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911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 -百科知識中文網

簡介

辛亥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911）作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導。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

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曆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曆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辭彙，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啓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辭彙，以迄於今。

戰爭背景

日本影響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後到《大日本帝國憲法》和帝國議會產生的歷程和君主立憲制的實現，特別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也激勵了中國官僚、士紳等追求憲政。明治七年（1874年），愛國公黨遞交的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反映了日本民間對開設民選議會的呼聲，開啟了日後延續近20年的自由民權運動。其中，國會的開設又是爭議的焦點。明治十三年1880年成立的國會期成同盟發動了國會開設運動，以大規模請願給政府施壓。在重重壓力下，明治八年（1875年）明治天皇頒布了《漸次建立立憲政體之詔書》，明治十四年（1881年）在政變中頒布了《國會開設敕諭》，承諾10年後開設議會。1885年，日本實行內閣制，伊藤內閣成立；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1890年，帝國議會開設。日本實行憲政的步驟和朝野推動立憲的方式成為了中國朝野各界開展立憲運動的範例。

變革之道

雖然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韜、鄭觀應、康有為等人就先後提出過立憲，但立憲真正為中國官僚、士紳等廣泛關注還是在20世紀初。1901年，原維新派領袖、後來的立憲派首領梁啓超便曾發表《立憲法議》一文，鼓吹君主立憲制。在該文中，梁啓超認為世界之國分為“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兩類，而世界之政分為“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兩類。“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梁氏疾呼“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他強調中國的君權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憲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而為限制君權與官權，就必明民權。故憲法與民權不可相離。然而實行立憲須“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梁啓超並定立憲六步，即下詔明定君主立憲政體、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開立法局擬定憲法草案、立法局翻譯各國憲法及相關著作、憲法草案交由人民討論五至十年後頒布定本、最終實行憲法。

文化軍隊

1900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在改革勢力的呼籲下，慈禧同意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後，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綠營為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畫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為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區)大量起用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組編好的部隊已達整編16鎮和10餘個協、營。

革命團體

革命的主要組織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除此以外，還有共進會，文學社，同盟會中的丈夫團等。

興中會主要在華南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浙江，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後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鬆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

革命的領導者主要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炳麟、陶成章等。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等。

革命準備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及同時期其他起義

廣州起義

第一次廣州起義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戰敗，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舉國悲痛。10月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陸皓東繪製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坐鎮香港，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到廣州，準備一舉而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在這次起義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壓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中山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自立軍起義

1900年，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之亂，陷於無政府狀態。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惠州起義

1900年，孫中山決定準備軍事起義。6月，孫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國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港英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黑龍會的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中山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髮展至2萬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變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下令台灣總督府不得接濟起義軍。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等被殺。孫中山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安慶起義欽州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馬炮營起義。

庚戌新軍起義

1910年2月12日（庚戌正月初三），倪映典帶兩支手槍，由清水濠轉入東大門到陳炯明家，坐了一會就到燕塘炮兵第一營，開槍擊斃正在對士兵講話的管帶齊汝漢，偕同排長羅熾揚組織士兵起事。他們原本打算和北較場的新軍第二標會合，向東城發起進攻，但在牛王廟教會山附近遭到水師提督李準指揮的吳宗禹部新軍攔阻。李準派幫統童常標，管帶李景濂與倪映典談判，倪映典認為李景濂是同盟會員，童常標是安徽同鄉，遂前往談判。但談判結束後倪離開時，李景濂部突然開槍攻擊，倪中槍被抓獲，當場被砍頭，同行的起義軍部將4人也同場就義。失去領導的起義軍部隊潰散，事後有人統計雙方死傷三百多人。次日，清軍抓捕100餘人。起義中犧牲的士兵的屍體收殮後葬於牛王廟（今天的先烈中路）。文革期間墓被推平，1981年墳墓就地原樣重建。趙聲在事敗後逃亡南洋籌募革命經費，並任香港同盟會會長。後參與黃花崗起義。此外，在倪映典家鄉安徽省合肥市長江中路與環城東路交口，建有“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倪映典烈士紀念塔”。1910年-1911年：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革命導火索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占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

