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號
公元937年，徐知誥代吳稱帝，國號“齊”，都金陵，號江寧府，改年昪元。次年，徐知誥改姓名為李昪，以揚州府為東都，鏇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958年，李璟去皇帝尊號，稱江南國主。
清陳鱣編撰《續唐書》，本乎明陳霆《唐余紀傳》之旨，以為後唐、南唐兩朝，上承唐祚，下啟宋朝，應當作為五代十國之正統。
歷史
唐末藩鎮
安史之亂後，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里，40到50個藩鎮絕大部分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也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直到唐末黃巢之亂，唐廷十分依賴江南的財富。然而江南地區在黃巢之亂中遭到破壞，嚴重影響朝廷經濟收入，唐朝逐漸走向滅亡。唐朝末出現三個重要的藩鎮：沙陀人李國昌（原名朱邪赤心）因平亂有功受封河東節度使，治所為太原；原黃巢部將朱全忠（原名朱溫）因平亂有功，受封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今河南開封）；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後封歧王）、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與鎮國軍節度使韓建為首的關中藩鎮勢力盛大，時常威脅唐廷。黃巢之亂平定後，黃巢降將秦宗權叛變，率軍在中原地區四處攻掠，一度攻陷東都（今河南洛陽），亂事波及兩淮江南地區，當地群雄紛起抗敵，十國中的吳國與楚國得以建立。秦宗權之亂直到唐昭宗時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
梁（朱全忠）、晉（李克用）與歧（李茂貞）這三派藩鎮影響了唐朝後期、五代前期的政治，而李克用的子孫與部屬，更成為五代後唐、後晉、後漢與後周的君主。朱全忠與李克用因故不合，雙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鎮，都鬥爭不斷。朱全忠利用朝中的勢力打壓李克用，並且趁李克用與李茂貞等人抗衡之際威服河北各藩鎮，併吞護國軍、淄青軍等節度使領地。地盤的擴充使得朱全忠的勢力遠較李克用大。而關中的李茂貞雖然威脅唐廷，但因李克用與朱全忠的干涉而失敗。888年唐昭宗繼位後，宰相崔胤與宦官韓全誨爭權。唐昭宗被宦官韓全誨幽禁，崔胤緊急招喚朱全忠入援。而韓全誨強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貞，朱全忠於是率軍圍困鳳翔。隔年，鳳翔軍糧草耗盡，李茂貞只好殺宦官韓全誨等人，與朱全忠和解。朱全忠趁機掌控朝中大權，還屠殺宦官數百人，派兵控制長安。崔胤後悔不已，有意擺脫朱全忠的威脅，暗中召募六軍十二衛，被朱全忠在長安的眼線所察覺。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同年8月弒帝，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即唐哀帝。朱全忠本想等統一後再奪取帝位，但因征淮南失利，於907年逼迫唐哀帝禪位，建國後梁，都開封（升汴州為開封府），唐朝亡，中國進入大分裂時期一五代十國。
徐李專權
五代十國初期形勢公元927年，徐溫去世，其養子徐知誥繼其位，以大丞相，齊王身份掌握楊吳實權。同年，扶吳主楊溥稱帝，但實權仍在徐手中。徐知誥一方面對楊氏舊臣竭力懷柔，“高位重爵，推與宿舊”；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持自己的勢力。大力招徠、獎拔北來士人。
日後南唐政權中著名的北方人士如韓熙載、常夢錫、馬仁裕、王彥鑄、高越、高遠、江文蔚等，都在此時聚集於徐氏身邊。其次，江南一帶的著名人士如宋齊丘、陳覺、查文徽、馮延巳、馮延魯、邊鎬、游簡言、何敬塗等，也在此時由徐知誥提拔起來。經過10年苦心經營，徐知誥不僅完全獲得了楊氏舊臣的支持，而且觸合了北方人與江南人兩大勢力，所謂“羽翼大成，伸佐彌眾”。終於在吳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徐知誥廢吳帝楊溥，登上皇位，國號大齊，年號昪元。“上下順從，人無異意”，“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次年，徐知誥改姓名為李昪，改金陵府為江寧府，以府治為宮，以城為都。以金陵為國都，以原來的楊吳都城揚州為東都，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從此，在亂世之中，以繼承唐祚、謀求一統天下的南唐走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
南唐立國
南唐的開創者烈祖李昪烈祖的“息兵安民”國策，造就了江淮地區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南唐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同時，南唐也是一個藝術的王朝，它在文學、美術、書法、音樂等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昪設太學，興科舉，廣建書院、畫院。安定、富強的南唐，成為飽經戰亂滄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棲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書服盛於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風”。“北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南唐的社會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國甚至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割據政權中都是絕無僅有的。軍事方面，李昪堅持自守，為時機成熟攻時中原不受鄰國牽制，因而不輕易與鄰為釁。
中主時期
升元七年（公元943年），烈祖李昪駕崩，子李景繼位，改名李璟（公元916～961）即南唐元宗，有保大、中興、交泰三個年號。這一時期中，南唐與吳越間戰禍頻起，而吳越國的軍事行動往往與中原政權互相呼應。為了對付吳越，保大三年（公元945年），南唐乘閩國內亂之機出兵占據建（今福建建甌）、汀（今福建長汀）、漳（今屬福建）三州，滅亡閩國，俘閩主王延政。形成了對吳越三面包圍的形勢。而吳越國也乘勢出兵與南唐爭奪閩國之地，並奪得福州（今屬福建）。保大七年，淮北因處於晉、漢朝代交替的混亂之季，李璟見有機可趁，派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正相互混戰的各路豪強武裝和因戰亂四散的流民。保大九年，馬希粵與馬希祟兵戎相見，南唐遂藉機出師，一舉滅馬楚，馬希崇降。後來，楚將劉言又起兵擊敗了唐軍，後劉言被其部下殺死，周行逢[18]及其子周保權又先後統治湖南，楚地得而復失。
