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根據首都及疆域的變遷，可再分為北宋與南宋，合稱兩宋。
明朝簡稱明，在正史上是指由朱元璋於公元1368年建立的中國封建王朝。也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所建立的統一的封建王朝，至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榔（永曆十七年，1662）止，共294年；亦有看法認為應延續到永曆三十八年（1683）止，共315年。
三朝簡介
國號“唐”是晉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傳說君主堯號稱“陶唐”氏。周朝時在現今湖北省有一小國唐國。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為北周八柱國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為“唐國公”，爵位傳至李淵，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後，李淵自稱“唐王”，後廢隋帝楊侑遂建“唐”朝。 唐朝滅亡後，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後唐和十國的南唐都自稱是唐朝的承繼者而用“唐”作為國號。事實上他們的皇帝與唐王朝並無血緣關係。
唐朝皇族李氏出自漢族的趙郡名望，同時李氏家族也是隴西軍事貴族。隴西李氏從秦代開始就是中國著名的武將軍人世家。這個家族湧現過西漢飛將軍李廣等著名將軍。而《舊唐書》和《新唐書》中則稱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孫，十六國的西涼開國君主李暠亦是其遠祖。北周時期，奉行關隴集團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這是一個新創立的姓氏。北周滅亡後，隋文帝恢復其為李氏。
唐朝同隋朝被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是相繼於秦漢之後的中國第二帝國時期，日本歷史學者則普遍認為唐朝是中國“中世”時期的結束。唐朝國力在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因此華人也被稱為“唐人”，現今西方華人聚居處也被稱為“唐人街”。
宋朝開國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採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一方面在軍事上積弱，1127年徽、欽二帝受金人擄去，迫使宋室南遷；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臨安。1279年，崖山亡國。但宋朝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儒學復興，社會上瀰漫尊師重教之風氣，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一代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而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也頗有人在。宋朝的經濟文化發展與繁榮是規模空前的，農業，手工業，制瓷業，造船業等都十分繁榮。
明朝（1368年－1662年）是中國歷史上承元朝、下啟清朝的朝代，是以漢民族為主推翻蒙古族統治者而建立起來的漢族復興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君主制皇朝。1368年朱元璋滅元稱帝，國號為大明[2][3]，共經歷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國祚共276年。因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稱朱明。明朝是中國繼周朝、漢朝和唐朝之後的盛世(黃金時代)，史稱“治隆唐宋”、“遠邁漢唐”。 大明，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 天子御國門，君主死社稷。當為後世子孫所敬仰。
明朝疆域達1100多萬平方公里，包括內地兩京十三省、東北、新疆東部、西藏、青海、南海諸島、今緬甸北部、內蒙古大部、越南中北部，西伯利亞東部等地，並曾在東南亞舊港等地設有羈縻管理機構，影響力波及整個亞洲和非洲東岸，1662年鄭成功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首次在台灣島設立行政機構一府兩縣（東寧府，下轄天興、萬年兩縣）正式管理台灣全島，台灣收歸中國版圖。
明朝經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屬於發達階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權強化，皇帝大權獨攬。宣德以後，皇權開始削弱，權力在內閣與宦官之間爭奪。從明朝晚期開始，西方伴隨著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宗教改革，科技發展很快。與此同時，中國也湧現了徐光啟，宋應星，徐霞客，馮夢龍等一大批科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學家西學也隨著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為東西文化的交流開闢了視窗與機會，中國傳統科學技術進入了最後的加速發展階段。
元末蒙古統治者日益殘暴黑暗，到元順帝時期，暴發了韓山童、劉福通、徐壽輝等領導的紅巾軍起義。朱元璋參加了紅巾軍，南征北戰。1364年，朱元璋自稱吳王，史稱西吳政權。1368年，朱元璋稱帝，以應天府（南京）為京師，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達、常遇春等大將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北京），元順帝北逃，元朝在全國歷經98年的統治宣告結束，中國進入明朝統治。
明朝初年國力強盛，經洪武、建文、永樂三朝勵精圖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間，明朝以北進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錫蘭，羈絆馬來諸島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一個接一個，一派盛世景象。至明英宗幼年即位時，朝中有“三楊”楊溥、楊士奇、楊榮主持政局，“海內清平，萬邦來朝”。1442年後，宦官王振開始擅權，1449年發生震驚天下的土木堡之變，永樂以來的軍事優勢遭到破壞，並使國力大損，景泰帝果斷任用於謙擊敗瓦剌，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後又經歷景泰、天順兩朝經營恢復，國力有所回升，到明中葉孝宗弘治時期再次大治，此時政治清明，民生安康，對外復立哈密等衛，重新確立對西域的羈絆和控制，歷史上稱此時期為“弘治中興”。正德朝開始逐漸中衰，至嘉靖時推行新政，政治國力一度有所恢復，但因嘉靖末年君臣矛盾突出，又開始逐漸中衰，社會矛盾萌發。至隆慶年間徐階，高拱等人推行新政，罷海禁，冊封俺達等人，史稱隆慶新政。