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哥老會成員哥老會同洪門(天地會)、青幫一樣，都是下層民眾自髮結成的社會群體，是民間秘密結社。有關哥老會的源流問題，是長期困擾歷史學工作者的一個難解之謎。究其原因，與天地會起源問題相似。其一，哥老會是下層民眾的自髮結合組織。不一定有準確的成立時間，成立時也不會留下可靠的資料；其二是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為了聯絡和引導哥老會，大力宣傳哥老會乃太平天國李秀成、李世賢等派洪門中人潛入湘軍而創立；其三，晚清及民國年間，洪門、青幫與哥老會互相滲透與融合，一些幫會中人便竭力宣揚洪門、漢留(哥老會)源出一家，皆為鄭成功首創之說。上述說法後來為學書界中人所認可，遂使哥老會起源問題失去了本來面目。所以，對於哥老會的起源，需要重新加以探討。
研究哥老會起源問題，主要有兩方面史料：一類是官書、檔案，依據這類史料的論著，多認為哥老會系由四川的國嚕演變而來；另一類是哥老會內部的傳說史料．幫會中人著作多以此為據．認定哥老會系由鄭成功所創立。下面分別介紹上述兩類說法的內容。
起源學說
鄭成功說
哥老會“海底名稱，由永寧郭永泰開藎忠山始。永泰先世為雲南大理府人，常隨父執販藥材走滇黔山中，以故與滇黔豪傑善。道光十五年，省其叔於福建之廈門遭署。暇時出遊，偶憩民家，見其蓋米瓮有舊書一本，面署《金台山實錄》五字，書面蓋有長方形圖章一顆，文曰‘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知系鄭成功遺物，問所由來，自言伊父生時業漁，善泅水，能於水中伏一晝夜，于海底得一鐵匣，苦無法揭視。竭三日之力．始將鐵匣鑿開。內貯金珠數件，小玉印一方，舊書一本，余無他物。因不識字，不悉何書。永泰以百錢購得，並問玉印安在?答以售與鄰某。永泰又以白銀十兩贖回，從此，《金台山實錄》並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等開藎忠山所傳各令，井漢留組織之秘密書，即名《海底》，又名《金不換》。當時各會員所領證書．均蓋有‘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十字。其證書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實錄》與鄭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乎天國之亂，不知下落。”
這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故事，過去哥老會內之人對其內容深信不疑，幫會中人的著作中，便據此提出哥老會為鄭成功所立之說。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陶成章在浙江聯絡的會黨，多屬哥老會系統。因而在述及哥老會起源時，也受到了上述傳說之影響。他在《教會源流考》中說：“哥老會也，無非出自天地會，故皆號洪門，又曰洪家，別稱洪幫。”“何謂洪門，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為名，指天為父，指地為母．故又名天地會。始倡者為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也”。又說：太平天國亡前，“李秀成、李世賢等知大仇未復，而大勢已去，甚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後必見重於滿政府，日後能左右中國之勢力者，必為湘勇無疑。於是乃隱遣福建、江西之洪門兄弟，投降於湘軍，以引導之。復又避去三點、三合之名稱，因會黨首領有老大哥之別號，故遂易名日哥老會。”。
幫會中人鑒於晚清與民國年間出現了洪門與青幫、哥老會(紅幫)融合的趨勢，便提出此說，大力鼓吹洪門、漢留(哥老會)源出一家，哥老會乃鄭成功在台灣創立。民國二十七年四川“袍哥鉅子”劉師亮在(漢留全史)中稱：“順治十八年(辛丑)緬人執永曆帝送吳三桂軍前。三桂逼之，死於篦以坡。是時鄭芝龍之亡與夷三族之命，及永曆帝之死，同時傳到台灣。成功憫明室之亡，復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暈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屢日。誓必復仇，乃於是年九月，與所部兵將，照原有品級，作為進步次序，即將駐兵之金台山，作為會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遠堂，約盟來歸者，又四千人。”後來，鄭成功見當時的士大夫皆醉心利祿，“乃遣其部將蔡德英、方大成、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等向中原發展，後入福建少林寺為僧，世系相傳，遂開洪門之盛”。
