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1640年，明清松錦之戰爆發，1642年洪承疇在松山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松錦之戰標誌著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只剩下寧遠一座孤城。1644年，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為了對抗李自成而降清。清攝政王多爾袞指揮八旗勁旅，日夜兼程入關，以吳三桂為前導，擊敗大順農民軍，進占北京。
同年9月，清順治帝遷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國的君主。接著，清軍南下剿殺農民軍，北方的地主、官僚紛紛迎降，勾結清軍，鎮壓農民軍。與此同時，在南方，一些明朝遺臣擁立皇族建立了幾個小朝廷，史稱南明（弘光、隆武、紹武、永曆）。此外還有李自成的大順、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清朝於1645年滅大順、南明弘光；1646年滅大西、南明隆武、南明紹武；1662年滅南明永曆；1664年消滅大順殘餘勢力。清朝入關後歷經二十多年的戰爭，基本統一全國。1683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後，在台灣本土內正式設立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管轄。
清軍在進軍江南的過程中，手段殘酷，特別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剃髮令，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殘酷鎮壓，在揚州、嘉定、江陰等地進行了大肆屠城，史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剃髮是清朝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所採取的手段，但超出了當時漢人的心理承受力。“身體髮膚授之父母，不可損傷”，是千年以來的倫理觀，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剃髮不僅有違傳統，也是一種侮辱。因此這項政策遭到了傳統知識分子和下層民眾的激烈反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向被並列為清軍入關後的兩大暴行。
歷史背景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入京師，崇禎帝在紫禁城後的煤山（今景山）自縊而死，明朝滅亡。張獻忠也率軍進入四川。就在明末農民起義進入高潮時，而滿洲軍事集團蠢蠢欲動。
李自成於1644年進入北京滿洲的前身是女真，明朝時隸屬奴兒乾都司管轄。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後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
後，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建立了後金。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後金八旗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潰明軍，並趁勢奪取遼東（今遼寧）七十餘城。1625年（天啟五年，天命十年）後金將都城從赫圖阿拉遷到瀋陽，改稱“盛京”。1636年（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極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清，並仿效明朝陸續建立政權機構，又東征朝鮮，西聯蒙古，勢力日益強大。
滿洲人看到明政府內部的危機日益激化，早就有滅亡明朝、吞併中原的野心。他們一方面招降納叛，對明朝官僚盡力收買，諸如李永芳、范文程、寧完我、洪承疇、祖大壽、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後投靠了清廷，得其重用，並從孔有德等那裡學來火炮製造技術，給明朝造成重大威脅。另一方面又經常派兵打進長城，在河北、山東等地燒殺搶掠，甚至三度包圍京師，造成“己巳之變”等事變，清軍最深曾攻入濟南。滿洲軍先後擄走漢人97萬（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樞），掠奪財帛牲口無數。農民軍占領西安後，清攝政王多爾袞曾經致書李自成，招誘農民軍，要和農民軍“協謀同力，並取中原”
，遭到農民軍斷然拒絕。李自成攻占京師，推翻明王朝，滿洲貴族大為震動。這時，他們便決定趁亂大舉入關。
山海關敗後，京師不能守，四月三十日，農民軍放棄北京向陝西撤退。五月一日，清軍進占京師。多爾袞奏請六歲的清順治帝臨遷都京師。同年九月，順治帝從盛京遷都京師，“定鼎燕京”。
事件經過
清軍入關及農民軍的抗清鬥爭
山海關之戰形勢圖駐守山海關的明
朝總兵吳三桂，在李自成占領京師時，在是否歸順大順政權的問題上搖擺不定，然而最終向清朝投降
。他向清攝政王多爾袞“乞師”，而多爾袞在假意再三推辭下，終於同意了吳三桂的請求，進兵中原。
事實上，清朝對此早有準備。范文程在清朝問鼎中原的過程中起關鍵的作用。明朝滅亡前夕，清朝便決定派多爾袞、阿濟格、多鐸統兵伐明，企圖再次大掠中原。而幾乎在李自成進京的同時，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覺到明朝將亡，便奏請清廷占領中原。李自成進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討論明亡之後的對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點（如肆意刑訊拷問明朝大臣、強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贓、貪圖子女玉帛等），斷言“可一戰破也”，極力鼓吹說：“我國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聲罪以臨之，釁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
他還要求清軍改變一味屠殺掠奪的策略，稱：“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若將統一區夏（即華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而多爾袞本來就有入主中原打算，在范文程的鼓動下，清朝當局立即下令連日急驟兵馬，十多萬八旗精銳迅速湧向中原。清軍本來打算從西協和中協（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長城）入關，然而行軍至翁後（今遼寧阜新），得吳三桂“乞師”之信，多爾袞為順利入關並且讓吳三桂徹底投入清朝陣營，拒絕了吳三桂的請求。最終吳三桂剃髮稱臣，歸降清朝，多爾袞遂出兵從山海關長驅入關。因此，清軍入關可以說是必然的。
