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簡介
元朝元代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即初期、中期和後期。從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鐵木耳是初期，這期間，採用漢族法律，初創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項制度，呈現出向前發展的態勢。從武宗海山到泰定帝也孫鐵木耳是元代的中期，元代走向了衰落，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皇權鬥爭也日趨激烈，各地起義不斷爆發。其間的“英宗新政”也僅是曇花一現，無法從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敗之勢，後來新政失敗，英宗也死於非命。從明宗到順帝是元代的後期，即元代末期，元末農民戰爭的爆發加速了它的滅亡。朱元璋參加了農民起義，後來成為起義領袖，逐漸掃平諸雄，重新建立了漢族的王朝——明，元朝則退出了歷史舞台。
蒙古起源
蒙古民族共同體形成於13世紀初。構成蒙古族核心的蒙古部，是東胡語系室韋的一支。在蒙古部發展壯大過程中，吸收了各種民族成份，包括匈奴、突厥等語系及東胡語系的其他各族的後裔在內。
蒙古部在唐朝時已有記載，稱為“蒙兀室韋”。室韋—韃靼部居於俱倫泊（呼倫湖）之南，到9世紀末10世紀初形成了韃靼聯盟。“韃靼”成了蒙古各部的統稱。契丹崛起後，征服了韃靼各部，促使韃靼部落聯盟瓦解。
蒙古部西遷到漠北高原後發展得很快。其中有尼倫部，尼倫部又分衍成許多小部，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兒是孛兒只斤氏的始祖。到12世紀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統一尼倫各部，開始稱“汗”，形成了蒙古部集團。
12世紀末，居住在漠北高原上的部落差不多有一百個左右。在蒙古部以東，遊牧於貝加爾湖周圍的是強大的塔塔兒部；在哈爾哈河流域遊牧的是弘吉剌部；在蒙古部以西，遊牧於杭愛山和肯特山之間的是克烈部；在杭愛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則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乃蠻部；遊牧於陰山一帶、替金朝守護長城的是汪古部；居住在葉尼塞河上游的是斡亦剌部；蔑兒乞部則分布於貝加爾湖南岸、色楞格河及鄂爾渾河下游。這些部落中蒙古部、塔塔兒部、克烈部、蔑兒乞部和乃蠻部是最強盛的。他們都受金朝統治。
歷史
政權產生
隨著奴隸主和奴隸──宗主部與屬部、那顏（奴隸主）與合蘭（奴隸）等對立階級的出現，奴隸主階級對奴隸進行統治的工具──國家政權也隨著產生。12世紀初蒙古尼倫諸部就統一在合不勒汗的政權之下。
從10世紀開始，已有文獻記載蒙古人和中原地區進行互市，用牲畜、馬匹、毛皮換取內地的絹帛、鐵器，西面也和畏兀、吐蕃發生貿易往來，有些畏兀商人深入草原腹地進行商業活動。金朝廢弛鐵禁之後，華北地區的鐵制錢幣流入蒙古地區，蒙古人用以熔制生產工具和武器。同時，也有部分蒙古人從事農業生產。
隨著生產力的逐步提高，銅、鐵的輸入，冶煉技術的興起，各部之間經濟、文化的相互滲透，原來分裂散漫的狀況和舊有的奴隸制生產關係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同時，遊牧畜牧業又不適於大量使用奴隸勞動。因此，蒙古社會開始了向封建制過渡。由於在戰爭中那顏們的財富激增，加劇了社會貧富分化，新的社會階級──“那可兒”和“合剌除”（下民）出現了。那可兒等形成一個剝削廣大屬民的集團，逐漸演變成為封建領主階級。而普通部落、成員和被征服的臣屬，不得不處於依附地位，變成了向其保護者提供賦稅的“合剌除”。合剌除是蒙古社會的基本勞動者，要向汗和那顏交納一定數量的貢物（從燃料到牲畜），並做擠奶、剪羊毛等雜役，後來逐漸演變成為牧奴階級。
在成吉思汗出世前，蒙古諸部混戰不已，社會極不安定。加上金朝統治者挑撥離間和迫害，更加深了蒙古人民的苦難。蒙古各部流浪荒漠，不得安居，對金朝統治者“怨入骨髓”。在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下，人們都渴望和平安定，期待有一個強大的中心力量來領導全蒙古的統一，加強反抗金朝民族壓迫的力量，結束分崩離析的局面。
統一蒙古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鐵木真（1162年～1227年）出生在蒙古孛兒只斤氏的一個貴族家庭。他是合不勒汗的曾孫，也速該把阿禿兒的長子。
鐵木真的父親也速該把阿禿兒由於遭到塔塔兒部的謀害而早死，家道中落。鐵木真幼年時期，經歷了顛沛無依的生活遭遇。最初，他聯合克烈部的首領王罕和札答蘭部的首領札木合，相互結為聯盟，並依靠他們的力量，擊敗了塔塔兒。以後他又擊敗了泰赤烏、蔑兒乞諸部，隨即又與王罕合兵，擊敗了札木合。1203年鐵木真又攻王罕於土剌河，王罕敗亡。王罕的克烈部是當時蒙古草原上最強大的部落之一，鐵木真擊敗克烈部後就為統一蒙古鋪平了道路。接著他又擊潰了草原上最後的一支力量──乃蠻部的塔陽罕，統一了蒙古諸部。
“蒙古”一詞早先只是指蒙古草原中的一個部落。自鐵木真統一各部之後，大漠南北概稱為蒙古地區，所轄各個部的居民統稱為蒙古人，“蒙古”一詞始成為各部的共同名稱。
滅夏、金
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為了免於受到西夏的牽制，決定先用兵西夏。1205年、1207年和1209年，蒙古大軍不斷對西夏發起進攻，迫使西夏訂立城下之盟，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
1211年春，成吉思汗派哲別為前鋒，大舉進兵金朝。哲別占領居庸關後，乘勝進圍中都（北京）。又以奇兵襲取金國的東京（遼陽）。當時金朝把各路軍隊都調至中都和西京（大同）防守，中原地區兵力空虛。成吉思汗知道中都一時不易攻克，遂自涿州分軍三路，進攻河北、河東、山東諸州縣。“凡破九十餘郡”。1214年春，成吉思汗屯兵中都城下，金宣宗遣使求和。
由於蒙古的威脅，金帝在議和之後，決定遷都南京（開封）。1215年五月，蒙古大軍攻下中都，前鋒深入河南。由於金軍的頑強抵抗，成吉思汗意識到短期內不能征服金，於是任命木華黎為國王，負責管理新占領區的軍事和行政。他把華北地區的軍事行動暫時停頓下來，轉而從事西征。
蒙滅西夏1226年秋，成吉思汗藉口西夏不遵守條約，又發動了對西夏的戰爭。
蒙古軍攻下甘州（張掖）、涼州（武威），在肅州（酒泉）遭到頑強的抵抗，經過長期圍困才攻下來。接著進軍靈州（靈武縣）。靈州之役，西夏主力消耗殆盡，城陷後，西夏的首都中興府已成為蒙古軍的囊中物。
1227年六月，西夏主遣使請降。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於六盤山南麓的清水縣。但蒙古秘不發喪，當西夏主來降時，諸將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把他處死。西夏立國垂二百年，至此滅亡。
蒙宋滅金西夏的滅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顧之憂，而金朝則失卻了犄角之助。成吉思汗死後，眾推其幼子拖雷監國，一年後，蒙古諸王、那顏，遵照成吉思汗遺囑，擁戴窩闊台（元太宗）為大汗。他在三年內（1230年～1233年）進一步縮小了包圍圈，並積極與南宋取得聯繫，制定出聯宋滅金的軍事計畫。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談判，應允滅金之後，以河南之地劃歸於宋。
1233年，蒙古包圍了金的南京（開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顏守緒，逃往歸德，南京鏇降於蒙古。完顏守緒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帥塔察兒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陽，約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蒙古軍與南宋會師蔡州。次年正月，宋軍先破蔡州南門，然後招蒙古軍入城。完顏守緒自殺。金朝在北方統治前後約一百二十年，至此結束。
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 成吉思汗對西方的征討，早在1204年滅乃蠻部時就開始了。乃蠻王子屈出律（又譯古出魯克）逃奔西遼，娶西遼帝直魯古的公主。1211年屈出律與花剌子模沙合謀，篡奪了耶律氏直魯古的帝位，此時西遼實際上已滅亡，但屈出律仍用西遼國號。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將哲別率蒙古軍兩萬人西征屈出律，屈出律敗亡被擒殺。西遼舊屬領土，自此盡歸蒙古。從這時起，蒙古和當時中亞大國花剌子模直接交鋒。
1219年成吉思汗攻入花剌子模，1222年占領了整個花剌子模和中亞。花剌子模王子札蘭丁逃入印度，成吉思汗的軍隊跟蹤追擊，後因氣候炎熱，停止前進。成吉思汗率領察合台、窩闊台和拖雷三個兒子由原路返回蒙古。在進攻花剌子模的同時，又派遣哲別、速不台等北越太和嶺（高加索嶺），進入東歐斡羅思（俄羅斯）境內，1223年殲滅南俄聯軍八萬人於迦勒迦河（喀爾科河）畔（烏克蘭境內）。不久，班師東歸。
分封領地
成吉思汗把占領地區作為“兀魯思”（汗國封建領地），分封給他三個兒子。
長子朮赤封於欽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國故地，今鹹海以西，裏海以北之地皆屬之。術赤比成吉思汗早死，這一封地歸於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於西遼及畏兀故地，東起阿爾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後來稱為察合台汗國。
三子窩闊台封於乃蠻故地，今鄂畢河上游以西至巴爾喀什湖以東一帶均屬之，後來被稱為窩闊台汗國。
依照蒙古慣例，在成吉思汗死後，幼子拖雷獲得其父的直接領地，即斡難河及客魯連河流域一帶蒙古本部地方。
拔都西征
1234年金亡之後，次年窩闊台在和林召開忽里勒台（大會議），決議遠征歐洲。當時除了在經濟上希圖掠奪外，也希望通過西征來緩和內部權力之爭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統帥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朮赤之子拔都。
在1236年至1241年間，拔都統帥蒙古軍渡過札牙黑河（烏拉爾河），在亦的勒河（伏爾加河）中游擊潰不里阿耳部（保加利亞），主力繼續西進，占領了欽察以及從寬田吉思海、亞速海直到斡羅思東南的廣大領土，又分兵進入孛烈兒（波蘭）和馬扎兒（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帶遇到頑強的抵抗，拔都西進受阻。
適逢1242年四月窩闊台汗的訃報到達蒙古軍營，大軍便乘機回師。拔都則領本部留在欽察草原，建立了欽察汗國。俄羅斯編年史稱欽察汗國為金帳汗國，這個名稱在文獻里一直沿用下來。
旭烈兀西征
1246年春，窩闊台之子貴由被立為大汗。貴由繼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決定由四弟忽必烈總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進軍。從1252年至1259年間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伊朗）。
1256年，旭烈兀滅亡了木剌夷國。接著，又攻下阿拔斯哈里發的報達國（巴格達）。1259年，進軍苫國（敘利亞）京城大馬司（大馬士革）。算端（今譯蘇丹，回教國君主）納昔兒棄城逃走。但在密昔兒（埃及）援軍的反攻下，蒙古軍又退出苫國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國。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家，經過三次西征，在兀魯思的基礎上，形成了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利汗國。四大汗國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個最高軍政首領，與中央保持有藩屬關係，直接向大汗負責。
後來，蒙古各統治集團為爭奪大汗權位，彼此間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國間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經濟聯繫，因而使大蒙古國這個複雜的政治混合體日趨瓦解。其中，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走上各自獨立發展的道路。而窩闊台汗國由於窩闊台（太宗）和他兒子貴由（定宗）相繼被選為大汗，其領地一直歸中央管轄，實際上沒有形成單獨的汗國。
南下戰爭
元朝時期的蒙古疆域圖蒙古與南宋於1234年聯合滅金後，雙方開始處於正面衝突狀態。宋將孟珙如約去接收河南地區的三京（開封、洛陽、歸德），蒙古則決開黃河淹阻宋軍，並用武力阻止宋軍收復河南諸地，揭開了長期鬥爭的序幕。
窩闊台時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對南方，雖也曾試探性地出兵攻打過襄陽和川北，但都被孟珙擊敗。
蒙哥（憲宗）繼窩闊台和貴由即大汗位後，為了緩和內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軍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繼續南進。但蒙古軍在進攻南宋的戰爭中，遇到南宋軍隊的頑強抵抗，蒙古統治者認識到滅亡南宋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便採取迂迴包抄的戰略。忽必烈於1253年從寧夏經甘肅入四川，然後，分兵三路進攻雲南的大理國，滅掉了雲南地方政權。大理國傳國二十二世，共316年。
進攻南宋1257年，蒙古正式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蒙哥親率主力軍自六盤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師攻廣西、湖南，北上與忽必烈在鄂州會師。
蒙哥軍一路進入四川後，沿途不斷遭到南宋軍民的頑強抗擊。當時合州守將是知州王堅。他利用前任修築的防禦工事，和部將張珏堅守力戰達五個月之久。
1259年七月，蒙哥親自上陣督戰，結果被宋軍炮石射中，死於軍中。蒙古軍被迫撤退，合州之圍始解。
