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爺
早年政途
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載灃出生於北京太平湖醇親王府內,為醇賢親王奕譞之第五子,母側福晉劉佳氏。其二兄載湉入繼鹹豐帝為嗣,繼承同治帝入承大統,是為光緒帝。
光緒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襲封醇親王。光緒二十年(1894年),全家移居什剎海後海北河沿醇親王府(北府)。因義和團運動中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殺,清廷派人去德國為此事“道歉”。但關於赴德去“道歉”的親王人選,清政府遲遲沒有定下來。正當親王人選久拖不決時,德國新任駐華公使穆德向清政府的議和大臣李鴻章和奕劻推薦了年僅十八歲的醇親王載灃。載灃之所以成為赴德道歉的不二人選,德國人看重的是載灃的身份特殊,作為光緒皇帝的胞弟,慈禧的親外甥,載灃的地位相比於其他親王更尊貴,更能表現出清政府的“道歉誠意”。在確定了人選後,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被委派充任頭等專使大臣赴德國道歉謝罪。六月五日,遠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緒帝正式任命載灃為“頭等專使大使”,並任命前內閣侍讀學士張翼,精通德語的副都統蔭昌為參贊,隨同載灃出訪。
訪問德國之後,載灃本想順訪英國、義大利、比利時等國,但這個想法遭到了德國的強烈反對。為了不給德國人口實,載灃以身體不適和回國完婚為由,放棄了訪問歐洲其他國家的計畫,啟程回國,完成了這次帶有屈辱性質的“道歉”之旅。首先通過這次出訪,讓載灃開拓了眼界視野,加深了對國外的了解。通過這次出訪,載灃“圓滿”完成了政治任務,讓慈禧甚為滿意,也為其以後仕途的騰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其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春,他剛滿二十歲,就被任命為隨扈大臣。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春,受命管理對守衛京城負有重要責任的健銳營事務。同年秋任正紅旗滿族都統。他的親王爵位是超品級的,而這時他的官職也已經達到一品大員了。但是,這些還都只是重要的武職,此時他並沒有直接參與管理軍國大事。
炙手可熱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授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從此他成為“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軍國大計莫不總攬”的最高機密機關的領導成員之一,同以前臨時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顯然,“學習行走”,慈禧有意讓他進入輔佐自己決策大計的軍機處去鍛鍊一個時期。就在載灃二十四歲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給了他西苑門內騎馬的優賞。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這些本來都是皇帝表示體恤臣下,給與年老體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卻給了一個年輕人。這實際上是要進一步提升的準備和暗示。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任軍機大臣。十一月,光緒與西太后同時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見了軍機大臣載灃、張之洞和世續等人,商議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歲的溥儀為帝,由其生父載灃為監國攝政王。
而此時的袁世凱,從光緒帝死後,溥儀繼位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情況不妙,一直在思謀著自己如何才能全身而退的事情。得知載灃去找奕劻、張之洞,自己也忙著一面讓人捎信給保定的段祺瑞,一面對外稱有足疾再不去料軍機處和外務部的事情。在殺身之禍有可能降臨到頭上時,袁世凱異常冷靜。他精心安排,悄然呆在家裡,靜靜地等待著事情變化、化險為夷,然後全身而退。很快,段祺瑞就來了,帶著他那些洋槍洋炮裝備的精銳之師,從保定趕來北京,說是要來幫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變。可載灃知道,南苑只是幾個小兵鬧事,又何須驚動手握精銳的段祺瑞,再說他這個攝政王也沒有請過段祺瑞。不管載灃怎么想,段祺瑞命令他的軍隊,有事無事地向城南開炮。載灃馬上明白了:段祺瑞是為袁世凱來的。看來,奕劻和張之洞的意見是對的,袁世凱確實不能殺。
載灃剛剛被迫放棄了殺死袁世凱的念頭,就接到袁世凱呈上來的奏摺,說是自己因為足疾,請求解職,回故里養病。就這樣,袁世凱先給想要他命的攝政王載灃出一個難題,然後又馬上給他一個下來的台階。結果,氣勢洶洶的載灃讓袁世凱牽著鼻子走了一遭之後,只得強迫自己取消了誅殺袁世凱的打算,僅僅是解除了袁世凱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的官職。