得到滿清的幫助後，吳三桂又發布檄文，號召漢族地主階級和富商大賈支持滿洲貴族對農民軍發起反攻。清統治者與吳三桂的結合，給農民軍造成了不利的形勢。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吳三桂，在吳三桂拒絕後，他立即率兵東征。
引清兵入關的重要人物吳三桂1644 年四月二十三日（大順永昌元年，清順治元年，陽曆5月28日
），李自成與吳三桂軍激戰於山海關前，一時難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應援吳的清軍便在一片石擊潰了李自成派去切斷吳三桂後路的唐通部農民軍，多爾袞先命吳三桂迎戰李自成大順軍。雙方鏖戰至中午，吳軍逐漸實力耗盡，為農民軍包圍。接著清軍猝然襲擊，農民軍失利，李自成敗退京師（詳見山海關大戰）。清軍正式入關。山海關之戰是農民軍從反明鬥爭轉向抗清鬥爭的起點，從此以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山海關敗後，京師不能守，四月三十日，農民軍放棄京師向陝西撤退。五月二日（陽曆6月6日），清軍進占京師。多爾袞奏請六歲的清順治帝（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遷都京師。同年九月，順治帝從盛京遷都京師，十月一日，順治帝在天壇祭天，並於紫禁城皇極門（今太和門）舉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
此舉標誌著清王朝由地方政權開始轉化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
清朝統治者知道漢族地主階級是可以收買的，也知道他們真正的敵人是農民軍。於是採用各種手段拉攏漢族官僚地主，他們宣稱“倡先投順者”給以高官厚爵，並為崇禎帝發喪，替漢人“報君父之仇”，又宣布廢除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加派，這對漢族地主都很有利。
當時北方的官僚地主紛紛迎降，與清統治者合作鎮壓農民軍。農民軍撤退過程中，清軍先於保定、定州（今河北定縣）兩挫農民軍，接著向山西進攻。大同守將姜瓖投降，平陽（今山西臨汾）守將陳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爾袞入據京師時，清朝已經擁有了北直隸、山西、山東等省份。
順治帝隨著清軍入關，大量滿洲人（包括
少量蒙古人、鄂倫春人、赫哲人、錫伯人、鄂溫克人、達斡爾人）湧入中原。因為清朝政府一直實行民族隔離政策。遷入中國的滿洲人中，約有一半駐紮京畿，號稱“禁軍”，即“禁旅八旗”。清朝趕走了原來居住在京師“京城”（即內城）的居民以安置“禁軍”，非旗籍漢人只準在京城中進行商業活動而不準常住。其餘的滿洲人則作為“駐防八旗”而駐防在全國各要地，如江寧（今南京）、鎮江、荊州、成都、杭州、福州、廣州、西安、寧夏（今銀川）、徐州、平陽、濟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這些城市中往往為他們專門修築一座子城，即“滿城”。有清一代，任何漢人不得進入滿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撫）都無權過問滿城事務，滿城都歸將軍、副都統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國中之國。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國以後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著與滿城有關的遺址或景點，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許滿人做職業軍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養。這導致後來滿人大都成為遊手好閒、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軍入關戰爭中，八旗兵驍勇善戰，是清軍的主幹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改元弘光，延續明朝的宗廟社稷，史稱“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就是世稱的弘光帝。弘光帝幻想同滿清議和，一起剿滅農民軍。這時農民軍領導的內部發生了分裂，李岩請分兵河南，為牛金星譖殺。儘管如此，李自成還是擁有幾十萬軍隊，仍然在河北真定，井陘、河南懷慶、陝西潼關等地繼續抗擊清兵和明朝殘餘的軍隊。
多爾袞清朝統治者在籠絡地主階級鎮壓農民軍的同時，對漢人施行了圈地、剃髮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壓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來反抗清朝統治者。京畿的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蘇北、山東、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鬥爭， 風起雲湧，如山東西部的榆園軍，山東東部的青州起義軍，山西西部呂梁山區的起義軍，河南懷慶、衛輝等地的起義軍，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規模的農民武裝。在這些起義軍中都有被清軍打散的李自成舊部參加，他們或是獨立作戰，或是策應李自
成的軍隊抗擊清兵。
1645 年（清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清廷集中軍力分兩路攻入陝西，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吳三桂為前鋒；一路由豫親王多鐸率領，孔有德為前鋒。李自成迎擊清軍於潼關，經過激烈的戰鬥，農民軍放棄西安，東下湖廣。清軍窮追不捨，農民軍節節敗退，軍心愈發渙散。這年四月，農民軍來到湖廣通山縣，李自成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死在通山九宮山。李自成死後，除去由郝搖旗、劉體純等繼續統率農民軍餘部之外，另一支由李過、高一功等統率的農民軍十餘萬人也由陝西趕到。他們決定與南明的抗戰將領何騰蛟、堵胤錫的軍隊聯合，在湖廣抵抗清兵。
同時，清廷誘降在四川的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也遭到拒絕。李自成敗退陝西時，張獻忠便和李自成相約共抗清兵。1646 年（順治三年）冬，清統治者派肅親王豪格進攻四川大西政權，張獻忠撤離成都，迎擊清軍於川北西充的鳳凰山，遇伏而死。張獻忠死後，他的部將李定國、劉文秀、孫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雲貴一帶與南明永曆（桂王）政權合作，繼續抗清。
江南人民和南明諸政權的抗清鬥爭
史可法1645 年（順治二年、弘光元年）春，由西安回師江南的清軍多鐸部從虎牢關（今河南滎陽汜水鎮）分兵三路，大舉攻打南明弘光政權。清軍先攻占弘光政權在河南地區的統治中心歸德（今河南商丘），所過州縣，望風
