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名村
城關村古名江口。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縣治遷此後,始融入市鎮,農戶、居民雜居一起。宋代分為十九坊,明代設隅隸坊郭四隅,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為上坊、中坊、下坊、四坊莊,宣統二年(1910年)屬在城鄉,1930年分屬東鎮、西鎮,1935年屬在城鎮,1949年5月屬城關區,1950年5月分屬城關鎮10個行政村,1954年冬組建為4個初級農業社,1955年為2個高級社。1957年合為城關高級農業社,1958年為桐君人民公社城關大隊,1959年7月復屬城關鎮。1960年1月又屬桐君人民公社,下分10個包產小隊。1961年改組為10個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68年改組為9個生產隊,1972年5月復屬桐廬鎮。1984年3月為桐廬鎮城關村。經濟
城關村兼有平原、丘陵、江河之利,自然資源較為豐富,農林牧副漁齊全,農業向以種蔬菜、水稻為主。現已形成農工商並舉、多種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格局。1992年全村經濟總收入為1855.39萬元,比1978年增加31倍,名列桐廬縣前茅。糧食生產:1950年土改後,全村有耕地1206.3畝,人均1.10畝,山林3000畝。自1961年起,由於城鎮建設需要,耕地面積銳減,至1992年,尚有耕地112畝,其中糧田僅72畝,人均0.209畝。往時,農戶耕作一年一熟,每畝年產量200餘斤。1955年試種間作稻,次年擴種連作晚稻,每畝年產量554斤。1958年後發展為三熟制(春糧、早稻、晚稻)。1964年平均畝產首次超千斤。1979年實現噸糧田。1992年平均畝產量為1439公斤。
蔬菜生產:向為農家兼營。舊時栽培品種少、產量低,商品菜上市不多。1949年後,隨著城鎮人口增加,蔬菜產需量逐漸上升。1955年,始建西湖蔬菜專業隊,基地95畝,菜農40餘人。1957年增至3個專業隊,有蔬菜基地240畝,始推行溫床育苗栽培。1960年總產量達75萬公斤,以根莖、瓜類菜為主。此後,強調“以糧為綱”,菜地面積減少。1978年後,種菜面積恢復到182.7畝,複種指數達649畝。1980年,蔬菜隊增至4個,菜農625人,種菜面積328畝,複種指數1064畝,始套用雜交栽培技術,年產各類蔬菜399.6萬斤,以時鮮細菜為主,1982年起採用地膜覆蓋栽培。1985年對茄子、番茄、黃瓜、辣椒等始用棚栽移苗,促使早熟高產。此後,由於城建徵用土地,蔬菜面積減少百餘畝,靠科技與增加複種指數增產蔬菜。經營方式上,1983年前由蔬菜隊集體生產,縣蔬菜公司包購包銷,1983年起菜地承包到戶經營,1986年起由菜農自產自銷。
工業生產:1949年前,城關村只有幾家手工作坊。1963年始有糧食加工廠。1974年起,逐步開辦軋石廠、鋼套廠和麻織廠、五金電器廠。但未形成生產規模,經濟效益不高,陸續被轉、並、停產。1978年後,先後辦起桐廬塑膠皮件廠、桐廬皮鞋廠、桐廬車把一分廠和城關五金電器廠、桐廬絲綢製衣廠等。1992年在村辦企業的基礎上,成立桐廬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537人,固定資產706.03萬元。是年,工業總產值1104萬元,比1978年的5.88萬元增加1098.12萬元。1978年至1992年,累計上交稅金361.24萬元,上交村委會分成利潤99.69萬元。1983年,村內戶辦工業有五金、鑄件和木材加工3家,年產值37萬元。此後,戶辦工業迅速發展。1992年止,戶辦和聯產工業15家,從業人員72人,是年工業總產值149萬元,實現利稅15萬元。主要門類有小五金、壓鑄件、服裝加工、塑膠皮件、預製件加工等。
商業企業:城關村歷史上是浙西山貨集散地之一,往來商賈、船戶、筏工常逾千人。清末民初,有過塘行、錢莊、棉布、百貨40餘家。抗日戰爭期間,山貨滯銷,水運被封,市鎮遭炸,商業凋零。1949年後逐步形成社會主義統一商業市場。1979年後,形成多種成份、多種形式、多條渠道的商業體制。村辦商業起步較晚。1980年,城關村創辦城關飯店。爾後,逐步增辦安樂飯店、安樂旅館、城關停車場和桐廬大廈等商業企業。1992年村辦商業6家,從業人員124人,營業額179.74萬元,實現稅利13.62萬元。同時,有個體商業攤店50家,從業人員106人,年營業額達172.73萬元。經營門類主要有飲食業、菸酒糖果、旅店、修理、服裝鞋革及雜貨等。
文化教育
城關村得縣城所在地之利,村區元代有滄江書院,明代有如春、鏡塘、安東書院,清代有桐江書院。清末改縣學堂,並有私立國小3家。民國初年,有2家高等國小校,1944年設初級中學。村區現有中學2所,國小3所,幼稚園20餘所。文化設施亦較為齊全,有文化館、圖書館、電影院、劇院、廣播站、電視台等。醫療保健設施有縣人民醫院、中醫院,鎮衛生院及婦幼保健站,村民均就近得到醫療保健。40年代末,全村335戶,除田主富戶37戶、自耕農58戶外,有240戶無地,其中193戶無房。1949年後經過土改,有280戶分到耕地1025.9畝以及樓房、平房和草房155間,村民生活條件逐步得以改善。人均年收入,1955年為55元,到1978年為212元,1985年首次實現超千元,1992年為2453元,比1978年增加11.5倍。隨著經濟的發展,60年代村民始建新樓,但數量不多。一般為磚木結構。進入80年代,村民漸富,普遍建了新房,自1983年至1990年,有435戶建房61626平方米。到1992年,又增加新房面積23362.72平方米,連同原有房屋,人均住房面積已達71平方米,水電設施齊全。是年,全村450戶已擁有電視機400多台,電冰櫃160台。