到萬曆朝時，在著名內閣首輔張居正的輔政之下實行改革，再度中興，此時期海內清平，又先後平定甘肅，貴州叛亂，並為援救朝鮮擊敗侵朝日軍，史稱萬曆中興。此時期明朝經濟文化極其發達，後世計當時朝廷歲收，明朝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一。惟至萬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員更加腐化，地主階級到處搜刮民脂民膏，導致江南民變的發生。萬曆末年，關外建州女真叛亂，明朝開始走向衰亡。天啟年間，中官黃門集團的專政加快了這一進程的發展。至崇禎年間，因為連年災害，明廷因財政破產，無力鎮撫，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後金的軍隊也突破長城防線，五入關內。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軍攻克北京，崇禎帝自縊，同年清軍入關。在南方一些明朝大臣擁立明朝宗室建立幾個政權，史稱南明。1662年，吳三桂將永曆帝絞殺於雲南昆明，南明滅亡。台灣鄭氏政權繼續沿用永曆年號，1683年清朝派施琅進攻台灣，鄭氏投降，監國寧靖王朱術桂自殺殉國。
唐高祖李淵
唐高祖李淵（566～635）。唐代開國皇帝。字叔德。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人，祖籍趙郡隆慶（今邢台市隆堯縣）。祖父李虎，西魏時官至太尉。父李柄，北周時歷官御史大夫、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母為隋文帝獨孤皇后姐，故特見親重。隋煬帝即位後，李淵任滎陽（今河南鄭州）、樓煩（今山西靜樂）二郡太守。後被召為殿內少監，遷衛尉少卿。大業十一年（615），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當時，隋末農民起義遍布全國，政局動亂。李淵便與次子李世民在大業十三年五月起兵叛亂，並從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召回長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李淵叛亂後，一面遣劉文靜出使突厥，請求始畢可汗派兵馬相助，一面召募軍隊，並於七月率師南下。此時瓦崗軍在李密領導下與困守洛陽的王世充激戰方酣，李淵乘隙進取關中。
十一月攻拔長安，在關中站穩了腳跟。李淵入長安後，立煬帝孫代王侑為天子（恭帝），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又以楊侑名義自加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綜理萬機。次年（618）五月，李淵稱帝，改國號唐，定都長安。不久唐統一了全國。李淵在位時期，依據隋文帝舊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格式，頒布均田制及租庸調製，重建府兵制，為唐代的職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課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礎。武德年間，統治集團內部充滿了複雜的鬥爭。裴寂和劉文靜都是太原起兵時的佐命元從，裴寂深得唐高祖的寵信；劉文靜為秦王世民的心腹，自以才略功勳居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李淵藉故殺了劉文靜。秦王世民自認為在唐王朝建立的過程中，他的功業超過太子李建成，但因是次子無法繼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世民是自己皇儲的地位的重大威脅。於是，雙方展開了劇烈的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在這場政爭中，李淵則經常站在建成一邊。太子的心腹楊文斡受命召募壯士送長安，以供李建成發動政變時使用。
武德七年（624），有人向李淵揭穿這件事，李淵盛怒之下產生了廢李建成、改立李世民為太子的念頭，但並未實現。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爆發了玄武門之變。在這次政變中，李世民殺李建成和李元吉，逼李淵立己為太子。不久，李淵被逼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李淵在度過一段閒散失意生活後，死於太安宮。廟號高祖。葬獻陵。
在唐朝建立初期統治各集團中，李淵集團是最大的，有太原起兵的勛臣裴寂、唐儉、竇威兄弟、溫大雅兄弟、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任瑰、史大奈等，女兒平陽公主夫婦、馬三寶等，隋朝歸附的很多官僚，如陳叔達、屈突通、蕭瑀、封倫、宇文士及、楊恭仁兄弟等人也屬於李淵集團。而太子集團只有魏徵、馮立、謝叔方、薛萬徹等少量人才，李綱被疏遠，杜淹被房玄齡拉入天策府，太子集團主要依靠李淵集團，李世民集團是他在割據戰爭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以房杜為首的天策府官員，其成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被忽視的是宗室各集團，以李神通、李孝恭為首的兩大集團中，李神通最早在關中起兵，部下有史萬寶、令狐德芬等，在割據戰爭中也招攬了不少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李績。李孝恭平定山南地區，與李靖攻占江南，該集團有李靖、馮盎、劉洎和江南歸附的人。這兩個集團在政局中也有重要影響力，李世民探詢李靖、李績，了解這兩個集團的中立態度，才發動了玄武門兵變。
宋太祖趙匡胤
左膀右臂。世宗死後，繼位的恭帝年幼，趙匡胤於是有了稱帝的野心。顯德七年春節，趙匡胤的黨羽製造遼國進攻的假情報，當時的宰相范質急令趙匡胤率軍北上禦敵。正月初三，趙匡胤抵達陳橋驛，當日夜裡他酣睡之時，被手下黃袍加身，三呼萬歲，擁戴為天子。後周官僚得知後已知無力回天，只得面對現實。周恭帝被迫遜位。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與開寶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收攬兵權，（歷史上流傳處“杯酒釋兵權”的戲劇性學說），將手握重兵的將軍與地方官吏的武將軍權予以剝奪，委以虛職，並改以文官帶軍，將軍權與財政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將領所管轄的士兵甚至不認識將領的事情屢見不鮮，宋朝因此得以免於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這也導致宋朝在軍事上長期萎靡不振，讓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失敗。
大唐盛世
經濟 貨幣唐王朝建立後，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鑄幣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確立了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為貨幣的傳統，實行了“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物的總稱，包括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唐政府不斷出台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兩稅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唐朝的GDP在當時的世界為348億美元,占世界GDP比重：58%