張珏繼為合州守將，積糧練兵，與蒙古軍長期對抗。1267年蒙古軍數萬來攻，又被擊退。一直到1278年在重慶的保衛戰中，張珏兵敗被俘，自縊而死。
當忽必烈聽到蒙哥汗的死訊時，為了爭奪汗位，急於北返。這時，南宋權相賈似道懾於蒙古軍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應了議和條件，撤兵北歸。元朝建立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營開平（多倫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後一反傳統的選汗形式，於1260年三月在開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忽必烈憑藉著漢族地主階級和一部分蒙古貴族的支持，1264年終於擊敗了阿里不哥，奪得了最高統治權。
忽必烈深知，在當時情況下，必須先坐穩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變了蒙古傳統的選汗制度，採取漢人預立皇太子的辦法，確定帝位繼承人，並於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號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傳統，採用《易經》“大哉乾元”的說法，於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
元朝開國後，一切政治制度和國家機關組織大半都沿襲遼、金的舊章。1272年又在燕京舊城的東北築新城，建設宮殿衙署。命名首都為大都。此後，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來了。
南宋滅亡
元朝官服臨安的失陷襄陽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線上的重鎮。1267年冬，元軍圍攻襄、樊。兩城堅守達六年之久，被圍期間宋軍多次向臨安求援，賈似道隱匿軍報，始終不派援兵。1273年元軍燒毀了浮橋，隔斷了襄、樊兩城之間的聯繫，並用新武器遠射程的“回回炮”來轟擊。樊城先被攻陷，守將牛富率眾巷戰，身負重傷投火犧牲。荊湖都統制范天順力戰不支自殺。
不久，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了元朝。元軍攻下襄陽府、樊城後，南宋門戶洞開，形勢急轉直下。
元軍攻下襄陽府、樊城後，忽必烈派丞相伯顏督率大軍，以降將呂文煥為前鋒，由襄陽順漢水而下，進入長江。南宋守將或敗或降，沿江重鎮，相繼陷落。1275年，在朝野壓力下，賈似道不得已出兵應戰，但十三萬宋軍，在池州下游丁家洲與元軍遭遇後，一戰即潰。賈似道鏇被貶廢，於途中被殺。1276年二月，元軍占領臨安，俘南宋恭帝、全兩太后並宋室官吏等北去。
文天祥等人的反抗鬥爭文天祥（1236年～1283年），吉州廬陵（江西吉安）人。元軍進迫臨安時，他擔任贛州知州。當時宋朝政府下令各地勤王，文天祥回響號召，組織民兵萬人北上。1276年，他被派到元軍中談判議和條件。因不肯屈從，被伯顏拘留，並脅持北上。至鎮江時，文天祥逃脫，輾轉由海道至福建，和張世傑、陸秀夫等人在福州擁立益王趙（同是字）為帝（端宗）。後又到江西一帶號召人民繼續抗元。趙死於1278年二月。陸秀夫、張世傑等宋臣又擁立衛王趙昺（同炳字）為帝，流亡遷徙於南海的崖山一帶（廣東新會南海中）。
1278年十二月，元將張弘范來攻，文天祥在五坡嶺（海豐北）兵敗被俘。文天祥題寫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表達了他堅貞不屈的決心。文天祥被送到大都後，前後被囚三年，在獄中寫下《正氣歌》，拒絕元人的誘降。1283年一月從容就義。
南宋流亡政權，在張弘范的追襲下，走投無路。1279年二月，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死。張世傑率部突圍時墜海死，在崖山的宋軍全部壯烈犧牲，南宋亡。南宋歷九帝，凡153年。
遠征海外
元朝蒙古官僚和僕從至元十九年，遣唆都從廣州渡海攻占城，連戰逾年。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鎮南王脫歡（忽必烈子）發兵侵安南（越南北部），命唆都從占城北上助戰，南北夾攻。安南王撤離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與元軍決戰；待元軍疲憊，又出而攻擾。五月，脫歡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師。唆都戰死。至元二十年、二十二年，元兵兩次從雲南出侵緬國（緬甸），至元二十四年，進至蒲甘，迫緬國定歲貢方物後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糧盡師老北還。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從泉州起航出侵爪哇（印尼爪哇島）。爪哇統治者降元，並請元軍助討其敵國葛郎，打敗葛郎王以後復舉兵拒元，元軍力竭退師。
抗蒙鬥爭
從攻南宋以來，連年戰爭，加以宮廷廩祿、宗藩歲賜，都需要巨額經費來支持。忽必烈急於解決國用不足的問題，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財助國”邀寵的大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主持國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間，兩次設尚書省綜理財用。尚書省的理財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稅收、興鐵冶、鑄農器官賣、“括勘”（追還被私人、寺院奪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賦）、“理算”（追征各地歷年積欠的錢糧）、變更鈔法等，使國家的收入顯著增加。但由於吏治腐敗，專注搜刮，流於橫徵暴斂，成為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為了對外戰爭，打造東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區徭役徵發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剝削與壓迫，紛紛起義。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義凡兩百餘起，至元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餘起。在這前後，爆發了廣州歐南喜、黎德和福建黃華、鍾明亮等人領導的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
中期朝政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駕崩。由於太子真金早死，帝位由各方爭奪。最後，群臣在真金的長子晉王甘麻剌及三子鐵穆爾之間選擇，由於鐵穆爾受元世祖下賜皇太子寶及鎮守和林。故晉王甘麻剌退讓，鐵穆爾即位，即元成宗。停止對外戰爭，專力整頓國內軍政。採取限制諸王勢力、減免部分賦稅、新編律令等措施，使社會矛盾暫時有所緩和。
同時，發兵擊敗西北海都、篤哇等，都哇、察八兒歸附，使西北長期動亂局面有所改觀。在位期間基本維持守成局面，但濫增賞賜，入不敷出，國庫資財匱乏，鈔幣貶值。曾發兵征討八百媳婦（今泰國西北部），引起雲貴地區動亂。晚年患病，委任皇后卜魯罕和色目大臣，朝政日漸衰敗。元成宗執政末年還成功與長期敵對的窩闊台汗國議和，結束了西北的動亂局面。
大德十一年（1307年），鐵穆爾死後，前太子真金之孫海山即位於元上都，是為元武宗。並立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約定兄終弟及，同時又約定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後，帝位復歸武宗之子和世剌。元武宗為了擺脫財政危機，下令重新設立尚書省，並印發至大銀鈔，結果導致至元鈔大為貶值。至大二年（1309年），元廷與察合台汗國瓜分了窩闊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從此滅亡。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後，生母興聖皇太后的重臣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仁。元仁宗取消了元武宗的經濟措施，並立其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違背與元武宗相約先立和世琜繼位，再傳位碩德八剌等之約。封元武宗長子和世剌為周王，將周王和世琜徙居雲南，但和世琜在途中起兵前往西北遊牧，元仁宗又將和世琜之弟圖帖睦爾放逐至南方。延祐元年（1314年），提倡漢化的元仁宗恢復科舉取士，史稱“延祐復科”。
漢化與政變
元朝騎兵元英宗被行刺後，鎮守和林的晉王甘麻剌的長子，真金的長孫，也孫鐵木兒率兵南下，殺掉行刺元英宗的叛臣後即位，是為元泰定帝。元泰定帝即位後，封被元英宗放逐到海南島的圖帖睦爾為懷王，鎮守建康。
泰定五年（1328年），元泰定帝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為帝，是為元天順帝。而與此同時，元武宗的舊部重臣燕鐵木兒與河南行省丞相伯顏則分別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時迎接周王和世剌與其弟圖貼睦兒。結果，圖帖睦爾先至大都，在天曆元年（1328年）自立為帝，是為元文宗。而和世剌抵達和林後，也宣布即位，是為元明宗。札牙篤汗表面上表示願意退位，奉兄為帝，兩人遂相會於上都之南，元文宗毒死西拉古圖土後稱帝。
元文宗重祚以後，大興文治。天曆二年（1329年）二月，札牙篤汗設立了奎章閣學士院，掌進講經史之書，考察歷代治亂。又令所有勛貴大臣的子孫都要到奎章閣學習。奎章閣下設藝文監，專門負責將儒家典籍譯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同年下令編纂《元經世大典》，兩年後修成，為元代一部重要的記述典章制度的巨著。但元文宗在位期間，丞相燕帖木兒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導致大元朝政更加腐敗。
元文宗於至順三年（1332年）去世後，為洗刷他毒死哥哥（元和西拉古圖土）的罪行，遺詔立年僅七歲的和西拉古圖土次子懿璘質班為帝，是為元寧宗。但元寧宗僅在位不到兩個月即去世，不久後燕帖木兒也去世。元明宗的長子妥歡貼睦爾被札牙篤汗皇后卜答失里從靜江（廣西桂林）召回並立為帝，是為元惠宗，又稱元宣仁普孝皇帝。
元惠宗在位之初，右丞相伯顏的勢力很大，把持著朝政，甚至一度不把元惠宗放在眼裡。隨著時間的推移，元惠宗與伯顏的矛盾日益尖銳，後來在伯顏之侄脫脫的幫助下，元惠宗終於成功地廢黜了伯顏，並控制了政局。
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遼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元末民變
元惠宗妥歡帖木兒蒙古統治階級內部卻在為爭權奪利而互相征戰，因此加速了元朝的衰落。至正十年（1350年），元政府下令變更鈔法，鑄造“至正通寶”錢，並大量發行新“中統元寶交鈔”，但導致物價迅速上漲。次年，元惠宗派賈魯治黃河，欲歸故道，動用民夫十五萬，士兵二萬。而官吏乘機敲詐勒索，造成不滿。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等人決定在5月率教眾發動起事，但事泄，韓山童被捕殺，於是劉福通帶韓山童之子韓林兒殺出重圍，指韓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打出“復宋”旗號，以紅巾為標誌，其後郭子興等人也紛紛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壽輝起義。至此揭開了大元滅亡的序幕。蒙古政府則派兵鎮壓各地紅巾軍，由丞相脫脫親自督戰攻徐州起義軍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至正十四年（1354年），脫脫率軍圍攻高郵起義軍張士誠部，被朝中彈劾，功虧一簣。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繼承了病逝的郭子興的地位，並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攻占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與此同時，在北方察罕帖木兒（李察罕）和李思齊等元軍將領則開始對北方紅巾軍展開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北方紅巾軍在安豐之役中敗給新興並降蒙的張士誠，劉福通戰死，韓林兒南下投奔朱元璋，隨後被殺。
北元衰亡
朱元璋在擊敗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其它南方起義軍和南方大元勢力後，於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開始北伐，在大將徐達、常遇春等的協助下，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克通州，元惠宗於七月二十八日，倉惶北逃，徐達率軍攻陷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北京），元作為一個全國性質的統治結束。元惠宗北遁，朱元璋認為他順天明命，給他上諡號為“順帝”。元惠宗退至上都，隔年又至應昌。他繼續使用“大元”國號，史稱北元。當時北方除了元惠宗據有漠南漠北，關中還有元將擴廓帖木兒（王保保）駐守甘肅定西，此外元廷還領有東北地區與雲南地區。朱元璋為了占領北方，採取兵分二路，各個擊破的方式，此即第一次北伐。元惠宗戰敗後於1370年在應昌去世，元昭宗即位後北逃至漠北和林。明將馮勝奪取了甘肅地區。然而元將擴廓帖木兒仍然在漠北多次與明將徐達等人作戰。明太祖曾多次寫信招降，但擴廓帖木兒從不理會，被朱元璋稱為“當世奇男子”。1378年四月，元昭宗去世，繼位的元天元帝繼續和明朝對抗，屢次侵犯明境。
