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背景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當時日本侵略者已踐踏中國的半壁河山,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遭遇,是激發畫家構思《流民圖》創作的動機。—九四二年,蔣兆和曾去上海、南京等地蒐集素材,畫了許多素描、速寫人物,但創作全圖時,還是請了許多模特兒、其中包括畫家的朋友如國畫家邱石冥、木刻家王青芳等。畫卷由右至左,起始是一位拄棍老人,他身邊還有一位臥地的老者,已經氣息奄奄,二位婦女和一個牽驢人圍著他,毫無辦法。再往下,是抱鋤的青年農民和他的飢餓的家眷,抱著死去小女兒的母親,在空襲中捂著耳朵的老人,以及抱在一起、望著天空的婦女、兒童。斷壁頹垣、屍身橫臥、路皆乞丐。再往下,是乞兒,逃難的人,受傷的工人,等待親人歸來的城市婦女,棄嬰,瘋了的女人,要上吊的父親和哀求他的女兒,在痛苦中沉思的知識分子。
作品簡介
中國美術館館藏的中國畫人物長卷《流民圖》,被譽為“中國現代畫史上現實主義的歷史畫卷”。該畫記錄著日本侵略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充滿血和淚的作品,高2米,長12米,稱得上是20世紀上半葉最大的一幅真實反映民族悲劇的人物畫卷。
《流民圖》從誕生之日起就如同所表現的主題一樣屢經磨難,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日子裡因揭露了民不聊生而不知下落,而在失而復得後又備受爭議。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圖》易名為《群像圖》在北京太廟展出,當天就遭到日本憲兵的盤查禁展,作品被從畫架上扯了下來。
1944年畫家又想方設法把《流民圖》帶到上海展出,展出結束後,作品被強行“借”走而下落不明。
1953年上海文化局的同志在整理一間舊倉庫時,發現了已經霉爛不堪、殘缺不全的《流民圖》上半卷,使這件丟失十年的作品回到作者手中。經過揭裱修補後,殘缺的部分依稀可見。
1957年,半卷《流民圖》到蘇聯展出,他被稱為東方的倫勃朗、東方的蘇里科夫,在國內得不到宣傳;一件使人民大眾深受感動,被侵華日軍禁展的現實主義畫卷,在“文革”中被批判為反共賣國的漢奸文藝。
“文革”結束後,中央美術學院上報文化部批准,《流民圖》被肯定為“一幅現實主義的愛國主義的作品”,一件繪畫作品能夠遭受如此的曲折,在繪畫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1993年蔣兆和的弟子為完整再現這幅不朽畫卷的全貌,複製了畫卷的下半卷。
1998年蔣兆和夫人蕭瓊女士將《流民圖》原作捐獻給國家,由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
輾轉經歷
1943年,在北平太廟首次展出,幾小時之後,遭日本憲兵隊禁展;
1944年初夏,在上海法租界展出後以借閱為名遭變相沒收,幾年沒有下落;
1953年,在上海發現,已霉爛不堪,僅存半卷;
1956年,編入日本版《世界美術全集》;
1957年,在前蘇聯展出,引起轟動;
1967年,被批判,並險些被銷毀;
1979年9月,中央美術學院領導小組做出結論,肯定為“一幅現實主義的愛國主義的作品”;
1981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
1991年,雕刻在蔣兆和的故鄉四川瀘州玉蟾山上;
1994年5月,殘卷及複製的後半卷同時在中國美術館展出;
1995年,蔣兆和的弟子姚有多、馬振聲等五人完成《流民圖》複製品全卷,並在中國北京與日本展出;
1998年,原作捐獻給中國北京美術館。
藝術鑑賞
作品通過對100餘位無家可歸者躲避日軍轟炸、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痛苦情狀的塑造,展現出由侵略者造成的餓殍遍地、生靈塗炭的人間悲劇。畫面沒有直接出現燒殺搶掠的侵略者形象,而是通過一個個滿面愁容、疲憊不堪、倒地而息的人物群像,揭示了侵略者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國破家亡的毀滅性創傷。
現藏中國美術館的《流民圖》僅是原作的上半卷,畫面50餘位人物,兒童形象近半,其餘多為老人和婦女。而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幼童的天真不知愁滋味、老人和婦女愁苦無助的形象,使作品增添了悲劇意識和人性在遭受蹂躪過程中的沉重感,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表達出一個有良知的藝術家同情大眾、反對侵略的正義心聲。蔣兆和曾表示:“我因為這個時代的洪流,衝進了人們心房中的痛苦,讓我感覺到人生的悲哀,又讓我興奮到這個時代的偉大,一切的一切,使我不能忽視這個時代的造就,更不能拋棄時代給與大眾的創傷。”
