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桐江書院相冊桐江書院系宋幹道（1165-1172）方斫建，以其祖先方英先生是桐廬人因名桐江。桐江書院位於今台州皤灘鄉山下村與板橋村之間。據當地老人介紹，當時的桐江書院前有鼎山疊翠，後有溪水縈迴，東有鑑湖煙柳，西可登臨道淵山，確是環境清幽的鐘靈毓秀之地。由於方斫“卓然屹立於眾醉獨醒之中”，是“東南學者表正之師”。所以，桐江書院創辦後，名聞遐邇，“四方之學士文人，負笈從游者嘗踵相接。” 朱熹、王十朋等歷史名人新筆題寫的“鼎山堂”、“桐江書院”匾額沿存。王十朋（1112-1171）南宋樂清人，1157年進士第一。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曾兩次巡視仙居，並滿懷激情地留下了“鼎山堂”三個字。這個有朱熹真跡匾額至今還保存著。
歷史淵源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期的統一和穩定”，宋太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只守住了半壁江山，國勢遠沒有漢唐時期那樣強大，科舉取士的制度進一步地完善，大大地放寬了平民子弟做官的門路。龐大的官僚機構促使朝野上下在文化上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可謂“上承漢、唐，下啟明、清，紹述創造，靡所不備。”特別是宋儒學的興盛從廟堂逐漸影響到民間，並在民間獲得廣泛的回響。
兩浙經過吳越國九十年的太平生息，經濟文化已經很繁榮，這種繁榮對後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宋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陳襄蒞任仙居縣令始，創學宮，擴文廟，作《勸學文》、《勸俗文》，規勸鄉民子弟從學，始開儒學之風。按《宋元學案》，陳襄親授弟子的仙居人如呂逢時、陳砥。從此仙居的科場宦業、學者儒士，人材輩出。
“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宋金交戰中的次次失敗，南宋政權只能偏安於臨安（今杭州），臨安成為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一變化，對於兩浙地區來說是根本性的變化。偏安的南宋政權無心北伐，大興文治。在地方除官方創辦的州縣官學以外，各地的民間書院不斷湧現。印刷業的發達使書籍出版相當方便，大量的經典書籍流入民間。在民間鄉紳階層中，以有影響的學者儒士為知識界的領袖，形成民間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書院這種辦學方式分擔了朝廷培養科舉人材的責任，以其學術獨立性，使新興的理學得到廣泛傳播，也使這些知識界的領袖們在朝野上下獲得尊重。桐江書院的創立進一步推動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傳播，並對浙東南一帶學術界影響甚深。
桐江書院距皤灘古鎮東兩里，山下村東、板橋村西。書院北望永安溪，東臨鑑湖，西南有道淵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狀如鼎足” 。書院始建於宋幹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為晚唐詩人方乾第九世孫方斵所建。
山下、板橋兩村村民多為方乾後裔。方乾詩文卓越，而相貌醜陋，又喜歡捉弄人，見到自己不合意的人就地拜三拜，人稱“方三拜”。青年時，文章得到錢塘太守姚合的賞識，晚唐紛亂的政治局面讓他一生都浪跡于山水之間。方乾與孫郃友善，“嘗過郃里，愛其山水佳秀，挈家寓焉，後世子孫遂家於此”。孫郃家鄉仙居的山水讓方乾留戀不已，他就帶著家眷僑寓在皤灘板橋。方乾最後隱居在會稽，死後，宰相張文蔚上奏朝廷賜進士，進私謚為“玄英先生”。事實上，方乾第八代孫才真正回到方乾曾經僑寓的地方，並定居於此。書院的名稱以及周圍相應的鑑湖都是紀念先祖方乾而命名，因為方乾是浙江桐廬人。
書院的創始人方斵，字宗璞，號子木、又稱韋溪先生，宋幹道八年（公元1172年）特科進士。方斵以方氏族產創辦桐江書院，“旁置義田數十畝，以備四方來學膏火之費，一時文人薈萃”。鄭公鯉《韋溪先生祠堂記》稱“在紹興間，蔚為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韋溪先生”，“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於眾醉獨醒中，遂為東南學者表正之師。”方斵門徒眾多，如淳熙二年（公元1048年）年特科進士方剛，張布、黃宜等。出自書院的仕宦儒者代之不乏其人，如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特科進士方一新；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武科進士方初；鹹淳元年（公元1265年）武科進士方裕等。
在當時，桐江書院以民間學術機構的出現，不單促進當地科舉的成就，培養了眾多的文人儒士，更加寶貴的是以桐江書院為載體，方斲以其個人的人格魅力和學術修養，吸引了南宋當時一流的學者。諸如朱熹、吳芾、王十朋、陳庸等人與方斵的交往，這種交往形成相對固定的學術圈子，相互砥礪，可謂千古佳話。