而降。四月初九，清軍由歸德分成兩路，一路由多鐸率領，進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統準塔率領，進攻碭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政權岌岌可危。
然而這時弘光政權內部正在進行激烈的黨爭，甚至出現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無能，朝政把持在馬士英、阮大鋮等手中，這些人排斥異己，賣官鬻爵。鎮守江北四鎮的四個總兵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在大敵當前之時，互相爭權奪利， 彼此仇怨極深，都不以國事為重。所以當時江南有句民謠說：“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
。只有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堅決抗戰。但史可法內受朝廷的牽制，江北四鎮又不聽指揮，處處遭到困難，再加上當時駐防湖北的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內戰，進攻南京，局勢更是危如累卵。順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十八日，清軍包圍揚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一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為薄弱，多鐸曾先後給史可法五封書信，史可法都不啟封。二十五日，清軍以大炮轟塌城牆西北角，攻破揚州。多鐸縱兵大肆屠殺居民十天，死難者超過80萬
，史稱“揚州十日”。史可法戰敗被俘，不屈犧牲。
反映清軍攻陷南京的《多鐸得勝圖》五月二十四日，清軍逼近南京，趙之龍、錢謙益跪地獻城，南京淪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後被執於
蕪湖，次年被凌遲處死。不久，清內院大學士洪承疇代替多鐸，赴南京總督軍務，加強政治招撫。博洛、李成棟、劉良佐等率清軍進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員紛紛不戰而降。六月十三日，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與此同時，阿濟格在湖北鎮壓大順軍主力後，沿江東進。沿途明軍左夢庚、金聲桓部三十六營共十幾萬軍隊倒戈降清，清兵既而南下，占領南昌等城。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髮易服。蓄髮是漢族人民傳統的風俗，《孝經》開篇就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敢毀傷，孝之始也。”要強迫剃髮，是漢人不能接受的。清軍入關時，曾在北方下令剃髮，三河縣等地的人民就舉行過反剃髮的鬥爭。此時，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紛紛起來反抗。有一首詩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形勢：“剃髮令朝下，相顧為發悲。三吳同時沸，紛紛起義師。”
其中以江陰、嘉定兩地人民的鬥爭為最激烈。江陰人民推閻應元、陳明遇為領袖，立下“頭可斷，發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萬清軍的攻擊下，苦戰了八十一天。
嘉定人民也組織鄉兵，據城不降。在江陰、嘉定相繼失陷後， 兩地的人民都遭清軍的屠殺，史稱“江陰八十一日”、“嘉定三屠”。
這兩次人民的抗清鬥爭，對後來東南各地人民的堅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並且牽制了一部分清軍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魯王政權和在福建的唐王政權得以從容建立起來。1645 年（順治二年、隆武元年）六月，明朝士紳張國維等迎魯王朱以海於紹興，號稱監國。不久，禮部尚書黃道周和鄭芝龍等復立唐王朱聿鍵於福州，改元“隆武”。於是南明先後出現了魯王和唐王兩個政權。
張國維、黃道周等人都主張堅決抗清，他們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但是這兩個統治集團之間，為了爭“正統”，彼此勢成水火，各自的內部也糾紛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戰。清朝乘機採取分化離間的策略，先後誘降了魯王政權擁重兵的方國安和唐王政權的鄭芝龍。1646 年（順治三年、隆武二年）六月， 兩浙失守，張國維自殺，魯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後死在台灣。魯王兵敗後，清軍又打敗黃道周的義兵，並先後占領福建的很多城市，攻滅了隆武政權。
17世紀中國抗清形勢圖這時，除去張名振、張煌言等奉魯王在浙江沿海一帶繼續抗清外，守兩
廣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慶擁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曆，成立了永曆政權，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稱為“永曆帝”。永曆政權成立的時候，清軍已控制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永曆政權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堅持鎮壓農民軍，因此他們不得不轉向西方求援。永曆帝登基以後，派波蘭籍傳教士卜彌格攜帶馬太后和司禮監秉筆太監龐天壽兩人的親筆信前往梵蒂岡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南明朝廷又命當時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門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數門，一度起效，但為時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農民軍合作。
1646 年（順治三年、隆武二年）九月，清軍分三路向西南進攻，企圖一舉消滅明朝的殘餘勢力。清平南大將軍孔有德、尚可喜、金礪等率師自荊州南向，攻占岳州（今湖南嶽陽）後溯湘江而下。佟養甲、李成棟部清軍自閩南入粵攻占惠州、潮州。在這個緊急時期，李自成的部將李過、高必正、郝搖旗等人率領農民軍出現在湘鄂戰場的最前線。他們和駐守湖南的明軍將領何騰蛟等合作，聯兵抗擊清軍，挫敗了清軍的攻勢。
但此時永曆、紹武兩朝廷爭戰方酣，1647 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自福建來的李成棟趁機襲占廣州，殺死剛剛登基43天的紹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慶，永曆帝輾轉奔逃兩廣間。郝搖旗部護永曆皇帝居柳州，並出擊桂林的清軍。