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至交泰元年（公元958年），北方後周政權三度入侵南唐，南唐始終處於被動防禦的不利局面。壽州一戰，周世宗柴榮御駕親征，周軍勢如破竹，遂攻占泗、濠、楚等州，唐軍一潰千里，淮河水軍全軍覆沒。李璟上表柴榮自請傳位於太子弘冀，請劃江為界，南唐盡獻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兩縣。同時，南唐奉周正朔，用其紀年。為避後周鋒芒，李璟遷都洪州，稱南昌府，自此大唐國力大損，不復昔日強盛。
南唐衰落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駕崩，因其長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從嘉，937～978）繼位，復都金陵。此時的南唐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積重難返。經濟上，自淮南戰敗後，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繳納高額貢奉。南唐原先地跨長江南北，江南北之間的經濟有互補性，如江南乏鹽，而江北產鹽。而失去淮南後，南唐失去了重要的鹽產地，自此要花巨資向中原政權買鹽。財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權不得不加重賦稅，以至怨聲載道。南唐轄境之的人民對李後主時期繁重的賦稅記憶深刻，直到北宋統一之後許多年，還在提起當年的南唐連鵝生雙子、柳樹結絮都要課稅。南唐後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亂。隨著新主登基，朝廷內部新一輪的黨爭開始了。當宋軍從周圍步步緊逼時，南唐仍陷於周而復始的內爭中，人心渙散。李煜善文詞，工書畫，知音律，但不通曉政治，便把國政託付給做太子時的幕僚張洎。
北宋滅唐
南唐後主開寶八年三月，宋軍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吳越軍隊攻陷金陵東面的門戶潤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圍之中，後主急召外地軍隊救援金陵。然而，這一切都為時已晚。十月，由江西趕往金陵的朱令贇率領的15萬水軍在湖口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斷，成了一座孤城。而後主仍執意守城到底。圍城之中的金陵，糧食乏，士氣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軍開始從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襲宋軍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軍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
兩年多以後，吳越王錢俶應宋太宗趙光義之邀，朝赴北宋都開封，納土於宋，吳越亡。五代十國的歷史終於結束。
政治
節度使制
作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實行節度使制，有關節度使的政治職能與軍事職能在相關制度里論述。與中原政權一樣，作為地方機構的節度使制以軍鎮為名，設定情況如次：
原來為唐制，楊吳及南唐相沿的有：潤州，鎮海軍；宣州，寧國軍；洪州，鎮南軍。
楊吳時期始設，南唐沿用的有：江寧府，健康軍；江州，奉化軍；撫州，昭武軍；虔州，百勝軍。
南唐時期新設的有：楚州，順化軍；泗州，靜淮軍；江陰縣，江陰軍；天長縣，建武軍；壽州，清淮軍；濠州，定遠軍；建州，永安軍（保大十四年，956）改為忠義軍；泉州，清源軍；當塗縣，雄遠軍（後設新和州亦稱該名）；廬州，保信軍；饒州，永平軍；池州，康化軍。
州縣制
南唐的地方行政區劃以州縣為主，以州領縣，州長官為刺史，縣長官為縣令，縣下設場，再細化為鎮、鄉；另沿唐制，以監管理鹽務和鐵務。
南唐初襲楊吳舊壤，保大三年（945）南取王閩鐔州、建州等地，不久又滅楚，使南唐疆域大於楊吳，最強盛時達到三十六個州。後周顯德五年（958），被後周取走江北的揚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壽州、廬州、泰州、舒州、蘄州、黃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個縣。實有兩府二十一州三軍。其中，雄州、劍州為南唐新置，筠州為復置州，相當於今江蘇、安徽江南地區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區，南唐後期則劃江為守，全在江南地區。
黨爭
南唐黨爭對南唐政權的盛衰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更是唐宋黨爭史發展的過渡環節。由唐及宋，朋黨之爭逐步與宦官勢力脫鉤，文士結黨的政治純粹性漸次明確；士族門閥勢力的消失改變了朋黨結構，從而使黨爭內涵更加現實化；地域文化的衝突逐步成為文士結黨相攻的直接原因；朋黨之爭演化為文人集團之間的意氣之爭，文化內部的自毀因子逐步形成。
疆域
南唐極盛時東暨衢、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拒長淮。相當於今日蘇、皖淮河以南，贛之全部，閩南和鄂之東部，湘以及粵、桂的背部地區。
第一階段：保持南吳邊域。從南唐昇元元年（937）至保大三年（945），這一時期，大體上保持了楊吳的疆域。其北面、西北面與中原政權以淮河至大別山一線為界；西面與楚相隔，長江沿岸有蘄州、黃州和鄂州；南面隔南嶺與南漢分界，東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與閩國為鄰；東面與東北面，在蘇州、無錫一帶與吳越國相望。
第二階段：開闢拓展疆域。在經過伐閩之戰後，閩國滅亡，領土分屬吳越與南唐，今福建境內建、汀、泉、漳諸州歸附南唐。南唐雖然在泉州設清源節度使，但由於南唐將領留從效擁兵自立，南唐在該地區的統治名存實亡。
第三階段：偏安江南一隅。後周顯德五年（958），南唐在淮南敗於後周，李璟盡獻江北土地，南唐疆域以長江為界，只剩下長江以南地區。
| 道 | 下轄 |
|---|---|
| 河南道 | 海州、濠州、泗州 |
| 淮南道 | 揚州、楚州、滁州、和州、壽州、廬州、舒州、光州、黃州、泰州、蘄州 |