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提舉浙東茶鹽公事兼主管台州崇道觀，慕名遣子從學於桐江書院，並手書“桐江書院”，“鼎山堂”兩匾。清光緒年間《板橋方氏宗譜》還收錄一首據傳為朱熹的《送子入板橋桐江書院勉學詩》：
“當年韓愈送阿符，城南燈火秋涼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條拂水春生魚。
汝若問儒風，雲窗雪案深功夫。
汝若問農事，曉煙春雨勞耕鋤。
阿爹望汝耀門閭，勉旃勉旃勤讀書。”
按《板橋方氏宗譜》載，王十朋也曾手書“東南道學世家”、“理學明宗”兩塊匾額。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王十朋以宋高宗趙構御筆親批“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 ，登榜狀元。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王十朋懇請高宗出兵抗金，力薦張浚，劉錡，高宗採納了王十朋的建議。因為主和派的壓力，無奈請求下野，高宗最後讓其主管台州崇道觀。
王十朋結識方斵在登仕之前，兩人相互仰慕。交往之初，桐江書院尚未建成，題贈兩匾則在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上。
王十朋是通過吳芾認識方斵、陳庸，朱熹也是如此。吳芾於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首任樂清縣尉，任職期間“視官物如同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以，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並大治學宮，以至後來樂清人材輩出，王十朋推譽為“吳公治行今第一”。和王十朋相似，吳芾任監察御史時，宋軍兩淮抗金失利，金兵入侵長江，曾屢次上奏高宗駐蹕建康（今南京），積極抗金，以鼓舞宋軍士氣。王吳兩人私交甚好，有詩文唱和傳於後世，吳芾還將自己門生陳庸推薦給王十朋，王十朋與陳庸十分投機。淳熙九年，時任江西提刑的陳庸聽說朱熹出任台州，曾專程“送之與浙江亭”。朱熹來仙居，還專程拜訪了隱居在官路畫湄潭的吳芾。聽說朱熹到訪，吳芾“野服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生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
他們不僅在政治、學術上意趣相投，維繫一生的交往更為難得。陳庸逝後，朱熹作輓詞兩首，“一別今時論，三年想頌聲。只今空老淚，難得濁河清”以此來緬懷摯友。王十朋在《陳提刑輓詞》 稱“棣華玉潤皆文杰，潛德幽光發妙詞”。幹道七年（公元1171年）王十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逝于樂清故里。朱熹拜訪方斵時，王十朋已經乘鶴仙去，在朱熹筆下王十朋“蓋所謂德行廣大高明，知新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翌年，吳芾撒手西歸，朱熹寫了三首輓詩，並手書神道碑立於吳芾塋前，輓詩中朱熹稱吳芾“台省傾辟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
桐江書院在歷代屢毀屢建，儒學在仙居自此弦誦不息,自出桐江書院的儒士“達則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或寄情山水或耕讀鄉里。元朝皇慶中期，方誌道重建桐江書院，以振家聲，以弘揚先祖辦學之傳統。距山下村南面蟹坑嶺上有方誌道的摩崖石刻詩，字跡剛勁渾厚，楷書陰刻，詩文：
“綠林鎖霧氣潛消，鐵騎追風將獨豪。
端要攄忠期報捷，不須懷古事登高。
右客湖廣方蘭亭寄兄桐廬九日懷古，時至元丁丑秋望，摩崖葉純。”
詩作者方蘭亭系板橋人，名志道，字成之，號蘭亭。作者的生平事跡沒有更多的文字可考證，諸如方誌道這類名士浪跡江湖與廟堂之間，儒士處世多了幾份隱逸和灑脫。
桐江書院對於後世的儒士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歸宿。他們往往抱著朝聖者的心理來尋訪或許已經殘牆斷垣的桐江書院，來此撫今思古，追懷桐江書院那一段輝煌的歷史。按清代林孫枝《桐江書院遺瓦歌為谷音方丈賦》 ，乾隆辛亥（公元1791年），當地農民鋤田得到一片明嘉靖年間書院遺瓦。自宋至清，歷代政權更迭，兵燹毀壞，屢毀屢建，周圍數株合抱的苦櫧樹見證了日月滄桑。歷代歌詠詩詞不少，清乾隆年間張龍圻的《鑑湖映月》：
“滿目玻璃夜靜時，天心水面兩相宜。
菱花看向波中落，桂影才從鏡里移。
鵲結柳梢驚寒蟬，魚潛萍毯畏垂絲。
當年奇蹟任人在，景仰先生百世師。”
詩中所描寫的正是張龍圻尋訪桐江書院遺址時的情景。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候選知縣方松亭在其廢墟上重建。民國期間書院曾改為祠堂，解放後辦過山下國小。文化大革命又使書院一片狼借，朱熹手書的“鼎山堂”匾額被藏至湫山鄉方宅村，王十朋手書“東南道學世家”、“理學明宗”兩匾被毀，柱上的對聯或被鑿空，或者塗上石灰得以保存。一到春天，書院前面是滿畦的油菜花，金黃燦爛，書院的背後綿亘不盡的青山，古苦櫧樹依然蓊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