1911年4月27日，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由此建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義中犧牲的起義軍則不止此數。犧牲者多為同盟會精英，當中包括有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內閣，顯示出清統治者毫無立憲誠意，令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了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為強烈。

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民眾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了大量民眾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豐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民眾，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同盟會和會黨組織閣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民眾紛紛回響，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同盟會成員王天傑、龍鳴劍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榮縣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後，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並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

中央：攝政王載灃，盛宣懷，端方，岑春煊，慶親王內閣，資政院，川籍官員，各國外交人士。四川保路同志會，立憲派與士紳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立憲派，愛國主義士紳，鐵路公司股東，革命黨，哥老會，中下層民眾：鐵路公司小股東(農民)。

經過

武昌起義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後，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於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正值籌備處設於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911年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檔案，旗幟等被搜走，並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內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澄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後，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911年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

新軍工程營後隊正目(相當於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8月19日)晚間八時(此時事發已無可考證，只能確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程定國(舊說是熊秉坤較為正確)發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占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回響。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在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占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澄逃走。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義爆發的當晚，訊息靈通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的六弟何貫中第一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的情況，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得到把哨同學的協助，潛出軍校將清軍南下的唯一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為辛亥革命勝利做出了傑出貢獻。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1911年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布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911年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匯合。

袁世凱出山

1911年10月14日，經奕劻、徐世昌、那桐保舉，監國攝政王醇親王載灃任命兩年前被罷黜，現在彰德養病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袁託病不就。1911年10月22日湖南獨立。1911年10月23日江西九江獨立。1911年10月27日任命袁為欽差大臣，統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

內閣總理大臣奕劻稱病上奏辭職。1911年11月1日，攝政王載灃被迫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組閣。

1911年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後，袁世凱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11月3日清政府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911年罪己詔，釋放革命黨刺客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1911年內閣總理大臣。1911年袁世凱內閣。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1911年12月16日，調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總統，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職，調禁衛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紮城裡。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1911年到12月1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之前，當時關內18省都發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陝西、江西、雲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只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都曾宣布獨立，後被袁軍控制。

辛亥革命時期清軍新建陸軍列表

番號	駐地	統制（師長）
陸軍第一鎮	北京仰山窪	何宗蓮
陸軍第二鎮	保定、秦皇島	先馬龍標，後王占元
陸軍第三鎮	吉林、長春、錦州等	曹錕
陸軍第四鎮	天津馬廠	吳鳳嶺
陸軍第五鎮	濟南、濰坊、昌邑等	張永成，留守代理賈寶卿
陸軍第六鎮	北京南苑	先吳祿貞，後李純
陸軍第八鎮	武昌	張彪
陸軍第九鎮	南京	徐紹楨
陸軍第十鎮	福州、福寧、延平等	孫道仁
陸軍第十七鎮	成都	朱慶瀾，程潛（參謀長）
陸軍第十九鎮	昆明	鍾麟同，靳雲鵬（參謀長）
陸軍第二十鎮	瀋陽	張紹曾
陸軍第二十一鎮	浙江杭州	蕭星垣
陸軍第二十三鎮	吉林	孟恩遠
陸軍第二十五鎮	原駐廣西桂林，後駐廣東	龍濟光
陸軍第二十六鎮	廣州	不詳，因1910年庚戌廣州新軍起義被遣散

後續發展

11月8日，在同盟會會員策劃和支持下，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於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關宣布

起義。徐紹楨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及蘇浙起義軍將領商定組建聯軍會攻南京，徐紹楨任總司令。11月11日，聯軍司令部在鎮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總司令徐紹楨的統一指揮下，聯軍相繼攻占烏龍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據點。後黃興趕來加入指揮。12月2日一舉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戰)。至此，長江以南全部為革命軍據有。

清海軍反正11月中旬，進攻武昌的清海軍反正。海軍提督薩鎮冰，與黎元洪是師生，艦隊參謀湯薌銘與湯化龍是昆仲，被勸反正。11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薩鎮冰稱病離艦赴上海治病，黃鐘瑛任艦隊司令，經九江林森勸說，艦隊歸附革命軍。

列強幹預

12月2日，通過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的斡鏇，武漢革命軍與清軍達成停戰協定。1月2日，清將領薑桂題、馮國璋、張勛、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同日，京東發生灤州起義。

