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由於從歐洲到中國路程十分遙遠、沿途地理氣候條件也非常複雜險惡，盜劫之虞又難免不會發生，“然若結隊至六十人同行，即當最危之際，亦與居家無異”。所以商人的長途販運，一般都必須級成數十人以上的商隊結伴而行，且需隨地僱傭翻譯、隨帶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遊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易樞紐或與國際貿易有密切關係的地區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展。當時從西方到東方，有以下一些較大的貿易中心如元大都，西方人稱汗八里（今北京）。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裡“各國商賈輻輳，百貨雲集”。《馬可·波羅遊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裡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絲路重要商鎮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裡的紡織品“由國內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裡附近“山上出產的一種質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裡採購，然後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絲路得名
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在他的著作《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1877—1912）一書中，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近兩個半世紀開闢的，經西域將中國與中亞的阿姆河—錫爾河地區以及印度連線起來的絲綢貿易道路命名為Seidenstrassen，英文名為Thesilkroad。也就是說，他將西漢大臣張騫（？—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作為絲綢之路的發端。後來李氏的同胞阿爾馬特·赫爾曼在其著名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中寫道：“我們應該把這個名稱——絲綢之路的含義進一步延長通向遙遠的西方敘利亞……雖然敘利亞不是中國生絲的最大市場，但是，卻是較大的市場之一。敘利亞主要是通過陸路從遙遠的絲國獲得生絲。”
絲綢之路是一條古老而漫長的商路，也是連線亞、歐、非三大洲的動脈，它貫穿古代中國、阿富汗、印度、阿姆河—錫爾河地區、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通過地中海到達羅馬。來往於這條道路的，既有忙碌的逐利商人、自由自在的旅行者，還有受命於國王出使遠方的使者和前往宗教聖地朝聖的虔誠教徒。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3、14世紀前後，絲路是連線世界古代文明發祥地中國、印度、兩河流域、埃及以及古希臘、羅馬的重要紐帶。
根據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年—公元23年以後？）的著作，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時，西方人已經把中國稱作“賽里斯國”（Sères）。這個稱謂是由希臘語“塞爾”、“賽里斯”衍生而來的——“塞爾”是蠶的意思，“賽里斯”是蠶絲產地或販賣絲絹人的意思。不少學者還認為，希臘語的“塞爾”和“賽里斯”，就是由漢語的“蠶”的發音轉化來的。這似乎都可說明原產自中國的絲綢在更早的時候就已輸入西方了，當然這也是通往歐亞大陸交通暢通的結果。
另據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報導，德國考古學家在斯圖加特的霍克杜夫村，發掘了一座公元前500年的古墓，發現墓中人身上有中國絲綢衣服的殘片。另外，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刻赤附近，也有中國絲綢出土，從同時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銘文看，是公元前3世紀的東西。這兩處絲綢殘片的出土，不僅證實斯特拉波等人對絲綢的記載是有根據的，而且這些實物表明，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運往西方了，而為彼此間人流、物流開闢的道路也已經存在了。
這一切都表明，早在李希霍芬界定的絲綢之路開通以前，亞歐之間已經有了一些交流往來的通道。已經不可能復原它們的確切走向和所經地點，只能依靠零散的考古和文獻資料勾勒出大概的輪廓。但可以肯定，這些早期的通道形成了後來絲綢之路的雛形。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21世紀國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路重生
2013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7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盛讚中哈傳統友好，全面闡述中國對中亞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政策，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其作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
習近平表示，2100多年前，中國漢代的張騫兩次出使中亞，開啟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往的大門，開闢出一條橫貫東西、連線歐亞的絲綢之路。哈薩克斯坦是古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曾經為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過重要貢獻。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隨著中國同歐亞國家關係快速發展，古老的絲綢之路日益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
海上絲路
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
東漢時期還記載了與羅馬帝國的第一次來往：中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採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運往希臘、羅馬兩大帝國的大小城邦。
漢末三國處於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的承前啟後與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於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孫吳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進步，技術先進，規模也很大。在三國後面的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也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海經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魏晉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廣州為起點，經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易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開闢後，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紀至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
到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以及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並延伸，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套用於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係，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元朝在經濟上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並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也進入鼎盛時期。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進入極盛時期。向西航行的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這對後來達·伽馬開闢歐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向東航行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1575年），由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過海峽進入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清兩代，由於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貿易大港。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比唐、宋兩代獲得更大的發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貿易，並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前夕而不衰。鴉片戰爭後，中國海權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這種狀況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