至於北元領有的東北地區與雲南地區方面：1371年，元朝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明，明朝占領遼寧南部。然而其餘東北地區仍由元朝太尉納哈出控制，納哈出屯兵二十萬於金山（今遼寧省昌圖金山堡以北遼河南岸一帶），與明軍對峙了十幾年，多次拒絕明朝的招撫。1387年馮勝、傅友德、藍玉等人發動第五次北伐，目標是攻占納哈出的金山。經過多次戰爭，1387年10月，納哈出投降藍玉，明朝占領東北地區。鎮守雲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在元廷退回草原後仍然繼續忠效之。1371年明太祖派湯和等人領兵平定據有四川的明玉珍，並且勸降梁王未果。1381年12月，明軍攻入雲南，1382年梁王逃離昆明並自殺，隨後明軍攻克大理，明軍平定雲南地區。
朱元璋為了徹底掃除北元勢力，於1388年5月命藍玉率領明軍十五萬發動第六次北伐。明軍橫跨戈壁至捕魚兒海（蒙古國貝爾湖）擊潰元軍，俘虜八萬餘人，元天元帝和他的長子天保奴逃走，但是幼子地保奴被明軍擒住，至此北元國勢大衰。1388年元天元帝及長子天保奴被阿里不哥後裔也速迭爾殺害，北元不再使用年號。
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分布在葉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爾吉斯部首領鬼力赤，否認脫古思帖木兒之子額勒伯克的宗主權，將其打敗並殺死，取得了統治各部的霸權。額勒伯克之子坤帖木兒繼位後也於建文四年（1402年）被鬼力赤殺死，改稱韃靼。去國號，元朝正式滅亡。
元朝單單憑藉著軍事優勢而欲支配諸國人民，在喪失其優越條件之後，立刻就被逐出了占領地。就連在忽必烈汗的領導之下所建造的大都亦無法守住，被逼回原本故鄉所在之北方草原。從此以後，大蒙古帝國再也不曾復活。諸國之人民亦不願此事發生。
疆域
範圍
元朝地圖1279年，元世祖攻滅南宋一統中國，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記載，漢地、漠南、漠北、東北（包括外東北和庫頁島）、新疆東部（元初據有塔里木盆地西抵蔥嶺）、青藏高原、澎湖群島、濟州島及南海諸島皆在元朝統治範圍內。自滅南宋後雖然多次對日本、緬甸、安南、爪哇等國有所衝突，然而疆域大體趨於穩定。1310年元武宗時期，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瓜分窩闊台汗國，元朝取得窩闊台汗國的漠西領土，國土面積達1372萬平方公里（北疆以北緯55°為界），若北疆延伸至北冰洋則有2267萬平方公里。
元朝疆域東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貝加爾湖，元史稱“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北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全國劃分為由中書省所直轄的京畿地區（即河北、山東、山西及漠南部分地區），由宣政院（初名總制院）所管轄的吐蕃地區，以及十個行中書省，分別為嶺北行省、遼陽行省、甘肅行省、陝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廣行省、四川行省、雲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
藩屬
元朝及四大汗國（台灣版疆域圖）元的政治
元大都示意圖主要機構
中央中書省：上承天子，下總百司，領六部，為最高行政機關，行使宰相職權。中書省下有六部：吏、戶、禮、兵、刑、工。
尚書省，主要負責財政事務，不過時置時廢。
樞密院：中央最高軍事管理機關。
御史台：最高監察機關。
地方
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西藏事務。
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和琉球。
行省制度：管理地方具體事務。
行中書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機構，並為一級政區名稱。簡稱行省，或只稱省。元置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也稱都省；因大元幅員遼闊，除腹里地區直隸於中書省、西藏地區由宣政院管轄外，又於諸路重要都會設立十個行中書省，以分管各地區。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設立尚書省主管政務期間，行中書省也相應改稱行尚書省。元人稱其制為：“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分天下之治。”除河北、山東、山西由中書省吐蕃地區由宣政院管轄。元帝國在地方設定行中書省。元代“行中書省”的性質，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早期是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帶中書省的職銜，在外行使“省”的職能。滅南宋之後，行省逐漸轉變成了一級地方行政組織，其首長也不再帶中書省的官銜。
行省下有道、路、府、州、縣、基層行政設施。
行政建置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國在消滅南宋前，忽必烈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開始行漢法，將中國的大都作為首都，建立了一套以傳統中央集權作藍本的政治體制，例如設立了中書省和司農司等一系列專司機構，使用漢人的統治機構來統治人民，並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劉秉忠、姚樞、許衡等。首都大都就是在劉秉忠等人的規劃下建成的。此外，大元還建立了儒戶這個戶籍來保護和優待讀書人。後來，又恢復了科舉制度（不過名額很有限），尊崇孔子。理學是元代科舉的標準。從整個政權來說，元代並沒有統一的“官方思想”，一般來說，蒙古統治者更多地信奉草原的薩滿教與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遵用漢法，立中書省總領全國政務，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宰執官。其後，相繼於各大地區建立行中書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書省宰執官出領各行省，稱行某處中書省事。以後此類行省實際上已成為常設的地方行政機構，與前代所置臨時性的分遣機構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書省宰相行省事系銜，就與中書省的許可權沒有區別，嫌於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稱某處行省某官，不再帶中書省宰相職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銓定省、台、院、部官，罷各行省所設丞相，只置平章政事為最高長官，以與都省相區別。後來，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許設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復罷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為平章政事。葉順鐵木耳（1324～1328）以後，某些行省又設丞相，視需要及任職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兩員（從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兩員（從二品），其品秩與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為一，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品秩皆低於都省。元末，有些行省還增置“添設”平章、右丞、左丞、參政等官。行省掌管轄境內的錢糧、兵甲、屯種、漕運及其他軍國重事，統領路、府、州、縣；距離省治遠的地方，另設宣慰司統之，作為行省的派出機構。
然而，其“漢法”施行得並不徹底。由於元帝國的覆蓋面積較廣，除中原地區外還包括許多其它地方，不少中亞汗國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員都不滿忽必烈行漢法的舉動，忽必烈晚年也漸與儒臣疏遠，因此漢法並未成為一套完整的體系。
法律
元代始終沒有頒布完備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漢地斷理獄訟，基本上參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關係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國號同時，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後曾數次修律，都沒有完成。判獄量刑，主要根據已斷案例，類推解釋，比附定刑，與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隨意性較顯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詔制、條格（經皇帝親自裁定或直接由中書省等中央機關頒發給下屬部門的各式政令）為依據。因此，元朝的法制體系，主要是由因時立制、臨事制宜而陸續頒發的各種單行法構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門均應分別類編先後頒發的各種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當時“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條格，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所無載，則施行比擬”。條格和斷例歲增月積，繁雜重出，互相牴牾。元政府有時將歷年所頒降的某一方面的條例重加“分揀”、“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為“通例”公布。同時，對國家的政製法程，也幾次召集老臣，從以往頒發的政府文書中選出“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等格律類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質的政書（見《通制條格》）。
元朝法律大體上遵循前代“同類自相犯者，各從本俗法”的原則。“五刑”的刑罰體系與前代相比發生了某些變化。同時，由殺人者向被害者家屬償付燒埋銀，以及將刺字斷放的前科罪人發付原籍，由官司籍記充“警跡人”，交由村坊鄰右監督等規定，從元代開始制度化。對傷害罪，規定由加害者交付給受害者一定數量的“贍養之資”、“醫藥之資”，對加害者所處的實刑則比前代相應減輕。元代法律從維護蒙古貴族和地主階級利益出發，制定了種種不平等規定，有些蒙古法，如對偷盜牲畜處以賠九之罰、倍贓制，屠宰牲口時禁抹喉放血等，對施臨於漢族居民的刑罰體系也有一定的影響。
等級制度
在封建制度里，貴族處於最高統治地位，當蒙古人侵占其他國家建立政權後，就出現了包括蒙古貴族在內的多個民族貴族並立的情況，這產生了帝國該由誰統治的問題。元朝為維護蒙古貴族的專制統治權，採用“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中國人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這一政策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權。四等人制度
| 等級 | 民族 |
|---|---|
| 第一等 | 蒙古人 |
| 第二等 | 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欽察、唐兀、畏兀兒、回回等，另外，蒙古高原周邊的一些較早歸附的部族，也屬於色目人，如汪古部等。） |
| 第三等 | 漢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國境內的漢、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雲南（大理）人，東北的高麗人也是漢人。） |
| 第四等 | 南人（最後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內各族，淮河以南不含四川地區的人民。） |
元朝存在等級歧視制度。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將臣民分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這種劃分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規定中。比如禁止漢人打獵、學習拳擊武術、持有兵器（例如數家才可共用一把菜刀）、集會拜神、趕集趕場作買賣、夜間走路。“殺蒙古人的償命，殺色目人的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死一個漢人，只要繳一頭毛驢的價錢。漢人如當兵則不許充宿衛，如當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貳（雖然實際上存在很多例外情況）。這些法律規範對於漢人均不平等。
遇到征伐戰爭，差別待遇較平時更甚。像1286年，為了進攻安南，徵用全國馬匹，色目人三匹馬中只征兩匹；而漢人的馬，無論多少，全部徵收。以後不斷征馬，每次如此，漢人的馬就成為珍品。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長，全由蒙古人擔任。當蒙古人不夠分配，或中亞人賄賂夠多時，則由中亞人擔任。蒙古官員大多數是世襲的，每一個蒙古首長，如州長、縣長，他所管轄的一州或一縣，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漢人則是他的農奴，他們對漢人沒有政治責任，更沒有法律責任。但實際上對於許多豪強是不適用的。雖然法令禁止漢人持有兵器，但大興史氏、易州張氏、真定董氏等待遇和蒙古貴族相差無幾。相反許多蒙古貧民生活卻很困苦，到了元朝中葉，常有大批蒙古貧民在大都、通州等地被販賣，色目人也有不少淪為奴僕的。實際還是地主階級政權。
蒙古大汗可以隨時把漢人視如生命的農田，連同農田上的漢人，像奴隸一樣賞賜給皇親國戚——親王公主或功臣之類。南宋滅亡後所舉行的一次賞賜中，少者賞賜數十戶數百戶，多者竟賞賜十萬戶。每戶以五口計，一次就得到五十萬個農奴。漢人忽然間失去了祖宗傳留下來的農田，也忽然從自由農民淪為農奴，沒有地方可以申訴。蒙古人，都可以隨意侵占農田，他們經常突然間把漢人從肥沃的農田上逐走，任憑農田荒蕪，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軍事