三年執政
經過幾年的爭奪,載灃為首的少壯親貴集團在中央朝廷占了優勢。奕劻雖仍為首席軍機大臣,但政事全取決於載灃。但是,在地方,特別是在軍隊中,少壯親貴還遠遠沒有拔除袁世凱的勢力,以致袁在革命爆發後可以東山再起。宣統二年(1910年),載灃遭到汪精衛等的密謀暗殺,不過暗殺被發現未取得成功。
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風暴立即波及全國,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載灃在走投無路之際,不得不重新估計形勢,認為:“不用袁世凱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凱或可不之。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十四日,載灃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率領北洋軍去鎮壓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對此並不滿足,他以“足疾未痊”為由,拒不出山。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同時,“預備立憲”的騙局暴露以後,立憲派內部開始分化。同時皇族內閣集權,也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殘,引起漢族官僚的離心。清政府陷於空前孤立的境地。十一月一日,載灃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至此,載灃將軍政大權全部拱讓給了被他罷斥回籍的袁世凱。袁世凱立即派兵攻打武漢革命軍,奪取了漢口。
不久,卸任的前監國攝政王載灃,以醇親王的名義退歸藩邸,結束了他短暫且備受煎熬的三年當國生涯,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之後不久,清廷的一切自衛堡壘,儘自行撤毀,只留下一個孤兒,一個寡婦,再無能力抵禦袁世凱的操縱與欺詐。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頒布清帝退位詔書,宣統帝溥儀宣告退位。
平日生活
清帝遜位後,載灃生活很低調。他從不參與復辟活動,只求維持對皇室的清室優待條件和保持現狀不蔓不知足矣。民國六年(1917年),在“張勛復辟”中,載灃表現得極不熱誠,從頭至尾都未參與。日後溥儀潛往東北,載灃獨認“凶多吉少”,持反對態度。
溥儀到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後,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說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屢次來勸說他遷往長春,而載灃總是憂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兒子溥任,最小的女兒韞娛、韞歡留在身邊不放。他認為全家去東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將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場。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赴東北滿洲國,月余後返回北平。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底,載灃從兒女們口中得知,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城,隨時可能打進來,城內一片亂象。為了彼此有個照應,載灃讓家人們都搬進西側花園的益壽堂。1949年1月,傅作義在北平和平起義,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之後載灃每天都要打開收音機,儘可能地了解相關資訊。1949年2月3日,載灃在日記中寫道:“正月,北平局部開始和平矣……解放軍入城尚俱安靖。”
晚年病逝
新中國成立後,各大部委急需房屋作為辦公或者生產基地,很多單位都中意醇親王府。載灃作為社會的一分子,也想為國家做些貢獻。同時王府原有僕人大量離去,空閒出大批房子,維護費用占去很大一部分支出。出售王府不但減少開支,還能得到一大筆錢補貼日常開銷。1950年,載灃思考了很長時間,最終下決心把王府出售。溥任代表載灃把醇親王府售給“國立高級工業學校”,價錢為九十萬斤小米。載灃和居住在府中的兒女們商定,將售房款的一半留給他自己另購住房,另一半由八個子女即溥傑、溥任、韞龢、韞穎、韞嫻、韞馨、韞娛、韞歡平分,讓他們到外面買房或是租房住。1950年夏,載灃搬至離魏家胡同不遠的利溥營11號居住。
1951年,載灃因多年老病感受風寒,於2月3日病故。葬於北京西郊福田公墓。喪事由溥任和載濤出面料理。載濤是位禮儀專家,對前清典制尤為精通,與北京“紅白口”行業也有一些交情,偽滿皇妃譚玉玲的葬禮便是由他一手承辦。按照舊禮,王府辦理喪事要請僧道等大辦道場,為亡人做些身後功德,載灃的喪事簡化了這個儀式。
為政舉措
政治措施
澄清吏治