1月3日，陸征祥等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漢口退駐孝感1月7日，清第一軍總參贊官靳雲鵬自漢口到北京，謀聯合各軍，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輪船密運步槍一萬二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山炮六門抵南京。1月10日，清軍王懷慶鎮壓灤州起義。1月12日王公會議，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並與良弼、鐵良、毓朗等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

1月16日，袁世凱在下朝的路上，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會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幸免於難。

1月22日，孫文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於袁世凱。袁世凱得到這個保證後，便加緊了逼宮的進程。袁世凱以利害遊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並以金錢賄賂隆裕太后身邊受寵的太監張蘭德(人稱小德張)，威嚇隆裕太后稱大勢已去，如果革命軍殺到北京，則皇室生命難保，而若同意讓位，則可有優待條件。1月22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

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聯名致電內閣、軍咨府、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軍已答應對清朝皇室、王族及滿蒙回藏各族的優待條件，陳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布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到2月2日為止，聯名增加到50人。

御前會議，會上決定退位，以取得革命黨人的優待條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凱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條件。要求共和的第二電，專致“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聲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2月10日，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優待條件》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待條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

一，大清皇帝尊號不廢，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

二，民國每年撥四百萬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

四，清王室的宗廟陵寢，永遠奉祀，並由民國派兵保護。

五，德宗崇陵所有產用經費由民國支出。

六，宮內執事之人，繼續留用，唯不得招閹人。

七，皇室私有財產，由民國派兵保護。

八，禁軍編入民國陸軍。

除上述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八條外，還有清皇族待遇之條件四條，及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七條。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宣布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退位詔書》由張謇起草，並由臨時參議院通過，但其中，“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為袁世凱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宣告滅亡。

袁世凱上台

宣統退位後，1912年2月13日孫文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堅持遷都北京。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

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內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5月，北京臨時參議院討論國旗統一案。5月1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為陸軍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商旗適用國旗，陸軍旗和海軍旗。該案咨達袁世凱時，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6月5日獲得臨時參議院通過。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頒布施行。

戰爭影響

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儘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復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儘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思想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經濟影響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回響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箇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併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生活文化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

海外華人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新思想的湧現，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鬥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舍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辛亥革命在亞洲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槍，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原台北孫中山紀念館館長高崇雲教授在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中接受台灣記者採訪時表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使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也可以說，辛亥革命給亞洲各國民族的解放運動帶來勝利的鼓舞，有力地推動了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殖民主義鬥爭。

評價

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不過，由於共和民主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後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

例如劉少奇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周恩來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何香凝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孫中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認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質。

民國初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這場革命多有論述和解讀。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會與西北協進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中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確認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質。

革命的進程，誠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黨員熊秉坤開槍發難，清朝協統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軍於武昌之日也。隨而馮國璋焚燒漢口，隨而袁世凱病起彰德……無如黨人遍布國中，回響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於是而南北和議開，於是而非袁莫屬之論起，時予方在倫敦從事於外交問題之解決，正當著手舉世同情，乃屢促共和國體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時要求友邦之承認，乃遷延兩月，頭緒全無，加以遠聞國人，尚有主張清帝之君憲者，予深恐革命大功虧於一簣，故不得不捨外交之良機，而賓士回國……於是草創政府於南京，而共和國體乃定焉。”這既是孫中山的個人經歷，實際上也勾畫出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歷史脈絡，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內容。同時也褒揚了革命黨人肇建民國的歷史功勳。

在這篇發表於1919年10月10日的紀念文章中，孫中山還鑒於當時時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國，竟成亡國士大夫之天下也”。儘管“革命軍起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革命尚未成功這一論斷，以後得到了中國國民黨的進一步發揮和解說。

北洋系在辛亥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

民初執政北京的北洋系，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曖昧其詞，語焉不詳。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內務部舉辦追祭禮，國務總理趙秉鈞代表袁世凱恭讀祭文，只以“時會既開，國風丕變，帝制告終，民豪聿見”數語，表現民國肇建過程，肯定諸位烈士終結帝制之功，對民族革命幾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他在長達萬餘字的《蒞任宣言書》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數語，只說“武昌事起，為時勢所迫，身當其沖”，簡筆勾勒了自己從武昌起義出山到上位臨時大總統的歷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題。