路線
西元一世紀的絲綢之路東段：從長安到玉門關、陽關。（漢代開闢）
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漢代開闢）
西段：從蔥嶺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唐代開闢）
以下為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弧內為古地名）。
東段
東段各線路的選擇，多考慮翻越六盤山以及渡黃河的安全性與便捷性。三線均從長安出發，到武威、張掖匯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北線：從涇川、固原、靖遠至武威，路線最短，但沿途缺水、補給不易。
南線：從鳳翔、天水、隴西、臨夏、樂都、西寧至張掖，但路途漫長。
中線：從涇川轉往平涼、會寧、蘭州至武威，距離和補給均屬適中。
參見
1.西安（長安）：須彌山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
2.武威（涼州）
3.張掖（甘州）
4.酒泉（肅州）
5.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紀時期北宋政府為繞開西夏的領土，開闢了從天水經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為宋以後一條新的商路。
中段
往返於絲綢之路上的商隊。南道（又稱于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乾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于闐）、莎車等至蔥嶺。
1.陽關
2.若羌（鄯善）
3.且末
4.尼雅（精絕），西漢時期西域三十六國之一。
5.和田（于闐）
中道：起自玉門關，沿塔克拉瑪乾沙漠北緣，經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高昌）、焉耆（尉犁）、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到費爾乾納盆地（大宛）。
1.玉門關
2.樓蘭（為鄯善所兼併，現屬新疆若羌縣）
3.吐魯番（高昌）：高昌故城、雅爾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4.焉耆（尉犁）
5.庫車（龜茲）：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千佛洞
6.阿克蘇（姑墨）
7.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經哈密（伊吾）、吉木薩爾（庭州）、伊寧（伊犁），直到碎葉。
1.哈密，水道縱橫盛產哈密瓜
2.烏魯木齊，回文意思解作美麗的草原
3.伊寧（伊犁）
4.碎葉
西段
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裏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唐朝中期開闢。
北線：沿鹹海、裏海、黑海的北岸，經過碎葉、怛羅斯、阿斯特拉罕（伊蒂爾）等地到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
1.烏魯木齊
2.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
3.江布爾城（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城市）
4.托克瑪克（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城市）
5.薩萊（俄羅斯）
6.薩克爾
7.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線：自喀什起，走費爾乾納盆地、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到馬什哈德（伊朗），與南線匯合。
1.喀什或喀什葛爾
2.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3.喀布爾
4.巴米揚：著名的巴米揚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毀。
南線：起自帕米爾山，可由克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從白沙瓦、喀布爾、馬什哈德、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前往歐洲。
1.馬什哈德（伊朗）
2.薩卜澤瓦爾
3.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櫝，可能位於如今的伊朗達姆甘和沙赫魯德之間。）
4.德黑蘭
5.哈馬丹
9.阿布哈里卜
其他
此外，還有多為遊牧民族使用的草原絲綢之路、主要與南亞交流的南方絲綢之路以及沿海路行進的海上絲綢之路。
歷史發展
公元前1世紀以前
上古時期
大約是漢朝晚期的馬塑像。早期的絲綢之路上並不是以絲綢為主要交易物資，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中國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乾沙漠邊緣，購買產自現新疆地區的和田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往來。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令大規模的貿易文化交流成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區經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11世紀便用於商旅運輸。而分散在亞歐大陸的遊牧民族據傳在公元前41世紀左右即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後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
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於遊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可以在沿線各強國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或激發敵意的情況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旅行。
最初的發展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墳塋的考古中人們發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依照晉人郭璞在《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前963年周穆王曾攜帶絲綢、金銀的貴重品西行至裏海沿岸，並將和田玉帶回中國。雖然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但是目前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中，確實出土了部分在這一時期的絲綢製品。
在中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蘇厲用趙國通過對外貿易得到的財富威脅趙惠文王一段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人們相信，“崑山之玉”即為崑崙山下出產的軟玉，而胡犬則是產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
隨著公元前5世紀左右河西走廊的開闢，帶動了中國對西方的商貿交流，西域地區諸如鄯善、龜茲等國家紛紛在這一時期逐漸出現。而當時的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賽里斯”（Seres，源自希臘語言“絲”，從漢語“絲”的音轉化的“Ser”。）——對中國的稱呼。這種小規模的貿易交流說明在漢朝以前東西方之間已有經過各種方式而持續長時間的貿易交流。
青金石作為世界上最早出現國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發現證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開始從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亞的貿易。人們相信，在前14世紀時期，埃及人已經造出了船。
