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全盤西化
1919年，胡適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發表《“新思潮”的意義》，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以分辨“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並指出這種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
1923年，胡適在《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認為：“東西文化的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決不是‘連根拔去’和‘翻身變成世界文化’兩條路所能完全包括。”表明胡適並不認為應該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他還說：“宋學是從中古宗教里滾出來的，程頤、朱熹一派認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膽的疑古，小心的考證，十分明顯的表示一種‘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稱讚程朱理學所推崇的“格物致知”是科學方法，批評梁漱溟的“科學方法在中國簡直沒有”觀點。而後胡適進一步指出西方曾長期黑暗地壓制科學：“在歷史上，我們看出那現在科學化（實在還是很淺薄的科學化）的歐洲民族也曾經過一千年的黑暗時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過寺院制度，也曾做過種種苦修的生活，也曾極力壓抑科學，也曾有過嚴厲的清淨教風，也曾為衛道的熱心燒死多少獨立思想的人。”
同年，胡適與梁啓超分別向廣大青年學生開列名曰“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和《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所列之書範圍極廣，經學國小方面，包括漢、魏、唐、宋、明、清各代名家著述，理學方面有宋、元、明、清學案及程、朱等人的專集，子學方面列22子及其註解，囗典方面有《華嚴》《法華》諸經，文學方面包含列代名人詩文專集及宋元以來詞曲小說等。
1929年，胡適作《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正式提出“全盤西化”一詞。（見英文版《中國基督教年鑑》）。重申“中國必須充分接受現代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與民主”，他指出：“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
胡適又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上都不如人。”“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的侵略壓不住日本近60年的發奮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我們到今日還迷信不學無術可以統治國家，不肯低頭學人家治人富國的組織與方法”，所以應當死心塌地的去學習人家。（見1930年《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1934年，陳序經發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斷言：“我們的惟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胡適又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贊同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1935年《充分世界化合全盤西化》）。
1934年，胡適發表《說儒》，認為“孔子只是這個歷史趨勢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績也只是這個五六百年的歷史運動的一個莊嚴燦爛的成功。”
進一步表明其對孔子的肯定（但不拔高）。
1935年，十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強調要加強“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對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西化”主張。對此，胡適認為舊文化惰性太大，為了破除舊有的罪孽，必須虛心接受現代文明，而中國本位的文化地位則將更發輝光大：“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具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
同年，胡適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稱自己曾主張全盤西化，指出“全盤西化”一詞招致諸多細瑣的爭論，不妨改作“充分世界化”；還用自己穿長袍、寫漢字指出事實上做不到“全盤西化”；並表示不會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可見胡適用過的“全盤西化”一詞並沒有嚴格的學術意義，其真實意圖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