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漢代的賦稅制度
漢高祖 劉邦記錄了強秦死亡的教訓，在漢初採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
具體介紹
《漢書·食貨志》中說:“漢興，按秦之敝，諸侯記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以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這就是說，從漢高祖時起，實行“十五稅一”的政策，及至漢文帝時期，又有“田租減半”之詔，也就是採取“三十稅一”的政策。並有13年“除田之租稅”。漢景帝時（前155年）復“三十稅一”之制。東漢時，劉秀曾經實行過“什一之稅”，但不久又恢復“三十稅一”的舊制。縱觀兩漢賦稅制度，除恆帝、靈帝增加畝稅十錢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實物地租。
漢初還有所謂“口賦”，也就是人“人頭稅”。這是專指對7歲至14歲未成年人所征的賦稅。原規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繳納“口賦”20錢。漢武帝時，將起征年限改為3歲，20錢改為23錢。漢元帝時，又將起征年限改為7歲。
漢代還有所謂“算賦”，這是對成年人年征的“人頭稅”。高祖四年（前203）開始徵收，凡年15以上至56歲，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錢，謂之“一算”。對於商人與奴婢則加倍徵收。
漢代由於採取“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經過70餘年的經營，神州大地出現了所謂“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記·平準書》中對此有極為生動的描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這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的篇章。
曹魏的賦稅制度
據《三國志·魏志·武帝記》記載，曹魏的賦稅制度是:“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曹魏的賦稅制度，與漢代比較有兩個特點:（1）漢代的土地稅是按土地的收穫量分成徵收，如“什伍稅一”、“三十稅一”等。而曹魏的土地稅則是按畝計算，畝收四升。（2）漢代的戶口稅是按人口徵收錢幣的，而曹魏的戶口稅是按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也就是將徵收錢幣改為徵收實物。
西晉的“戶調法”
西晉在滅吳統一中國後，實行課田“戶調法”。也就是在占田制的基礎上，規定賦稅的數額。“賦”是戶調，稅是田租。據《晉書·食貨志》記載:“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田租:丁男之戶，收租粟二斛，比丁男之戶減半。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為戶主的減半，即輸絹一匹半、綿一斤半。戶調法的特點是:（1）以戶為單位，計征田租和調賦，也就是把土地稅和戶口稅合而為一，寓田賦於戶稅之中，不問田多田少，皆出一戶之稅。（2）戶調所徵收的絹綿等實物，只是一個通用的標準，實際上當會按照各地實際出產情況，折合通過標準物計征，不會只限於絹和綿。（3）西晉徵收的田租和戶調，較曹魏時徵收田租提高了一倍，戶調提高了半倍。
南朝的賦稅制度
南朝宋齊的賦稅制度，大體上沿襲東晉的成例，採用“戶調法”，即按戶徵收賦稅，民戶繳納調粟和調布。由於南朝產麻多，桑蠶少，民間織布多，織絹少，所以改徵調布。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減半。
南朝梁陳的戶調法與宋齊不同，宋齊是按民戶資產定租調，而梁陳則是按人丁定租調。
南朝除了正常的戶調田租兩稅以外，還有許多雜稅和雜調。
北朝的賦稅制度
北魏在實行均田制以前，採用“九品混通”的辦法，把農民的一戶與有大批依附農民的地主的一戶，等量齊觀，作為負擔租調的單位，這對農民是很不利的。當時的租調定額很高，即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實行均田制後的戶調製度，以一夫一婦為課徵單位。據《魏書·食貨志》記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織者，八口當未娶者四。”由此可見，北魏的賦稅制度，在推行均田制後基本上採取按口徵稅的辦法。
北齊的賦稅制度，大致與北魏相同。在河清三年（564）重新頒行均田制後，同稅實行“租調法”。據《隋書·食貨志》記載:“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這裡所說的“一床”，即以一夫一婦兩口為一徵收單位，仍是人口稅為主。
北周的賦稅制度，據《隋書·食貨志》記載:“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艱凶扎，則不征其賦。”
隋代的賦稅制度