載灃對吏治予以高度重視。他指出,自創辦清末新政以來,人才缺乏,遂有破格用人之舉,但綜合考察內外臣工所保舉者,儘管其中不乏真才實學者,但沽恩、納賄及任用私人的,也不算少,所以此後應設法防範,以杜絕流弊,只有這樣方能對新政前途沒有窒礙。為此載灃飭令,各衙門人員應一律認真甄別,凡是文字不通、事理不明的,即飭令返回原籍。他還深恐有不實之處,因此對所奏材料格外關注,並留為以後的對證。遇有很多新設衙門的官員被言官奏參,載灃認為其中不無弊病,特派人秘密訪查實情核實查辦。面對中央部院官員在北京南城某某清吟小班招朋宴飲等冶遊情事接連發生,載灃諭令軍機大臣道,官員冶遊,大幹例禁,況且現今尚在國喪服期之內,尤為不合適,著傳諭都察院如查悉有此項情事,要立即切實糾參,從嚴懲處。
此外,載灃還特別加強了對皇室甚至皇帝的規範。他十分關注宣統皇帝的學業,讓其在內宮學習識字,計畫到宣統二年(1910年)春轉到毓慶宮課讀。因皇族子弟多半廢學,載灃深為擔憂,他為此特面諭禮親王轉飭近支王公、貝子、貝勒,留心學習經史子集,以及政治書籍,並擬將孫家鼐等進呈講義等書一併另行抄錄,分送近族的聰慧子弟閱讀。有見於皇室近支親貴時常無所事事,招致物議,與皇室的尊嚴相違背,載灃面諭某親王、貝勒,言辭懇切動人,另飭令修訂法律大臣迅速編定皇室典範,以使遵守有規。借鑑明代太監誤國教訓,載灃對約束太監一事十分重視,經他面奏,皇太后飭令總管太監切實稽查所轄各所太監,如非奉公辦事,不準擅自出宮,其出入宮門亦當照章備帶腰牌、門照,聽候查驗,如有不服盤查的,從重懲辦。
罷黜袁氏
溥儀做皇帝之後,一方面,由於之前袁世凱曾出賣過光緒帝,令他對袁世凱有一種切齒的恨;另一方面,由於當前袁世凱位高權重,大大威脅著他三歲的兒子溥儀做皇帝。基於這兩點,載灃決定除掉袁世凱。
載灃執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罷黜袁世凱。當時全國有戰鬥力的軍隊的軍權幾乎都掌握在漢族將領手中,袁世凱掌管著北洋新軍,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載灃魯莽地以袁世凱有“足疾”為由,解除袁世凱的一切官職,讓他回籍養病。
預備立憲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國內革命形勢,清統治集團內部立憲組閣的呼聲越來越高。有鑒於此,載灃於宣統元年(1909年)二月,下詔重申預備立憲,令各省“切實籌辦憲政”,務必在當年成立諮議局,這種致力立憲的姿態,使一部分立憲派對載灃及憲政產生了極大的幻想,紛紛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投身於各省的憲政運動中。
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載灃以監國攝政王的名義任命慶親王奕劻為第一屆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而將原有的軍機處及舊內閣均予裁撤,以顯示實行憲政的決心。但好景不長,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籠的新內閣名單人選,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這個內閣被人們指斥為“皇族內閣”。徹底揭開了“憲政”的虛偽面目。
軍事措施
罷袁事件後,載灃依照出使德國時亨利親王的贈言,效法德國,開始緊鑼密鼓地採取一系列軍事措施,加強清皇室對全國軍事力量的控制。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載灃下令編練禁衛軍,作為直隸攝政王的親軍;裁撤近畿各省的新軍督練公所,命近畿各省新軍均歸陸軍部統轄;成立軍諮府以執掌軍事行政;成立海軍部以建設海軍;設立貴胄學堂,專收滿人,培養高級軍事人材。
宣統元年(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國陸海軍大元帥,宣布統一全國軍政大權;任用滿人載澤、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軍事務;任命桂良、風山為江寧、廣州將軍,蔭昌為陸軍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載洵、載濤分赴歐美各國考察陸海軍。兩人回國後,載洵為海軍部大臣,載濤為軍諮府大臣,並代載灃統帥禁衛軍。載灃所任用依靠的這群人,無一不是清朝親貴、雖無能但權欲極重的庸才。
載灃的這一套親貴攬權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為了鞏固清室江山,加強皇室地位,並排擠壓制漢族官員。更惡劣的是這些親貴把持政柄之餘,各立門戶,結黨營私,使清末政局更為混亂;而袁世凱雖然被罷黜,但北洋新軍是他一手培養的,他的個人勢力根深蒂固,在老家“養病”的袁世凱表面故作清閒,實際上密切關注著政局走向;隨時準備東山再起。
經濟措施
清末民間物價暴漲,民不聊生。如果此時清廷橫徵暴斂,加劇百姓的痛苦,最後的結果就是農民起義。所以,載灃在郵傳部的輪船運輸等項目上索取資金,農工商部的商務、礦業等方面來支持財政。
發展實業是以財政支持為後盾的,否則一切都將無從談起,因此,解決財政問題乃重中之重。對此,載灃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理財之道,在於節流清源,而不在苛斂,據調查,京外官員理財的主體思路就是加抽各項捐稅,而不從裁汰冗員、清理糜款入手,實屬不當,應責令京外各衙門,以後如有籌款事,無論如何,定要以不加抽捐稅為正當辦法。