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過著兵民合一的遊牧生活，戰時出軍，平時便屯聚牧養。在漢地和江南，元朝軍士的來源採取從固定的軍戶
蒙古騎兵元代軍事防衛分為兩大系統，即戍衛京師（大都）的宿衛系統和鎮守全國各地的鎮戍系統。宿衛軍隊由怯薛軍和侍衛親軍構成。忽必烈建國後，保留了成吉思汗創立的四怯薛輪番入侍之制，用他們列值禁庭以充護衛侍從，常額在萬人以上，由皇帝或親信大臣直接節制。侍衛
元代武士三十餘衛，衛設都指揮使或率使，隸屬於樞密院。
鎮戍軍，負責鎮守全國各地。軍隊包括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行省制度。
經濟
元朝運河和海運農業
元
“至元通行寶鈔”紙幣商品
由於蒙古對商品交換依賴較大，同時受儒家輕商思想較少，故元朝比較提倡商業，使得商品經濟十分繁榮，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為了適應商品交換，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然而因濫發紙幣也造成通貨膨脹。商品交流也促進了元代交通業的發展，改善了陸路、漕運，內河與海路交通。人口
元代戶口統計表| 年代 | 戶數（戶） | 口數（人） | 備註 |
|---|---|---|---|
| 夏崇宗永安三年（1100年） | - | 估300萬 | - |
|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 | 8,413,164 估870萬 | 53,532,151 估5600萬 | 學者認為金國滅亡後境內僅剩200萬戶、1050萬人。 |
|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 | 12,670,801 估1550萬 | 28,320,085 估8060萬 | 此年為南宋人口峰值，學者認為因宋元戰爭人口銳減超過一千萬。 |
| 元太宗八年（1236年） | 1,100,000 | - | 統計範圍為原金、夏境的華北地區，1235年實施的乙未籍戶至1236年完成。 |
| 元憲宗二年（1252年） | 1,300,000 | - | 本年完成壬子籍戶 |
| 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 | 1,418,499 | - | - |
|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 | 13,196,206 估1500萬 | 58,834,711 估7500萬 | 原南宋境內有11840800戶，原金國境內有1355406戶。此次統計數據不包括西南各省的“山澤溪洞之民”。 |
|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 13,430,332 | 60,491,300 | 內郡（即北方）有1999444戶，江淮和四川（即南方）有11430878戶，共有59848964人，另外有游食者429118人，僧、尼213148人。 |
|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 | ①14,002,760 ②11,633,281 | ②53,654,337 | ①號數據為官方統計峰值 ②號數據出自《元史·卷九十三》 |
| 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 | 13,400,699 估1700萬 | 估8500萬 | - |
| 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年） | 估1800萬 | 估9000萬 | 部分學者認為此年為元代人口峰值 |
|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 | - | 估6000萬 | 學者認為元明之際的人口谷底為六千萬 |
| 註：本表官方統計數據僅包含漢地（不含吐蕃、雲南、嶺北及遼陽行省）的居民，未包含特殊居民如賤民、佃農、奴婢、僧道等人群，蒙古貴族軍將們又有大量的驅口，此外還有軍戶、匠戶等均不計入戶口統計，故實際人口遠多於在籍人口，本表估算數據出自吳松弟的《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及葛劍雄的《中國人口發展史》。 | |||
賦稅
至正之寶（權鈔錢）差役按里甲戶等編派，如坊正、里正、倉官及庫子等。又有修城、開河、築堤、運輸等力役。差役極為繁重，給勞動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官吏收錢的名目：部屬參見要“拜見錢”，逢年過節要“追節錢”，生辰祝壽要“生日錢”，迎來送往要“人情錢”，無事白耍稱“撒花錢”，例行公事要“常例錢”，論訴官司也要收錢。
社會發展
農業發展
農業的恢復和發展
宋理宗在蒙古對金作戰期間，北方勞動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從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著農牧爭地的問題。在戰爭之後，北方農田大量荒廢為牧場。
在中原和江南地區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不得不放棄其落後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而採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在元軍攻宋的過程中，對農業生產的破壞較之北方要輕一些。這種“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思想，還貫穿在其他許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時，決定升遷的首要條件是“戶口增、田野辟”。重農政策的結果，也使蒙古封建領主逐漸轉化為封建地主。
1261年（中統二年），忽必烈就設立勸農司，派出許多勸農使分赴各地整頓農桑。1270年（至元七年）二月又成立司農司，下設四道巡行勸農司。同年十二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由勸農司到大司農司，反映出對農業的逐步重視。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各路。
村社組織
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擴大屯田網，除軍屯、民屯外，還有軍民和屯等形式。據歷史記載，當時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間有自發組織的“鋤社”，“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間有病患之家，共力鋤之”，往往“苗無荒穢，歲皆豐熟”。元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村社形式，規定“諸縣所屬村，凡五十家立為一社”。社長組織居民墾荒耕作，修治河渠，經營副業。這種村社是農村基層組織，成為恢復生產的一種積極手段。
此外，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方面還採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區，聽民自買荒田曠土，延期課稅，對貧困的屯田戶和遷民，給以牛具、農具和種糧；清理豪強侵占的土地和民戶，推行大規模的“籍戶”（調查登記戶口），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以及興修水利等等。
發展成果
由於貫徹了重視農桑的政策，各地的農業生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
農業發展的表現，首先是水利灌溉業的發達。元初，內設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監時，曾親自到華北、西北一帶進行規劃，增闢水田數萬頃。宋、金時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復。王禎《農書》中介紹用於灌溉的水車就有七種，其中高轉筒車可引水到二百餘尺的高地，這些工具在當時能夠廣泛套用，是和水利事業的發展分不開的。
第二，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時期，陝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於天下”，關、隴、陝、洛出現了“年穀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占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里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雲南昭通），均有屯田。
農業發展的成果還表現在：元代中國南北各地棉花種植的逐漸推廣，也是當時農業生產上一項重要成就。這項成就和黎族、畏兀族等兄弟民族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由於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陝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箇中國，已遍植棉花。
當然，在恢復與發展中，各地情況是不平衡的。由於封建統治機構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區在水利、屯田、勸農等項工作上已出現了停滯和衰敗的現象。到元代中後期，水利建設遭到了嚴重破壞，土地兼併加劇，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災害，農業生產進一步衰敝了。
生產關係
土地關係
元朝存在時間僅近百年，這段歷史的考古發現在土地占有關係上，元代在北方基本上沿襲遼金舊制，在南方則保持南宋的陳規，沒有多大變化。官田是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北方主要是金時屯田軍遺留下的土地，南方則包括南宋的入官田、內府莊田和南宋末年掠奪民田而設定的公田。元政府把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為軍隊屯田，一部分作為官吏職田，一部分用來賞賜王公貴族和寺觀僧侶，剩餘的由政府直接招佃耕種。私田是蒙古貴族、各族地主和一部分自耕農私人占有的土地。官田和地主占有的土地除一部分由農奴性質的驅丁耕種外，絕大部分是以佃耕的方式出租給農民。
佃戶交租有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形式。元律規定，主戶打死佃客，依“良人毆死他人奴婢例斷一百七下”。從法律上可以看出當時佃戶地位之低下。
蒙古貴族入中原後，除一般佃戶外，還有所謂投下戶。在徭役繁重的情況下，軍、民、站戶之應役者均以投附投下為避役之計。投下官吏亦乘機誘納，元政府不得不屢屢申禁投下擅招民戶。這種現象的產生，說明元朝北方勞動者的身份比北宋時期有所下降。
土地兼併
元朝初年，土地兼併的趨勢仍然在繼續發展。在北方，蒙古貴族和各族地主多用政治權勢進行兼併。蒙古諸王貴族有食邑封地，有投下州，有賜田，數目都相當龐大，如元世祖一次賜一個大貴族益都田千頃。他還允許貴族們薦任其私人來監督賦稅的徵收。這樣一來，利用特權霸占土地也就成為合法了。
色目和漢族的上層人物同樣也可以利用其權勢霸占土地，在南方，元滅南宋後，大地主基本上都保留了下來。如大地主瞿霆發占有民田和承佃官田達百萬畝。又如松江曹夢炎“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郡邑官為之驅使……北人目之曰富蠻子”。南方地主在土地兼併手段上稍異於北方的，是先憑藉財富來謀求政治地位，然後再依靠其權勢來保護和兼併土地。
土地兼併的惡性發展，使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危機迅速加深。
奴隸制驅口
元代，有些勞動者淪為驅口。金時已有“驅口”一詞，簡稱“驅”，指戰爭中“被俘獲驅使之人”。元代沿用這個名稱，但在南方則稱奴或奴婢。他們當中除戰俘外，還有因債務或犯罪所致，也有逼於租賦或饑荒而賣身為“驅”的。驅口另有戶籍，稱驅戶、驅丁，和一般編民有別。非經放良或贖買，不能改籍。當時習慣上把驅口的占有者稱為使長。使長對驅口有人身占有權。
在法律上，驅口“與錢物同”，是主人財產的一部分，主人可以隨意買賣或饋贈。使長殺死驅奴，法律上僅杖八十七；如果驅口有罪，使長殺之，可免予處分。驅口一部分用於手工業生產和家內勞動，大部分則從事農業生產。從事農業勞動的驅口，既要向使長繳租，也要向政府納丁賦，在剝削關係上近似佃戶，是一種半農奴、半奴隸的特殊階層。驅口以奴隸制的殘餘形態，保留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一直到元朝的滅亡。
賦役制度
蒙古國時期的賦役採取“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的徵收辦法。元世祖時曾按居民貧富劃分為上、中、下三等戶，每等再分三級，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稱為三等九甲。登記戶等的簿籍，叫做“鼠尾文簿”。科征賦稅差役時，即以鼠尾簿為準。
元代的賦稅制度，前期後期數經變化，主要有稅糧和科差兩項。稅糧南北不同。北方分為丁稅、地稅。1280年（至元十七年）規定全科戶丁稅每年每丁納粟三石，驅丁納粟一石；地稅每畝納粟三升。南方則沿襲宋代舊制，一律按地畝分夏秋兩稅徵收。秋稅納糧，夏稅納木棉、布帛、絲棉等物。其數量則根據土地肥瘠、產量多少而定。
科差行於北方者，包括絲料、包銀和俸鈔三項。絲料在太宗時原規定每兩戶出絲一斤，交給政府；每五戶出絲一斤，輸於本位（獲得份地的封主）。到世祖時，交納辦法又有了改變，“其法每戶科絲二十二兩四錢，二戶計該絲二斤一十二兩八錢，其二斤即系納官正絲，……外將每戶剩餘六兩四錢攢至五戶滿二斤數目付本投下支用，謂之二五戶絲”。這樣，人民的負擔又增加了一倍。包銀在憲宗時規定每戶每年納銀四兩，其中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俸鈔規定每戶每年納鈔一兩，作為諸路官吏俸祿。南方科差有戶鈔、包銀。江南戶鈔，規定一萬戶田租中輸鈔百錠，每戶折交中統鈔五錢，這是專供份地主人享用的附加稅，相當乾北方的五戶絲。
