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文化大革命社會背景
大躍進
1952年史達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從理論上全面闡述和規劃了計畫經濟模式。
1953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史達林論國家工業化》指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已經開始了。 這個五年計畫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即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了完成這種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史達林同志關於工業化的理論學習蘇聯建設的寶貴經驗。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規定全黨幹部理論學習的高級組和中級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時間內都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寧、史達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部分著作。要求全黨主要幹部都能有系統地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條件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
1954年5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學習蘇聯編制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驗》指出：“為編制和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我們應當學習蘇聯編制各個五年計畫的經驗特別是學習蘇聯編制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驗。”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全盤採用了史達林主義的方式、措施和理論框架。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史達林引起了國際共運嚴重的思想混亂。毛澤東提出對史達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
文化大革命195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很尖銳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10月中央討論通過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開展反右運動。12月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宣布仿照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完成。
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
1958年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提出兩年把糧食畝產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澤東對薄一波說：乾脆今年鋼產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鋼產量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6月21日毛澤東批發了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產鋼計畫報告》。《報告》認為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1962年將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會後為了追求鋼的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全國幾千萬人一齊上陣土法洋法同時上馬掀起了一個規模空前的“全民大辦鋼鐵運動”。從8月到10月全國74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26000多個人民公社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11月30日赫魯雪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雪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1960年3月6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稿。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對城市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採取積極的態度；二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性質；三是對不願參加公社的人不要動員要繼續等待；四是關於組織城市人民公社的活動不要宣傳。3月8日毛澤東在劉少奇指示稿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和批示希望“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化。
大躍進口號提出後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多半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各地爭相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農民的口糧都被作為增產上繳最終導致全國大饑荒。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反對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的主要是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不客氣的赫魯雪夫
赫魯雪夫19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會談過程中赫魯雪夫講了一大堆十分難聽的話說搞你們大躍進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搞百花齊放現在怎么樣還放不放？你們那么愛史達林把史達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們可以送給你們。你們老講東風壓倒西風就是你們中國想壓倒大家要壓倒全世界。赫魯雪夫批評毛澤東不懂現代戰爭，動輒就算中國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絲毫不了解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那些人不過是一堆肉。他還指責毛澤東總是宣揚不怕戰爭，說什麼死個幾億人還有幾億人照樣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被認為是瘋子”。赫魯雪夫威脅說：“如果你們緊緊踩著我們的腳跟，我們也將採取同樣的辦法來對付”“如果你們認為我們脫離了馬列主義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通過其駐華使館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包括軍事方面在內的蘇聯專家和顧問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將被召回去他們的祖國。”此後隨著蘇聯撤回援華專家、撕毀援建契約中蘇兩黨走向了公開的大論戰。1963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史達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以及《關於史達林問題》“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雪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史達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引用史達林文集的教條指責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在所謂“全民國家”的幌子下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為復辟資本主義開闢道路。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49年建國後中國共產黨廢除了中華民國的公民課和軍事訓練根據老解放區農民教育的經驗仿造蘇聯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制度設定了政治理論課和時事政治課改班導師制為蘇聯的班主任制（Классныйруководитель）建立了班主任、輔導員和共青團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教導處設主任1名。從接收舊學校之日起上級黨委和政府就十分重視給學校派遣和發展中共黨員以逐步確立黨對學校的領導。這正規化、制度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國小生中進行階級仇恨、政治鬥爭、敵我界限、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為中國小生和教師參與文革埋下了伏筆。
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小制度暫行條例》中規定: “每班設主任教員一人一班學生在四十名以上者得增設助教員一人”。班主任制正式確立於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頒發《國小暫行規程（草案）》、《中學暫行規程（草案）》規定：“國小各班採取教師責任制各設班主任一人”；“中學採取校長責任制”、中學毎班設班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各班教員中選聘在教導主任(政教主任)領導下開展工作。
1952年在“三反”運動中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在高等學校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加強了黨的領導。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師資的培養在學校中“建立有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在各高等學校內部則形成了黨委領導、宣傳部、系總支、團委、工會、學生會以及政治輔導員、班主任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系統負責全面管理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輔導員、班主任工作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線按照黨委的部署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61年《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指示：“政治輔導員或班主任從專職的黨政幹部、政治理論課教師和其他青年教師中挑選有一定政治工作經驗的人擔任。”1966年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突出政治做好班主任的工作》指出：“班主任的工作是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去教育新一代的工作。好的班主任能起革命帶路人的作用同時也是帶動其他教師實現革命化的骨幹力量。”“要做一個好的班主任必須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既能教書又能教人既能言教又能身教自己革命化並且引導學生走革命化的道路。”