1947年朱琳在《洪門志》中，又進一步發揮了這一說法。稱洪門“起於漢留”，始祖為殷洪盛，山西平陽府太平縣人，明崇禎四年進士。清初，奉史可法之命至北京窺探清廷虛實，沿途遍訪志士顧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黃梨洲諸人，議創漢留組織，“反清復明”，順治二年戰死於三汊河。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據守台灣，為推進漢留組織，“開山立堂，定名為金台山明倫堂”，並遣部將蔡德忠等向中原發展，至福建莆田九連山少林寺為僧，與鄭成功之侄鄭君達等共圖義舉。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魯入侵，蔡德忠與鄭君達等前往投效，打敗西魯。後遭陷害，逃至萬雲山的萬山寺，遇萬雲龍及陳近南。雍正十二年在四川雅州以漢留組織，開精忠山，是為四川哥老會之始。
嘓嚕說
哥老會李榕所描繪的，正是哥老會的情況。左宗棠也說：“蓋哥老會者，本川黔舊有嘓嚕之別名也”。又說：“自頃嘓嚕變為哥老會匪，軍營傳染殆遍”。
據此，有的學者便提出“哥老會”便是“嘓嚕”音轉，哥老會便是“嘓嚕會”。台灣學者莊吉發認為：“哥老會即嘓嚕的音轉，為清初福建等處流入四川的遊民所設立，而盛行於四川省”。另一位台灣學者戴玄之也認為“哥老會為嘓嚕的變名”，“哥老會是由嘓嚕子演變而來”。大陸學者胡珠生也認為，根據成都附近各縣有異於普通四川話的客家方言一事。可以判斷嘓嚕二字乃客家方言哥老二字的錄音。並且提出：“哥老會儘管推源於明末鄭成功，但可靠的史實只能證明它以哥老(嘓嚕)形式起源於清初四川(來源於閩粵客家的移民)”。
張力在《嘓嚕試探》一文中指出：主張哥老為嘓嚕音轉，因而嘓嚕便是哥老會前身之說“欠妥”。因為“嘓嚕與哥老會同見於清史冊，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諭嚴禁四川‘嘓匪’的同時，亦嚴禁湖北、四川的哥老會活動，這兩個組織一直並存到清末，清朝各級官吏是區分清楚的。”作者還對嘓嚕與哥老會作了比較，指出它們之間的區別。“哥老會以‘廣開山頭’，‘拜會結盟’等形式為主，鄉閭士紳、街衢富賈紛紛加入，把持一地，無容他人染指其間。嘓嚕則不然，流動作戰，無‘堂 ’、 ‘公口’之區，聚則為伍，散則寓民，豪紳畏之如，富室銜恨入骨，似與哥老有別”。
胡昭曦等人還專門對哥老會是否為嘓嚕音轉一事作了考證，指出以往人們把“嘓嚕”讀作“guo lu”。因而認為與“哥老”讀音相近,系嘓嚕之音轉。但四川方言中嘓嚕與哥老讀音並不相近,嘓嚕應讀“gu lu”從而否定了哥老乃嘓嚕音轉之說。另外,作者又指出,嘓嚕乃四 川無業游民中強悍者所組織的武裝集團,而哥老會則是秘密會黨,與嘓嚕亦不相同。
有學者根據檔案中的記載，認為哥老會是由天地會、仁義會和江湖會演變而來。指 出：“哥老會作為一種秘密的民間結社，雖有其悠長的鬥爭歷史,但是在清代鹹豐年間以 前，它是以江湖會的名號在民間活動的。在嘉慶年間，它又叫仁義會，而仁義會也就是天地會的分支”。因此,“由天地會而仁義會而江湖會斗哥老會,這就是它的源流”。
後來，有關哥老會的源流問題，又有了新的進展，蔡少卿先生認為：“從嘓嚕發展到哥老會，並不是簡單的組織重複，也不是簡單的名稱變異，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演變過程。其間，很明顯地經歷了川楚陝白蓮教起義時期嘓嚕與白蓮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天地會與白蓮教兩大結社系統的相互融合兩個重要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因為經歷了“社會形態發生變化、社會極度動盪秘密結社飛速發展、會黨與教門廣泛融和的條件下，以嘓嚕的組織形式的胚型，吸收了天地會、白蓮教等組織的若干特點，逐步形成起來”。至於哥老會出現的具體時間，蔡少卿先生根據清代檔案的記載，認為“哥老會的組織名稱最遲應出現在道光年間”。