1648 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永曆政權重占湖南、兩廣、江西、四川、雲貴七省。於是南北呼應， 勢相連結，在南明時期出現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曆政權的當權派並沒有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舉行反攻，而是爭權奪利。以降將李成棟為首的楚黨，和由永曆帝親近組成的吳黨，彼此攻訐無虛日，都想援引外鎮的武力來控制永曆政權。永曆政權內部的不團結，就給清軍以喘息的機會。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秋，耿仲明、尚可喜部清軍越過大庾嶺，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關，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領廣州。廣東大部已為清軍所占。孔有德軍則從湖南永州南進，連下全州、桂林。1649—1650 年（順治六到順治七年間），何騰蛟、瞿式耜先後在湘潭、桂林的戰役中被俘而死。以後李過病亡，他的兒子李來亨和郝搖旗、高必正、劉體純等被迫率領農民軍回到巴東荊襄等地，組成了夔東十三家軍，擁立明韓王朱本鉉為帝，年號定武（一說無此人），獨立抗擊清軍。反清的鬥爭又轉入低潮。
李定國、李來亨的抗清鬥爭
在抗清形勢再度惡化，永曆政權放棄肇慶、梧州，在無地容身的時候，李定國等領導的農民軍又出現在反清鬥爭的最前線。李定國是陝西榆林縣的農民，從十歲起就參加了起義軍，在年青時代即以“賽尉遲”的綽號聞名於張獻忠的農民軍中。張獻忠死後，他一直堅持抗清的戰爭。
1652 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以前，李定國、孫可望等已向永曆帝表示，願意同永曆政權聯合抗清，遭到永曆政府的拒絕。後來永曆政權直到走投無路，才接受孫、李的建議，在貴州安隆所投靠了農民軍。1652 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李定國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他統領西南苗、瑤、壯、彝各族人民所組成的軍隊東出廣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
，前後敗敵數十萬人，得到永曆政權建立以來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時，劉文秀出兵四川，大敗吳三桂，克復了川南各州縣，並與夔東十三家軍取得了聯繫。而活動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張煌言、張名振和鄭成功等人率領的抗清隊伍在此時也開始反攻，並接受永曆皇帝賜給的封號，甚至兵臨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使“清君臣聞警，上下震動，聞定國名，股慄戰懼，有棄湘、粵、桂、贛、川、滇、黔七省與帝媾和之議”。
永曆帝殉國處就在此時，永曆政權中的宦官馬吉祥等挑撥李定國和孫可望的關係，黨爭又起，孫可望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十八先生之獄”。1656 年（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孫可望發動了進攻李定國的內戰，兵敗後投降清朝。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損。
清朝政府屢次誘降李定國，均被拒絕。
李定國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清，沒有動搖。1659 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正月，吳三桂攻下雲南府（今雲南昆明）， 永曆帝流奔緬甸，李定國傾其全軍設伏於磨盤山，企圖一舉殲滅敵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盤計畫被內奸泄露，結果失敗。1661 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吳三桂率兵入緬，永曆帝被俘，被絞殺於雲南府城。1662年，李定國在勐臘（今西雙版納東南地區）憂憤而死。
夔東十三家農民軍的處境在當時也非常艱苦。他們在荊襄、川東的群山中，“屯種山田，歲收麥種草綿，供糧食衣履”
，但仍在李來亨、郝搖旗等的領導下，繼續堅持抗清的鬥爭。1659 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李來亨等曾由水道進攻重慶支援李定國。在李定國敗死後，清朝即調動四川、湖廣、陝西三省的兵力，圍攻這支抗清的隊伍。1664 年（康熙三年、永曆十八年），李來亨在清軍的重圍下糧盡援絕，全家自殺，這支農民軍全部壯烈犧牲（詳見茅麓山戰役）。
鄭成功的抗清鬥爭
當農民軍在西南進行艱苦抗清鬥爭的時候，東南沿海一帶的人民也在鄭成功的領導下進行抗清活動。鄭成功是鄭芝龍的兒子，他們父子都在唐王政府為官。鄭芝龍早年是著名的海盜，曾壟斷東亞海域貿易，雄長於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的現象，連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讓讓鄭芝龍三分（事實上明末西、葡國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漸被英國、法國、荷蘭所取代），形成一股龐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勢力。後來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接著成為南明唐王（隆武）政府的太師，兼兵、工、戶部尚書，封建安伯（後改平國公）。隆武帝還賜鄭成功“朱”姓，封忠孝伯，這就是鄭成功被稱為“國姓爺”的來歷。後來鄭芝龍降清，鄭成功則繼續抗清。
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據點， 曾先後圍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將軍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嚴詞拒絕。1653年（順治十年、永曆七年）被南明永曆皇帝冊封為“延平郡王”。1659 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鄭成功聯合浙江張煌言等發動了一次大反攻，從海道溯長江， 直達南京近郊，占領了鎮江、蕪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縣。他們的行動與李定國的起義軍遙相呼應，使清廷大為震動。但由於戰略上的錯誤，鄭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擊敗。