1960年2月5日全國學聯委員會向全國學生第十七屆代表大會的報告指出：“我們同學應當把學習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重大的政治任務下決心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掀起一個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青年學生的光榮任務》指出：“我國青年學生的光榮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幟積極回響毛主席“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貫徹執行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努力培養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作一個共產主義的好學生。”“每個青年學生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用辯證唯物主義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文化大革命 林彪進行的“破四舊”1964年中宣部、教育部頒布《關於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指出：“政治理論課必須從思想上和理論上積極參加這一場階級鬥爭……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最根本的任務把毛主席著作作為最基本的教材。”強調“教師隊伍必須革命化”“各地黨委宣傳部和高等學校、中等學校的黨組織加強對政治理論課的領導”。1964年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出通知：採用《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作為高中政治課代用教材。共青團批示必須把組織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團的全部工作中的第一位。1960年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在各民主黨派、工商界、知識界中間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
中共1962年召開的夏季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宣布“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並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接受發起了針對農村幹部和黨組織的整風運動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將“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林彪開始了一場把人民解放軍變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運動。總政治部在1964年5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語錄》。林彪宣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天才地、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人民民眾、幹部和知識分子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在指示中還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此後班主任制度被取消採取排、連、營的建制實行軍事化組建民兵營。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大、中、國小校都要複課鬧革命》。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全國廣大革命師生堅決回響毛主席號召立即複課鬧革命》宣揚：一定更加刻苦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狠狠地鬥私批修集中力量搞好本學校的鬥批改徹底批判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學校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全國各地許多大中國小的紅衛兵小將、革命教師和革命幹部在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時候認為複課鬧革命和搞好學校的鬥批改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兩種世界觀的鬥爭。每個革命師生都必須以“鬥私批修”為綱狠斗自己頭腦中的“私”字以高度的無產階級革命責任感徹底批判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學校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四清運動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
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對彭德懷等人的決議。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
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彭德懷
文化大革命 批鬥運動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給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肯定彭德懷的意見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8月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動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明確宣布現在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問題。從次日開始各組分別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和周小舟開始批判。
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作了長篇發言內容是批判所謂“史達林晚年”這是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史達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史達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
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的。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五省幹部開始學習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
三年自然災害
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指出在1960年全國人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1958年和1959年偉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勝利。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民眾的錯誤。劉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說。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么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西樓會議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么辦！”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就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在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文革爆發
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檔案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發展過程
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文革輿論準備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文化大革命 導火索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文革爆發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檔案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檔案並不公開。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學校教材
毛澤東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實施及倡導個人崇拜。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國小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
黨的喉舌
文化大革命宣傳畫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幹部遭到批鬥。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民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造反狂潮一瀉千里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鬥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一月革命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幹部民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發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鬥、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
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鬥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鬥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衝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鬥。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衛”等口號煽動武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民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幹部，並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布告，以制止武鬥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複雜的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蒙冤劉少奇