在國外，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在《中國民眾與秘密結社》一書中認為，哥老會確實發祥於四川的嘓嚕。不過，他不同意哥老會是嘓嚕的別名或音轉之說，他認為嘓嚕與天地會都是以無賴棍徒為中心，從事交通運輸，商品流通的民眾集團。兩者因四川與連線外省的超地方市場流通經濟網而接觸。嘓嚕隨著與進入四川的天地會的接觸與交流，加上與白蓮教活動時期的山寨戰，以及與教徒、會黨的接觸、交流，而使以後的哥老會的山堂組織逐漸固定下來。他認為哥老會出現的具體年代，則是在鹹豐末年。
蔡少卿和酒井忠夫的研究，把哥老會起源問題的探討，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而何一民在《論哥老會的起源及特點》一文所提出的從嘓嚕列哥老會演變過程中，天地會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則更加接近歷史的實際了。他提出哥老會內有關鄭成功在台灣開金台山一事，“雖有虛構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真實性。”“這表明郭永泰等人在福建天地會檔案基礎上修改的《海底》，對嘓嚕會演變為哥老會，起了重要作用。”故“嘓嚕會演變成哥老會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是受丁天地會的影響”。
起源地
哥老會在外國輪船侵入長江以前，長江中、下游，即從四川重慶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線上，無論是貨運還是客運，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長江未通商以前，商賈運貨。行旅往來，悉雇用民船，帆櫓如織”。數量眾多的木帆船，需要僱傭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縴夫。據外國人觀察，長江“上遊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為三類。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噸，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稱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驅船。”至於下水船，“大號船需水手七十人，中號者約四十人，小號者二十至三十人”。據有關資料統計，在外輪進入長江以前，從重慶到宜昌的航線上，共有船夫、水手、縴夫二十萬人。這些船夫、水手們．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隨時有觸礁或遭風浪而覆船之虞。縴夫們則挽著沉重的木帆船，在江邊懸崖的崎嶇小道上艱難地前進。他們的勞動，既艱苦又危險。因此，無論在勞動中還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幫助，於是自發地結成水手行幫，稱“川楚八幫”。嚴如煜在《三省邊防備覽》中，對川江上船夫、水手、縴夫們的艱苦勞動，作了生動的描繪。“大船用纖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頭仍用撓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灘則合三、四船之縴夫百餘人共拉一船上灘，再拉一船，名為並纖。纖道忽上山巔，忽落岩腳，石壁橫鐵索，便扒換，或鑿小石孔，儀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蹷，負纖而行。間有無纖道處，則全賴撓楫。船行江中，纖索上頂，聲息不能相聞。船上設鑼鼓，以鑼鼓聲為行止進退。縴繩或掛樹梢，絆石上，則鑼鼓驟發，縴夫行足。另有管纖者名‘價挽’，無論岩之陡峭，樹之叢雜，撲身脫解，傾跌所不計。縴繩掛住，船即轉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纖斷，更不待言。江河之險，川流為最。川流之險，又莫過於峽中”。
當時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荊、宜上水至四川重慶，所需水手、縴夫較多，而由重慶返回荊宜之船，則所需水手、縴夫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縴夫滯留於川江上游的重慶一帶。這些滯留者，有的淪為乞丐，有的則成了嘓嚕。