軼事典故
相貌堂堂
載灃相貌堂堂,當年出入宮廷的美國醫生曾這樣描述:“他緘默少語,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
生活新潮
載灃曾出使過歐洲,攜帶“布魯厄姆”歐式馬車回國,並自購地球儀、天文望遠鏡等科學儀器,在這位親王的日記中,經常出現哈雷彗星、五星連珠、日食月食的記載,這些大多出自他的觀測。這位攝政王首先使用汽車、電話、剪辮子,也是第一個穿西服的王公,一直被視為晚清的新派人物。他也喜好數學,更喜愛照像,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人。
行動準則
載灃的一切行動準則,概括地說,就兩個字:照例。無論什麼季節,他的飲食、穿戴、髮式,甚至有病吃什麼藥,下人都不用請示,因為他們知曉,王爺的回答一定還是照例。在肩負國家重任,手握王權時,載灃是如此,遵循舊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對王府的生活開支費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聞不問,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劉佳氏管理。
待人處事
載灃為人寬厚,對親對友從來都以誠待人,謙虛和藹。載灃雖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處事上卻較為成功。載灃訥於言詞,說話甚少,與親友兄弟們在一起時,總是一位沉默的旁聽者。他最討厭應酬與交際,凡是來醇王府的人,無論呆多久,他一般不輕易留飯,照例是淡淡漠漠的。即使是對待自己的親戚本族的慶弔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幾句,便趕忙起身告辭,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殘局。
孫文訪問
清朝滅亡之後,孫中山突然造訪醇王府。一位革命領袖訪問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權勢人物,這在當時多么令人不可思議。然而,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孫中山竟然對被人斥為窩囊廢、書呆子的庸碌王爺誇讚表揚了一番。
他認為載灃在辛亥革命中辭去攝政王,是愛國的,有政治遠見的行為;載灃能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擺在前頭,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邊,是難能可貴的。他又表示,深知載灃從戊戌政變中就看透了袁世凱,本來要決心除掉袁賊,只是因局勢演變複雜,掣肘限制太多,力難從心。並且孫中山對載灃在“遜位”後態度冷靜,不問政治,不參加復辟活動,予以充分肯定。孫中山與載灃在分手之時,兩人本約好下一次載灃回訪孫中山。但不幸的是,一個多月以後,傳來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訊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載灃將那張珍貴的合影照片供在書房裡,圍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燭,虔誠地禱念早逝的一代偉人。
政治婚姻
在載灃出使中,人們發現了他,便把扭轉大清敗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回國了,人們又把繼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這反映了一種並不美妙的現實情況,在龐大的皇族中實在難以找到足以寄託希望的人。1902年1月3日抵達保定,駐蹕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暫住的機會。向載灃宣布了指定他同瓜爾佳氏結婚的懿旨。
原來他早先就已經訂好了一門親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滿洲的貴族之家。1900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燒殺擄掠,姦淫婦女,無惡不作。為了逃避外國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貴族和官員的家庭滿門自盡。這位姑娘一家也殉難了。後來載灃的生母劉佳氏又親自主持,給兒子訂好了第二門親事,並且已經放了大定,只待選擇吉日迎娶過門了。但是,慈禧從個人的私利出發,為了達到一舉而控制和籠絡兩個顯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毀棄了人家既定的婚約。1902年秋九月,十九歲的載灃,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歲的瓜爾佳氏,舉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親王之間的高規格的婚禮。