元政府又把所屬人口按其服差役的類別，交納貢賦的品種，以及種族、宗教、職業等區別，分為民戶、站戶、軍戶、匠戶、冶金戶、打捕戶、姜戶、葡萄戶、畏兀戶、也里可溫戶等，稱為“諸色戶計”，分別承擔不同的科差。
諸色戶計包括不同的階級各戶的差役、力役，除特殊者外，多沿襲宋制。差役按里甲戶等編派，平時有坊正、里正、主首、倉官、庫子之類的差役；發生特殊情況時，又有開河、築堤、運輸、修城等力役，稱為“雜泛差役”。由於差役的繁重，勞動人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甚至於家破人亡。
手工業
官營手工業
元朝時代花元朝統治者為了滿足對軍需武器和日用工藝品的需要，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官辦手工業。同時，元朝的民營手工業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官營手工業和匠戶元朝中央和地方都有許多官辦手工業的主管機關和作坊。這些官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都很大。元代大的官局擁有工匠二三千戶，小的也有數十戶，房屋數十間。官局內部分工比宋代更細，例如浙江四明織染局就有染房、絡絲堂、機房、打線場等不同工序的作坊多處。這些手工業作坊的產品，主要是供給統治者消費，有些部門也兼營一些商品生產。
由於政府拘刷工匠，壟斷原料，使各族手工業者聚集在一起，技術得到了交流和提高，加上不計成本，不求數量，因而創製出不少相當精美的產品。如武器、甲冑的精堅，絲織物的美妙，都馳名中外。在瓷器方面，在北京原大都遺址發掘出來的元代多種青花瓷器，造型優美，色彩清新，說明青花瓷的水平已達到接近成熟的階段。
工匠和匠戶制度
在官營手工業中實行工匠和匠戶制度。蒙古統治者在其初期掠奪戰爭中，把從中亞各地和中原地區俘獲的手工藝匠人集中起來，加以利用。這些工匠成為元代初期官手工業中的主要勞動力，他們的身份同於工奴。大規模戰爭結束後，元政府採取拘括戶口的辦法來控制工匠。工匠的戶籍，編入另冊，稱為匠戶。
元代匠戶主要有兩種，為軍隊生產，受軍隊管轄的是軍匠；為各局院生產，受局院管轄的是官局人匠，總稱系官人匠。此外，還有受各貴族王公直接管轄的，稱投下匠戶。匠戶名義上不再負擔其它科差，每月並向政府領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鹽半斤。家屬只供給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過四口的，不予供給。由於長官的剋扣，經常還不能夠完全領到手。所以工匠們常是“衣食不給，致有庸力將男女質典者”。
匠戶的職業是世襲的，非經放免，子孫不能脫籍。官局中的勞役完全是強制性質的，這就是所謂“匠不離局”。
在這種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工匠們經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來進行反抗。由於工匠們的反抗，官手工業各部門，生產效率低，質量差，有時不得不採用差派民間工匠到官手工業中勞動的辦法來解決技術、勞力缺乏的問題。
絲織業發展
元代官私手工業中的絲織業有很大發展。舊的絲織業中心如江、浙、四川等地，在元代都有較大的進步。官辦的絲織業著名的有平江、杭州、成都三處的織錦院，院裡織機各有數百台，工匠數千人，有挽綜、紡繹等較細的分工。類似大小不等的織染局遍布全國，像福建提舉司歲織緞也在三千匹以上。
私營手工業也有發展，如杭州、蘇州私營絲織業作坊的規模與經營情況就是例證。據記載，元末至正年間（1341年～1367年），杭州“有饒於財者”，家有抒機四五具，僱工十數人，織工勞動“每夜至二鼓”，其中技藝較高的織工，且可獲得“倍其值”的工資。可見在元代絲織業作坊中已有僱傭勞動出現。當時在絲織業技術上較前代有所革新。織錦刻絲方面許多名工巧匠的作品，絢麗多彩，各具風格。
棉紡織業發展
棉紡織業在元代也大放異彩。松江（上海松江縣）烏泥涇是當時棉紡織業的中心。這箇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的貢獻分不開的。黃道婆是烏泥涇人，幼年“淪落崖州（海南島）”，從黎族婦女中學得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1295年前後她返回家鄉，又把漢族地區絲麻紡織的經驗用在棉紡織上，改進了從軋花到織布一系列的棉織生產工具。如原來彈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艱”，她改用大弓椎擊法；原來紡紗用單綻紡車，她改為三綻紡車；在織染方面，還能錯紗、配色、綜線、絜花，織出各種美麗圖案，適應了當時棉紡織業發展的需要，從而推動了松江一帶棉紡織業的發展。當時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諺。這是黎漢兩族人民創造才能的集中體現。
制瓷業發展
元代的制瓷業在宋、金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南方的景德鎮逐漸成為全國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產高質量的青白瓷為主。色釉有青花、釉里紅、紅釉、藍釉等品種，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為突出。元政府在景德鎮設浮梁瓷局，管理官窯，燒制進貢的御器。器內皆記樞府字號，故又稱樞府窯。對民窯則加以課稅。據記載，當時有三百多座瓷窯在生產。浙江有龍泉窯，產品以青瓷為主。北方制瓷業發展也很迅速。除鈞窯、定窯繼續在發展外，河南、河北在舊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新窯，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窯投入生產。隨著各地瓷窯的興建，瓷的產量在逐年上升，除供應國內的需要外，產品還遠銷日本、朝鮮、南洋和中亞各地。
礦冶業發展
元代的礦冶業也有發展。官辦的鐵礦冶煉業由於管理不善，生產力低，後來逐漸變成官督民辦的形式。如元世祖時期河北沙河綦陽鎮附近四個鐵冶，原由9950戶冶煉匠戶承擔，冶煉出來的全部產品價值還不如只抽冶戶包銀所得合算，當時官僚王惲建議把冶戶解散為民，“罷去當差，許從諸人自治窯冶扇煉，據官用鐵貨，給價和買，深是官民兩便”。就是要求變官冶為民冶的一例。
印刷業發展
印刷業也相當普及，南北各地都興起許多刻書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甌）、福州的印刷業繼續有發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山西臨汾）後，“平水刻”盛極一時，書坊萃集，私營書店不斷出現。各地私人印刷業的興起，對當時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商業發展
城市的繁榮
元朝各民族官民服飾城市的繁榮大都被稱為“汗八里”，當時不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使團來到大都。在國內，西藏的喇嘛們每次往返均要運輸許多貨物，是宗教團體而兼有商隊的性質；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閩、廣、江、浙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內流通的商品有糧食、茶、鹽、酒、綢緞、珠寶等，也有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如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駝駱市、珠子市等。商業行會的組織中，有“行老”負責業務上的內外事務。
北方的重要城市，沿著陸路交通幹線，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陽、奉元（西安）、開封、濟南等；再向北則有上都、和林、鎮海等城市，集中著大批漢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龍江肇源西南）也是東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則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都納入了全國的商業網。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則薩迦寺一帶，並和尼泊爾取得貿易聯繫。
商稅增長
沿著運河和長江，一些舊有的商業城市更蓬勃發展起來，如杭州、平江、鎮江、集慶（南京）、揚州等城是比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寧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設有市舶司和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如泉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曾提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
1270年（至元七年），國內商稅“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稅已增至“腹里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總計四十五萬錠。不到二十年，增長了十倍。商稅的增長固然說明了封建剝削的加重，但也反映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封建政府的專賣制度
元代國內外貿易沿襲前代的一套辦法，由政府直接管理。它採用專賣的辦法來壟斷資源，控制市場。國內市場上的許多商品，從鹽、茶、酒、醋到農具、竹木，無不由政府經營。官營專賣事業中最重要的是鹽，鹽課收入占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國際貿易上也實行官營專賣的辦法，政府設立市舶提舉司。市舶制度的建立使海外貿易處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又實行“官本船”的辦法，即由元朝政府“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通過這個辦法壟斷海外貿易，不許“別個民戶做買賣的”下海，為此撥出十萬錠做經費。後來，不許私商下海的辦法雖然行不通，但“官本船”一直存在。民間商人因“通番貿易”而致富者亦不少。如嘉興沈氏“因下番買賣致巨富”。
官營專賣事業，其目的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鞏固封建統治。但由於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利，反而產生了社會經濟停滯萎縮的弊病，促使當時封建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日益深化。
當時人民民眾反抗專賣的辦法，就是走私。這種官、民矛盾的激化，最後必然發展成武裝鬥爭。
鈔幣的流通
蒙古建國之初，就曾發行紙幣。隨著蒙古勢力的擴張，紙幣流通區域也在擴大，但金的交鈔仍在使用。幣值不一，地區之間彼此阻隔，不利於經濟的交流和發展。到元世祖時，開始推行鈔法，發行統一的貨幣。1260年（中統元年）七月，印造交鈔，以絲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製以銀為本位的“中統元寶鈔”，簡稱中統鈔。中統鈔每二貫可兌換白銀一兩。這種貨幣不受區域和時間的限制，可用來納租稅。
這樣，中統鈔就作為統一的貨幣暢通全國。1275年（至元十二年）滅宋後，又廢止了南宋流通的銅錢。隨著政治的統一，也完成了貨幣的統一。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為了整頓財政金融，又發行了一種至元鈔，從五文到二貫共十一種面額，與中統鈔並行。以後在武宗至大、順帝至正年間都曾一度變更鈔法，並鑄造過一些銅錢，但都行之不久。終元之世，只有中統、至元二鈔作為主要紙幣，並行流通。
順帝至正間，為了籌集對付農民起義所需的軍費而變更鈔法，結果通貨膨脹，紙幣貶值。最後，演變到以物易物時，元朝也就滅亡了。
早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人在和西域各民族接觸後，受其影響，出現了商業行為和高利貸。當時由中亞貴族出資交商人們經營的商業組織稱為“斡脫”，此詞在土耳其語中本有商隊夥伴等含義。他們在為蒙古統治者採購消費品的過程中也常替他們經營一些商業或代放高利貸，因而獲得其信任。斡脫們放出的高利貸叫做斡脫錢。
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維持生活和交納賦稅，有時被迫不得不求助於斡脫錢。斡脫錢當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來生息，因此被稱為“羊羔兒利”或“羊羔息”，負債者經常“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為了管理髮放斡脫錢，元政府在1272年（至元九年）八月間設定了斡脫所，後來擴展成斡脫總管府，實際成為封建政權吸吮人民血汗的營利機構。
航運發展
海運利用
元朝與伊利汗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相當頻繁海運 大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當地農產品又無法滿足首都的需求，於是，京都的糧食不得不“仰給於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陸路交通和運河外，又開闢了一條海運航線。
元世祖派遣伯顏平江南的時候，就曾利用海運把南宋皇家圖書館所藏書籍全部運到大都。但大量運輸糧食則始於1282年。這一年伯顏派人從海道運糧到直沽（天津），開始時用平底船60艘運糧4.6萬石，以後每年增加，最多達到360萬石。航道改過三次，自蘇州劉家港開航，“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海運比陸運和內河航運要省費得多，不僅“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而且便於在政治上控御東南。