為了建立根據地，鄭成功於1661 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率大軍在台灣登入，次年，趕走了竊踞台灣的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鄭成功在台灣設定承天府，建立行政機構，奉南明永曆正朔，招徠大陸難民，屯田墾荒，又派遣漢族“農師”向高山族人民傳播先進的生產技術，加速了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不久鄭成功逝世，其子鄭經襲延平郡王位，並繼續奉永曆帝為正朔，保持對監軍明宗室寧靖王朱術桂以王禮相待。鄭氏在台灣建立的政權又被稱為“明鄭”。
鄭成功像鄭成功的抗清勢力一直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順治帝就是被鄭成功軍的大炮
擊中而死的。
台灣明鄭勢力也確實給大陸明朝遺民一絲希望。當時著名遺民詩人屈大均曾有詩云：“中華餘一島，正朔在重溟。望斷黃龍艦，風帆似水萍。”
就反映了這一點。因此清朝為了消滅明鄭勢力，一方面下達“遷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後撤30里，焚燒所有船隻，停止一切海上貿易，“片板不許下海”；又多次派人同明鄭集團議和，但因為某些條款（如剃髮易服）未達成一致而招致談判破裂。清政府還企圖勾結荷蘭瓜分台灣，曾和荷蘭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廈門）的軍民，然而因為種種原因都沒有實現，因而明鄭也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1673年（康熙十二年、永曆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將領吳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後起兵反清，這就是所謂的“三藩之亂”。吳三桂起兵雲南，尚之信起兵廣東，耿精忠起兵福建，鄭經也乘勢攻占了泉州、漳州、溫州等地。吳三桂等三人的起兵的目的是為了與清朝分割土地，因而他們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三藩的叛亂歷時八年，為清軍所平息，而鄭經也退回台灣。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永曆三十七年），清朝派漢人降將施琅大舉進攻台灣，鄭成功孫鄭克塽戰敗投降，寧靖王朱術桂自殺，堅持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裝鬥爭至此以失敗而告終。清王朝也最終確立了在中國的統治。
清軍暴行
大規模屠殺
清兵屠殺漢人的歷史圖片除了上述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外，據史載清軍還曾
經在廣州、四川、贛州、江陰、湘潭、大同、南雄、潮州、常熟等地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
1645年（順治二年）陷崑山時，一日內死難者高達四萬人，“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
，“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環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
。
1645年（順治二年）清朝頒布剃髮令後，江陰人民舉行了反清起義，進行反清鬥爭。清廷先後調動24萬軍隊攻城，江陰人民浴血奮戰，守城八十一天，擊斃清三王十八將，清軍死傷過十萬。但終因力量懸殊，糧食罄盡，守城者全部壯烈犧牲。城破後遭到清軍血腥屠殺，繁華的街市盡為廢墟。全城只有五十三個人倖免。
《江陰城守記》寫道江陰屠殺之慘狀：“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總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清兵在江陰觀音寺掠婦女淫污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
1645年（順治二年）8月到9月，清軍先後占領蘇州和南直隸常熟之後的縱兵焚燒殺掠。在常熟大屠殺中被屠殺的百姓無法計算，沿河沿岸都是人頭。
1646年（順治三年）至康熙初期清兵入四川，“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1647年（順治四年）清軍攻克福建廈門和同安縣，然後屠城。
1648年（順治五年）清軍包圍南昌。次年三月間，南昌城陷，清軍屠城。
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後屠湘潭；同年清兵鎮壓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鬥爭，“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夷大炮攻破，盡行誅戮”。攻陷南昌時，“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
“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在營而死者亦十餘萬。先至之兵已各私載擄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併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始方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
。
滿清暴行1649年（順治六年）清軍占領江西南昌，下令進行
屠殺。
1649年（順治六年）清軍在大同之屠後，全城只剩下5個重案犯。滿清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帝，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
1650年（順治七年）尚可喜、耿繼茂攻克廣州，“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遺類……累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痤焉，表曰共冢”
，史稱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飢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
。攻陷南雄時，“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屍如山莽充斥……血泚焦土掩紅顏，孤孩尚探娘懷乳”。
1653年（順治十年）清軍占領廣東的潮州和南雄，清軍之後進行下令屠殺，”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癸巳，郡城破，橫屍遍野……收遺骸十餘萬，作普同塔於葫蘆山“。
性暴行
滿清暴行1644（順治元年）4月，清兵到達盩厔縣境內，生員孫文光的妻子
費氏被掠去，“計無可托，因紿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從之。’兵喜，與俱至井旁，氏探身窺井，即倒股而下。兵恨無金又兼失婦，遂連下巨石擊之而去。”
