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

簡介

公元前1046年，周軍在牧野打敗商軍，商朝少奮鬥滅亡。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鎬，歷史上叫做西周。採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辦法，安撫殷商遺民採取封邦建國的方略，實行對全國的統治。（這種方略稱之為“分封制”）

相關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有詳盡篇幅論述對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的確定依據，但是其中疏漏了幾條重要證據：《魯世家》魯公紀年、周文王三十五年月蝕和五星相聚，美國學者班大為根據五星相聚得出同樣的結論，而筆者早在1995年8月寫成的《西周紀年考》中就已經運用了頭兩條證據以及歲在鶉火、《武成》曆日確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並對五星相聚之說溯本求源，確定其偽造性。現將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未使用到的重要論據分述如下： 《史記·魯世家》除首代魯君伯禽在位年數失載外，其餘均有年紀可查。又，伯禽以下魯、周年代基本相當，因此，還《魯世家》之本貌，系考訂武王克商之年關鍵之所在。
魯公在位年數諸書對照表

魯公	《魯世家》	《十二諸侯年表》	《三統曆·世經》	《帝王世紀》	《通鑑外紀》
伯禽	​	​	46	46	46
考公	4	​	4	4	4
煬公	6	​	60	6	60
幽公	14	​	14	14	14
魏公	50	​	50	50	50
厲公	37	​	37	37	37
獻公	32	​	50	32[32]	50
真公	30	30	30	30	30
武公	9	10	2	9	2
懿公	9	9	9	9	9
伯御	11	11	11	11	11
孝公	27	27	27	27	27
惠公	46	46	46	46	46
總年	275	​	386	321	386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共和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或十四年。”其採用十五年說；而《魯世家》云：“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其採用十四年說。《年表》與《魯世家》真公在位年數皆為三十年，但在武公年數上又互異，《年表》武公年數比《魯世家》多了一年，這樣《年表》與《魯世家》才相符合。
按《年表》所列真公年數雖為三十，但實際上減少了真公年數一年。依《魯世家》真公十四年當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年表》舍十四年說而用十五年，而在位年數仍與《魯世家》同，實際相當於減少了魯真公一年，為彌補這一錯誤，《年表》將這一年加入了武公的年數中，以至有這一自相矛盾之處。
以真公十四年當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各魯君在位年數皆依《魯世家》，得：魯真公元年當公元前854年，魯獻公在位三十二年，元年當公元前886年；魯厲公在位三十七年，元年當公元前923年；魯魏公在位五十年，元年當公元前973年；魯幽公在位十四年，元年當公元前987年，魯煬公在位六年，元年當公元前993年；魯考公在位四年，元年當公元前 997年。
首代伯禽，《史記》失載在位年數。劉歆《三統曆·世經》云：“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33]皇甫謐《帝王世紀》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34]故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推得元年在公元前1043年。
據《魯世家》:“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並興反。於是伯禽率是伐之於 ，作《 誓》。”《 誓》即《尚書·費誓》，《尚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為證。
故伯禽即位當在成王初立之時，管、蔡、淮夷反叛之前。據《逸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今本竹書紀年》同系武王卒於十二月。而周公攝政，伯禽受封於魯，並當在此月，故伯禽即位實當周武王之末年[35]，周成王元年在伯禽二年公元前1042年。
[美]倪德衛[36]、[美]夏含夷[37]、周法高[38]、趙光賢[39]等分別採取不同方法和途徑，確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其中周法高、趙光賢根據歷譜推算，周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推算相同。
據《尚書·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經周公祈告，次日即病癒，下文又說武王死後，國中發生“管蔡之亂”，未標明紀年，因此後世學者對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有爭議，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一年：《逸周書作雒解》
[2]二年/三年：《尚書·金滕》作“既克商二年”，《史記周本紀》作“即克殷後二年”，《史記封禪書》、《魯世家》作“克殷二年”。《孔傳》、《資治通鑑外紀》並以為“既克商二年”為伐紂次年，也就是說武王克商起在位二年。但始自王國維氏，以為伐紂後兩年，即武王克商後在位三年，以後郭沫若氏、李仲操氏諸學者多從之。
[3]四年：東漢鄭玄《詩譜·豳風譜》。又，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紀》鈔本，武王於克商後二年病，又“後二年而崩”，與鄭說相合。夏商周斷代工程根據天象取此說，確定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
[4]六年：《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帝王世紀》
[5]七年：《逸周書明堂解》、《管子小問》、《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
[6]七年/八年：《管子七主七臣》“克殷七年”，《漢書律曆志》引《三統曆世經》“克殷後七年”。如上所訓，可為七年或八年之解。
主要天象資料除《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專題研究的《國語·周語·景王問鐘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以外還有丙子月蝕、彗星、五星聚於房等，這些天象都存在很大爭議，現僅對丙子月蝕加以討論。
