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訪錄》 簡介
《明夷待訪錄》成書於公元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日：“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謂“明夷”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採訪採納。《明夷待訪錄》文字的特點是，他對於封建的現狀，批判很尖銳，而且是披著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計有論文21篇。《原君》批判現實社會之為君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責任，乃“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法》批評封建國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學校》主張擴大學校的社會功能，使之有議政參政的作用，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屬是非於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黃宗羲所構想的未來學校，相似於近代社會輿論中心和議會的機構。
黃宗羲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設定，但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制，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這種思想並非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而更加可貴。這部書受到清朝統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見天日，受到譚嗣同、梁啓超等人的重視和讚許。
作者小傳
黃宗羲（1610-1695年），
黃宗羲 1645年，當清兵侵略中原時，黃宗羲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張煌言等繼續搞復國活動。1664年，張煌言殉難後，宗羲遂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歷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詩歷》、《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在他54歲時，寫下了明夷待訪錄》。
主要內容
《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
《明夷待訪錄》 黃氏在《原君》篇中，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他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黃宗羲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剝者”。因此有人稱讚《明夷待訪錄》是“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制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他為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制度，而改為民本制度不可。
他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為主，君為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黃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有責任內閣制的因素，他認為宰相，一是賢人，二是有職有權的人；而君主的職位不過是虛名罷了。他在《置相》篇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宰相既當責任內閣之權，“四方上書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黃氏也有近代代議制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歷史意義理解為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制。黃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學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
明、清之際，隨著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黃宗羲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中國封建社會，一向是“重農抑商”的。而黃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面對現實，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他說：“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明夷待訪錄》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在經濟學說上，黃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為寶鈔的基金。他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黃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稅加餉永沒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徵兵制度；反對募兵制。
當時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閹宦和地方的豪強所霸占，賦稅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帶來說，“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復社紀略》）。黃氏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賦稅（現代研究的事實是，明代的稅收過低，明末賦稅收入已經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黃宗羲看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復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張“齊之均之”，認為土地應收回為國家所有，然後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他還主張“授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田制三》）宗羲“齊之”而“均之”的改革論，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義。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認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給農民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人。
主要版本
《明夷待訪錄》現存鈔本、刻印本20餘種。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內收《明夷待訪錄》，並加以點校，頗便於閱讀。單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鉛印標點本和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標點本。
貢獻影響