清人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也提到：“四川本魚米之鄉，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濟兩湖、江南，民間生計，不甚艱難，惟遊手好閒者太多，是以地方易於滋事。上曰：‘遊民何以為是之多’?對曰：‘四川水陸通衢，陸路由陝西、甘肅，自寧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慶，夔州入蜀。來往商旅，無論舟車，皆雇覓縴夫，負繩牽挽，盤鏇而上。至蜀則縴夫無用，若輩到處無家，無資回籍，下水船隻，不雇縴夫，流落異鄉，群居為匪，是以每次辦一嘓匪大案，脅從者半屬遊民”。嚴如煜在《三省邊防備覽》中講及更加明確、具體：“川東之可虞，時宜防範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載客貨，由漢陽、荊宜而上，水愈急，則拉把手(即縴夫一一原注)愈多。每大船一隻，載貨數百石，縴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門不過經過之地，至重慶府即卸載。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瀘、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另雇而行。荊宜所來拉把手，在重慶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載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較上水為少，每隻多止三、四十人。計重慶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為率，是水手來七、八百人。所開下水船，每日以十船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總計，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計萬餘矣。此輩初至，尚存有上水身價，漸次食完，則賣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惡少無衣履赤身者，謂之精膊溜。一一原注)。弱則為乞丐，強則入嘓匪伙黨”。
從檔案記載來看，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許多水手因謀生維艱而加入嘓嚕。湖北松滋人李維高於乾隆四十三年“推橈”來到四川巴縣，與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結盟，成為嘓嚕，至梁山縣一帶搶劫。四川重慶府人劉玉彩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加入嘓嚕，同夥20多人，在永川縣搶劫，聞拿逃散，靠當水手推橈，又與嘓嚕周老么一同討飯、搶劫。貴州青溪縣人周德，因貧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來至四川巴縣，入嘓嚕劉鬍子等一夥，在該縣馬場搶劫布客商人銀兩，後又至巫山縣一帶沿江地方搶劫。湖南會同縣人向群，靠撐木鋒(木筏)來到湖北來鳳縣，再至四川覓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縣入嘓嚕黃老么一夥，搶劫過往客人[24]。湖北監利縣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橈(當水手)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墊江一帶被黃大年邀入嘓嚕，隨同搶劫。
清朝督撫大員們，多次奏報川江水手們加入嘓嚕之事。湖廣總督舒常奏：”查嘓匪始而結夥行強，繼已聞拿四散，近來屢獲之犯，或推橈寄食，或沿路乞丐。”四川總督福康安也奏稱：“川省為荊楚上游，帆檣絡繹，自蜀順流而下。推橈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縴又需水手。往來雜沓，人數繁多。每於解維之際，隨意招呼，一時蝟集。姓名既屬模糊，來去竟無考查。”“川省人多類雜，棍徒搶劫行兇，遂有嘓嚕之稱。”川江上游的嘓嚕，主要在重慶夔州一帶活動。湖南巡撫劉墉奏：“川省重慶、夔州二府，與湖廣等省毗連，結黨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頭人，各‘掌年兒’，帶有兇器，沿途搶奪拒捕”。
從上述檔案史料可知，早在乾隆後期，四川重慶、夔州一帶川江沿岸便有許多由水平變成的嘓嚕，他們無以為生，便鋌而走險，靠搶去為生，被稱為“嘓嚕”。