實際上北洋系在辛亥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1912年由孫中山、黃興等發起在北京舉辦革命紀念會，會期將屆，接內務部通知，更名為共和紀念會。1913年底北洋系將領段祺瑞督鄂，對武昌起義門、聚義門之名頗為反感，認為“以二城門為標榜，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下令恢復其原名中和門、通湘門。

這種貌似怪異的表現，其實有其合理解釋。首先這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經歷有關。對於袁世凱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義後，北洋六鎮即擔負起撲滅南方革命烈火的責任，在山陝、長江沿線與民軍反覆廝殺。在北洋系的經歷中，恰恰是他們的力戰，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詔書上分明寫著“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其次，高舉“共和”大旗，也是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民元4月以後，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居於執政地位，民國初建，政府的亟務是統一和穩定，“五族共和”已成國策，紀念中過分強調革命，顯然不合時宜，不利於國內各族敦睦，穩固國基共建民國。無可否認，北洋政府要員原在清政府任職，辛亥之役中，一段時間曾效忠清朝，與革命軍進行過正面的軍事對抗，紀念之中宣傳革命之功，無異於授人以柄，其執政地位尤顯尷尬。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揚“共和”，不願也不能宣揚辛亥紀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毛澤東：“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

1919年，尚未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係……然而我們卻有一層覺悟，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在批評辛亥革命未能聯繫廣大民眾之外，毛澤東說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學生、哥老會、士兵等群體發動參加的，還是取得了“倒去”“聖文神武的皇帝”，開始“建設”“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較為簡練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組織、發動的歷程及其政治成果。

為說明民眾聯合的必要性，毛澤東還以辛亥革命為例，“溯源吾國民眾的聯合，應推清末咨議局的設立，和革命黨——同盟會——的組成。有咨議局乃有各省咨議局聯盟請願早開國會的一舉。有革命黨乃有號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舉。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這段話肯定了革命黨和咨議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梁啓超：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

1912年10月，自戊戌變法後即流亡海外的梁啓超應邀回京，受各方邀請發表演說，在題為《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演說中，他回憶“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儼然為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為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敗，不屑復為救正，惟從事於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塗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為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現在之國勢政局，為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溫和派當然是咨議局立憲派了。

到1921年，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演講中，繼續談辛亥革命是由兩條路徑進行的觀點，“一面是同盟會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為；一面是各省咨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願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民眾運動。這樣子鬧了好幾年，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產，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機會湊巧，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合運動。武昌一聲炮響，各省咨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託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

與民初相比，梁也有觀點的漸變。他繼續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最後清朝被推翻“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10年前，梁氏猶且極力反對革命，於今 “革命黨”大而化之，囊括了“立憲派的人”了。而且據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分別落在了同盟會和立憲派中人肩上。

國民黨：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

隨著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性質的定位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不同程度的發揮。1927年《上海民眾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於種族革命之外，復為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於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之中加入了反帝內涵，這是對辛亥革命性質的一種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與抗戰建國》中，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讚揚辛亥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舉”。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念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三民主義為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從此意義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可以自圓其說了。

共產黨：國民黨沒有民眾的基礎，而只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

20年代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對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時代特點的解讀。

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的告民眾書中說，“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看見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在於國民黨沒有民眾的基礎，而只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沒有發動民眾。

抗戰之際，面對共同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敵統一戰線成愛國國人關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孫先生聯合了當時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成了同盟會，並聯絡會黨，聯合當時咨議局立憲派中革命分子，於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中國統一戰線之最初形式”。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合，促成革命成功，給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對辛亥革命的社會性質、地位以及成敗做了述評。1945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對於辛亥革命的成敗做了進一步解說。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的論斷，中國共產黨是從反帝反封建角度來探討的，這和中國國民黨從是否實現三民主義任務的角度探討，是不相同的。毛澤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地位和成敗的論斷，後逐漸成為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歷史的車輪轔轔向前，到了2011年，在舉國（含大陸和台灣地區等）上下即將舉行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前夕，一位熱血詩人基於對諸多國是問題的思考，對中華艱難興邦及民權、民生等主義實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的感慨，他在《辛亥革命百年》詩中寫道：“動了民基動帝廷，難禁易幟一槍鳴。將軍徇地輕陳涉，策士過河伏灌嬰。思治人心推共主，濟艱國步冀名卿。伊除專制百年後，猶補前賢功未成。”（《載敬堂集·江南靖士詩稿》）