1645年（順治二年）7月30日，清軍至沙鎮，“見者即逼索金銀，索金訖，即揮刀下斬，女人或擁之行淫，訖，即擄之入舟。”“遇男女，則牽頸而發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腸。”
1645年（順治二年），清軍實施揚州大屠殺後，至無錫時，“舟中俱有婦人，自揚州掠來者，裝飾俱羅綺珠翠，粉白黛綠。”
清興安總兵搶奪婦女達100多人，“淫慾無厭”。製作長押床，裸姬妾數十人於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復植木樁於地，銳其表，將眾姬一一簽木樁上，刀剜其陰，以線貫之為玩弄，拋其屍於江上。”
清軍江陰大屠殺，因抗拒清軍姦淫而被害婦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統計為101人。
清軍揚州大屠殺，抗拒清軍姦淫被害婦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統計為100多人。
滿清暴行清軍圍困嘉定城時，在城外，“選美婦室女數十人，……悉去衣裙，淫蠱毒虐。”嘉定淪陷後，清軍搶掠“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生虜，白晝於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
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婦女不勝其嬲，斃者七人。”
1645年（順治二年）江陰城陷時，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歲。兵淫其女，哀號不忍聞”，後兵殺其子，釋母，“抱女馬上去”。又有一兵“挾一婦人走，後隨兩小兒，大可八歲，小可六歲”，兵殺二子，抱其母走。
清兵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污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
1645年（順治二年）5月9日，南京失陷時，當塗孫陶氏被清兵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不從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為惠。兵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
崑山縣庠生胡泓時遇害，其妻陸氏21歲抱著三歲的兒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執。“氏徒跣被發，解佩刀自破其面，……氏罵不絕口，至維亭揮刀剖腹而死。”
戰爭後果
滿清暴行清軍入關戰爭，凡燒殺三十九年始定。當時中國各省都爆發了抗清鬥爭，因
而清兵屠戮百姓甚眾，而且具體數目已難以統計出，只能通過一些史料推算。1578年（明萬曆六年）全國有人口6069萬，但因當時按照人丁收稅，故民間隱匿了大量人口。因此許多專家認為明朝人口頂峰在一億以上，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葛劍雄教授認為明末人口接近兩億。
明代中國人口，最後的中國官方統計，為5，165.5459人，時間為明光宗泰昌元年。
由於明末的瘟疫、大饑荒和農民起義導致了大批人死亡，因此清軍入關時的人口應在8000萬到一億五千萬之間。清朝最初的全國人口統計，為1，063.3326人（減少了4000多萬），時間為清世祖順治八年。
而在清朝控制全國後的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關後第48年），全國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僅相當於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數僅2464萬餘，當時的總人口也應在6000萬左右。所以估計清軍入關導致至少5000萬人民喪生，最多可能超過一億。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半數以上的人口死於戰亂。
清初整箇中國南北皆成廢墟，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
，河南“滿目榛荒，人丁稀少”
，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1645年（順治二年），御史劉明瑛稱：“比年以來，烽煙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東，比比皆然”
順治八年和碩端重親王博洛形容山西：“田地榛蕪，生齒雕耗，……其僥倖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橫畝皆焦，……村盡逃亡之屋”
。1651年（順治八年），江西省巡撫夏一鶚稱：“膏腴上畝，土結水枯，極目秋原，草深數尺”。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提到：“韃靼（按：指滿洲軍）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悽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按：指漢人）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
評價
負面
中青報：馬大正的觀點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並且在“清史纂修工程”中占據主流，與我們這些年來實用主義太過 強烈，工具理性壓倒了價值理性的大環境有很大關係。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看，為了目的的達成可以選擇一切手段。工具理性 過於橫行，我們就會得出一些很荒誕的結論：如果被征服可以帶來一個“可圈可點”的“盛世”的話，那么被征服就是值得的 ，甚至是受歡迎的。
清人趙烈文曾表示：“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張佳生（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滿學研究專家）：關於入關的問題，我認為有三個角度：民族的角度是滿族入關、 政治的角度是清兵入關、綜合的角度是八旗入關。清兵入關體現了朝代更替，歷史發展。“揚州十日”殺了80萬人，客觀上 傷害了漢人，但這是改朝換代的需要，包括它後來的“文字獄”，與秦“焚書坑儒”的意義是一樣的，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政 治問題。八旗入關對民族的發展，對中國疆域的確定都有積極意義。