嘉慶年間，川江上的嘓嚕更加活躍。據清吏韓晉鼎稱：“查川省自邪教蕩平以來，民慶屢豐，元氣漸復。惟近來嘓嚕匪潛滋，川北、川東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東忽西。遇行客則肆行劫奪，入場鎮則結黨成群，而大江船隻，劫掠更多。各州縣等皆因該管上司以地方平靜，不欲辦此重案，遂後不稟報”。
後來，這些由窮苦水手、縴夫轉化而成的武裝集團便順江而下，來到湖北、湖南、貴州、江西，在這些地方與各種秘密社會的組織接觸，逐漸向秘密會黨轉化。首先表現為在組織上較前嚴密。“拜把之後，不許擅散，有散去者，輒追殺之”。“遇追捕急，公議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議而一、二入先散者，眾共迫樂之，其黨極為堅固。”其首領稱”帽頂”、“大五”、“大滿”，會內之人編為大一列大十。這些明顯地受江西邊錢會、擔子會之影響。邊錢會、擔子會首領便稱”帽頂”、“老帽”，會內分為一肩到十四肩。其次，其活動已不局限於搶劫，開始講仁義和劫富濟貧。曾經充任嘓嚕子首領，後來擔任清軍提督的羅思舉提列：“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余出外訪友，途遇仁義弟兄陳際盛、汪蠻、馬貴，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噲毆偷竊商賈銀四十兩。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結拜之時，原講仁義，打富濟貧，不許竊入財物，致傷義氣。伊等即將銀兩付還，那商賈感謝不已”，“繼至南壩場，瞥見楊某攜家途乏盤費，賣女於周家，得銀八兩。臨別，母女嚎啕痛哭。余睹情慘，如數稱銀以贖此女，並另送銀三兩做路費。其父女叩頭感謝。”羅思舉在自撰年譜中毫不隱諱地說：“我就是嘓嚕子”。雖然有學者認為在嘓嚕轉變為哥老會的過程中，曾融入了白蓮教、青蓮教等成分，但尚無確據，而嘓嚕模仿天地會，卻確有實據。那就是哥老會內有關鄭成功在台灣開金台山和《金台山實錄》的傳說。
拋開有關《金台山實錄》等傳說中那些虛構的故事情節，把它同官書、檔案中的記載結合起來作綜合分析，可以認為哥老會乃川江水手、縴夫們所結的行幫組織，順江而下以後，在兩湖、貴州、江西等省與各種秘密社會尤其是同天地會接觸以後，受其影響而逐漸由武裝劫掠集團向秘密會黨轉化。道光年間，郭水泰模仿天地會的組織、規約及有關緣起的傳說，為嘓嚕子制訂了規約，並為本組織之緣起編造了一個有關《金台山實錄》的故事，把天地會的某些秘密檔案加以模仿、改造，稱之為“海底”或金不換”。鑒於嘓嚕乃四川方言中“強盜”之別稱，因此改進後的組織，便開始使用”哥老”、“哥弟”、“社錄”等名稱。在川江水手、縴夫中嘓嚕子演變為哥老會之後，四川、貴州等省山區，老林中的嘓嚕子繼續存在，一直到清末。哥老會作為一個由水手、縴夫的行幫演變成的秘密會，在形成以後繼續在長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傳，並且逐漸發展到安徽、江蘇一帶，與晚清出現的另一幫會青幫相遇，兩者既鬥爭又互相滲透。為了與青幫相對應，這一帶的哥老會又稱”紅幫”。哥老會或紅幫因為同水手、航船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各地哥老會和紅幫的活動據點，便稱為“碼頭”，其首領又稱“舵把子”。
哥老會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從哥老會有關《金台山實錄》的傳說來看，大約在道光末年，即郭永泰將《金台山實錄》“論凌桐階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適套用”，命名為“海底”之年。
爭論
因為組織的秘密性，外人很難了解到實情，史料較少，史學界對哥老會的產生還有爭論，一般有三種看法：
一、以官書、檔案，依據這類史料的論著，多認為哥老會系由重慶、四川的嘓嚕演變而來。
二、以哥老會內部的傳說史料、幫會中人著作為據．認定哥老會系由鄭成功所創立。
三、天地會的分支。
袍哥故事
袍哥余家學，出生於清光緒年間藍田縣城南關灞水畔的余家港。少年時農耕為生，家中開過客店，余家學接觸過三教九流的人士，後來他進縣衙當差役，又經歷了清末官場的腐敗與黑暗。余家學目睹了官場的腐敗，後來也參加了反清的哥老會，改名余成龍，並利用衙役身份掩護哥老會活動。後來他脫離縣衙，隨胞哥弟（哥老會）一起組織反清的秘密聚會。