戶口戶口是封建王朝賦稅基礎。650年唐朝統計戶380萬。705年達到615萬戶，3714萬餘口。到了開元盛世740年，戶841.2871萬，口4814.3609萬。安史之亂前一年的754年，戶達906.9254萬，口達5288.0488萬。安史之亂時期760年戶193.3174萬，其中不課戶117.4592萬，口1699.0386萬，其中不課口1461.9587萬。唐朝後期戶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數據難以信任。基本上在三、四百萬戶。
賦稅收入唐朝中期780年實行兩稅法，當年稅錢1089萬八千餘緡，谷215萬七千餘石。821-824年年均稅收3515.1228萬貫、石（一貫=一緡），唐後期853年稅收下降到925萬餘緡，其中鹽利達278萬餘。隨著唐朝對鹽商壓迫加劇，直接引發了黃巢起義。
農業唐朝農業生產工具又有新的進步。曲轅犁就出現在唐朝。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朝前期，僅見於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達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岩湖、鏡湖等。天寶年間，唐朝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斗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斗僅五文。唐朝後期，由於人口南移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手工業唐朝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緻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此外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戶、雜戶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比不發達。唐朝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唐後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船業、造紙業和制茶業。
文化藝術和宗教
唐朝最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可算唐詩。自陳子昂和“初唐四傑”起，唐朝著名詩人層出不窮，盛唐時期的李白、杜甫、岑參、王維，中唐時期的李賀、韓愈、白居易，晚唐時期的李商隱、杜牧是其中的幾個代表。他們的詩作風格各異，既有對神話世界的豐富想像，又有對現實生活的細緻描寫，既有激昂雄渾的邊塞詩，亦有沉鬱厚重的“詩史”，還有清新脫俗的田園詩。這些詩作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成就的傑出代表。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律詩和古詩的總體水平都不如唐朝詩人，使得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
美術張萱繪《虢國夫人遊春圖》由於吸收了西域特徵與宗教色彩，唐朝藝術與前後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閻立本、閻立德兄弟擅畫人物。吳道子則有“畫聖”之稱呼，他兼擅人物、山水，並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面富於立體感，有“吳帶當風”之說。張萱和周昉以畫侍女圖為主，他們的著名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詩人王維擅長水墨山水畫，蘇軾稱他“畫中有詩”。
唐朝的壁畫事業特別發達。莫高窟與墓室壁畫都是傳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藝術同樣出眾。敦煌、龍門、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時期步入全盛。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和四川樂山大佛都令人讚嘆。昭陵六駿、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楊惠之被稱為塑聖。
唐朝時期，書法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楷書筆力嚴整，其名作有《九成宮醴泉銘》。虞世南楷書字型柔圓。顏真卿和柳公權是唐朝中後期的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用筆肥厚，內含筋骨，勁健灑脫，其代表作有《多寶塔碑》；柳公權的字型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稱顏柳二人書法為“顏筋柳骨”。張旭和懷素則是草書大家。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較寬容，中國傳統兩大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有較大發展。唐朝以道教為國教，王公貴族皆以道士為榮，並以《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經典開科取士。唐朝初年，高僧玄奘遠赴天竺（現在的印度）取經657部，唐朝因此興建了大雁塔來保存這些佛經。玄奘在翻譯佛教經典時期為了符合當時唐朝國情，大量吸收道教術語，佛教經典的大量翻譯以及中國僧人自身思想體系的逐漸成熟使得中國佛教在此時期得到了穩固的發展，中國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時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和祆教也隨著國際交流傳入中國。唐武宗時對佛教採取高壓政策，史稱會昌滅佛，使得除禪宗等少數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別從此一蹶不振。
科技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藥王孫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醫書；868年，中國《金剛經》的印製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國的造紙、紡織等技術通過阿拉伯地區遠傳到西亞、歐洲。
唐朝首都長安城與東都洛陽規劃嚴整，盛唐年間的極盛時人口達到80—100萬。不僅是當時的世界一流大都市之一，也為後世留下了城市規劃的樣板。當時周邊國家的首都，如當時的：日本平安京、新羅金城、高句麗平壤和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是仿照長安建造。唐朝的木結構建築規模雄渾，氣魄豪邁。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國與印度的造型，顯得千變萬化，多種多樣。