意義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近代長達270多年的腐敗屈辱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前後的一系列事件對此後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對中國的外交，中國的邊防形勢都有重大影響。辛亥革命後，南北議和後，產生的北洋政府，在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提高國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後世紀念

紀念日

辛亥革命紀念日

紀念館

辛亥革命紀念館
廣州辛亥革命紀念館
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紀念館

紀念郵票

1981年10月10日中國發行《J68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郵票一套3枚。
2011年10月10日中國發行《J68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郵票一套2枚、小型張一枚。

紀念幣

孫中山開國紀念幣

革命年表

1910年1月21日孫中山向黃興提議再次發動廣州起義。

1910年3月孫中山在舊金山設美洲同盟總會(又稱同盟會美國總支部)。

1910年3月長沙發生搶米暴動。

1910年4月各省請開國會代表發動第二次請願。

1910年6月16日湖北革命黨人改群治學社為振武學社。

1910年9月18日資政院開院。

1910年10月3日《民立報》在上海創刊。1910年10月11日國會請願代表團發起第二次請願，分別向資政院和載衛上書。

1910年10月清廷發布上諭，將預備立憲期限由九年改為五年。

1910年11月4日孫中山在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會議，布置廣州起義。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更名文學社，舉蔣翊武為社長。

1911年1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統籌部，負責籌劃和組織廣州起義。

1911年4月8日溫生才擊絲廣州將軍孚琦，溫被捕遇害。

1911年4月27日黃興等發動廣州(黃花崗)起義。

1911年5月8日清廷組成皇族內閣，以慶新王奕為總理大臣。

1911年5月9日清廷頒布鐵路國有政策。

1911年5月10日文學社在武昌小朝街設立機關部。

1911年5月11日文學會和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第一次國體聯合會議。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後就兩國體聯合再三會議協商。

1911年5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威風成都正式成立。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

1911年7月漢口《大江報》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亡中團者和平也》二短證。大江報館被查封，報社主筆詹大悲、何海鳴被捕。

1911年8月13日林冠慈、陳敬岳在廣州炸傷李準。

1911年8月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及附近各州縣發動罷市、罷課。

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蒲殿俊、羅綸等，槍殺請願民眾，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大會在武昌召開，討論通過“起義計畫”。

1911年10月9日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調配炸藥，不慎引爆。蔣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機關部決定當夜起義。

1911年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就義。晚，武昌起義爆發，經過一夜激戰，起義軍占領武昌全城。

1911年10月11日湖北軍政府成立，舉清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是日晚，漢陽，漢口駐軍起義。

1911年10月12日清廷諭令蔭昌、薩鎮冰率水陸兩前赴鄂鎮壓起義。

1911年10月12日孫中山在美國獲悉武昌起義，“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而後歸國。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下韶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對武昌起義的“剿撫事宜”。

1911年10月18日駐漢口各外國領事館宣告“嚴守中立”。到同月22日駛抵武漢江面的英、德、美等國軍艦達二十艘。

1911年10月18日民軍進攻漢口劉家廟。陽夏戰爭開始。

1911年10月22日長沙起義，成立湖南軍政府，舉焦達峰、陳作新為正、副都督。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義。27日成立秦隴復漢軍政府，以張夙為大統續。

1911年10月23日九江起義。次日成立九江軍政分府。

1911年10月25日李沛基炸死新任廣州將軍鳳山。

1911年10月27日黃興、宋教仁等從上海乘輪抵武昌，黃鏇赴漢口前線督戰。

1911年10月28日湘軍第1協王隆中部率領首批援鄂軍1700多人出師援鄂

1911年10月28日王部於11月4日開抵武昌。後另有甘興典等部湘軍援鄂。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立山西軍政府，舉閻錫山為都督。