在埃及，人們發現了距今5000餘年，產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說明埃及人已經開始沿著這條時候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道路上，展開了一定規模的貿易。一些人認為是前1070年左右絲綢殘骸的碎片已經被發現，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經與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不過此後不久絲綢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並絕跡於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史冊。同時，這些前11世紀的絲綢究竟是中國養蠶技術所出現的絲綢，還是一個來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東的“荒野絲”，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話題了。
在一統巴比倫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統治下，四處擴張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亞的地區強權。史料記載這位帝王喜愛愛琴海生產的鮮魚和故鄉帕提亞的水。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條連線安息帝國首都蘇薩（位於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亞細亞以弗所和國土各地的“波斯御道”，這條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線各段設立驛站，藉助每個驛站的好馬和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過這條道第一時間送至首都，再將帝王的指令傳播到波斯全國。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進獻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樣的距離對於普通人而言需要3個月。一方面安息利用這樣一條遍及各地的古代國道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統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這一地區的商貿活動。
在亞歷山大建立他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犁軒”）後，他的繼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終控制了埃及。希臘人開始積極促進小亞細亞、印度和東非之間通過希臘管轄的港口進行的貿易活動，在陸地上希臘人也一樣在貿易領域非常活躍。這一時期歐亞之間的繁榮的經貿並不僅是希臘人的成就，地處阿拉伯半島及中亞的阿拉伯人——尤其是納巴泰人人（前106年為羅馬帝國所滅）為中亞的貿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希臘人接下來的300年間，希臘人保持了這個龐大帝國在亞洲的統治。塞琉古帝國（Seleucid，參見已不存在國家列表）的將領歐西德姆斯（Euthydemus）據大夏和粟特獨立，他和他的兒子德米特里（DemetriusIofBactria，死於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種人地區、安息和大宛擴張領土。繼續沿著亞歷山大過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國王歐西德姆斯（前230-200年）執政時期國土達到極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僅超越了複次忽氈，有證據顯示他們的偵察隊在前200年左右已經到達過喀什，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有據可考的一次連線中國與西方的活動。古希臘歷史學家斯特拉波曾這樣評價這次行動：“他們甚至將自己國家的國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國）和弗林尼（Phryni）。”
小結
但這種交流不完全等同於公元前1世紀繁榮的的絲綢之路，也並沒有持續下來。隨著遊牧民族的不斷強盛，他們同定居民族之間發生了不斷的爭鬥，之間也在不斷的分裂、碰撞、融合，這使原始的文化貿易交流僅存於局部地區或某些地區之間。不過，隨著各定居民族的強國的不斷反擊和擴張，這些國家之間往往發生了直接接觸，如西亞地區馬其頓亞歷山大的東征、安息王朝與羅馬在中亞和地中海沿岸的擴張，大夏國對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統治，以及促使張騫動身西域的大月氏西遷。這些都說明上述地區之間進行大規模交通的要素已經具備，出入中國的河西走廊與聯通大陸上各國的道路業已被遊牧民族所熟知。
而且同時連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西域地區小國林立，中亞地區也是戰火紛飛。西域西北側與中國北方又有強大的匈奴在側，控制西域諸國，與周邊民族和中國中原王朝爭鬥不止。經濟文化的交流僅僅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地區內才能做到的。所以當時的東西方之間並沒有深刻的了解，對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絕。就連上古曾經存在過的貿易往來，這是也往往變成了傳說和神話，殘留在東西方人民的心中。
公元前1世紀到7世紀
張騫的西行
張騫出西域圖（敦煌壁畫）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向漢武帝報告關於西域的詳細形勢後，漢朝對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變成了“廣地萬里，重九譯，威德遍於四海”的強烈願望。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潤。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
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大規模的貿易
古羅馬美娜德身著絲綢外衣。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學》）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了解甚至不多於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塞內卡，《雄辯集》，第一卷）
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豔后zh-hans:克利奧帕特拉七世;zh-hk:克麗歐佩特拉七世;-zh-hant:克麗歐佩特拉七世;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於此。《後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
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後，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後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後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乾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紀到12世紀
二度繁榮
駱駝上的西方人，收藏於上海博物館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唐僧禮佛圖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儘可能在家裡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台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製作絲綢之路節目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崑崙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願遠行。唐以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
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於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後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闢，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
12世紀以後
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荒漠地區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生產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各地戰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於停頓。