| 江南道 | 潤、昇、常、建、泉、劍、漳、汀、宣、池州、洪州、江州、鄂州、饒州、吉州、袁州、信州、撫州、筠州、虔、歙、潭、岳、衡、永、道、邵、辰、敘、全、南、江陰軍、建武軍 |
軍事
南唐雖然偏安江南，但長期以來南唐一直宣稱自己才是大唐正統，所以南唐的軍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時期的模式，其基本編制和後周相仿，也有中央禁軍、節度使鎮軍和各地鄉兵之分。
南唐的地方部隊，也就是鎮軍和鄉兵，也和周邊各政權不同。南唐各州各縣都有州縣兵，分由刺史、團練使、指揮使等官員統率。因此，南唐不存在方鎮軍隊，節度使統率的鎮軍，也就是州縣兵。鄉兵則類似於現在的民兵、後備役。
禁軍兵制，以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每廂應為兩萬五千人，廂最高長官為都指揮使，有正副之分，廂之上設有番號軍，每番號軍設有左右兩廂，番號軍歸中央統轄。南唐禁軍往往冠以雄武﹑龍武﹑神武等名號。六軍置有統軍、副統軍、都虞侯等將官，由於地位重要，其將領往往兼領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侍中等職官。大將軍、將軍設定較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唐大將軍之職有虛設的情形，主要安置降主、勛臣，具有加官性質。左右廂各置都指揮使。
南唐禁軍一反包括後周在內的周邊各國加強侍衛諸軍的做法，它的六部禁軍的戰鬥力反而比侍衛諸軍強，其六部禁軍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時期的神策軍相似，負有宿衛和野戰的雙重任務。
經濟
綜述
提及江蘇地區的歷史發展，人們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國，往往忽略五代十國時期叱吒風雲的南唐。當是時，隨著動盪式改革的推進，我國政治與經濟格局發生著重大變化。楊吳和南唐國先後以揚州，金陵為都經略江南，南方在區域性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躍式發展，在楊吳及後繼政權南唐所轄範圍內的今江淮平原，蘇南西部，更是突破了傳統陳式，發展速度與規模尤為突出，為我國古代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和江蘇地區開放式發展奠定了基礎。探討這一時期社會發展模式和特點，重新評價楊吳及南唐國在江蘇區域歷史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從歷史淵源角度探索江蘇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從經濟角度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擇要論述。
農業
南唐在南唐經濟發展中，隨著我國農業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的新格局在江蘇地區逐漸形成。南方優良作物品種北上，蔚成大勢。江南地區是稻米之鄉，光州、揚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時已廣種稻米，不僅產量提高，品種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聲名。北方傳統優良品種南漸勢頭也有增無減，在江南地區，北方的小麥已普遍種植，出現了“極目青青壟麥齊”的景象。桑樹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曠土盡辟，桑柘滿野，國以富強”之謂。
茶葉的生產以光州、揚州、常州和潤州的茶園聞名於當時。宜興產茶歷史久遠，“陽羨茶”向為江淮名品，早在三國孫吳時代就馳名江南，當時稱為“國山茶”，後來又有“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等稱謂。唐肅宗年間，列“陽羨紫筍”(陽羨紫筍因鮮芽色紫形似筍而得名)為進貢珍品，茶聖陸羽認為“淮南茶，光州上”，陽羨茶“芳香冠世產”，可為貢品。常州刺史李棲筠採納了他的建議，即在黿畫溪旁造起茶舍，每年採制茶葉萬兩進貢，品飲陽羨茶成為風行的時尚。南唐時“陽羨茶”依舊為名茶，後隨著產茶區域的南移，產於建州的京鋌茶漸漸取而代之，成為貢品，朝廷方罷“陽羨茶”。在南方國家中，南唐對於農業的開發最具力度，其時，皇家府庫充盈，“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國家農桑之盛，前所未有，農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南北無出其右者。當然，單一敘述農業的表現是缺少學術意義的，上述內容旨在揭示，在正確的政策之後，興修水利對於地處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權，是開發南方，改善生存環境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第一要項。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模式的漸漸成型，標誌我國農業經濟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蘇區域形成，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漸漸這才顯示出新鮮的活力。鄭學檬先生在1985年發表的《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一文里指出，我國古代北方自商鞅變法開始，基本實行耕戰政策，所謂“足兵足食”是也。因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糧食需求大，政府的賦稅政策決定了北方農業以種糧為綱。南方各國由於缺少北方以糧為綱的傳統，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時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極易種植經濟作物，多種經營條件好。所以，江南農業在商業過程中揚長避短，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使南方較早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似的趨勢。筆者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農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較高的平台。從此，江蘇區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為突破口，漸漸拉開架勢，向著新的紀元前進。