劉少奇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黨員2200萬人，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九大從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氣氛所籠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極力鼓吹這個理論的“偉大貢獻”和這場“革命”的豐功偉績，而對於黨應該怎樣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予提及。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理論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幹和親信占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
林彪集團復滅
林彪黨的九大以後，“斗、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按照毛澤東的構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階段。在實際工作中還包含“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內容。毛澤東試圖通過“斗、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構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引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九大結束後，林彪集團的權勢膨脹到頂點，同江青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矛盾急劇上升。他們擔心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
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並受到批判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幹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採取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黨中央決定撤銷由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毛澤東親自過問對一些領導幹部落實政策的工作，為“二月逆流”平反。
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給被打倒的賀龍、羅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誣陷而被撤銷領導職務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復名譽，承認自己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做自我批評。這些行動為加快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在各方面進行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糾正極左思潮
“批林整風”開始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整頓企業的措施，恢復被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通過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等措施，解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大大突破指標的問題，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他頂著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的壓力，努力開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
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在科學教育工作中，周恩來要求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並提議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還抓了落實黨的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周恩來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糾“左”整頓。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和整頓，各方面工作都有明顯起色。可是，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繫著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被迫中斷。林彪事件後，黨的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為接班人等內容的黨章和產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
黨的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舉行。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左”傾指導方針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後果日益明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但這時，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有些老幹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被選舉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王稼祥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批林批孔”運動
文化大革命 畫報1974年1月，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幹部，還指使他們控制的寫作班子發表大量所謂“批孔”文章，影射周恩來是“現在的儒”，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進行攻擊。他們的幫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幹部和知名人士，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乾，社會秩序再度混亂，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再遭嚴重破壞。同年10月，中央發出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四人幫”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陰謀活動，企圖由他們出面“組閣”。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亂社會的圖謀有所察覺，對“批林批孔”運動作出限制性規定，並在中央領導層提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的問題。這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
文化大革命全面整頓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願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四屆人大閉幕後，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部署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堵塞嚴重的鐵路全部疏通，運輸狀況開始好轉。接著，開始整頓鋼鐵工業。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發展較好的一年。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幹部民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願望愈加強烈。
粉碎江青集團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幹部民眾長期鬱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於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爆發出來。這種不滿像火山熔岩一樣不可壓抑的迅速噴發，是由“四人幫”壓制人民民眾對周恩來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人民民眾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悼念活動，而且加緊展開了對鄧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民眾的悲痛心情迅速轉化成憤怒的情緒，並進而轉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
天安門事件
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等城市的民眾衝破“四人幫”的阻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首都人民也匯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聚集了200多萬京內外民眾的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共和國歷史上罕見的“花山詩海”中慷慨陳詞，深切懷念周恩來，怒斥“四人幫”迫害周恩來、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感人場面。當時在廣場上爭相傳抄、凝聚著愛和恨的那些詩詞、傳單，莊嚴地表達了人民民眾要求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心聲。當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被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民眾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了嚴重衝突。一場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就這樣被壓了下去。儘管如此，這場全國性的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民眾基礎。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決定在周恩來逝世後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隨著鄧小平的被撤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推開。
1976年7月6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
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衊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
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幹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影響