黃宗羲發揮了孟子的民本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當洋務運動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而破產後，人們開始關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作為引入西學的橋樑，其政治思想也隨之轉向維新。鄭觀應撰寫了《原君》、《學校》、《閹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書中），都是《明夷待訪錄》原有的篇目名稱。儘管這些文章內容均已打上了時代烙印，但無法否定它們受到黃宗羲明顯啟發和深刻影響的事實。
戊戌變法時期，黃宗羲的著作對梁啓超、譚嗣同乃至康有為等人影響至為深遠。1897年梁啓超在長沙時務學堂講課時，將一知半解的西方民權思想與黃宗羲的新民本思想作了混同，但起到了宣傳民主思想的作用。梁啓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書，名曰《明夷待訪錄》，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從今日青年眼光看去，雖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盧騷《民約論》出世前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梁啓超，1996年a，第56-57頁）。他還自稱自己與譚嗣同等人為“倡民權共和之說”，將《明夷待訪錄》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作為宣傳民主主義的工具”，結果“信奉者日眾”，“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同上，1996年b，第18頁）。
思想最為激進的維新派譚嗣同，對《明夷待訪錄》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極為推崇，指出：“孔教亡而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譚嗣同，第177頁）譚氏思想來源較為複雜，有墨家、佛家和儒家等，但他反君主的思想則明顯來源於黃宗羲，在《仁學》中有很清晰的承繼痕跡：“豈謂舉之戴之，（君主）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同上，第178頁）這幾句議論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中的語意極為相似。譚嗣同還痛斥那些“以天理為善，人慾為惡”的混帳的“世俗小儒”，指責他們“俗學陋行，動言名教”。這種口氣和觀念，可以說是與黃宗羲抨擊“小儒”固守綱常名教的議論一脈相承。侯外廬指出，譚嗣同的社會思想“一望而知為《明夷待訪錄》的繼承者”（侯外廬，第111頁）。
黃宗羲 由於堅信黃宗羲是立憲政治倡始人，維新派主將康有為也對黃氏進行了高度讚美：“梨洲大發《明夷待訪錄》，本朝一人而已。梨洲為本朝之宗。”（《萬木草堂講義》，見《康有為全集》第2冊，第587頁）康有為在闡發“孟子立民主之制”時，指出“蓋國之為國，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樂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為民也。但民事眾多，不能一一自為。公共之事必舉公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之所共舉，即為眾人所公用……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仆”。這裡的“民為主而君為客”，即引自《明夷待訪錄》，所以有學者評論說，康氏的言論“不少地方與其說來自孟軻，不如說來自黃宗羲”（馮天瑜，第267頁）。
清末，革命派繼續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及其所代表的新民本思想保持濃厚的興趣，將之視為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作為革命派的章太炎，最初對黃宗羲是十分欽佩的，徑將《明夷待訪錄》闡釋為近代民主思想。他指出：“昔太沖《待訪錄》‘原君’論學，議若誕謾，金版之驗，乃在今日。斯固瑋琦幼眇，作世模式者乎？”（《致汪康年書》，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3頁）這裡承認，黃宗羲所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虛君重相的“立憲”主張，已在世界各國得到驗證。他在《冥契》一文中指出，黃宗羲主張公天下，否定君主的至尊地位，由近代“五洲諸大國，或立民主，或立憲政”而日治可證：“黃氏發之於二百年之前，而徵信於二百年之後，聖夫！”《冥契》從世界政治趨向民主制度的角度，對《明夷待訪錄》進行了富有時代感的定位和詮釋。1908年7月10日所寫的《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一文中，他一邊批評黃宗羲，還一邊承認他的歷史地位：“餘姚者（按：指黃宗羲），立憲政體之師。觀《明夷待訪錄》所持重人民、輕君主，固無可非議也。”（《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426-428頁）
以章太炎為盟主的國粹運動，在1910年章氏發表《非黃》一文以前，一直都對黃宗羲的思想十分推崇。黃宗羲的名號頻繁地出現在國粹學派的筆下，《明夷待訪錄》等論著也愈來愈多地受到人們的讚揚。
國粹派先驅鄧實主辦的《政藝通報》，於1903年冬刊載馬敘倫的《中國民族主義發明家黃梨洲先生傳》，把《明夷待訪錄》否定君權與排滿革命相聯繫，並稱道黃宗羲是秦以後二千年間“人格完全，可稱無憾者”的少數先覺之一。
由林獬主辦的《中國白話報》，於1904年初發表劉師培的《黃梨洲先生的學說》，更直接把《明夷待訪錄》與盧梭的《民約論》相比較，表示對黃宗羲“五體投地而讚揚靡止”（參見朱維錚，第357頁）。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於1902—1903年寫成震驚中國的《革命軍》，以尖銳、犀利的文字抨擊君主專制，指斥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君主們“私其國，奴其民，為專制政體”，“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的家天下行為，並指出“初無所謂君也，無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為代表，尊之為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參見吳雁南等，第181頁）。這些言語都十分類似黃宗羲的《原君》篇，可以說受到了《明夷待訪錄》的明顯影響。
溫家寶在《致史曉風先生函》中說：“我喜讀黃宗羲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許多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明夷待訪錄》是黃宗羲的政論和史論專著，該書通過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獨到的政治見解，具有鮮明的啟蒙性質和民主色彩，被梁啓超稱為“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這部書堪稱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在有2000多年封建傳統的中國，它不啻暗夜火炬，隆冬春雷。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顧炎武讀了這本書的手稿，讚嘆不已。事隔200多年，梁啓超還驚詫地稱其為“大膽之創論”。然而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將黃宗羲的學說視為洪水猛獸，《明夷待訪錄》也被列為禁書，不許流傳。直到戊戌運動時期，譚嗣同等人出於維新變法的需要，把《明夷待訪錄》印刷了數萬本，秘密散布，使這顆火種重新燃燒起來，對於鼓動民主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代筆記目錄（一）
| 明代筆記包括小說故事類的筆記、歷史瑣聞類的筆記、考據辨證類的筆記等多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