隋代於開皇二年（582）頒布租調令，規定一夫一婦為“一床”，作為課稅單位。據《隋書·食貨志》記載:“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583）正月又規定:“減調絹一匹為二丈”。開皇十年（590）五月又規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賦稅制度
唐代前期實行“租庸調”法，後期實行“兩稅法”。
1、租庸調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實行均田制的同時，推行“租庸調”的賦稅制度。所謂“租庸調”，就是:“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口則有調。”（《陸宣公集》卷22）
租:就是農民向政府繳納穀物，作為田稅。據《唐六典》記載:“每丁租粟二石。”
調:就是農民向政府繳納當地的土特產，一般指的是絹物等。據《唐六典》記載:“其調隨鄉土所產陵、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農民為政府服勞役代替納物，艱險所謂“輸役代庸”。按規定:每丁每年須服勞役20日，閏月加2日，如不服勞役，則以納絹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災時，則有減免之制。據《唐六典》記載:“凡水旱蟲霜為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已役已輸者，聽免其來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調法，稅額較輕，尤其是採取“輸庸代役”的辦法，讓農民有體養生息的機會，多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經濟繁榮。
但是，在開元以後（713～741），租庸調法則“陷於敗壞”。據《新唐書》記載:“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迭，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乃盜起兵興，財用益絀，而租庸調稅法，乃陷於敗壞。”
2、兩稅法
楊炎於德宗時任宰相，他鑒於當時賦稅徵收紊亂的情況，乃於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議實行兩稅法，為德宗所採納。據《舊唐書·楊炎傳》記載:“凡有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分之一（後改為十分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779）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由此可見，兩稅法的要點是:（1）按各戶資產定分等級，依率徵稅。首先要確定戶籍，不問原來戶籍如何，一律按現居地點定籍，取締主客戶共居，防止豪門大戶蔭庇佃戶、食客，制止戶口浮動。依據各戶資產情況，按戶定等，按等定稅。辦法是:各州縣對民戶資產（包括田地、動產不動產）進行估算，然後分別列入各等級（三等九級），厘定各等級不同稅率。地稅，以實行兩稅法的前一年，即大曆十四年（779）的墾田數為準，按田畝肥瘠差異情況，劃分等級，厘定稅率征課。其中丁額不廢，墾田畝數有定，這是田和丁的徵稅基數，以後只許增多，不許減少，以穩定賦稅收入。（2）徵稅的原則是“量出制入”。手續簡化，統一徵收。即先計算出各種支出的總數，然後把它分配出各等田畝和各級人戶。各州縣之內，各等田畝數和各級人戶數都有統計數字，各州縣將所需糧食和經費開支總數計算出來，然後分攤到各等田畝和各級人戶中，這就叫“量出制入”，統一徵收。（3）征課時期，分為夏秋兩季。這主要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收穫的季節性，由於農業的收穫季節是夏秋兩季，所以在夏秋兩季向國家繳納賦稅。（4）兩稅征課資產，按錢計算。因為要按資產徵稅，就必須評定各戶資產的多少，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尺度，這就是貨幣（錢），所以兩稅的徵收，都按錢計算，按錢徵收。但是有時將錢改收實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價錢，按錢數折收粟帛。
對兩稅法的評說:（1）兩稅法是符合賦稅征課的稅目由多到少、手續由繁到簡、徵收由實物到貨幣的發展規律的。它是適應農業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繁榮與貨幣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的。按社會貧富等級、資產多寡徵稅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兩稅法以“量出為入”作為征的標準，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說，理財的指導思想應是“量入為出”。（3）兩稅法在按稅制估定資產之後，不應隨著後來物價的變動作適當調整，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國家多收入，不適時調整資產價格和稅率，使農民負擔不斷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