大運河疏浚
大運河 自隋唐迄宋，大運河主要是以洛陽為中心的一條南北運輸線；經過元朝整修以後，大運河就成為以大都為中心的新型運河了。
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諸河的水源，沿著山東丘陵地的西北邊緣，向南開鑿了濟州河，從山東的濟寧到東平開闢了一條人工河道。1289年又開鑿了一條會通河，從山東東平到臨清，和舊運河（即御河）接通。到了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當時任都水監的科學家郭守敬建議，在金代運河的基礎上，開鑿一條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濟運河水量，總長160餘里，這樣從通州就可以順白河到天津。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這三條河道的修成，就從當時黃河所經的徐州，向西北直達衛河上的臨清，打通了一條捷徑。糧船可以從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繞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從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運河貫通起來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在政治上也起了鞏固統一的作用。
文明發展
哲學宗教
理學
審美情趣蒙古滅金後，北方雖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學思想的廣為傳播還是趙復被俘到北方之後的事。趙復，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陸）人，人稱江漢先生，是朱熹門生謝夢先的學生。1234年，他被蒙古軍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見。後來在燕京設立了太極書院，專門請他講授程朱理學的書目、宗旨、師承關係，培養了一大批理學家。
許衡、劉因、吳澄被稱為元代三大理學家。許、劉主朱學，吳則調和朱、陸二派。三家雖互有矛盾，但基本觀點完全繼承宋代理學，並無多少創造。儒學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官方哲學，在元朝同樣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稱頌。元武宗給孔子加上了“大成至聖文宣王”的頭銜。元朝統治者把儒學定為“國是”，從朝廷考試到州縣學校的教學，一律以程朱對孔孟理論的注釋為準，把朱熹的《四書集注》稱為“聖經章句”。
鄧牧及其思想
儘管元朝統治者提倡理學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現了一些反對理學的思想家。鄧牧是其中突出的一個。
鄧牧，字牧心，號文行，又自號“三教外人”，浙江錢塘人。南宋亡後，他隱居餘杭大滌山中的洞霄宮，不仕元朝，是個有民族氣節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牙琴》一書，猛烈抨擊暴君酷吏。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奪者和剝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還描繪了一個理想國，在那裡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選出來為民眾辦事的人，而不是特權階級。在理想國里無戰爭，人人勞動，自食其力。
鄧牧這種烏托邦思想，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國寡民”的思想作為他的思想武器，終於陷入逃世的幻覺之中。
各種宗教的流行
從成吉思汗以來，蒙古統治者信奉傳統的薩蠻教，但對其它各種宗教，也都採取寬容態度，只要不危及其統治，都予以保護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傳入西藏後與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響、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教派，在11世紀至13世紀期間，由於吐蕃新興封建領主的支持，日漸興盛。自元世祖起，元朝歷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為帝師，並親自受戒。因此，喇嘛們受到特別的尊崇和優待。
佛教在內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興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經在佛教經典的傳布上是一件大事，後來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為基礎而修纂的。
元代的道教，除了張天師的嫡系稱為正一教外，還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勢力最大，教主丘處機（長春真人）曾應成吉思汗之召到過中亞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據實寫了一部《長春真人西遊記》，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貴史料。
外教的傳播
元代把基督教稱為也里可溫，亦稱也立喬，意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國的基督教有兩派。一派是聶士脫里派，是隨著波斯商人由泉州、廣州各沿海城市傳入內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聖方濟各派，在1292年前後，教皇曾派遣義大利傳教士約翰·孟德高維奴來北京傳教，任第一任天主教總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國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內地都有教堂。
伊斯蘭教在元代也是隨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東來的。他們信奉伊斯蘭教，散處各地，元人稱之為“回回”。其傳教士在元代官文書中稱為答失蠻。此是波斯文音譯，意為學者。
此外，摩尼教、婆羅門教、猶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際逐漸傳入，而在元代也有所傳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3世紀時創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資料而形成自己的教義，7世紀末傳入中國，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元代泉州一帶有摩尼教活動。婆羅門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稱番佛寺。猶太教亦稱為“一賜樂業教（即以色列的音譯）”，在開封和大都都有他們的蹤跡。《馬可波羅行記》中就有關於猶太教徒的記載。
史學發展
元代史學
馬端臨及《文獻通考》
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與，饒州樂平（屬江西）人。他見杜佑《通典》自天寶以後闕而未備，就仿《通典》的體例，寫成了《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是一部著重敘述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類通史。全書348卷，分為24類。它以《通典》為藍本，但在選材範圍和規模上都超過了《通典》。內容不僅採用經史，而且摘引奏疏議論，尤詳於宋代史實，反映出他重視近現代史研究的精神。
胡三省和《通鑑注》
司馬光《資治通鑑》成書後，其門人劉安世曾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為注釋。胡三省，字身之，浙東寧海人。宋亡，他隱居不仕，寫成了294卷的《通鑑注》。《通鑑》內容繁富，需要訓釋之處較多，《通鑑注》是後人讀《通鑑》必不可少的一部參考書。
元代官修史籍
元朝建立之後，沿襲中原舊制，各帝死後，都由翰林國史院或指定史官編纂《實錄》。只有順帝因國亡而未及編寫。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等為藍本的。《元實錄》今已佚，僅能從《元史》中略窺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傳下來的有《宋史》、《遼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還有《大元一統志》和《經世大典》等。
由翰林國史院用蒙文編寫、類似漢文《實錄》的《脫卜赤顏》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編寫，藏在奎章閣。《脫卜赤顏》後來不斷續修。原本已佚，但在後來編寫的《黃金史》等書中，尚保存一些片斷。
文學藝術
元曲
窩闊台汗元代的元曲，是這個時期文學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劇曲和散曲兩種。劇曲當時稱為雜劇，在元代極為盛行。據統計，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種，保存到現在的還有160多種。
在元以前，傳統的文學體裁是抒情的詩歌和散文，而從元以後，文學作品的體裁出現了有情節、有人物、有說有唱的戲劇。
元初城市經濟的逐漸復甦和繁榮，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激盪，儒學封建道德思想的約束在各少數民族文化衝擊下的相對鬆弛，專業劇作家的出現，這些，都是雜劇興起的有利條件。蒙古統治者對歌舞戲曲的愛好，更助長了這個文藝形式的發展。
在至元、大德時期（1264年～1307年），出現的著名劇作家有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等人，世稱元曲四大家。他們的代表作品是關漢卿《竇娥冤》、白樸《梧桐雨》、馬致遠《漢宮秋》、鄭光祖《情女離魂》等。此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膾炙人口的名著。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歌頌了人民的反抗鬥爭，在藝術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散 曲
除元曲外，還有和雜劇中的曲牌一樣而沒有念白和摺子的歌曲，稱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數”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優美動人的作品，據不完全統計，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調演唱的溫州雜劇等地方戲發展成為南戲，亦稱傳奇。著名的有四大傳奇：《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和《殺狗記》。
雜劇、散曲和南戲（傳奇）多方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是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對後來戲劇文學的發展和許多地方戲曲、劇種的興起，都有深遠的影響。
運用漢文從事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在元代也很多，如回回人薩都剌、畏兀人小雲石海涯（漢名貫雲石，字酸齋）等，都以寫散曲而馳名於時，對漢文的造詣很深。此外，回回詩人乃賢、丁鶴年等人，在當時也都有聲譽。
蒙、藏史詩
元代中國各民族的作家，運用自己民族文字或兄弟民族的文字，寫出或翻譯了不少的優秀文學作品。如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僅記錄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的歷史，而且也是詩歌、口碑、傳說等民間口頭文學的彙編，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詩，也是蒙古族的可考的第一部歷史文獻。
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是一部藏族民間說唱體的英雄史詩，在元代寫定，當時在全國廣泛流傳，為漢、藏、蒙等族所喜聞樂道。《米拉日巴傳》的作者署名是後藏瘋人海如嘎，成書約在13世紀後期，寫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是研究藏族社會和文學的重要資料。這些少數民族文學傑作，都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遺產。
樂器發展
元代在藝術上也是一個絢麗多姿的時代。蒙古早期的音樂很簡樸，僅有鑼、鼓、拍板、胡琴等樂器。成吉思汗根據西夏舊貴族高智耀的推薦，把西夏舊樂引入宮廷。窩闊台汗時又徵用金太常遺樂於燕京。蒙哥汗時逐漸採用一部分中原音樂。
元世祖以後，宋朝的雅樂在祭祀中也被採用。而宴樂時則是漢、回回、西夏的樂隊，同陳並奏。樂器中有經過中國音樂家改進的由阿拉伯等地傳來的風琴，有從波斯傳來的火不思（撥弦樂器），也有流行於波斯和阿拉伯一帶的嗩吶，還有胡琴、箜篌、琵琶、雲璈等。元曲的興起，和當時音樂的發展交流是有密切聯繫的。
元代繪畫
元朝壁畫元代的繪畫也有突出的成就。畫家們從宋院畫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有了運用畫筆來表達個性、抒寫思想的要求。風格上揮灑淋漓，重視筆墨情趣，追求意境深遠。畫面上加題跋、篆刻，把書法、文學、治印的藝術與繪畫溶為一體，不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元初的繪畫，仍以山水畫為主，畫家以趙孟、錢選為大家。和趙同時代的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畏兀人，後占籍大同。他雖用五代董源、巨然的筆意，寫林巒煙雨，但不泥於古人。發展到黃公望（字子久）、王蒙（字叔明）、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吳鎮（字仲圭）時，各家都另闢蹊徑，別開生面，過去美術界習慣上稱為元四大家。他們用水墨或淺絳描繪山水，有所創新，形成宋以後山水畫主流，對明清山水畫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壁畫藝術