手工業
據馮夢龍《太平廣記鈔》載，三國孫權夫人趙氏能夠織出有龍鳳花紋的織錦。南朝劉宋時期，劉裕遷洛陽錦工於建康，設“斗場錦署”專事錦緞生產，金陵織錦工藝自此發軔。楊吳時以紡織品輸稅，極大地刺激了紡織品生產，及至南唐，盛況空前。潤州的方紋綾，水波綾，技術高超。民間機杼普及，織工無數。不少人技術過人，不僅在南唐境內做工，而且在鄰國也有分布。潤州的錦工享有盛名，潤州人徐綰在杭州發動叛亂，城中有三百餘錦工，全是潤州人，錢鏐長子元瑛恐怕他們參與徐綰叛亂，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備王》)以平息叛亂。南唐官府里設有作坊，品種眾多，數量也很大。“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可見國庫藏量之巨。對封官的獎賞，也多獎勵帛品。監察御史張憲上書，李煜“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李後主詞是南唐宮廷生活的寫照，在他的作品裡，紅羅綠錦之類的美詞艷句俯拾皆是，譬如“紅錦地衣隨步皺”(《浣溪沙》)，“繡床斜憑嬌無那”(《一斛珠》)，“淡淡衫兒薄薄羅”(《長相思》)等，讀來十分可人。而“珊枕膩，錦衾寒”(《更漏子》)，“羅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臨江仙》)之類，則有些傷感了。李煜“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冪其壁，以白銀釘玳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為月宮天河之狀。”如此奢侈的背後，是以盛大的紡織基礎作為支撐的。由於紡織業的發展，染色技術也有了改進。李煜宮人“染碧，夕露於中庭，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這種若有若無，近乎青綠色的染色在當時享有聲譽，建康市內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後人對“天水碧”多有讚譽，就連狀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見慣的美辭。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聞鵲喜·吳山觀濤》：“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鰲戴雪山龍起蜇，快風吹海立。數點菸鬟青滴，一杼霞綃紅濕，白鳥明邊帆影直，隔江聞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來的意境自是不同凡響。紡織業不僅是一種手工業品種，而且是國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質基礎。南唐升元三年(939)詔書規定，“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紀》)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絲帛，可見南唐絲織品的富餘存量。
淮南揚州和楚州是我國古代主要的鹽業產地，揚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鹽城，漣水產量最大。尤其是揚州，地處南北通衢，自古鹽商巨富雲集，為全國鹽業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揚一益二”的說法。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早在漢代，吳王劉濞就開邗溝，自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磻溪，專煮海為利，鑿河通運海鹽而已。楊吳與南唐立國後，以鹽業為重要資本，製鹽業成為江淮社會經濟的大宗。楊吳在泰州設定海陵制置院，民戶田賦，規定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給鹽一升，謂之“鹽米”。南唐升元元年(937)，南唐又改置泰州，置海陵監，加強了對鹽業的管理。又在楚州設定鹽城監，“管鹽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統一，鹽城“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淮南鹽利在南唐統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周南征取得南唐數州後，南唐鹽場盡失，經濟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稱願意“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南屬”，周世宗“不許”，但是，為了進一步控制南唐，同意“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從此，鹽業成為後周政權牢牢節制南唐的一個經濟籌碼。
楊吳與南唐地處江淮水鄉，湖泊縱橫，造船業十分發達。早在隋唐時期，今淮安就是沿淮的造船基地，隋文帝從淮浦修造的船艦，沿淮入汴；唐太宗討伐高麗，亦在江淮建造大型戰船數百艘。揚州境內的揚子造船廠是唐代大型造船基地，劉晏主持漕運時，根據黃河，長江，淮水和汴水的不同水文特性，建造各種相適應的船隻，投入運輸。唐朝後期，官府的造船業由於管理不力漸漸萎縮。楊吳與南唐時期，揚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設定造船工場，建造各類船隻。造船業興旺的原因有這樣幾個：一是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瀕江臨淮的地理環境，使生活視野漸漸開闊的人們擴大了生活範圍，商品經濟萌芽後，日常商旅貿易，生產生活需要船隻開闢水路交通。比如南唐與契丹進行海上貿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契丹“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交易規模如此之大，若在陸路阻斷的情況下，需要怎樣的船隻運輸可以推知；二是隨著漕運特別是鹽業的發展，造船業重新出現興盛的局面，沿海鹽場的成品鹽，都要輸送到集散地，船隻是首選的運輸器具；三是出於戰事的需要，直接促使楊吳與南唐造船業興旺起來。先是楊吳與吳越以太湖中心線為界，進行長期拉鋸式的戰爭，在長江的狼山江面，太湖水域，雙方都投入大量水軍，戰狀慘烈。後是後周在大梁設立造船基地，南唐面臨戰爭威脅，加緊了造船競賽，既能建造碩大無比的戰船巨艦，又能建造短小靈敏的偵察輕舟。從周顯德三年(956)到顯德五年，雙方水師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較量，從文獻里屢見不鮮的“皮船”，“橐船”等名稱里，可以想見當時雙方造船業的發達程度；四是出於外交航海的需要。由於南北交通的阻斷，南唐不得不尋求向外發展。譬如南唐與契丹交好，就是為了對付中原政權開闢了海上航路。又如出於軍事考慮從占城進口“猛火油”，再將此油運送到契丹，沒有巨大的運輸船隻是不可想像的。另外，南唐還與新羅，高麗，大食等國家保持聯繫，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術做保證。