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民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已開發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占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並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後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黨內外廣大幹部民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抵制、抗爭和鬥爭是十分艱難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民眾，絕大多數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鬥爭，共產黨員張志新等慘遭殺害。 正是由於各級幹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抵制、抗爭和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於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飛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它留下了永遠不應當重犯這類錯誤的深刻教訓，從反面為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鑑。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文革後期
華國鋒上台
華國鋒文革的正式結束則是在197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
華國鋒當權後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還有傳聞說在政治局會議上常委之一（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華葉二人）的國防部長葉劍英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否則他也辭職。葉是華國鋒逮捕四人幫時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軍隊中的權威令華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宣布文革結束
中共十一大 華國鋒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 仍以肯定的態度對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幫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而結束。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 因此今後依然要以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鬥爭為綱。
撥亂反正
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開展了對文革的清理運動對文革中積極參與的人進行了抓捕審判。但是期間亦有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及選擇性辦案的情況。
鄧小平掌權
鄧小平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鬍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1979年1月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對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強調黨的歷史不等於就是路線鬥爭的歷史。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9月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至此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對四人幫的審判
1980年11月由江華擔任庭長的特別法庭開始併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國也開始廣泛討論重新評估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文革中的受害者陸續平反這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革影響
影響巨大。使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遺產，大部分毀於一旦。造成了寶貴遺產的遺失，並且無法挽回。使國家政權遭到削弱，民主與法制遭到踐踏，嚴重摧殘了教育、文化和科學事業，國家經濟發展緩慢，拉大了中國與世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
文革遺毒
文化大革命遊行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則更是難以統計。
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畫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總計13000億人民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關於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災害”大多數人持質疑態度認為是政府故意推卸責任的託辭）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3000萬至8000萬不等）經濟損失14200億元。近30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6500億元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總的損失是中國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而“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紅衛兵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占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紅衛兵在文革期間所造成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
人道主義災難
文革中非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志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國外科學家依靠在國內出版的縣誌資料計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文化教育
1966年清華大學校門被拉倒
清華大學校門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 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國中甚至國小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台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國小使用。
青年與知識分子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但是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對農村的建設作用也不大，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後，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台灣。
中華文化傳統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
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蹟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民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但是勞動人民除外的資本主義家或者那些學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們的孩子上學都會遭到歧視辱罵。
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揚秦直接對準了中華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民族與宗教
沙甸事件
緬甸 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喪失回族等其他少數民族受到迫害。1975年發生的沙甸事件中發生了整村武裝反抗事件後遭到鎮壓。紅衛兵曾前往扎什倫布寺的佛塔將在該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挖出肢解拋棄後被藏人找回。
科技經濟
文革期間中國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學技術和基礎建設的成就：飛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紅旗”高級轎車、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成昆鐵路建成通車、第一台電晶體大型數字計算機、第一台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第一台離子注入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積體電路數控工具機、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第一台百萬次積體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台天文測時、測緯光電高儀華北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劉家峽水電站、葛洲壩的建成、雜交水稻、大型通用積體電路電子計算機。
不過對於此成就大部分學者及人民抱持反對態度。例如：有參與核武器研發的科研人員就透露核武器的科研工作絕大部分事實上在文革發生前就已經完成並非是文革期間的成就。除此在經濟成長方面除了文革表面經濟數據遠遠低於全世界之外文革後高度經濟成長也相對顯示文革期間的衰敗。
大量文物古蹟嚴重損毀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給中國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文革中的“破四舊”活動將中國城市與鄉村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古蹟和遺產當成封資修的東西徹底破壞和毀盡。就連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蹟也慘遭破壞。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
日本文化界發表“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數百位作家、藝術家聯名發動抗議盼望中國當局能保護中國歷代文物免遭破壞；受鼓動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左派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
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
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
澳大利亞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11月以復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說話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台灣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相關人物
| 江青，山東諸城人，1915年出生，1991年逝世。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
| 陳伯達（1904～1989），原名陳建相，字仲順，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 |