城關村處於浙西國家級旅遊線的熱點上,富春江秀麗山水名冠東南,境東桐君山,前人譽為“峨嵋一角”,為華夏中藥鼻祖桐君老人故里。江心沙灘、江濱公園、圓通寺遺址,均為遊憩賞景勝地。城關地靈人傑,元代有詩人徐舫,明代有政治家、太子少保姚夔,清代有宏通淹博、睥睨一代的袁昶。民國以來,有畫壇巨子葉淺予以及電影藝術教育家汪歲寒等,寓外科技、文藝工作者多達上百人。
甘肅名村
城關村全村90%的村民住上了寬敞明亮的大瓦房,戶均1輛機車和1.5部手機,擁有50多輛微型轎車和30多輛卡車。2007年全村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3450元。村民“糧袋子”充實,“菜藍子”豐富。鄉村道路得到硬化,改廚、改廁、改圈工作全面推進,戶戶通上了乾淨的自來水,有線電視、網際網路絡走進了家家戶戶,新農村建設框架基本形成。村黨組織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有序推進,群團組織活動豐富,農民用遠程教育學技術、唱歌跳舞健身心成為時尚,鄰里和睦相處、友愛互助。建築業
改革開放之初,在黨的富民政策鼓勵下,城關村村黨支部集體貸款10000元,成立了全縣第一支農民建築隊。他們從襯砌渠道、修築公路、修建民宅等小型工程做起,在短短的一年內就獲得了數萬元的經濟效益,淘到了致富路上的“第一桶金”。隨著建築市場的不斷發展變化、建築隊伍的發展壯大和技術力量的提升,全村十幾個工程隊攜手合作,註冊成立了景泰縣第一家民建設築企業——蘆陽建築公司和景泰縣第二建築公司。1999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城關村建築業迎來第二次創業發展的良好機遇。景泰縣人民文化廣場、人民公園、星羅棋布的住宅樓,鱗次櫛比的商業樓,是城關村建築業輝煌發展的見證。養殖業
城關村黨總支在帶領民眾做好建築業這塊“大蛋糕”的同時,經過市場調查,決定先行試點建起了城關村第一個養豬場——長生養豬場,邁出了發展養豬業的第一步。由於養豬產業發展市場潛力巨大,利潤可觀,民眾積極性高,村黨支部幫助引導民眾從分散粗放養殖向規模集約養殖邁進,民眾自發投工投勞建起了多家養豬場,以1997年盛大種豬場的建立為標誌,城關村的養豬業步入了快車道。隨後,村黨支部把1999年、2001年、2003年分別確定為城關村養殖業的培育年、發展年、提高年,由盛大種豬場牽頭,做出了“賒銷仔豬、上門服務、統一收購”的服務承諾,政府在土地劃撥、飼料收購、水電供應等方面大開“綠燈”,加速了城關村養殖業的發展。為了充分發揮黨支部在引導產業發展中的戰鬥堡壘作用,2007年,城關村率先在全縣成立了第一家養殖合作社黨支部,把黨的組織優勢、政治優勢與農業產業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將黨員推向領跑產業發展的潮頭,11名黨員“一對一”、“一對多”幫扶27名有經營潛力的養殖戶,壯大了養殖規模。2007年底,全村建成萬頭豬場1家、千頭豬場1家、百頭豬場17家,全村生豬存欄量達到1.8萬頭,養殖業產值超過2000萬元。過去“養牛為耕田,養豬為過年,養雞來換油鹽錢”在城關村已永遠成為歷史。發展
伴隨著建築業、養殖業“兩大產業”的快速發展,城關村步入了全縣的富裕村行列,但城關村黨總支始終倡導“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的村策,積極引導首先富裕起來的致富能人,通過結對幫扶、重點支持等各種形式,幫助和扶持村裡的困難民眾發展生產、脫貧致富,讓黨的改革成果惠及每家每戶,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奔向小康的宏偉藍圖。近年來,黨的各項惠農政策沐浴著農村的千家萬戶,取消農業稅、實施糧食直補、“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讓“種田不交稅,上學不交費,看病不太貴”的夢想成為現實;計畫生育獎勵扶助政策,90歲以上高齡老人、70歲以上殘困老人、60歲以上孤寡老人的生活補貼政策得到落實;村里大街小巷都鋪成了平展光潔的水泥路,有線電視、網際網路絡延伸到了家家戶戶,民眾是看在眼裡,樂在心上。2007年,村黨總支籌資6萬多元,在村委會院內新建了老年人活動中心,裝修了音樂廳,購置了健身器材,籌備了農家書屋,進一步豐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一些戲曲愛好者自發組建了城關戲曲藝苑,每逢休閒時節,便吹拉彈唱,其樂融融,充分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美好生活。茂名行政區劃百科(一)
茂名市位於南中國海之濱,地處廣東省西南部,背靠祖國大西南,茂名“三高農業”蓬勃發展,荔枝、香蕉、龍眼等“嶺南佳果”馳名中外。 |
浙江名村
村是一個基層單位,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研究單位。1964年,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研究現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從研究最基層的家史、村史的微觀入手,這是進而研究整個巨觀社會歷史的基礎。無疑,這是很有見地的論斷。從不少村的形成、發展、變化中,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生活、生產組合、家庭結構在發生變化。素稱"方誌之鄉"的浙江,歷史上修過的村志卻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