澄心堂紙是五代時期的名紙之一。五代南唐後主擅寫詩詞，喜歡收藏書籍和紙張，為此將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為澄心堂，作為作詩藏書之地。南唐後主還特地令四川造紙工匠來到澄心堂，仿照蜀紙製成一種質地優良的新紙，並命名為“澄心堂紙”。因為澄心堂紙的質量非常好，以至一紙值百金，是紙品中的佼佼者。此後宋朝、清朝也都學習南唐的技術，生產並使用了這種紙。
江蘇地區瀕江臨海的優勢，使楊吳與南唐統治時期的手工業既有十分濃重的區域色彩，又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宜興歸逕一帶發現的晚唐五代青瓷窯址，反映江南一帶的制瓷業，無論胎質，釉色，造型還是文飾，都別具一格。南唐揚州蜀崗茶，常州紫筍茶聞名於世，由於茶葉生產的發展，制茶業在南唐興盛起來，南唐僅官府就有茶葉坊38處之多，專門生產高級茶品，供皇家和貴族使用。民間制茶作坊更多，境內私茶作坊有1000多處。南唐的造紙業中心在皖南，但據《江南通志》記載，當時六合縣曾設立“紙務”，今六合浮橋南一帶尚呼為“紙房”。由於李煜鐘好宣紙，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專門機構造澄心堂紙亦是可能的。有人從民間傳說考證，宣紙中的“白鹿”品種，就是在南京製造的，這種紙即是為了紀念一位從宣城到金陵造紙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另外，揚州，潤州的金銀器和銅器製造堪稱典範，據傳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達六尺金蓮，令宮女窅娘立於蓮上，纏足翩翩而舞。
商業
南唐商業出現的新特點，應當引起學界的注意。五代十國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裡，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徵收商稅，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結果是，雖國與國間時惡時睦，民間交易卻日益頻繁；大運河雖然阻斷，海運卻發達起來。南方各國商業的活躍程度視唐代有加。各國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為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為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這一功能的轉換，對於我國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對於江蘇地區提早進入較發達地域的序列，意義不可低估。
第一，楊吳和南唐的商業活動使它們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國用所需的物質條件，充實了國力，提升了政治影響力，使南唐成為能與中原抗衡並有可能統一全國的南方政權。
楊吳和南唐自然條件的多樣化，帶來了物產的豐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業活動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為各國商茂的中心。南唐與中原劃淮水為界，雙方貿易活動多通過壽州進行，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換取羊和馬匹。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西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布周邊國家。南唐伐閩之役，“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開寶四年(971)冬，宋在荊南建造戰艦，在當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發現後，“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卷5，《後主書第五》)南唐與契丹的貿易主要通過海上進行，以羊馬等牲畜為主，也有軍用物資如猛火油。“當時，契丹已滅掉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南唐與契丹之間的海上交往，走的應是從東海長江口北上，越過山東半島，直達遼東半島南端的南北沿海傳統海路”。(p323)
海外貿易是南唐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是重要的港口，從這裡出口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占城，新羅，高麗，遠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費品也從海外輸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陳致雍的《奏番國使朝見儀狀》中，提到了“占城國獻馴象”；(卷873)“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卷上)這個海國是哪個國家，語焉不詳。鄒勁風認為，一些海外商人為提高自己身份，以獲得更多商業利益，常自稱為某國使臣，這些所謂海國進象，很有可能是當時中外民間貿易的一種形式。(p188)從《江南余載》的記事風格來看，有一定道理。
商業活動給南唐帶來了充足的社會財富，直接拉動了經濟發展，《釣磯立談》說“於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丰采”，並非溢美之辭。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為在十國中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方大國，不僅成為能夠與中原抗衡，還有相當的實力進而實現全國的重新統一。後來的五代十國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南唐國與中原的對抗史。