對外關係
吐蕃唐朝政府對外推行的是比較開放的外交政策。641年，唐太宗派人護送文成公主到吐蕃，與贊普松贊乾布結婚。其後還有金城公主下嫁贊普赤德祖贊，並結成聯盟，和同為一家。將唐朝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吐蕃。822年，唐蕃會盟，劃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唐蕃會盟碑現在還保存在拉薩的大昭寺。794年，唐朝與南詔在點蒼山會盟，雙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突厥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唐軍降服東突厥，突利可汗投降，頡利可汗被俘，東突厥汗國覆亡。大量突厥人遷到長安，各遊牧民族尊唐太宗為“天可汗”。東突厥的滅亡與歸順震動了西突厥與西域各國，一些西域小國紛紛改投唐代門庭。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西突厥在唐軍數次打擊下覆亡（參見唐與突厥的戰爭）。西域至此成為唐朝廷的勢力範圍，期間唐軍與當時的另一大帝國阿拉伯帝國的開始交往。不過隨著時間轉移，
到了八世紀中葉以後，唐朝在與阿拉伯帝國的交戰中挫敗，唐朝勢力也基本退出了中亞沙漠地區。
唐高宗永淳二年(682年)，東突厥復國，邊患日漸頻繁嚴峻。武周解決了這個問題。
唐朝由於經濟發達，文化在當時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朝鮮、日本派來許多留學生到長安學習。唐朝同阿拉伯地區的友好往來，使綠寶石、胡椒、伊斯蘭教先後傳入中國。
宋朝盛世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2]，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制塘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3]。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
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州的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弟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其中鈞瓷以神奇的窯變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產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稈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型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幹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
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布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4]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占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5]。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6]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衣食住行等習俗變化
衣：崇尚節儉——奢侈之風盛行。
食：北宋肉類以羊肉為多——南宋羊肉價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較為簡陋，稍稍富裕點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結合。
行：牛車——騾子——乘轎。
南宋官員衛生間水準不輸寫字樓
閒翻《南宋館閣錄》，南宋官員的工作條件更是了得，秘書省還設有浴室呢：“國史日曆所在道山堂之東，北一間為澡圊、過道。”注文進一步說明：“內設澡室並手巾、水盆，後為圊。儀鸞司掌灑掃，廁板不得污穢，淨紙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積垢，平地不得濕爛。”
南宋以杭州為首都，江南濕熱且水源豐富，因此社會上下都有愛洗澡的習慣，臨安城裡營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獨立的一個行業———“香水行”（《都城紀勝》）。至於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別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裡至少要浴身一次。宋詞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後心身舒爽狀態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設澡堂也不過是社會普遍風氣的反映，原不足怪。
更有意思的一點，在這裡，是前為浴室、後為廁所（“圊”），方便之後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員們如廁之後，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式，如此的空間安排，居然與現代居室當中的衛生間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啊！
專門配備水盆、手巾在廁所旁邊的浴室里，也說明，當時的人，至少有教養階層的人，有便後洗手的習慣———實際上這一習慣早在晉代就已確立。“淨紙不得狼藉”更說明當時普遍地以紙來拭穢，而且，廁所里總是整齊地備有“淨紙”供前來的人使用，這樣的衛生觀念擱到今天也不落後啊。管理規則也清楚而嚴格，要求“儀鸞司”的雜工隨時維持“衛生間”的清潔，不許懈怠：浴室里，官員洗澡之後，地面上不得留有積水、泥污；廁所里，坑位兩旁的木板不得殘留屎尿穢跡；淨紙被如廁人碰亂之後，也要隨時重新碼放整齊；當時，洗手會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過的水盆里就會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須立刻換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髒，也要即刻更換。這簡直趕上今日寫字樓里的衛生管理了嘛！
明朝盛世
洪武之治
明朝建立後，一方面減輕農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濟生產，懲治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明朝確立了里甲制，配合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徵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此時經濟長足發展，全國人口大大增加。同時朱元璋多次派軍北伐蒙古，取得多次勝利，最終在捕魚兒海滅亡北元朝廷，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對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而有的功臣也越過禮法，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兩興大獄，即“胡藍黨獄”，幾乎將功臣全部誅殺。