| 紀登奎（1923年3月17日－1988年7月13日），山西省武鄉縣人。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
| 吳德（1913~1995）：河北豐潤人。1932年參加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
| 陳錫聯（1915年1月4日－1999年6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原名陳錫廉。 |
| 葉群（1917―1971），原名葉靜宜，福建閩侯（今屬福州市）人。林彪元帥夫人。 |
| 譚厚蘭（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的一個貧農家庭。 |
|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今江蘇省淮安市）。 |
| 關鋒（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文革期間的中國政治家。本名周玉峰。 |
| 安子文（1909—1980），1909年9月生，陝西省綏德縣雙湖峪鎮人，原名安志瀚。 |
| 曹軼歐（1903年1月—1989年），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 |
| 張平化（1907-2001），原名張楚材，出生於炎陵（原酃縣）石洲鄉。 |
| 穆欣（1920~2010.09.03）河南省扶溝縣下坡村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 |
| 張耀祠（1916—2010），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
| 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艾則孜（1915-2003）維吾爾族。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 |
| 黃永勝(1910年11月17日——1983年4月26日)，原名黃敘錢，湖北鹹寧人。 |
| 吳法憲，原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原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政委、司令員。 |
| 邱會作（1914—2002），1914年4月生，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 |
| 李作鵬，1914年4月24日生，江西吉安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
| 江騰蛟，早年參加革命，參加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歷史評價
當前主流媒體及中國與世界各國學者對於文革主要持負面評價。
負面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文化的倒退
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民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
經濟
文革對中國的經濟破壞是災難性的。毛澤東曾經的戰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經私下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外交
在外交方面中國政府因文革的進行與外國關係陷於緊張（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中國駐外人員在外國宣揚文革並輸出革命還有與蘇聯的諸多緊張衝突讓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問題最多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與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更降到冰點。
教育
在文革時期文化教育被輕視、不用考試是當時教育的特點。學生生活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學習對象有《毛澤東語錄》、最新指示、《毛選》）和停課鬧革命、街頭運動（這種運動很適合精力過剩的年輕人）等內容教育質量極低。高校招生人數減少10萬人。
傳統文化
在文革大量文物遭到破壞。中華文化很多傳統的儀式和習俗信仰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徹底在中國大陸消失。有些中華文化的傳統習俗甚至只在同受中華文化影響下的台灣、港澳、日本和韓國有所完整的保留下來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過分強調階級鬥爭而欠缺軍事知識技能）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 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引起注意。
蔣介石：“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在日記中還寫道：“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寒光在以後多次引證了這個論據。
在台灣不論藍綠統獨均對文化大革命抱持負面的觀感，成為發展兩岸關係的阻礙之一。文化大革命甚至消減台灣人的反日情緒。而紅衛兵一詞在台灣也屬於極為負面的名詞之一，在台灣曾有人發生爭執而罵對方是紅衛兵，被告上法院而遭到檢察官以公然侮辱罪起訴。
正面評價
近來有少數極左派人士尤其毛派為文革翻案認為“文革”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反官僚化”和“反等級化”的產物是中國人民的“黃金十年”。
文化大革命這一場大運動暴露出了許多重要問題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解決。1領導人如何退出如何交接班。2領導人要聯繫民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就是反對幹部脫離民眾毛澤東最後的失誤就在脫離了民眾。3民眾如何發出聲音如何監督。人大的作用有限。至今沒有解決。
毛主席樹立了馬克思主義點燃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聖火。他首先粉碎了對神仙皇帝的迷信再後來號召無產階級起來把革命的矛頭對準了當權的官僚主義最後親手搗破了對林彪的迷信甚至對自己的迷信。他用自身的實踐教育了無產階級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正如國際歌中所唱無產階級只能靠自己的雙手砸碎任何反動的壓迫的阻力解放自己。
文藝作品
文論
文化大革命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ISBN 978-988-17274-6-6。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雷運河《告訴你真實的文革——濟寧地區文革傳記》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 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形形色色的造反：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殺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 著台灣大塊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 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62-8102-02-8（上冊）、ISBN 962-8102-03-6（下冊）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 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王友琴 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MacFarquhar R and Schoenhals M 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ISBN 978-0-674-02748-0. 該書作者分別是哈佛大學教授和隆德大學教授。中文譯本《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於2009年在香港出版。
文學
往事並不如煙《血火痴情——被塵封的另類文革故事》加拿大諾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憲源為著名“新毛派”人士。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作 描述文革時福建實況及全中國年輕紅衛兵串聯至北京動人描述之紀實長篇小說 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製出版。
《反修樓》冬冬等十數篇文革中短篇小說著作集 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
《牛棚雜憶》季羨林著。
《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著 寫反右派、學者在文革時的種種
《白色的路》劉青 著 內容概述：青年將自己的糧票和工資送給在學校認識的女同學而使得自己頓失生活依靠由於太過飢餓他在無意間犯了搶奪罪而被送到農場勞改。之後他的人生完全被排拒在正常生活之外他曾經嘗試回到正軌卻一次次地失敗最後他選擇用偷竊等不正當的方式生存在被捕後他以一種嘲弄卻無奈的情緒回想自己過去的經歷。
《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著記錄了遍及全國的數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電影
（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早春二月《武訓傳》（1950年孫瑜導演孫瑜編劇趙丹、黃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再見中國》1974年：唐書璇導演及編劇，描述文革時中國大陸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禁映
《楓》1980年 峨嵋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鄭義、導演：張一、演員：徐楓（飾盧丹楓）、王爾利（飾李紅鋼）。
《戴手銬的旅客》1980年 導演：于洋 編劇：紀明 馬林 演員：于洋、邵萬林趙子岳馬樹超葛存壯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電影公司（台灣）出品描述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種種荒謬情況主要演員有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
《小街》1981年 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徐銀華 導演：楊延晉 攝影：應福康、鄭宏 美術：劉藩 作曲：徐景新 演員：郭凱敏（飾夏）、張瑜（飾俞）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李碧華、蘆葦編劇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活著》（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兇猛》）夏雨、寧靜主演）
霸王別姬《天浴》（1998年陳冲導演陳冲、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年法國籍的華人戴思傑執導之電影由周迅、劉燁和陳坤主演)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山楂樹之戀》（2010年張藝謀導演艾米原著《山楂樹之戀》尹麗川、顧小白、阿美編劇周冬雨、竇驍主演）
電視劇
（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還看今朝》（1990年韋家輝監製黃日華、任達華主演）
《暴雨燃燒》（1991年韋家輝監製任達華、關詠荷主演）
《大地之子》（1995年上川隆也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