第二，楊吳與南唐的商業活動帶來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揚州，潤州等成為我國較早感受近代氛圍的區域城市先驅，為我國經濟重心的實質性南漸和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早期基礎。
城市是商業活動的產物，金陵，揚州等江淮城市的興起雖歷史久遠，但在長期發展中由於缺少突變的基因，發展速度相當緩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遠遠不足以推進城市的脫胎換骨。不能說南唐完成了這個使命，它的努力也遠遠不夠，但它開始了這個蛻變，使江南城市在背負著沉重封建義務的背景下沿著近代化的道路緩緩潛行，我們不用去探討這些城市的形成過程和城市形制，也無須去論證商品種類如何增加等常見要素，而有必要從另外特定的角度去一窺“近代化”已經在南唐萌芽的事實：
一是新型的經商場所不斷出現，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趨勢，延展了商業時空。唐代大城市實行坊市制，到了南唐，金陵，揚州，潤州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的商業市場。金陵城內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區，鄭文寶在《南唐近事》中曾經提及的“雞行”，是南唐的鬧市區，宋〈慶元建康續志〉說此地“自昔為繁富之地，南唐放進士榜於此”。又雲，“戚氏《續志》雲銀行，今金陵坊銀行街，物貨所集。花行，今層樓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這些坊均為手工業作坊集中地，所謂銀行，就是金銀器加工場，花行是專門製作裝飾用花的地方。隨著交換量的增加，一些自發的新的經營場所開始形成。潤州緊臨長江，南唐有詩讚金山江面：“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卷上)江邊有市，顯而易見是為了適應江上往來船隻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經不受到固定地點交易的限制。徐知諤在潤州任團練使時，曾經“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卷279，《後唐紀八》)也顯然不在城中規定的貿易之地，這種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溫的批評。這同時說明，由於利潤豐厚，象周宗這樣的開國顯貴經商，象徐家這樣的重臣，都捲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應是大勢所趨。不但城市裡商業繁榮，農村里也商機多多。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皋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卷111，《地理表》)說明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向沿江鄉間集鎮轉移，具有了一定的廣度，成為城市商品經濟的擴展與補充。鄭學檬先生在1982年發表的《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場”的概念，指出，這是形成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的基礎。除了空間的擴大，交易時間的變化也值得注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現，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潤州的江市詩就是夜宿金山時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業的活躍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富商階層，他們甚至與士大夫共同執掌國運，開歷代風氣之先。南唐開國元老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其交易規模巨大，聞於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謀渡淮時，竟想出了將士兵蒙上羊皮，偽為商旅的計謀。(卷上)大商人的囤積居奇，一度使南唐財富集中到了商賈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國庫儲備不足以向宋進貢，不得不從金陵富商那裡購得絹品以充貢物。宋滅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閣避難的盡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與士大夫比肩於南唐的社會生活中，並對國家施加影響，南唐以往見載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敗而告終。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質上是商品經濟萌芽的積極表現，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過程中出現的新氣象。雖記載無多，但我們還是能從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這一訊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費群體的出現，增強了城市的消費能力，為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相對龐大的階級基礎。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軍隊，部分商賈，城市手工業者等，隨著南唐在金陵建都，隨著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漸，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屬，經營鹽，茶暴發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為金陵及其周邊中心城市新的消費階層，他們人數眾多，經濟能力雄厚，其生活狀態影響著城市的消費習慣，對江淮區域的城市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人董逌《廣川書跋》云：“江南當五代時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說，“於時宦遊之士，率以東南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屬子孫，占籍於治所，蓋以江山泉石之秀異也”。