《流民圖》在藝術表現上,採取中西結合的手法,中國畫的線描結合西畫明暗及色彩的因素,使作品既有中國畫美學所追求的筆墨氣韻,又不乏寫實精神。這也正是畫家在藝術取向上所追求的通過寫實揭示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和他們內心苦痛的現實主義道路。
作品內涵
《流民圖》的主題思想蘊含於整個作品之中,它的傾向性是通過作品的100多個難民藝術形象來體現的。作品通過百人“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飢”真實寫照,有力地控訴了日寇侵華的暴行,主題思想很清晰――日本侵略者已踐踏我國的半壁河山,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遭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如果說主題思想是文藝作品的靈魂,那么可以說,《流民圖》的創作是意義深遠的。
作品評價
“《流民圖》是20世紀中國人物畫壇上最傑出的憂國憂民的悲劇性現實主義力作。”劉曦林說,“巨幅的畫卷,等人大小的形象,深刻揭示了淪陷區人民的苦難與悲憤,表達了他們嚮往勝利,渴望和平的心聲。在中國水墨人物畫技法上,強化中國畫骨力,兼容西化塑形技巧,達到了新的高度,在世界上也產生了應有的影響。”
“《流民圖》作為不朽歷史的見證和血淚的史詩,將發揮長久的、不可磨滅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它像一股悶雷,驚動無聲的大地,像一道暖流,喚起人們在嚴寒中對春天的嚮往。它是無聲大地中的痛苦的呻吟,是一個誠實的畫家的血淚結晶。”
——美術評論家沈鵬
作者介紹
蔣兆和:原名萬綏,3歲時改名兆和,男,1904年生,自幼家貧。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蔣兆和早年兼事工藝美術、油畫、雕塑,早期作品有:《賣小吃的老人》、《賣子圖》及巨幅畫卷《流民圖》等;後期作品有《小孩子與鴿子》、《杜甫像》等。《杜甫》獲第六屆全國美展榮譽獎。1981年先後於深圳、北京與夫人蕭瓊舉辦書畫展。出版有《蔣兆和畫冊》、《蔣兆和畫集》、《蔣兆和畫選》等。發表有《國畫人物寫生的教學問題》、《關於中國畫的素描教學》等論文。
北宋作品
“打倒”王安石
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幅大大有名的《流民圖》,那就是比蔣兆和的《流民圖》還要早800多年的北宋《流民圖》。這幅畫導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而畫這幅《流民圖》的,卻是王安石非常賞識和提拔的人。
1069年,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即宰相),積極推行變法。不久後,王安石提拔鄭俠為河南光州司法參軍,主管各類案件。光州所有疑案,一經鄭俠審訊上報,王安石全部按照鄭俠的意見給予批覆。鄭俠深感“安石知己,思欲盡忠”。1072年,朝廷用考試新法選舉人才,但鄭俠卻面陳新法帶來的種種弊端,被貶為京城安上門的監門小官。1073年到1074年3月,光州先後遭遇蝗害、大旱,饑民逃荒流入京城。鄭俠憂心忡忡,畫了一幅《流民圖》,並寫成《論新法進流民圖疏》,請求王安石停止新法,但中書省拒絕向上傳達。鄭俠頂著欺君的罪名,把《流民圖》假冒成邊關急報交給銀台司,直接呈現神宗皇帝。鄭俠立下“軍令狀”,如果按我所說的去做,十天內不下雨,就砍了我的腦袋。皇帝看了《流民圖》後,長吁短嘆,夜不能寐。第二天下了“責躬詔”,停止實行新法。
事有湊巧,皇帝下詔後沒幾天就下了大雨。久旱必雨的自然現象,救了鄭俠也導致王安石下台。呂惠卿等乘機竊居高位,鄭俠終被放逐到英州(今廣東省英德縣)。英州人士仰慕鄭俠賢名,紛紛讓子弟跟他讀書。
鄭俠因《流民圖》名聞一時,後人時常稱其“鄭俠圖”、“鄭圖”。清代查慎行在《送彭南陔赴長沙》的詩中寫道:“鄭俠圖曾傷目擊,陳琳檄可愈頭風。”清代楊中訥的《高郵道中書事》詩中有:“空懷憂國長沙淚,難繪流民鄭俠圖。”清代陳學泗《紀事》詩中有:“中丞欲請敖倉粟,司諫先陳鄭俠圖。”
中國傳世名畫(一)
百幅中國名畫
中國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偉大的畫家創造了不勝枚舉的傳世名畫。這些名畫極大地豐富了祖國的藝術寶庫,也是留給世界人民的寶貴遺產。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應該欣賞、了解一些中國名畫,這不僅是弘揚傳統文化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