元代由於大興土木，修築宮殿寺觀，所以壁畫藝術也有很高的成就。如敦煌、安西榆林窟（萬佛峽）等地保存的元代壁畫，西藏日喀則德欽頗章宮裡的壁畫，山西芮城的永樂宮壁畫，山西洪洞廣勝寺元代雜劇的壁畫等，不僅是藝術瑰寶，而且是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文物，見於記載的壁畫畫家有朱玉、李時等名手。
雕塑藝術
在雕塑方面，元代的大師們，吸收了外來的技巧，繼承了中原的傳統，加以發揚光大，其特點也在力求表現出個性來。如劉元就是其中傑出的能手。劉元字秉元，河北寶坻人，幼年跟道士學中國的傳統技法，後來又跟尼泊爾人阿尼哥學“畫、塑、鑄金之藝”，學塑“西天梵相”，神思妙合，稱為絕藝。
科學技術
數學
蒙古舞步是在包裝上模仿元朝奶酒最到位的一個奶酒品種宋元時代，中國數學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著輝煌的成就。元代數學家朱世傑在1303年發表的《四元玉鑒》一書（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朱世傑，字漢卿，號松庭，還著有《算學啟蒙》三卷。他對於多元高次方程組的解法，高階等差級數和招差術（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獨到之處。
元代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水利工程和城市建築的興起，促使套用數學得到迅速的提高。舊式籌算已不適應速算的需求，於是在改革古代籌算的基礎上，元代產生了珠算。由於算盤的使用和傳播，中國數學進入了以珠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新時代。這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無疑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最晚在蒙哥時，中國數學界已接觸到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數學知識也傳入中國。
天文學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馬魯丁修訂曆法。札馬魯丁根據回回曆法制定出“萬年曆”，但不夠準確。至元十二年滅宋之後，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許衡等人重新修訂一份新曆。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順德邢台人，是一位在天文、水利、數學等多方面有成就的科學家。他主張通過測驗來編制新曆，請求政府設監候官（專職測驗人員）十四員，分往全國二十七個測驗所，進行實測。經過這一番仔細實測之後，又繼以精密計算和綜合研究，在宋代《統天曆》的基礎上，於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曆法的改造，命名新曆為《授時曆》。
郭守敬制定的《授時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和地球繞太陽的周期實際相比只差26秒，同現在世界上公用的陽曆（格里哥萊歷）一歲周期相同。格里哥萊歷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時曆》比它早300年。《授時曆》施行了364年，是中國古代推算最精確和使用最久的曆法。
郭守敬為了測驗天象，創造了簡儀、仰儀、高表、候極儀、玲瓏儀、景符等十多件天文儀器。其中簡儀所達到的精密度，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
地理學
元朝統一中國後，版圖的廣闊和交通的暢達，都是空前的。這種形勢為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許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實去勘察黃河河源。都實曾經三次到達吐蕃，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的傑出旅行家之一。
都實西行踏勘的路線是，由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州啟行，向南經過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歷時四個多月，終於發現了黃河源頭“火敦腦兒”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學土潘昂霄根據闊闊出的口述，寫成了一部《河源志》。這篇紀錄是中國現存有關河源勘察的最早報告，並糾正了《漢書·西域傳》所述黃河源為伏流重源的非科學說法。
朱思本的《輿地圖》，也是元代地理學上的一項重大成就。
朱思本，字本初，江西臨川人。他曾利用奉詔代祀名山河海的機會，旅行各地。他總結了前人的經驗，利用當時保存的圖籍，依據本人的實際調查研究，前後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編繪成一幅《輿地圖》。雖然他的地圖仍用計里開方的繪法，但精確度遠遠超過了以前的地圖。圖中還反映了當時河源探測的最新成就，達到較高的水平。朱思本還編寫過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還有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真臘風土記》－卷，記載了元朝與真臘的交往情況以及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島夷志略》一卷。記載了當時中國與東南亞以及阿拉伯地區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極有價值的中西交通史資料書。
元機械學
機械學在機械設計方面，王禎《農書》中載有用水力推動的紡織機械“水轉大紡車”。歐洲到18世紀才有同類的設計。
金末元初山西萬泉縣木匠薛景石寫了一部《梓人遺制》，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製造立織機、提花織機、羅織機等紡織機械的專著。此書因被選輯在《永樂大典》而保存下來。
1295年前後，黃道婆又改進了從軋花到織布的一系列機械和技術。這些老農、工人、織婦們從勞動實踐中取得的成就，是中國機械學中的珍貴遺產。
農學
元世祖時由司農司編纂的《農桑輯要》，是中國13世紀前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讀物。
王禎編著的《農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農業科學著作。王禎字伯善，山東東平人。《農書》全書約13.6萬多字，插圖281幅，分為三大部分：
一《農桑通訣》，綜述中國農業發展的全貌；
二《百穀譜》，分述各種農作物栽培的方法；
三《農器圖譜》，對各種農具、水利機械、手工業加工工具等有詳細的圖譜並附說明。
這是一部從全國範圍內對整個農業作系統研究的農學史上的巨著。
醫藥學
元代的醫藥學在發展中國傳統醫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骨科、傷寒科、營養學、針灸學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豐人，因家世業醫，積數代經驗，寫成《世醫得效方》十九卷，於1345年刊行，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關於麻醉藥物的使用記錄，是現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獻。
中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義烏人，著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書，主張臨症時用藥要靈活，“因病以制方”，反對當時醫生們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學說傳入日本，形成日本漢醫中的丹溪學派（朱震亨號丹溪）。
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編著的《飲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講究營養與食療的著作，對養生、避忌、妊娠、食忌、高營養烹調、營養療法、食物衛生等都有論述，記錄了中國各民族在烹調方面的寶貴經驗。
在元代，由於國內外交通的發達和對外關係的發展，促使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醫藥經驗得到廣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醫療機構廣惠司的設定，就是阿拉伯式醫院組織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設立了回回藥物院，並譯出《回回藥方》等醫藥專書，使回族的一些醫藥經驗得以交流。同時，中國的醫藥也傳入阿拉伯及亞非許多地區。
民族
在對漢族採取民族壓迫的時候，在西南地區有大理國、吐蕃等民族。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與兀良合台自四川迂迴南滅大理，原大理國王段氏被任為大理世襲總管。吐蕃自晚唐就走向衰退。1247年窩闊台汗次子闊端召請喇嘛班智達來涼州，史稱涼州會盟，此後吐蕃喇嘛與蒙古大汗形成了布施關係。外交
馬可·波羅元朝時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各地派遣的使節、傳教士、商旅等
絡繹不絕，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羅兄弟及其子馬可波羅成為得到元朝皇帝寵信，在元朝擔任外交專使的外國人。元廷曾要求周邊一些國家或地區（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緬甸、爪哇）臣服，接受與元朝的朝貢關係，但遭到拒絕，故派遣軍隊進攻攻打這些國家或地區，其中以元日戰爭最為著名，也最慘烈。
馬可·波羅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他聲稱於1275年到達中國，他的著作是許多年中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惟一渠道。馬可·波羅稱他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和叔叔馬菲奧·波羅先於他到達中國。
他們於1252年離開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幾年生意，並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達忽必烈的宮廷之前在俄羅斯和中亞旅行。
衰敗滅亡原因
社會矛盾
地主剝削的加重
某地圖論壇上一位高手繪製的元朝和各大汗國地圖隨著蒙古族統治者封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他們利用土地的剝削也日益加重。如武宗時一個蒙古大臣占江南田1230頃，每年收租50萬石，平均每畝收租高達4石。利之所在，貴族們都趨之若鶩，他們往往採取包稅制形式，爭著承包政府的官田，然後分租給佃戶耕種，從中進行剝削。
南方漢族地主對佃戶的剝削，和蒙古貴族相比也毫不遜色。南宋亡後，元世祖有意識地把江南地主經濟保全下來，因而江南地主對農民一直沒有放鬆過控制和剝削。他們任意奴役佃客家屬，干預“佃客男女婚姻”，甚至將佃客隨田佃賣。
沉重的徭役
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貧苦勞動者身上。據記載，當時“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在賦稅和徭役的雙重盤剝下，廣大勞動人民一遇災荒，就只能流亡了。
列為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廣大下層勞動者，同樣遭受殘酷的封建奴役和壓榨。沉重的賦稅、軍役和站役，加上大封建主之間頻繁的內訌和戰爭，官吏們的貪暴，以及自然災害的襲擊，使脆弱的蒙古、色目勞動者個體經濟受到嚴重摧殘，不斷破產。
關於蒙古人被賣給色目、漢人、南人為奴婢的記載，也是史不絕書。1322年（至治二年），元政府為了收容贖回被賣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衛。到1323年正月，僅這一處收容的人數就“額足萬戶”。
封建統治的極端腐朽
元朝統治集困的驕奢淫佚，在其後期是十分驚人的。每一新帝即位，賞賜貴族們的金銀鈔幣，都在數百萬錠以上，田地的賜與也動輒千頃。如順帝賜丞相伯顏田地，一次就達五千頃。他還還花費大量財物於迷信活動。揮霍浪費，國庫為之枯竭。當時各級官吏都貪污勒索，巧立名目。如有拜見錢、撒花錢、追節錢、生日錢等。政府賣官鬻爵，高下有價。到了後期，就更加腐敗了。
1350年（至正十年）由於國庫空虛，開始發行至正鈔，用來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統鈔和至元鈔。這種不計後果的辦法，當時人稱為“鈔買鈔”。惡性通貨膨脹，引起物價飛漲，社會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隨著政治上的腐朽，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的火併也經常發生。元朝的統治已面臨崩潰的邊緣。
紅巾軍起義
紅巾軍大起義的爆發
朝陽門元朝韓山童的祖父，原來就是北方白蓮教的一個領袖人物。到了韓山童時，白蓮教在教義宣傳、民眾基礎、政治鬥爭目標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韓山童以白蓮教主的身份宣稱：“明王出世”即“彌勒佛下生”。“明王”、“彌勒”是當時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彌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這一通俗、簡明的號召，有力地吸引了當時陷於貧困絕境的農民。
