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發展
1949年前,城東村分散在恩波橋以東,從鑊子山到鸛山東側一帶2平方公里多的土地上。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7年冬,富陽縣城淪陷,村民被迫背井離鄉,四散逃亡,除鸛山腳以西寥寥幾間破屋以外,其餘一片廢墟。抗日戰爭勝利後,村民陸續返鄉,茅舍草屋成了一般人家的棲身之處。至1949年,全村80%以上的戶仍住在茅房草屋裡。1949年後,城東人依靠集體力量,移墩填浦,平整土地。到1978年,全村耕地擴大到827.86畝,比1949年增加20%,糧食總產量590噸,人均產糧375公斤,為1949年的5倍。工農業總產值25.72萬元,人均經濟收入153.20元。由於全村經濟收入全賴農業,工業生產幾近空白,集體資金不上萬,戶均積蓄不上百,饑寒雖除,貧困猶存。
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迅速發展,建設用地日益增多,城東村的大部分土地被徵用,所剩耕地無幾。經30來年苦心經營的純農業經濟,徹底宣告解體。在新形勢下,城東村人解放思想,迅速調整產業結構,確立了以農業服務業作基礎,逐步向務工、務商方向發展的方針。1980年,村級企業開始起步,先後辦起了山林隊、茶葉隊、基建隊、運輸隊、加工廠、農機廠、畜牧場等村級企業。經過十多年奮鬥拼搏,村辦企業越來越興旺,集體經濟越來越壯大。
至1992年底,全村除少數年齡較大村民仍從事蔬菜、茶葉、水果等專業生產外,絕大多數村民已轉向務工或經商。全村已創辦集體企業20家,種植業特產隊5個,擁有職工858人,工農業總產值達3194萬元,比1978年增長123倍。其中工、貿、農產值各占62%、36%和2%。村民人均收入2032元,比1978年增長12倍以上,全村已由貧窮走向富裕。
在村級集體企業中,有工業企業9家,年產值950萬元,其中年產值100萬元以上5家。主要產品有塑膠門窗、塑膠製品、空調風口、電子元件、儀表電器、特種變壓器、印刷包裝等。飯店、服務業、商業等貿易單位6家,年營業額達1280萬元,其中100萬元以上2家。富陽龍山飯店是村級集體骨幹企業,占地14畝,建築面積6775平方米,蘇州園林式建築結構,擁有客房124間,床位300個,大、小型會議室6個,一次可容納400人就餐的大型寬暢餐廳和精緻小餐廳6個,客房內電話、彩電、空調、地毯、沙發等設施一應俱全,還附設有音樂舞廳等娛樂場所及1200平方米的停車場。院內綠樹成蔭,曲徑迴廊,四季如春,環境幽靜。現有職工80名,年營業額達200萬元,堪稱全縣村級服務行業第一樓。
農業發展
農業特產專業隊經營蔬菜200畝,山林1600畝,茶園90畝,果園42畝,主要農副產品蔬菜、茶葉、水果等全部投入富陽市場,全年農業產值65萬元。村辦建築公司和運輸隊2個,從業人員260多人,年產值500多萬元。此外,全村還有大小個體經營者百餘家,是集體經濟的重要補充部分。1990年後,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至1992年,龍山飯店、塑膠廠等重點企業,已投入技改資金累計達500萬餘元,大大增強企業的後勁和活力。1992年,抓住改革開放繼續向縱深發展的機遇,大膽引進人才、項目和設備,投資開辦大工業。聯營的杭州富陽鋼絞線廠,總投資1400萬元,現已破土動工;城東實業公司與華菱(香港)企業有限公司合資創辦的杭州東菱婦嬰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總投資230萬美元,已經縣外經委批准立項;一些橫向聯營的項目,正在洽談中。
社會福利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村民的福利事業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近10年來,每年平均投入新村建設基金15萬元,養老保險金11萬元,醫療衛生費5萬元,文化教育費3萬元,民政優撫費2萬元,累計社會福利支出達360萬元。已建成水泥馬路16800平方米,村辦的甲級衛生室,常年有主治醫師以上職稱的醫師坐診,為村民醫療保健和防疫工作服務,被評為市級先進衛生單位。全村安裝了閉路電視,架起了程控電話線,凡老年村民每月可領取養老退休金,在職職工全部實行養老保險制度,孤寡老人住進敬老院。1978年至1992年,農民自行投資4000餘萬元,建房760幢,計25萬平方米,80%以上村民住進了新房。1984~1992年,城東村黨支部連年被評為縣級先進黨支部。1991年被評為市級先進黨支部。1988~1990年,中共富陽縣委、富陽縣人民政府授予城東村"三連冠"文明稱號。1991年,富陽縣人民政府授予城東村委會為"示範村委會"。
賢才輩出
城東村面臨富春江,背靠小隱山。宋范仲淹游小隱山時留下了"小徑小桃深,紅光隱翠陰,何須聽絲竹,山水有清音"膾炙人口的詩句,自古為文人墨客吟詩作畫之處。鸛山臨江屹立,一峰突兀,玲瓏剔透,是聞名遐邇的旅遊勝地。離鸛山一箭之地的小花塢和毛竹塢,各建有鐵道部第五工程局杭州療養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杭州療養院,每年有大批人員來此療養、旅遊、度假。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生於東門鸛山腳下的董邦達,雍正十一年(1733)舉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工書法,善繪畫,乾隆皇帝特命其主持皇家畫院,為當時"畫中十哲"之一。其長子董誥,乾隆二十九年(1764)進士,殿試一甲第三,為探花,乾隆皇帝以大臣子,改為二甲第一,為傳臚。歷官兩朝,從庶吉士、編修、武英殿總裁、內閣學士,擢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宰相),欽賜紫金城騎馬。董誥重氣節,不畏權貴,不怕殺頭,巧妙機智地與和堅勢力進行了長期鬥爭。董誥位極人臣,出入禁中40年,而對富陽故土有深厚感情,凡富陽上京趕考的士子,都得到其熱情接待。他清而不濁,公而無私,一生高位,兩袖清風,未置一田一宅,79歲病逝京都。嘉慶皇帝在其靈前哭祭時,寫上哀詩一首,其中有兩句:"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莊田"。