靖難之役
朱元璋分封諸子為藩王，以加強邊防、保衛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勢力較強，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任務。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對皇權構成極大威脅。
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惠宗，年號建文。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岷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靖難之役，最終占領了南京，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勝利，靖難之役告終。朱棣革除建文年號，繼續使用“洪武”紀年，即建文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樂。同時下令盡復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樂元年，朱棣登基，是為明成祖（仁宗時定廟號為太宗，世宗於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廟號為成祖）。
朱棣即位之後，武功昌盛，先是出擊安南，後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絕後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編寫《永樂大典》。三年即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有凡例、目錄60卷，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無刪節。永樂三年始，派鄭和下西洋，規模空前，擴大了明朝的影響力。永樂元年（1403年），明太宗下詔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京國子監等衙門。永樂五年（1407年），下詔在北京修建宮殿。永樂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了繁榮。1416年，朱棣公布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永樂十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永樂十八年宣告完工，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朱棣統治期間史稱永樂盛世。
成祖對異議者強力鎮壓，諸如黃子澄、齊泰等建文舊臣等都被殺。其中以方孝孺的誅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為慘烈。另外他還設定了另外一個特務組織——東廠。明代廠衛制度確立。
明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後，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採取了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的政策．明初社會經濟經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恢復發展，到仁宗、宣宗兩朝，出現了社會經濟的繁榮。仁宗時“停罷採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資產，陂池與民同利”。宣宗時實行重農政策，賑荒懲貪。仁宣兩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多有建樹。他們在位期間成為歷史上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期。後世稱之為“仁宣之治”，比之於西漢“文景之治”。
弘治中興憲宗死後，明孝宗朱祐樘即位。由於孝宗自幼生於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英宗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被譽為“中興之令主”孝宗的勵精圖治，被稱為弘治中興。雖末年寵信宦官李廣，但是立刻改過自新，歷代史學家對他評價極高。 孝宗在位期間，先是將憲宗期間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盡數罷去，逮捕治罪。並選賢舉能，將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於政事，每日兩次視朝。孝宗對宦官嚴加節制，特務部門也只能謹慎行事，用刑寬鬆。孝宗力行節儉，不大興土木，減免稅賦。用情專一，一生除了張皇后外無任何妃嬪。在其治理下，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賢使能，抑制官宦，勤於務政，倡導節約，與民休息，百姓富裕。
隆慶新政
世宗去世後，皇子朱載垕即位，是為明穆宗，改元隆慶。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階、張居正等。
隆慶朝名臣名將薈萃，陸上與蒙古達成和議，史稱俺答封貢；海上開放民間貿易，史稱隆慶開關；因為這兩項偉大措施，明朝又重現中興氣象，史稱隆慶新政，為萬曆中興奠定了基礎。
張居正改革
隆慶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風駕崩，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是為神宗。由於年幼，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張居正得到馮保的支持。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洪武年間，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曆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後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張居正改革後，萬曆初年呈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稱萬曆中興。