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闢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們並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也許與其遊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並沒有統一的行政體系。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元朝統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遊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從側面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
此外，包括中國在內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歷史步入14世紀——中國稱其為“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後，西域地區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復存在，成為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蹟。
經濟文化交流
商品交流
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在這條逾7000公里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象徵。絲綢不僅是絲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費品，也是中國曆朝政府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絲綢作為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並且絲綢的西傳也少許改變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印象，由於西傳至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令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徵。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隨著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於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為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徵。當青金石流傳到印度後，被那裡的佛教徒供奉為佛教七寶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蘿蔔、胡椒、胡豆、菠菜（又稱為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產的葡萄酒經過歷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運往中國的是稀有動物和鳥類、植物、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
文化交流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於敦煌。西域地區沙漠密布，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係的。天山與崑崙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後積聚在山腳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朝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於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並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用中國傳向西方：《史記》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於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製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雕版殘本如今仍保存於英國。這說明印刷術在唐代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期，不少歐洲旅行者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古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聖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義大利出現，令這種便於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成為很多人的信仰；並沿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韓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祆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於公元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其宗教風俗則被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風俗。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後，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續到明朝天主教進入中國時仍未絕跡。
從西方到東方
絲路在元朝之後的逐漸不受注意後，間接刺激了歐洲海權興起，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刊行後，中國及亞洲成為許多歐洲人嚮往的一片繁榮富裕的文明國度。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義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中國，並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
1492年，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達中國，並開創另一條比絲路更好的貿易要道，但他卻在大的失望中帶領歐洲發現了美洲這一塊新大陸。於是哥倫布之後的探險家在美洲開啟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時代，17世紀之後，荷蘭與英國也陸續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擴展他們的勢力。
19世紀初期，儘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布，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為是嚮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為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為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
軼聞典故
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和中亞及歐洲的商業往來迅速增加。通過這條貫穿亞歐的大道，中國的絲、綢、綾、緞、絹等絲製品，源源不斷地運向中亞和歐洲，因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為賽里斯國，稱中國人為賽里斯人。所謂“賽里斯”即“絲綢”之意。
當羅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後，加之張騫、班超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里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來是源源不斷的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
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
史料記載克利奧帕特拉，這位豔后也是一位絲綢愛好者。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豔后克利奧帕特拉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
絲路申遺
成功申遺
絲綢之路申遺名單（中國境內22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大運河項目和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其中“絲綢之路”是中國首次進行跨國聯合申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