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三家分晉三家分晉是指中國春秋末年（公元前453年），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為侯國。司馬光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的記載就從這一事件開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作為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前376年，韓、趙、魏廢晉靜公，遷於端氏（今晉城市沁水縣）。將晉公室剩餘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韓、趙、魏三國又被合稱為“三晉”。
人物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
背景
晉無公族
周代各諸侯國通常都將公室子孫分封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緣關係作為公室的屏衛。而晉國驪姬之亂時，晉獻公卻逐殺諸公子，從此晉國不再立公子、公孫為貴族，史稱“晉無公族”。到晉成公時以“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趙盾又將各家異姓大夫代為公族，晉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對於作亂的異姓卿大夫沒有可靠的制約力量。
六卿
晉文公、晉襄公時，狐、趙、先、郤、胥等氏頗有權勢，以後又有韓、魏、欒、范、荀氏等強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後，十餘家卿大夫控制了晉國政局。經過激烈兼併，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趙、魏、韓、范、智、中行氏六家，稱為“六卿”。
晉陽之戰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兩家被滅，晉國只剩下智、趙、韓、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強。專擅晉國國政的智伯瑤恃強向韓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趙襄子索地遭拒後，於周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趙氏，並脅迫韓、魏兩家出兵。趙襄子退居晉陽固守。智伯圍困晉陽兩年而不能下，引晉水淹灌晉陽城。危急中，趙襄子派張孟談說服韓、魏兩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軍營，大破智伯軍，擒殺智伯瑤。三家盡滅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戰為日後“三家分晉”奠定了基礎。
具體情節
公元前544年（晉平公十四年），吳國的延陵季子出使晉，同晉國的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相見晤談後，神奇地預言：“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其實此時晉國執政者有六卿，韓、趙、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強大，政在私門。但是，韓、趙、魏三家的優勢還不明顯。然而正是這樣的形勢，導致私門與公室的鬥爭，以及六卿之間相互爭奪兼併的鬥爭愈演愈烈。前458年（晉出公十七年），智氏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驅逐晉出公而立晉哀公。晉國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進入一個新時期。
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四卿並立，智伯最強，晉國的國政由他一人專擅。晉哀公即位，即是出於智伯的主張，因為他與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關係可以影響和操縱哀公從而控制晉國的大局。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智伯又設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領地全部攫為已有，從實力上進一步鞏固了政治地位。
智伯名瑤，是智宣子之子。當初智宣子要確定智瑤為繼承人，族人智果勸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認為智瑤各方面優點很多，儀表魁偉，武勇善射，多才多藝，能說會道，性格剛毅果決，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個致命的缺點，道德品質不好。也就是說，智瑤是那種有才無德之人。智果對智宣子說：“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智宣子沒有聽從智果的勸告，還是確定以智瑤為繼承人。智果毅然與智氏家族斷絕關係，在晉國太史處立案，自立一宗，稱輔氏。