張居正死後初期，萬曆帝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萬曆14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萬曆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由於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然後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民間工商業以及文化得到極大的發展，萬曆年間是明代經濟最發達的時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正是興盛於此。
萬曆朝包括援助李氏朝鮮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亂、平定寧夏哱拜之亂、平定貴州楊應龍之亂的萬曆三大征都取得了勝利。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汗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叛明。次年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對後金從此轉為戰略防禦。萬曆48年，神宗病逝。
明朝政治制度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謀反伏誅，於是廢宰相。秦、漢以降實行一千六百餘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廢除，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明朝早期皇帝大權獨攬。但由於國家事務繁多，皇帝無法處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罷四輔官，仿宋殿閣制設內閣。內閣只為皇帝的顧問，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內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擔任，只照皇帝意旨寫出，稱“傳旨當筆”。權力及地位尚不如過去的宰相。宣宗時期，由於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准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擬”制度，又授予宦官機構司禮監“批朱”。票擬之法補救可君主不願面見閣臣之弊。為加強對全國臣民的監視，明太祖還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明成祖又設立東廠，明憲宗再設西廠，合稱“廠衛”，由宦官統領。
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皇帝的只有洪武永樂兩代，儘管如此，明朝卻能有276年國祚。其關鍵點就在於皇權的擴大加上內閣優良的緩衝機制，正統以後的明朝，呈現出君主專制則衰落，內閣掌權則復興的特點。
明朝在中央設定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與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書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丞相之職，取消中書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設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原有的各科尚書降為郎中。各部尚書和侍郎的官階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遷）最為重要，戶部人員最多。禮部（主管祭祀大典）與工部（主管公共建設）地位較低。
監察機構
太祖尚為吳王時，始置御史台，設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罷御史台。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史為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到五名，稱為十二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都駐在京師，有事帶印出巡，事畢回京繳印。永樂元年，改北平道為北京道。十八年，罷北京道，增設貴州、雲南、交阯三道。洪熙元年，稱行在都察院。宣德十年，罷交阯道，始定為十三道。正統中，去“行在”字。
六科，負責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洪武六年，設給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為六科，每科二人。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科員，每科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六科官職品級雖低，然職權很高。他們可以不贊成皇帝的意旨。該制度發揮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和鴻臚寺。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其職權與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九卿之一。其餘四寺卿職權較低。太常寺負責祭祀禮樂，隸屬於禮部；太僕寺管理馬匹，隸屬於兵部；光祿寺負責壽宴、進貢等，隸屬於禮部；鴻臚寺負責朝會、賓客（外吏朝覲，諸蕃入貢）、吉凶儀禮。
洪武十三年誅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在廢除丞相後，朱元璋親理政務，一度深感疲憊，於是設立四輔官來輔佐政事。但這項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五年七月被廢。十一月，仿宋制，置華蓋殿（世宗時改為中極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明仁宗增置謹身殿（世宗時改為建極殿）大學士。明初，內閣無實權。之後內閣地位逐漸升高，許可權逐漸增大，到明世宗時，內閣終躍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內閣成了中央最高決策機構。
廠衛機構明朝主要的情治單位包括錦衣衛、東廠和西廠，武宗時期還一度設有內行廠。 錦衣衛設立於洪武十五年，負責偵查國內外情報，直接對皇上負責，擁有可以逮捕任何人，並進行秘密審訊的權利。在東廠設立後，錦衣衛權力受到削弱。東廠成立於永樂十八年，是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而成立。地點位於京師東安門北。東廠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並有權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匯報。依據監視得到的情報，對於那些地位較低的政治反對派，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而對於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或者有皇室貴族身份的反對派，東廠在得到皇帝的授權後也能夠對其執行逮捕、審訊。東廠在設立之初，就由宦官擔任提督，後來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西廠設立於憲宗時期，首領為汪直。1482年後被廢。其後又被武宗短暫恢復。內廠設定於武宗時期，首領為宦官劉謹，劉謹伏誅後，內廠與西廠同時被廢，僅留東廠。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明仁宗之後，三公皆為虛銜，為勛戚文武大臣加官、贈官。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明朝只永樂年間，明成祖幸北京，以姚廣孝專為太子太師，留輔太子。自是以後，終明一朝皆為虛銜。他們名為輔導太子，但實際上輔導太子的機構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設兩坊、一局、一廳。此外還有太醫院，太醫院附屬有生藥庫和惠民藥局。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由宦官所擔任）。親軍上直二十六衛，除錦衣衛設有南北兩個鎮撫司，其他二十五衛各設有一個鎮撫司，已上俱不屬五軍都督府管轄。女官，洪武五年，定為六局一司。永樂後，職盡移於宦官，只保留少數女官。