(卷30，《柳府君墓碣銘》)南唐正是這樣，象韓熙載，盧文進，江文蔚，高越等，盡為北人，家眷人等動輒以百計。吳越兵臨潤州城下時，守將劉澄與馳援的盧絳有隙，盧絳對一裨將殺之未決，劉澄意在投降，乘機要裨將先出，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劉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卷27，《叛臣傳第二十四》)主帥與裨將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數眾多，推而論之，整個金陵應在一個不小的數字。南唐重科舉，境內舉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長期滯留，成為又一個消費群體。盧江人伍喬，來金陵參加春試，“是歲同試數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時隨計金陵”，得到韓熙載的賞識；泉州人康仁傑，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賁“五舉猶為白丁”；而邱旭“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視書畫藝術，我國最早的畫院就出現在南唐，顧閎中，周文矩，徐熙，衛賢，王齊翰等一大批畫家，活躍在畫壇，他們與馮延巳等文豪才子組成了龐大的文人群體，這些人與官僚，貴族，富商聚居一處，使金陵平添了別樣的脂粉繁華之氣。一部分需要縱情聲色犬馬的消費者，則使唐代就已時興的藝伎隊伍不斷壯大，她們既是一種行業，更是一個消費階層。《韓熙載夜宴圖》中的王屋山就是當時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卷下)過去我們常常孤立地看待這些對象，將上述人等的風流倜儻視作另類，其實，他們的生活狀態正是那個時代商品化的客觀反映，是那個時代造就了他們的商品化特徵。
四是各類城市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擴大了商品經濟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礎的系統化，從較高的經濟平台上為唐宋之交的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唐宋之交社會轉型的實質，政治上是民主意識的萌芽，經濟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是城市經濟功能增強的重要標誌，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後，要住房，建築木工就出現在坊中；道路要清掃，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與河道的保養人員；城市範圍大了，路途遙遠需要車船，就有了腳夫和船家；有人求佛問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禍福，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卷24，《方術傳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樓眾多聞於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飲食業的盛況。南唐講究美食，僅李昪“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雲霧餅”等。由於士大夫蜂擁南下，麵點食品推陳出新，花樣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餅可以映字作勸盞，面能穿結帶，就連混沌湯也能注入硯中，堪稱神奇。服務行業進一步細化，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城市的功能與活力，有叫周則的，年輕時以制傘為生，李煜嘗問及此事，答曰：“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淫雨連月則道大亨”。
我們還可以從貨幣的演化等方面進一步探討南唐商業的發展問題。如史家多對南唐鑄造鐵錢持批評態度，以為窮途潦倒的體現，其實，為了適應交換需要，南唐在貨幣方面的成績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創新意識，如“對錢”，就是貨幣文化寶庫里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極一時。當然，南唐處於唐宋之交的過渡帶上，在許多方面仍處於初步的階段。但它帶給我們的信息是新鮮的，它在眾多方面的建樹還有待於我們去發掘，並用一顆平常的心態去研究，評論它，特別是它在江蘇區域經濟乃至我國經濟與文化南移的過程中，對於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當有一個全新的定論。
貨幣
李昪稱帝，國號為大齊時，曾鑄造過“大齊通寶”，錢幣界一度認為是唐末黃巢起義時鑄造的，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李昪鑄造更準確。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寶”錢，中興二年鑄“永通泉貨”當十錢，此外還鑄有“開元通寶”、“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等。
人口
南唐作為十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一般認為南唐人口大約有五百萬，如果按照南唐末記載和統計計算，後主李煜時期全國19州3軍108縣為655065戶，人口大概為三四百萬，如果把劃出的江北十四州也計算在內，那么南唐人口最盛時為五百萬左右。
文化