智伯繼位後，確實大有作為，內政方面滅范、中行二氏，驅逐晉出公，擁立晉哀公，獨擅國政；外事方面一次興兵伐齊，兩次率軍討鄭，戰功赫奕，威震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時，自身“貪而愎”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貪包括貪得無厭，好大喜功，驕奢淫佚；愎包括剛愎自用，不納諫言，獨斷專行。大權獨攬之後，使得他驕橫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藍台與韓康子、魏桓子宴飲，竟在酒宴上戲弄韓康子，並且侮辱韓康子的家臣段規。智國進諫，說這樣做恐怕會招來禍患。智伯大言不慚地說：“難將由我，我不為為難，誰敢興之!”似乎韓、魏諸家的命運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誰對他也是無可奈何。智國舉出晉國歷史上郤氏、趙氏、欒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難的例子，都是因為仇家伺機而動所致。如不謹慎從事而經常結怨於人，那大禍臨頭的日子就不遠了。並說：“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誰不可懼？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蚊子、螞蟻、黃蜂、蠍子這一類昆蟲都能害人，與強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結怨，能不提防嗎？智伯把這樣的規諫當作耳旁風，依然我行我素。
智瑤向韓康子要地，韓康子想不給。段規說：“智瑤貪財好利，又剛愎自用，如果不給，一定討伐我們，不如姑且給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會向別人索要；別人不給，他必定向人動武用兵，這樣我們就可以免於禍患而伺機行動了。”韓康子說：“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萬戶居民的領地。智瑤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給。家相任章問：“為崐什麼不給呢？”魏桓子說：“無緣無故來要地，所以不給。”任章說：“智瑤無緣無故強索他人領地，一定會引起其他大夫官員的警懼；我們給智瑤地，他一定會驕傲。他驕傲而輕敵，我們警懼而互相親善；用精誠團結之兵來對付狂妄輕敵的智瑤，智家的命運一定不會長久了。智瑤又向趙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趙襄子拒絕不給。智瑤勃然大怒，率領韓、魏兩家甲兵前去攻打趙家。
趙襄於見形勢於己不利，決定退守以避敵鋒芒。他最後決定：“其晉陽（今太原市南晉源鎮一帶）乎！先主之所屬（囑）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晉陽是趙氏經營多年的根據地，以前邯鄲叛亂時，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趙簡子就曾退保晉陽。動員軍民準備嚴陣以待三家來犯。
前454年（晉哀公三年），智伯率韓、魏二家圍攻晉陽，鏖戰3個月，仍無法破城。於是改用長期圍困的辦法，決晉水灌向晉陽。圍困一年多，城中變為汪洋澤國，“沉灶產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園；城內人們只好“懸釜而炊”，吊起鍋子來做飯；糧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無叛意”，依然協助趙襄子堅守。
晉陽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為一版）”。智伯見趙氏指日可滅，躊躇滿志，帶著魏桓子、韓康子巡視水情，忘乎所以地說：“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韓二人聽了這話，馬上聯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運城市附近，屬魏），韓康子想到絳水可以灌平陽（今臨汾市，屬韓）。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韓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領神會，已包藏著反戈一擊的殺機。
智伯對韓、魏二家的動靜毫不在意，滿以為大功垂成，韓、魏二氏不足為慮。倒是他的臣屬中有個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說：“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給他解釋說，原來已經和兩家約好，攻滅趙氏，三分其地。現在晉陽城馬上要被攻克，兩家之君不但面無喜色，反而有憂慮之態。如果他們真有這種顧慮，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並且將他的話轉告了魏桓子和韓康子，可能也包含著試探之意。韓、魏二君當然矢口否認，還說這是讒臣替趙氏遊說，離間三家的關係；真是那樣的話，韓、魏兩家放著就要到手的趙氏土地而不顧，卻去冒風險同智氏作戰，豈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韓、魏二君的狡辯。二君出門，郄疵進門，對智伯說，他說的那些話怎么能告訴韓、魏二君呢？智伯反問郄疵怎么會得知，郄疵說從那兩個人的神態上就可以看出來。智伯始終不相信韓、魏兩家會反，郄疵自己想到個脫身避禍之計，請求到齊國出使去了。
趙襄子派張孟談秘密出城來見韓、魏二人，說：“我聽說唇亡齒寒。現在智瑤率領韓、魏兩家來圍攻趙家，趙家滅亡就該輪到韓、魏了。”韓康子、魏崐桓子也說：“我們心裡也知道會這樣，只怕事情還未辦好而計謀先泄露出去，就會馬上大禍臨頭。”張孟談又說：“計謀出自二位主公之口，進入我一人耳朵，有何傷害呢？”於是兩人秘密地與張孟談商議，約好起事日期後送他回城了。夜裡，趙襄子派人殺掉智軍守堤官吏，使大水決口反灌智瑤軍營。智瑤軍隊為救水淹而大亂，韓、魏兩家軍隊乘機從兩翼夾擊，趙襄子率士兵從正面迎頭痛擊，大敗智家軍，於是殺死智瑤，又將智家族人盡行誅滅。只有輔果得以倖免。