林金樹（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明清研究室副主任）：清兵入關的進步作用是確定了中國的疆域，但由於實行專制， 它對社會發展的破壞作用也不該忽略。它的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登峰造極。清兵入關，一遇反抗，必“焚其廬舍”，“殺其 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轉戰燒殺37載，使中國人口淨減三分之一。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血雨腥風的“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了20萬人），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的。還有“留頭不留髮”、“易服”等， 鎮壓抗清力量，對鄭成功，對寧波、福建、雲南的南明抗清異己鎮壓。滿清政權中，雖有漢人，但滿漢是有明顯界限的：它的戶部、吏部等政權部門都是兩個，主權的那個在滿人手裡。強調自我，專制皇權；它的文字獄大案達160多起，為控制人的思想，實行獨斷專行的程朱理學，搞文化專制，使明朝後期形 成的勃發的可能對中國政治文明有提升作用的多元文化被阻止；禁止對外貿易，東南沿海地區內退50里，實行閉關自守的“ 禁海”政策，都是專制獨裁的表現。
劉鳳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教授、博導）：1644年，當時的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狀態，晚明政權搖搖欲墜。清兵 利用李自成的麻痹大意，在吳三桂的引領下入關，統一了中國。中國如今的版圖是清兵入關不久的康熙、乾隆皇帝奠定的。中 華民族的大融合、大統一大業也是那時候確立的，從這種意義上說，無疑是一種歷史進步。清朝的皇帝一門心思聽政，康熙帝 每天都要到三大殿上去。而雍正批的奏摺也超過了歷代皇帝。康熙能夠執政61年、乾隆執政63年（加上太上皇的3年）， 統治這么久，這么穩固，都與他們的民族特點不無關係。
吳琦（華中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的現代化是從明清開始的，明朝的手工業、商業有了發展，早些時候我們叫做“資本主義萌芽”。特別是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反專制、反傳統，這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構里出現了新的生機 ，有很大的啟蒙意義。可是，自清兵入關以後，這種思想又被鉗制了。從更大的背景來看，新的滿清王朝把一個已經有了現代化萌芽的中國拉回到了一個專制色彩很濃的社會，“留頭不留髮”、文字獄等文化專制，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延緩了歷史進程 ，是一種歷史倒退，中國本來有可能走向現代化的契機消失了。
顧誠在《南明史》表示：“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驃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了國內政局大動盪，打斷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向你闡述一個真正的明朝》演講中表示：這是很多人都要問的問題。歷史就是這樣的，沒有辦法假設，我們也不知道清朝不入關明朝會向何處發展，但是我們只看到一種發展的態勢，這種態勢是可以跟世界同步發展、平起平坐的機會，不幸的是，當時這個機會喪失了，我們只能說到這樣的一個層面。
正面
馬大正（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兩份歷史遺產，一 是統一的中國，一是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國家是在清朝才跟世界融為一體的，不管它是主觀還是被迫。 對於融入到世界中的這么一個封建王朝，很多東西需要我們重新認識研究。比如清兵入關，它隨後導致的康乾盛世是可圈可點的。
周遠廉（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晚明腐敗，李自成帶領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推翻了明朝。多爾袞又帶清 兵入關趕走了李自成，這是歷史實事。不可否認，有了清兵入關，才有了後來清王朝的延續，但二者只是時間上的延續關係， 包括它與其後的“康乾盛世”也都是一種時間的待續關係，而不是必然的內在聯繫。出現“康乾盛世”的內在原因是康熙皇帝 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有所作為，那後來呢，為什麼 後來到了清末就不行了？腐敗無能，清兵入關保證不了滿清江山永不倒，同理，清兵入關不可能直接導致康乾盛世的出現。
影響
政治
清軍入關標誌著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開始。清軍入關後，清政府曾提出“滿漢一家，一體眷顧”的口號，因此大量錄用漢族人為官。京官滿漢平分，外官則是漢多於滿。然而有實權的位置大都掌握在滿洲貴族手中，漢人在統治階級中處於從屬地位。全體漢人還要出錢供養滿洲人，所以清軍入關後，在整個清代社會，滿洲貴族和漢族人民是主奴關係。
入關後的清朝在接受了中原王朝（主要是明代）的政治體制之後，又變本加厲地加強皇權。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標誌著中國的君主專制達到頂峰。這使得明中後期已相對削弱的皇權再度膨脹，是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繼明初之後又一次大幅度強化，而且程度最深、歷時最久，對後世的影響也最惡劣。
經濟
清軍入關戰爭中，清軍在中國各地進行了血腥的鎮壓，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痛苦，導致中國人口銳減，亦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後期以降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經濟直到乾隆年間才基本恢復到明代萬曆時期的水平。
清軍入關後，由於滿洲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落後，因此滿洲人在中國京畿地區大力推行圈地運動，頒布“逃人法”，大量漢族人淪為投充人和旗人包衣（即奴隸），中國社會甚至有倒退到奴隸社會的趨向。但是清軍入關戰爭結束後清統治者下令停止圈地，並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因此中國的經濟基礎實質上並未變化，社會形態也依然是封建社會。然而這又嚴重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倒退。
文化
清軍入關中，清朝政府暴力推行剃髮易服等一系列的民族壓迫政策，強迫漢族男子按照滿洲習俗剃髮，並且停止穿延續數千年的漢服。之後又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大肆刪毀中國古籍，“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因而使中國文化蒙受巨大的災難。
思想
清軍入關以後的清朝統治者，為了壓制漢人的反抗情緒和進步思想，大興文字獄，腰斬了明末以來光輝燦爛的思想啟蒙潮流。