南唐能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財富，這和統治者有效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在五代亂世中,“以文治世”成為當時社會的思想趨向。楊吳時期的社會風氣就由尚武向文治轉變,南唐建立之後，延續了楊吳尚文的社會風氣。南唐三代國主本身都喜好文藝，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而且禮遇文士,倡導文治,推行了一系列發展文化事業的政策。在文教方面興建學校,鼓勵私學，倡導學風和推行儒學教育；倡導文學和藝術；蒐集、整理文獻圖籍和編撰典籍；實行科舉取士，大力招攬人才,重用文士；還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點。南唐文化政策有利於安定南唐的社會秩序,極大的推動了南唐文化的繁榮,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詩詞
詩詞五代十國是詞的重要發展時期。西蜀和南唐詞人較多，水平也較高，從而成為兩個中心：西蜀有韋莊、歐陽炯等人，他們的作品後來由趙崇祚等收入《花間集》；南唐有馮延巳、中主李璟、後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後人集刻為《南唐二主詞》。李煜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詞人。晚唐五代的詞大都是描寫統治階級的享樂生活，題材庸俗，境界狹窄，風格柔靡。花間派的作品就是這種風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國亡被俘以後寫的詞，或慨嘆身世，或懷戀往昔，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把傷感之情寫得很深摯，突破了晚唐以來專寫風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內容和意境兩方面都有創新，為北宋詞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領域。
繪畫
繪畫五代十國的著名畫家有後梁的荊浩、關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後蜀的黃筌等人。荊浩擅長畫崇山峻岭，關仝師承荊浩而有發展，擅長畫關河之勢，兩人並稱為“荊、關”，是五代時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濃或淡的水墨描繪江南景色，兩人並稱為“董、巨”，是五代北宋時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一。黃筌擅畫宮廷的珍禽異卉，徐熙擅畫江湖上的水鳥汀花，兩人並稱為“黃、徐”，當時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的諺語，形容兩人作品的不同風格。此外，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亦為傳世的藝術珍品。
史料記載
南唐史研究對五代十國史和江南社會發展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價值，然而南唐史料頗乏，傳世文獻屈指可數。今日我們所能看到的較為完整的南唐史著，即入清之時尚存者，幸賴《四庫全書》全部收入。個別殘篇亦有存目，為今日南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據。
《四庫全書》所收南唐史著，計有陳彭年《江南別錄》；鄭文寶《江表志》、《南唐近事》；龍袞《江南野史》 ；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不著撰人的《釣磯立談》、《江南余載》；以及明陳霆《唐余紀傳》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遺記》。此外尚有無名氏《五國故事》和清吳任臣《十國春秋》敘及南唐史事。
帝王世系
| 廟號 | 諡號 | 姓名 | 在位時間 | 年號 | 陵墓 |
|---|---|---|---|---|---|
| 定宗 | 孝靜皇帝 | 李恪 | - | - | - |
| 成宗 | 孝平皇帝 | 李超 | - | - | - |
| 惠宗 | 孝安皇帝 | 李志 | - | - | - |
| 慶宗 | 孝德皇帝 | 李榮 | - | - | - |
| 義祖 | 武皇帝 | 徐溫 | 915-927 | - | - |
| 烈祖 | 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 李昪 | 937年-943年 | 升元937年 - 943年 | 欽陵 |
| 元宗 | 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 李璟 | 943年-961年 | 保大943年 - 957年 | 順陵 |
| 中興958年(二個月) | |||||
| 交泰958年(三個月) | |||||
| 顯德958年-960年（使用後周紀年） | |||||
| 建隆960年 - 961年（使用北宋紀年） | |||||
| 後主 | 文憲昭懷孝愍皇帝 | 李煜 | 961年-975年 | 建隆961年 - 963年（使用北宋紀年） | 安陵 |
| 乾德963年 - 968年（使用北宋紀年） | |||||
| 開寶968年 - 976年（使用北宋紀年） |
中國朝代
五代十國
唐朝滅亡之後，在中國中原地區相繼出現了五個朝代和十個割據政權的合稱。唐末撲滅黃巢起義後，新舊潘鎮林立，戰爭不休，國家分裂的傾向日益明顯。907年，黃巢起義軍的叛徒朱溫滅唐稱帝，建立後梁，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中國古代十國
| 國別 | 建都 | 開國帝王 | 原官爵 | 興亡 | 年數 | 亡於 |
| 南楚 | 長沙 | 馬殷 | 楚王.武安節度使 | 907年-951年 | 45 | 南唐 |
| 吳越 | 杭州 | 錢鏐 | 吳越王.鎮海節度使 | 907年-978年 | 72 | 宋 |
| 前蜀 | 成都 | 王建 | 蜀王.西川節度使 | 907年-925年 | 19 | 後唐 |
| 南吳 | 江都 | 楊溥 | 吳王.淮南節度使 | 910年-937年 | 28 | 南唐 |
| 南平 | 江陵 | 高季興 | 南平王,荊南節度使 | 924年-963年 | 40 | 宋 |
| 閩 | 長樂 | 王延鈞 | 閩王,威武節度使 | 933年-945年 | 13 | 後唐 |
| 後蜀 | 成都 | 孟知祥 | 蜀王.西川節度使 | 934年-965年 | 32 | 宋 |
| 南唐 | 江寧 | 李升 | 齊王.鎮海節度使 | 937年-975年 | 39 | 宋 |
| 北漢 | 太原 | 劉崇 | 河東節度使、太原尹 | 951年-979年 | 29 | 宋 |
| 南漢 | 廣州 | 劉岩 | 唐清海軍節度使 | 917年-971年 | 55 | 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