宣家弄人周凱,清嘉慶十年(1805)進士。道光三年(1823),出任湖北襄陽知府,著《種桑說》,提倡種桑養蠶。任福建興泉永道時,主修《廈門志》與《金門志》。道光十六年,調任台灣兵備道,是開發台灣,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往的一代名臣。
清末,出生於滿舟弄的郁曼陀、郁達夫兄弟,均為愛國志士。郁曼陀,著名書法家,抗日戰爭中以身殉難。郁達夫,民國初年留學日本,與郭沫若同班,學成回國後與魯迅交往甚密。一度出任北京大學、武昌師範大學、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抗日戰爭後,曾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後去新加坡任《星洲日報》編輯、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兼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主任,積極宣傳抗日救國,掩護和營救文化界人士和當地華僑。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不久,在蘇門答臘遭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是中國蜚聲海內外的一代著名革命文化人、作家。
瑞安市城東村
瑞安市城東村現有村民153戶,常住人口557人,另有外來人員820人,2007年度村民人均收入為4017元。1998年,城東村作為文成縣珊溪水庫移民安置的行政村,原先5個村的村民組成了一個大家庭。2008年以前城東村村民面臨這樣一種困擾:一邊是為求發展遷入拋光加工點;另一邊是垃圾亂堆、生活環境惡化,及由拋光帶來的金屬粉塵污染。據統計,最多時,該村共有32家拋光加工點在日夜轟鳴,幾乎每戶人家都有違章建築。
為應對發展,城東村“兩委”積極探索新路,帶領村民整治污染髮展經濟,加快建設水電網改造工程等基本設施。為了進一步改善村居環境,創建“千百工程”,今年4月底,該村組織40餘名村民代表、老協會員、黨員到陳岙村參觀學習,綠樹成蔭、整齊清潔的村貌,深深觸動了城東村民謀求發展的心弦。
2008年5月,該村召開全體黨員、村民代表、老協成員擴大會議,一致表決通過,把創建“千百工程”作為村首要任務,由黨員、村幹部、村民代表、老協成員帶頭拆除違章建築,對全村村民住宅周圍環境進行大整治,勸說32家拋光加工點搬遷。
城東村先後共投資200多萬元鋪設全村民房門前彩磚2310平方米;拆除違章建築物100多處,共2300平方米;建造水泥路2100平方米;安裝排污管道500米;整治河流、駁坎350米;建設半封閉式圍牆200米;新建一個臥式花園及民房前花木綠化;清理化糞池和垃圾死角,並報請接通圍牆邊路燈,安裝了監控電子眼,建造了值班警衛室。
通州市城東村
通州市金沙鎮城東村依託緊鄰城區的區位優勢,打出“城郊結合牌”,多渠道發展經濟,較好地破解了這一難題。據悉,這個村連續兩年被評為我市的“億元村”,農民人均純收入超萬元。金沙工業集中區位於城東村境內,現有企業20多家,涉及機械製造、建材裝潢、紡織服裝等行業。據村黨總支書記姜漢勝介紹,村裡有不少富餘勞動力在園區企業上班,年收入1.5萬元左右。部分中年婦女則選擇“進城”做“鐘點工”。40多歲的余德紅常年做“鐘點工”,漸漸成了村里小有名氣的“工頭”。據了解,村里像余德紅這樣的“鐘點工”每天能收入80元左右。
城東村村民根據“城裡人”愛吃新鮮菜的心理,積極發展農副業生產,城郊型農業逐漸形成。村裡的草莓基地粗具規模,水產養殖水面達到500多畝,大棚蔬菜種植和生豬飼養快速發展。全村20多戶養殖大戶年出欄生豬超過4000頭。村民曹有德在家專職養豬,年生豬出欄近200頭,收入8萬元左右。
湛江行政區劃百科(一)
湛江(Zhànjìāng),簡稱“湛”,舊稱“廣州灣(Kwangchouwan)”、別稱“港城”,是廣東省省轄市,中國首批對外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國家一類大市,全國綜合實力50強城市。 |
浙江名村
村是一個基層單位,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研究單位。1964年,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研究現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從研究最基層的家史、村史的微觀入手,這是進而研究整個巨觀社會歷史的基礎。無疑,這是很有見地的論斷。從不少村的形成、發展、變化中,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生活、生產組合、家庭結構在發生變化。素稱"方誌之鄉"的浙江,歷史上修過的村志卻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