1911年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義。11月3日成立雲南軍政府，舉蔡鍔為都督。

1911年10月30日載豐以宣統帝名義下詔“罪己”，並開放黨禁，赦免黨人。

1911年10月31日南昌起義。11月1日成立江西軍政府，舉吳介璋為都督。

1911年10月31日湖南發生兵變，焦達峰、陳作新被殺，譚延闓繼任都督。

1911年11月1日清軍攻占漢口，民軍退守漢陽、武昌。

1911年11月1日皇族內閣辭職。清廷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1911年11月3日都督黎元洪任黃興為戰時總司令。黃興等隨即往漢陽設戰時總司令部。

1911年11月3日貴陽起義。次日成立大漢貴州軍政府，以楊蓋誠為都督；另設樞密院，以張百麟為院長。

1911年11月3日陳其美、李燮和等發動上海起義。6日成立滬軍都督府，舉陳其美為都督。

1911年11月3日河南革命黨人數十人被捕遇害，計畫於次日發動的開封起義流產。

1911年11月4日杭州起義。7日成立浙江軍政府，以湯壽潛為都督。

1911年11月5日蘇州和平光復，成立江蘇都督府，巡撫程德全改稱都督。

1911年11月5日吳祿貞在山西娘子關與閻錫山等會晤，議組燕晉聯軍，準備舉兵直搗北京。

1911年11月7日廣西宣布獨立，改撫署為軍政府，以巡撫沈秉為都督。

1911年11月7日吳祿貞被袁世凱派人暗殺於石家莊。

1911年11月7日安徽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推巡撫朱家寶為都督。

1911年11月8日黎元洪都督電起義各省，請派代表到武昌會議組織臨時政府。

1911年11月9日廣東獨立，推兩廣總督張鳴岐為都督；因張逃，復推胡漢民為都督。

1911年11月9日福州起義。11改督署為福建都督府，推孫道仁為都督。

1911年11月9日蘇、漸都督聯電滬督，倡議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滬督陳其美隨即於13日通電各省，請派代表赴滬籌組臨時政府。

1911年11月11日袁世凱派蔡廷斡、劉承恩等人武昌誘和。

1911年11月11日海容、海琛、海籌等艦自漢口前線下駛九江，宣告反正。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國民保全會成立，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被舉為會長。16、17日吉林、黑龍江國民保全會相繼成立。

1911年11月12日鏡清、保民等十餘艦在鎮江起義。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凱在北京就內閣總理職。

1911年11月13日山東宣布獨立，以巡撫孫寶琦為都督。

1911年11月13日孫於同月24日宣布取消獨立。浙江、江蘇、鎮江、福建、山東、湖南、上海七處代表在滬集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1911年11月16日黃興指揮民軍自漢陽反攻漢口，次日敗退漢陽。

1911年11月22日重慶宣告獨立，成立蜀軍政府，以張培爵為都督。

1911年11月24日江浙聯軍會攻南京。

1911年11月26日入川鄂軍在資州起義，殺端方，回師湖北。

1911年11月27日成都和平獨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以諮詢局議長蒲殿俊為都督。

1911年11月27日黎元洪電各省都督，告以漢陽失守，請速派兵來援。

1911年11月28日各省代表會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開第一次會議，議決臨時政府成立以前，由鄂軍政府代行中央軍政府職權。

1911年12月1日鄂軍政府與袁世凱簽訂停戰協定。

1911年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

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決臨時政府設於南京。

1911年12月4日留滬各省代表開共和聯合會大會，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並推大元帥組織臨時政府。

1911年12月4日各省代表會議決議和條款四條，以伍廷芳為代表與袁世凱議和。

1911年12月5日清廷授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袁次日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1911年12月7日海軍開代表會，公舉程壁光為海軍總司令。海軍全部反正。

1911年12月12日十四省代

表齊集南京開會。

1911年12月17日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

1911年12月18日 “南北和談”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議事廳開始舉行。

1911年12月20日六國駐滬總領事照會南、北和談代表速定和議。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上海。

1911年12月25日各省代表會在南京開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1年12月29日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協定。

1911年12月29日袁世凱拒絕接受“南北和談”商訂的國民會議召集辦法。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袁世凱準唐紹儀辭職，並電告伍廷芳以後直接電商南北和談事宜。

1912年 1月2日直隸灤州新軍起義。

1912年 1月2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歷史分類導航

歷史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歷史泛指所有事物的演變過程，一般專指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演變情形，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或個人的經歷。簡而言之，即為對過去事實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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