爭議
關於清軍入關的評價和定性，一直是敏感且極富爭議的歷史話題，無論是當時的明末清初還是如今的21世紀。首先必須指出，明與清在當時是兩個敵對國家，不僅存在被清人強行認定的疆界，兩國民眾也存在難以逾越的心理界限。這不是高唱各民族一律平等或滿漢同屬中華民族一員而能抹殺的歷史事實。兩國疆界是從努爾哈赤後金以來就與明朝劃分
並不斷變化著的，雙方民眾也視對方為外族、外國，界限分明
。
所謂“清進行的戰爭就是為中國統一的戰爭”
的說法，是以現代史觀去僵硬栽量歷史的結果。相比之下，這樣的看法更符合實際，如：“統一以分裂為前提，統一戰爭是分裂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矛盾尖銳化引起的戰爭。這個簡單的道理，只要看秦、西晉、隋、北宋、元等歷次統一的歷史就不難明白。戰爭在階級社會中是常見的現象。凡發生戰爭，必存在矛盾對立的雙方或多方，存在短暫的‘分裂’，其中任何一方無不想消滅對方和其他各方。如果這可以定為統一戰爭，則國內任何戰爭都是‘統一戰爭’，這豈不滑稽？明末社會階級矛盾很尖銳，導致明朝統治被推翻，出現易代的形勢，但國家並沒有分裂。一定要說有分裂，就是清人自稱建國。然後，清人又來進行‘統一戰爭’，實現武力‘統一’。這樣彎彎繞式的解釋，有點嘲弄清朝建立的歷史，並不可取。清兵入關後進行的戰爭，是明末以來明清戰爭的繼續，是明清易代鬥爭全過程的後一部分，是鎮壓抗清起義和復明運動，大規模推行民族壓迫、奴役措施，奪取全國統治權的戰爭。”
見仁見智，確實更具說服力。
明清易代的研究，是明清史學界尤需通力合作的課題。首先，明清易代過程的描述，許多史實尚需深入稽考。其次，對易代鬥爭的性質，學界認為歧異頗大，如對清軍入關、清初戰爭的性質、清朝統一等問題，都存在不同看法乃至激烈爭論，需要上推下延，綜合明清兩代許多領域的研究成果之前，對許多重要問題的爭論，都不容易得出共識。
至於在討論中使用“統一中國”、“中華民族”等現代流行的大字眼，以冠蓋、衡量、討論一切歷史問題，更不妥當，至少不符合嚴肅學術研究的規範。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說著容易做起來卻難。
滿清時期
在清朝初年，清政府宣稱清軍入關是“仰承天命”“撫定中華”的正義戰爭，清朝由此成代替明朝為中國之主。
為此雍正帝作《大義覺迷錄》有對清軍入關性質的專門論述。然而當時的遺民並不這么認為，他們將清軍入關視為“天崩地坼”的事變，當時的顧炎武就曾影射清軍入關為“亡天下”，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振聾發聵的號召。
而康熙年間莊廷鑨私修的《明史》中，就將清軍入關說成是“夷寇”，後來觸怒清廷，釀成了“明史案”這一重大文字獄事件。
而清末的革命黨人也認為清軍入關標誌著中國的亡國，因而曾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等活動，並大肆撰文宣傳。
近現代以來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人們對清朝的態度緩和了許多，逐漸認為它是中國正統王朝，但對於清軍入關的評價及定性，仍然爭論不休。社會各界對清軍入關最大的一次討論是在清軍入關三百周年的1944年左右，當時正值抗日戰爭，而且日本扶植了偽滿洲國，因此這次討論的現實意義也很重大。當時的中國領袖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中稱“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復滅了。”而左派的柳亞子也寫了《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郭沫若作了《甲申三百年祭》等文章，右派的傅斯年等人作了《論建州與流寇相因亡明》等文章，對清軍入關眾說紛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將清軍入關定性為改朝換代的統一戰爭，才將其性質基本作了了解。
明末時中國的人口為1.5億以上，到清順治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只剩下1億左右了。正因為如此慘烈，所以才有了袁崇煥、史可法。如果清兵入關值得肯定的話，那么袁、史二人就是是阻礙歷史進步的。
1997年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清前期歷史地位問題又展開了新的討論。許多人指出清軍入關是非正義戰爭。
陳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中提出：學術界將清軍入關及其所進行的戰爭視為統一戰爭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無視清朝殘暴的民族壓迫，根本否定廣大漢族人民和南明抗清鬥爭的正義性及其歷史功績。”他在肯定滿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的前提下，但“絕不能因此就認為滿族可以對其他民族實行殘暴的民族壓迫，而不許被壓迫的民族進行反抗。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反對一切民族壓迫是絕對正確的。閉口不談清朝的民族壓迫，進而否定南明抗清鬥爭的正義性及其歷史功績，顯然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學者鄭昌淦認為，清朝統治政策在某些方面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從主要的方面來說，其政策起到了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消極作用，這突出表現為對資本主義萌芽、反封建鬥爭以及反理學等進步思潮的破壞、阻礙、和壓制。
趙軼峰認為滿族社會及國家形態的落後性，滿族貴族階級統治的反動性與民族統治的狹隘性，使封建專制主義國家制度在清代發展到極點，其性質不是社會政治形態的進步，而是腐朽制度的逆轉。
焦潤明也認為，清朝應對中國近代化的滯後負責，他認為：中國在近代的落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滿族貴族統治集團基於本民族利己主義和落後性而實行的對內摧殘科學文化，對外閉關鎖國的加固延續已走向衰亡的封建制度的反動政策，不能不說是最主要的原因”。
藝術作品
文學作品
《中國歷代通俗演義連環畫·清軍入關》，蔡東藩，京華出版社出版。
《明亡清興六十年》閻崇年，中華書局出版社
《努爾哈赤傳》閻崇年，北京出版社
《歷史上的多爾袞》紀連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影視作品
中國央視網《百家講壇》欄目，紀連海主講《正說吳三桂》、《正說多爾袞》。
1998年張子恩執導電視劇《風雨一世情》。
2003年陳家林執導電視劇《江山風雨情》。
2004年趙銳勇執導電視劇《明末風雲》（又稱江山風雲）。
2004年彭軍、 杜信執導電視劇《長河東流》。
2006年彭軍執導電視劇《誰主沉浮》。
2006年閻建鋼，聶造執導電視劇《大祠堂》。
2006年虞軍執導電視劇《誰主中原》。
2007年張紀中執導電視劇《碧血劍》。
2009年李文岐執導電視劇《風起第一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