《逸周書·小開》載：“唯，三十又五祀，正月丙子拜望，王念曰： 食無時，妍後嗣謀……”如果認為這是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望日丙子發生的一次月蝕,據《中國天文學史·第二章·四》，該月蝕發生在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望日丙子零晨1時4分至4時57分，食甚3小時53分。故知周文王三十五年當公元前1065年，周文王元年當前1099年。
附按：由西北大學黃懷信教授主持研究的文獻可信性專題，認為這不是一條月蝕紀錄，但是這一條紀錄，如果是月蝕，它的時間恰好確證了武王克商之年在前1046年。所以黃懷信教授對文獻的斷句與訓讀仍然值得商榷。
《尚書·多士》、《史記·周本紀》雲周文王在位五十年[21]。故知周武王元年當在公元前1049年。周文王受西伯之命，至於武王崩葬，此間曾使用周受命紀年。據《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又《史記·伯夷叔齊列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周武王伐紂，攜文王木主出征，觀兵於孟津，伯夷、叔齊又當面指責武王“父死不葬”， 怎能有死後九年或十一年還未安葬之理？所以這絕不可能是武王即位之後九年或十一年時所發生的事。從武王先後兩次伐紂，第一次僅至孟津而還，兩年之後第二次方克殷。則觀兵孟津之時，當在文王三年喪期之內，故云：“父死不葬”。只有使用受命紀年，以文王崩後兩年觀兵於孟津（在三年守喪之期內），又兩年即武王四年克殷，這樣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釋。 關於周文王受命的年數：
《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斷虞芮之訟，為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後虎；明年西伯崩。”並以為周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由下文可知，伐犬夷當在受命四年，《史記》年序誤。
《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鹹會。曰：‘孽孽無怠！’武王乃作《太誓》。”下文雲二月甲子克商，不書年份，似十二年。而《魯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史記·齊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又均繫於十一年。甲子當在二月，戊午在甲子前六日，知“十二月”當為“二月”之誤。而所云“正月甲子”，系使用殷正，以建醜之月為歲首，故云“正月甲子”。由此知《史記》實以十一年克商。其十一年，正是文王受命之後的七年和武王伐紂時四年的總和。《世經》引孔安國《尚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誓》。”今本偽《尚書·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世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蓋劉歆為合《三統曆》而妄改。查《周本紀》所引古文《太誓》之文，不見於今本偽古文《尚書》，應為《太誓》原文。根據文意及《史記》，《太誓》分明是武王克商之前在孟津大會諸侯時的作品，劉歆以其為觀兵時所作，而將武王克商繫於十三年，顯誤。賈逵、馬融、王肅、韋昭均未見原本古文《太誓》及《書序》，因而皆同劉歆之說。此後，晚出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由於此後偽《古文尚書》的地位，所以九年之說長期占主導地位。這是研究武王克商年代不得不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資治通鑑外紀》卷二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大傳》雲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玄云：“犬夷，混夷也。”《詩經·小雅·採薇》：“混夷 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並平二寇。”蓋指文王受命四年伐混（昆）夷之事。混夷之名，《尚書大傳》作“犬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引《尚書大傳》作“畎夷”，《周本紀》作“犬戎”，《帝王世紀》及《今本竹書紀年》作“昆夷”，《詩經》作“混夷”，均是同一國。周文王受命之年當從《尚書大傳》及《周本紀》為受命七年而崩。故受命元年當周文王四十五年（公元前1055年），受命四年當周文王四十八年公元前1052年，查張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是年正月丁丑朔（前1052年1月4日），丙子為丁丑前一日，完全可合，進而證明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逸周書世俘解》云：“二月既生霸，越五日甲子，朝至於商，則鹹劉商王紂。”此記載武王伐紂在甲子日克商亦見於銘文記載。《利簋》：“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聞，夙時克商。”證明史載無誤。《世經》引《尚書·武成》：“（十三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徵伐紂。”“粵若來（三）[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鹹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 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
由“翌日辛亥……粵五日乙卯”辛亥至乙卯恰為五日，知“粵……日”包括起止兩日在內。
按：“粵若來三月”當為二月。從一月壬辰至於甲子，中間只有33天，既死霸在月之下旬，故知甲子不可能到三月。劉歆《三統曆》不察，為能將甲子排入三月，強在二月之後加入閏月，然當時採用年終置閏之法已早有定論，故知此二月必誤。今查《世俘解》：“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又《國語·周語》：“王以二月亥夜陳”，《周本紀》：“二月甲子昧爽，王朝步至於商郊牧野。”並系甲子於二月，故知此“三月”當為“二月”之誤。由此可得二月既死霸庚申，查證張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與公元前1046年實際天象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