載灃作為親王,結婚本與皇宮無關。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禮儀也就更加完備,而接近皇子結婚的規格了。慈禧對這件婚事十分滿意,對雙方的賞賜都極為豐厚。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作為權傾一時的末代王爺,載灃的一生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幸運的是他年少就承襲醇親王爵,一路官運亨通,20歲就監國攝政,又貴為宣統帝之生父,可謂是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風雨飄零、激烈動盪的清朝末年,在執政的三年里,他多災多難。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難的時期。清朝皇族中很多人認為他庸碌無能,只是一個窩囊書生,毫無政治才能,不配做攝政王,大清的江山斷送在他們兄弟父子手中。這過於偏頗。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歷史責任,非載灃一人能承擔。面對清皇室氣數已盡、回天乏術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資質甚佳、政治經驗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難力挽狂瀾,更別說從政歷練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載灃。在晚清這種急劇嬗變的複雜環境中,載灃雖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運,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勢,較識時務。他辭去攝政王之職,從此不再過問政治,不參與遺老遺少的復辟活動。他所追求的是一世無憂、恬靜安逸的普通人生活。
也難怪他在解除攝政監國職務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臉輕鬆地對福晉瓜爾佳氏說:“從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為從此後,他可不再憂慮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權貴的挾制而安享餘年。他的後半生平平安安,無病無災,比起他的兄弟光緒帝載湉及其子宣統帝溥儀來說,或許可以算是幸運多了。
名人評價
晚清民國初年著名政治人物徐世昌曾說:大清之亡,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這些小爺們的帶頭大哥,正是身為監國攝政王的載灃。
載灃之子、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曾經說:載灃膽小怕事,難堪大任,無法給予兒子一點保護。
載灃之弟載濤評價說:(載灃)“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既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
周恩來曾對載灃作出過公正全面的歷史評價:①載灃是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臨終推上監國攝政王的高位的。其實,不是因為載灃適合做攝政王,慈禧才選了他。而正是因為他不適合,慈禧才選他的。這個歷史責任不能由載灃來負擔。②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主動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位。他後來也沒有主張對革命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宣統皇帝“遜位”。這些表現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願,客觀上有利於革命。還說;到了民國以後,貴族和遺老中有人不遺餘力地進行復辟大清王朝的活動,但載灃卻始終沒有積極參與。這一點也是難得的。③載灃後來作為一個平民,作為溥儀的父親,如果他移住長春去依靠他的兒子,在人情上是說得過去的。這同溥儀去當“皇帝”是不同的,同溥傑等人為“滿洲國”效力也不一樣。但他畢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個反對分裂祖國的愛國者。他在日偽的統治下沒有屈從日本人的一再勸誘,堅持不去東北,在政治上同“滿洲國”劃清了界限。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政治膽識和魄力。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④到了民國時代,載灃還一直在王府里堅持實行前清的舊禮,好象是要永遠堅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後他就把它全取消了,這是他思想開通進步的表現。⑤載灃的國學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國、到日偽時代歷史的活見證,他如果能夠有更長的壽命,一定會對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