前453年，趙、魏、韓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領地。趙襄子對智伯怨毒最深，還把智伯的頭顱塗上油漆，做了飲器。智伯的家臣豫讓發誓要為智伯報仇，多次行刺趙襄子，甚至不惜毀容易貌，變為癩痢形狀，吞下火炭弄啞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討為生，尋找機會。但是，終於沒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遺業只有這樣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晉哀公去世，其子柳繼位，是為晉幽公。幽公之時，晉公室已毫無權威，幽公非但不能號令韓、趙、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見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絳（當為今山西侯馬市之新絳）與曲沃（今山西聞喜東北）二邑，其餘的晉國土地全被三家瓜分。趙襄子因為取代了伯魯的太子地位，於心不安，立伯魯之孫趙浣為繼承人。但襄子死後，其弟桓子驅逐趙浣而自立為君。桓子一年後去世，趙氏之人殺了他的兒子，迎趙浣即位，是為獻子。獻子之子趙籍後來繼位，即是趙烈侯。魏桓子之後由其孫魏斯繼位，是為魏文侯。韓康子之後由其子武子繼位，韓武子之後由其子韓虔繼位，是為韓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晉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與晉侯並列。單純從合法性的角度看，這一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戰國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就是從這一年開始，記載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見解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才與德是不同的兩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論之曰賢明，於是就看錯了人。所謂才，是指聰明、明察、堅強、果毅；所謂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
結怨糾葛
關於智伯與趙襄子結怨一事，史籍中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左傳》結尾處記載魯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軍伐鄭，其時趙襄子尚為趙氏太子，隨軍出征，在攻入鄭都城門之際，智伯命趙襄子先入城，襄子請智伯先入，智伯當時就口出惡言，說：“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智伯認為襄子缺乏勇氣，不敢入城，況且相貌又長得那樣醜惡，怎么還能做太子！由此趙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記·趙世家》記載，晉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鄭，趙襄子為將領，智伯酒醉之後，給趙襄子灌酒，還毆擊襄子。趙氏的家臣紛紛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勸阻了大家，並說正是因為自己能夠忍辱，才被父親立為太子。他內心裡對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國後，智伯居然還給襄子之父趙簡子做工作，要他廢除襄子，另立太子。簡子不聽。
智伯結怨最早、最深的還是趙氏，具體地說，是趙氏家族的主君趙襄子。早在趙襄子繼位之前，已與智伯積怨甚深。
這兩處記載雖然有差異，但都是智伯侮辱趙襄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處都有智伯對襄子為太子的不滿，企圖動搖他的地位。《史記》中所載，智伯竟是要干預趙氏的家政，這就更引起襄子的憤恨。趙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謂來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為趙簡子侍婢，又是狄人，本來沒有資格繼承趙氏的基業。然而他的識見與才幹逐漸被簡子認識，受到寵愛。一次，簡子對幾個兒子說，他把寶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陽西北）上，誰先得到有賞。諸子回來俱無所得，只有毋恤說他已得到。他說，從常山居高臨下攻擊代國，可以吞併代國，這就是寶。簡子認為此子果有雄圖大略，確實可以作為繼承人，繼續發展趙氏的勢力。於是廢太子伯魯，立毋恤為太子。智伯企圖阻撓毋恤掌權，自然是想儘早去除一個強有力的對手，從而遏制趙氏。這對於雄心勃勃的趙毋恤來說，能不恨之入骨嗎？
歷史意義
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滅亡了，戰國七雄中的韓、趙、魏三國產生了，“三家分晉”成為了中國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分界點，戰國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就是從這一年開始，記載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同時也標誌著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推動了封建制度的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