明朝科學技術經濟發展
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明朝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明朝民間的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工業卻不斷萎縮。
明朝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後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大多數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所以，如果說中國農業的私有化出現於戰國與漢代，那么，中國手工業的完全私有化，則遲至明代。
晚明時中國民間私營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當英國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算巨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在商業都市的發展規模、人口城市化狀況和市場化程度方面：16世紀的歐洲城市規模較小，1519年至1558年時期，擁有2萬至3萬人口即可稱為“大城市”。根據德國地理學家奧爾布里希特的計算，1600年以前，歐洲的城市人口不到總人口的5％。16世紀初，歐洲沒有一座突破20萬人口的城市，擁有10萬至20萬人口的城市也只有5座；直至16世紀末至l7世紀初期，人口在15萬以上的商業城市才上升為4座。從城市規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據伊懋可的數據，中國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總人口的6％至7.5％。據曹樹基的估計，1630年時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8％。
明代中後期，農產品呈現糧食生產的專業化、商業化趨勢。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產糧區由於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來生產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成為糧食進口區，其它一些地方則靠供給糧食成為商品糧食出口區。
嘉定地區因植棉業發展，“邑中種稻不能什一”，加上商業人口劇增，本地產糧不足以自飽，必須仰食四方。
長江三角洲一帶是當時桑、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步，常思患糧食不足……區域內調劑甚繁。但整個區域仍有不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運入，所謂“半仰食於江、楚、廬、安之栗”。
一般糧食作物的種植，主要有稻、麥、粟、梁、黍、菽等多種穀類；某些本來可以自給的區域，由於手工業的發展，非農業人口的劇增，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使本地生產糧食不能滿足需求，因而每年需從外地輸入大量糧食。
不少土地主縉紳也逐步將資金投向工商業，“富者縮資而趨末”，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為名號的商幫亦逐漸形成，並在一定地區和行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業人口轉為工商業者的數量急增。明代戲曲理論家何良俊比較正德前後，說：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農……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為之寒心哉。
天文 氣象
十四世紀中葉的《白猿獻三光圖》（作者不詳）載有132幅雲圖，並與天氣變化聯繫起來，絕大部分與現代氣象學原理相一致。（歐洲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雲圖。）
1383年南京設京師觀象台1439年造渾天儀置北京（1900年被八國聯軍德國劫走，1921年索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設觀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於北京古觀象台西南側)
1607年李之藻撰《渾蓋通憲圖說》刊行(介紹西方天文觀闡釋渾天說) 1617年張燮著《東西洋考》記載海洋占候等的詳細資訊。
1634年正式安裝我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禎曆書》。
數學 物理
1450年吳敬撰《九章算法比類大全》
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總計1500多問近50萬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鑑》。
1584年朱載堉著《律呂精義》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統宗》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1606年徐光啟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據西人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中國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了合乎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於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衝擊空氣而產生的，並通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2中提出：“宙（時間）輪於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在《物理小識》卷1中正確地解釋了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民間光學儀器製造家孫雲球製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並著《鏡史》（已佚）。