辛亥年（1911年）10月23日，余成龍向哥老會胞哥弟宣布了起義決定：決定起義會眾頭裹紅巾臂纏白布，起義口號為“興漢滅旗”。宣布後起義人員當即由南關出發繞道西門。
10月24日，余成龍在縣裡衛局召開了起義軍首腦會議，將起義會眾改編為自衛營，由余成龍與張宏基任正副管帶。將500—600人的起義軍，編為中、前、左、右四哨，統一由自衛營管理，並由荊印章、李新山、徐文朋、閆小虎擔任哨官，向全縣百姓宣布成立了新政權，總攬全縣大權。內部則由王悅欽主持日常事務，王壽山搞收發，張建魁、呂和擔任軍需官，孫繩祖擔任巡查，翁煥任接應。並宣布“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的紀律。將23日搶劫貞壽當鋪的楊某正法示眾，並將搶掠的財物交還於貞壽當鋪，城內人心安定秩序逐漸遂恢復正常。知縣王溶被捉後驚恐萬分，四處托人營救，余成龍力主將王溶處決，哥老會大把子李勝山再三建議免除王溶死刑，王溶醫術又高，余成龍遂將王溶留在身邊作為軍醫。王溶死裡逃生後，偽裝進步，對余成龍畢恭畢敬，余喪失警惕性，又將王溶發展為哥老會員，後又保舉為藍田新政權知縣，又錯誤地將軍政分開，軍事上歸自衛營管理，行政上歸王溶為首的縣、署管理，軍政的二元化為起義軍日後的失敗埋下了隱患。
余成龍作為農民出身的哥老會員，對反滿奪取政權後的政治局面，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奪取政權後，他提出如下的施政主張。（1）自衛營軍需糧餉和新政權行政費用，分別由富戶攤派，不向百姓攤派，主要是向縣附近的富戶索取。 （2）嚴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3）嚴明軍紀，凡拿民眾的東西，一定得送還。
因此起義軍把起義搜出原士兵的東西，一律歸還原主。新掌權的自衛營及四個哨卡，官兵僅限於有飯吃，余成龍從未給官兵發過餉銀，時間長了，軍隊有了怨言，作戰糧餉都日漸困難。由於清末漢人普遍的反清反滿情緒，當時提出“見滿人不留，見漢人不殺”的口號，將排滿作為了主要目標。建立政權後，省城西安新軍起義後，也建立了“秦隴復漢軍”但是由於余成龍信息閉塞，目光短淺，並未及時聯絡擴大影響。起義後不久，聽老百姓反映從省城逃出一股旗人，來到縣境南邊湯峪鎮，余成龍不加思索，即派出部下金奐子，帶了40—50人的自衛營的軍隊去剿滅。金奐子帶兵到湯峪後，才得知所謂滿人到湯峪的訊息，純屬子虛烏有，因此將兵駐紮在塘子街。他按縣上的辦法向湯峪附近富戶派糧派款。先後向富戶肖富魁與宋得功家派款（肖宋二人家中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物）。肖富魁交了十多串錢，而宋得功家中在西安經商。社會關係複雜、靠山也硬，拒不交款，金奐子下令將宋得功和湯峪鎮的鄉紳扣押，宋家乘機煽動百姓向起義軍進攻。金奐子和數十人受傷被俘。被關押在湯峪火神廟內。金奐子利用黑夜挖開牆洞逃回縣城。余成龍聞訊，恨其驚擾百姓，又下令將金奐子關押。並命令孫繩祖去湯峪向民眾道歉，孫去湯峪後，看到湯峪民眾戒備森嚴，無從解釋，遂返回縣城。塘子街百姓受宋家蒙蔽欺騙，愈信“余成龍自衛軍要血洗湯峪”的傳言，日夜戒備巡邏，更加恐慌。
余成龍領導的哥老會起義軍奪取政權後，並沒有形成建立與鞏固革命成果的措施，他僅僅只是換掉了滿清政府的龍旗。部隊的給養糧餉，只單一向富戶攤派，遭到富戶的強烈反對與抵制後，給養日漸困難。余成龍一介草莽武夫，對部下約束過嚴，作風粗暴、簡單，不知籠絡人心。起義中又殺了一些不該殺的人，起義後又輕率地把縣衙的權力交給了滿清舊廢縣令王溶，並令他擔任知縣，起義軍後來逐漸大權旁落。
余成龍又不發糧餉，士兵怨聲載道、軍心浮動，縣城閆家仕紳及湯峪肖、宋兩戶豪紳又不斷地在省城西安告狀，縣內大戶又藉機同餘成龍部下勾結起來反對余成龍，使余成龍處境日漸困難。先是部下開始不斷逃離，自衛營副管帶張宏基見形勢惡劣，也逃離了縣城去西安另起爐灶。途中遇見省哥老會副總領邱戰彪帶領雷占鰲等十二個騎兵來縣查辦余成龍，張宏基遂同邱戰彪等十二騎來到縣上。余成龍聞訊後躲進了閆小虎哨所。因天黑城門已鎖，余成龍討鑰匙開門時被雷占鰲擒獲。第二日，邱占彪揚言將余成龍解往西安，途經北門外時邱占虎下令將余槍殺。余死後，縣令王溶彈冠相慶又以縣府名義發出布告，其內容是：“余成龍出身農耕、尚未讀書、自稱管帶，民財大權、一手獨攬，橫行鄉里、滋生事端，擾亂治安、殘害良民……”宣布了余成龍的幾大罪狀。就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辛亥藍田哥老會的反清起義便悲慘的結束。余成龍死後，兄長余長大埋葬了兄弟之後，守著幾畝薄田相依為命，直至解放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