1344年（至正四年）黃河在白茅堤（山東曹縣境）決口，溢入運河，又淹了沿河的鹽場。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政府令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徵發汴梁（開封）、大名（河北大名南）等黃河南北十三路十五萬民工及廬州（合肥）等地兩萬多軍隊到河上服役。河工們原來就是貧苦遭災的饑民，被強征為河工後，又被迫在軍隊監視下勞動，越發產生不滿的情緒。活動在永年、潁州（安徽阜陽）一帶的韓山童、劉福通等人決定利用這一個時機，發動起義。
黃陵岡石人
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宣傳“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時散布一首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並暗地裡鑿了一個獨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幾個字，埋在即將開工的黃陵岡（河南蘭考東）河道上。當河工們掘出獨眼石人後，奔走呼告，人心浮動。起義的條件日益成熟。
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在潁州潁上縣的白鹿莊聚集了三千多教徒，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幟，宣誓起義。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權的鎮壓，劉福通衝出包圍後，重新組織起義力量，一舉占領了潁州。義軍頭裹紅巾，人稱紅巾軍。
元朝劉福通在潁州起義成功後，南北各地的白蓮教徒紛紛起兵回響。北方地區還有：
芝麻李（李二）、彭大、趙均用等起義於徐州，布王三（王權）占領唐、鄧、南陽等地，稱“北瑣紅軍”；
孟海馬占領均房、襄陽等地，稱“南瑣紅軍”，郭子興占領濠州（安徽鳳陽）。
在南方進行反元活動的領導者是彭瑩玉、徐壽輝。以後，徐壽輝稱帝，建立了政權，國號天完，年號治平。他們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帶的廣大地區，給元朝南方的封建政權以沉重的打擊。
元末農民起義軍
元末農民起義軍中規模較大的還有1348年起兵於浙東的方國珍和1353年起兵於高郵的張士誠。方國珍是浙江黃岩人，“世以販鹽浮海為業”。至正初年，方國珍的仇人向官府告發方國珍私通海盜、坐地分贓。方國珍殺了仇人，帶領家屬和鄰里逃命到海中，集結了數千人，屢敗元軍，並占據慶元、台州、溫州等沿海地區，成為元末擁軍割據的一支實力，稱雄浙東二十年。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今屬江蘇東台），出身亭戶，“以操舟運鹽為業”。因受富戶及弓兵們的欺侮，憤而與弟士義、士德、士信等謀，舉兵反元。在攻克高郵後，以高郵為都城，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天祐。1354年，元丞相脫脫率百萬大軍圍高郵，因被右丞哈麻所劾，削職遠徙，元軍大亂。張士誠乘機反攻，取得高郵戰役的重大勝利。1356年張士誠南下，據有平江（蘇州）、湖州、杭州等地區，遷都平江。
北方紅巾軍的北伐
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將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從碭山夾河迎至亳州稱帝，國號大宋，改元龍鳳。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傳效果，稱韓林兒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一時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
1357年（至正十七年），劉福通作出重大戰略決策，分兵三路北伐：東路軍以占領山東的毛貴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軍由關先生（關鐸）、破頭潘（潘誠）為統帥，繞道山西，轉攻河北，形成對大都的迂迴包圍；為了分散元軍對東路和中路的壓力，又組織了西路軍作策應，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經潼關和武關入陝西。
由毛貴率領的東路軍，曾一度進攻到離大都不過百多里的棗林（北京通縣西南）和柳林等地。但由於孤軍深入，被元軍所敗，毛貴最後撤回濟南，東路軍北伐失敗了。
建明滅元
宋政權結束
中路軍占領了大同、上都等重要城市，大大震撼了元朝腐朽的統治。又轉戰遼東各地，直入高麗。
西路軍在陝西受到挫折。1358年，一部分紅巾軍進入四川，一部分紅巾軍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
紅巾軍三路進軍的同時，劉福通也於1358年五月攻占汴梁，把韓林兒從安豐（安徽壽縣）遷來，宣布以汴梁為首都。出現了北方紅巾軍全盛的時代。
當北伐各路失利之時，宋都汴梁也受到元軍的圍攻。1359年八月，元朝察罕帖木兒部攻下了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退到安豐。1363年二月，張士誠部下大將呂珍乘機圍安豐，劉福通被殺害。朱元璋解安豐圍後，迎韓林兒到滁州居住。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韓林兒到應天，在瓜步（江蘇六合東南）渡江時船沉，韓林兒淹死，以龍鳳紀年的宋政權至此結束。
朱元璋起義軍的強大
元朝末年，朱元璋聯合各路反抗力量準備起義。1352年二月，定遠土豪郭子興起義於濠州，自稱紅軍。閏三月，出身貧苦、曾為遊方僧的朱元璋也參加到這支隊伍中來。1355年郭子興死，朱元璋掌握了這支軍隊的實際領導權，並歸大宋政權統轄。
1355年六月，朱元璋南渡長江，奪取了太平路（安徽當塗）一帶大片地區。次年三月，他又親率水陸大軍攻克集慶路（南京），改名應天府。他以應天為根據地，逐漸發展壯大，成為當時起義軍中的一支勁旅。
攻下集慶前後，朱元璋對封建士人逐步採取了優容的態度，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陶安為令史。攻取集慶的策略就是陶安和馮國用等人建議的。元池州學正朱升還向朱元璋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後來劉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別重用。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農業生產上他開始設定營田司。又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及時開墾，以收地利”，保證軍糧供應，恢復社會生產。
起義軍進攻
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親自統率十萬大軍包圍了婺州，元守將開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中書浙東行省。接著朱元璋的浙東駐軍，先後占領了諸暨、衢州和處州（浙江麗水）。東南一帶被孤立的元軍據點，次第消滅。這時朱元璋的占領地區東北鄰張士誠，西鄰陳友諒，東南鄰方國珍，南鄰陳友定。
1360年閏五月，陳友諒勾結張士誠，準備順流而下，東西夾擊朱元璋的根據地應天府。朱元璋採納了劉基的主張，設好埋伏，打敗了陳友諒。張士誠懾於形勢，未敢出動。
1363年，陳友諒竭盡全力，企圖與朱元璋決一勝負，因而爆發了著名的鄱陽湖水戰。當時陳友諒擁兵六十萬，大艦數十艘，而朱元璋只有二十萬人，用小船。朱元璋採用火攻，把陳友諒用鐵索聯在一起的大艦焚毀了不少。激戰的結果，陳友諒中流矢喪命，其子陳理突圍奔回武昌，朱元璋取得全勝。1364年，朱元璋又親率大軍征武昌，陳理請降，陳友諒的這個割據政權滅亡。
朱元璋在收拾了陳友諒之後，回師東進。1365年，他派遣徐達為大將軍，先攻取高郵、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1367年九月攻克平江（蘇州），張士誠被俘送應天，自縊死。
1357年，朱元璋遣兵調將，分三路進討方國珍。從陸上海上對方國珍形成了一個大包圍。方國珍計窮勢屈，不得不投降。
明朝建立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朱元璋建立起來的政權只能維持原來的生產關係，在社會改革上他所能做到的僅是“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這樣做的結果，在他的文武官員中培植了一批新的封建地租剝削者，隨著政治地位的變化，這些領導成員也就變成擁有眾多莊田佃戶的封建地主了。
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吳王位，設定百官，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統治機構。
1367年（吳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第二年即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國號為明，以應天府為京師。開始了明朝的歷史。
元朝滅亡
朱元璋的南征 朱元璋平定福建的陳友定後，占據廣東的地方武裝何真向朱元璋求降。這時南方只有西南一隅尚未統一。
1366年，割據四川的明玉珍死，子明升即位。政權一直苟延到1372年（洪武四年），在大軍壓境的形勢下，才降附了明朝。
朱元璋於1381年（洪武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藍玉率三十萬大軍進攻雲南。元朝梁王逃到晉寧自殺。第二年藍玉、沐英攻下大理，雲南最後被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上統一了南方。
明朝北伐的勝利
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徐達、常遇春率軍二十五萬北伐。在北伐的檄文中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並向蒙古、色目人保證“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當時腐朽的元朝政權只靠幾支地主武裝支持殘局，其中主要的有擴廓帖木兒守河南，孛羅帖木兒守大同，李思齊、張良弼等守關中。他們相互之間派系林立，爭權奪利，連年交兵，到處殺掠。元順帝則信任喇嘛僧，沉迷於天魔舞的聲色淫佚之中。
明朝統一
徐達先取山東，再西進攻下汴梁，然後又揮師潼關，擊敗李思齊。朱元璋親自坐鎮汴梁，指揮進兵元都的大決戰。1368年閏七月，徐達會諸將於臨清，大軍沿運河長驅北上，下長蘆，克青州，至直沽（天津市），元將也先自海口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元順帝棄大都北遁。八月初二日，徐達率北伐軍進入大都。從1271年元世祖建國號以來統治了中國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結束。
明朝大軍進入大都後，北方還有一些元軍的殘餘勢力。1368年（洪武元年）九月，徐達、常遇春等進兵山西，擴廓帖木兒大敗北逃。陝西的李思齊在明軍包圍下，投降了明朝。北伐軍又回師直指上都，元順帝只好再向北逃，1370年四月死。其子愛猷識禮達臘繼位，攜殘部退到塞外和林一帶，史稱北元。
到1387年（洪武二十年），占據遼東的納哈出歸降明朝，朱元璋前後用了35年多的時間，至此才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元末農民起義的意義
元末農民起義前後歷時17年，是繼唐末黃巢起義之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從北宋以來，長期積累的土地兼併和土地集中問題，經過這次大起義之後，才算獲得了一次較大幅度的調整和緩和。從而促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明初的“移民墾荒”成為可能。明初土地關係之所以能獲得一定程度的緩和，正是元末農民戰爭之賜。
其次，在這次大起義中，大批奴隸得到了解放。奴隸在鬥爭中獲得解放的事實，具有普遍意義。《大明律》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為良。”這說明農民起義中奴隸身份獲得解放的事實，在法律上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
最後，元末農民起義在當時世界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子孫們曾在中亞和東歐建立了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元朝名義上是這些汗國的共主。元朝的崩潰覆滅，客觀上起了牽制蒙古統治者鎮壓各國人民的作用，支援了各國人民反抗蒙古貴族統治的鬥爭。
元帝關係
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後一般都有陵墓，唯獨元朝皇帝沒有留下一座陵墓。(1) 元太祖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1206-1227)
拖雷監國 (1227-1229)
(2) 元太宗 窩闊台汗 (1196-1241)
乃馬真監國 (1241-1246)
(3) 元定宗 貴由汗 (1246-1248)
海迷失監國 (1248-1251)
(4) 元憲宗 蒙哥汗 (1251-1259)
(5) 元世祖 忽必烈 (Kublai Khan 1260-1294)
(6) 元成宗 鐵穆耳 (1294-1307)
(7) 元武宗 海山 (1307-1311)
(8) 元仁宗 愛育 (1311-1320)
(9) 元英宗 穎德八刺 (1320-1323)
(10) 元泰定帝 也孫鐵木兒 (1323-1328)
(11) 元明宗 和世敕 (1329)
(12) 元文宗 圖帖睦爾 (1328-1332)
(13) 元寧宗 懿璘質班 (1332)
(14) 元順帝 妥灌帖睦爾 (1333-1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