醫學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編成《普濟方》(載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個，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醫方書。) 1567年在寧國府太平縣試行中國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種痘預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開端，是醫學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紀我國種痘技術已相當完善，並已推廣到全國。我國種痘法於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 1596年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問世的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 1601年，楊繼洲著《針灸大成》 1617年，陳實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劑。他注重實踐，勇於革新，創造性地進行了截趾（指）、氣管縫合等外科手術，對我國外科學作出了貢獻。書中對一些腫瘤也作了論述。) 1624年張景岳撰《類經》刊行，同年，景岳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 1640《景岳全書》64捲成書 1641年吳有性撰《瘟疫論》王夫之在《思問錄·外篇》中提出了關於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的觀念，他說：“質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
農學
1376俞宗本著《種樹書》(記載了多種樹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緣嫁接和桑、梨的遠緣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問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種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資料，載明產地、形態、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並繪有精細圖譜) 1511年中國種植玉米 （有疑點，可能不正確）1547年馬一龍著《農說》(記載了水稻的精耕細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種植經驗，是我國第一部運用哲學觀點來闡述農業技術的著作。) 1582年藩薯傳入中國，1596年屠本畯（jun）著中國現存最早的海洋生物專著《閩中海錯疏》(記載了沿海一帶以海生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主的二百多種水族生物的形態和生活習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傑（喻本亨）合著《元亨療馬集》(著名的獸醫學著作，內容包括對馬、牛和駱駝的治療經驗，至今仍有實用價值。) 1617年趙蛹著《植品》(有關西紅柿的種植技術等) 1628年徐光啟撰《農政全書》
地理
1405－1431年鄭和率大型遠洋船隊到達西洋三十餘國；徐霞客著《徐霞客遊記》1425年《鄭和航海圖》編成 1536年黃衷著《海語》(記錄東南亞史地與中國南洋交通情況) 1565年胡宗憲編《籌海圖編》記錄中日交通及抗倭事1589年出現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1639年顧炎武開始編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化學、冶煉及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樂山)鑿成深達數百米的石油豎井 1596年<唐縣誌>記載以火爆法的採礦技術 1596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二百七十六種無機藥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蒸發、升華、重結晶、沉澱、燒灼等技術 1637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述冶煉技術時，把鉛、銅、汞、硫等許多化學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質，而把與它們有關的反應所產生的物質看作是派生的物質，從而產生化學元素概念的萌芽。
《崇禎曆書》
崇禎二年（1629年6月21日），徐光啟時任禮部尚書，再次提出修歷建議，是年崇禎帝批准並下令設立曆局，由徐光啟領導，修撰新曆。並要求他“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徐光啟奉崇禎帝旨，在欽天監開設西局。1629～1634年徐光啟、李之藻和李天經，先後以西法督修曆法，任用西方人湯若望（德）、羅雅谷（意）、龍華民（意）、鄧玉函等修成《崇禎曆書》共46種137卷。
全面發展科學的構想
徐光啟重視演繹推理，並特別把重點放在數學上，認為數學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帝上奏《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中說“蓋凡物有形有質，莫不資與度數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學科研究的思想，並論述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及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認為數學是“從用之基”，提出“度數旁通十事”：治歷、測量、音律、軍事、理財、建設、機械、輿地、醫藥、計時。在他掌管的“曆局”內開展以數學為根本，兼及氣象學、水利工程、軍事工程技術、建築、機械力學、大地測量、醫學、算學及音樂等學科的研究工作。曆局有了科學研究機構的雛形。崇禎帝對此積極反應和支持，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併分曹料理，該衙知道”。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
明朝火器與神機營
明朝永樂八年（1410年）征交趾時，明成祖朱棣在京軍中組建了專門的槍炮部隊——神機營，這種獨立槍炮部隊建制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都處於領先地位，比歐洲最早成為建制的西班牙火槍兵（創建於1510 年），要早一個世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