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寫生珍禽圖》長卷由十二段畫面組成,徽宗的政和、宣和及雙螭璽,分鈐於每段的合縫處,紙邊尚存小半方殘印,視其印色,似與上列諸印同時,而其尺寸則與傳世之徽宗“御書”長方印相同,是否就是此印,難以斷定。卷上除了宋代印璽十四方外,元及明兩代均未留下流傳的見證,至了清乾隆皇帝時,他才盡興發揮,不但蓋上了皇帝印璽二十一方,又製作了十二個句子分別題於畫心之中,諸如“杏苑春聲”、“薰風鳥語”、“薝棲禽”、“花笑日”、“碧玉雙棲”、“淇園風暖”、“白頭高節”、“翠喧晴”、“疏枝喚雨”、“古翠嬌紅”、“原上和鳴”、“樂意相關”,這樣的事只有乾隆能幹得出,其他人是不敢也不配有此行為的。
特色
《寫生珍禽圖》為水墨紙本手卷,是徽宗寫生 花鳥畫的典範,筆調樸質簡逸,全用水墨,對景寫生,無論禽鳥、花草均形神兼備。卷高27.5厘米、全長521.5厘米,共分12段,每段接縫處有宋徽宗的雙螭印,共十一方。 圖中鳥之羽毛,用淡墨輕擦出形,又以較濃墨覆染,再以濃墨點染重點的頭尾,羽梢等部位,層迭描繪,反映鳥羽鬆軟的質感,豐富的厚度以及斑斕的色彩。枝葉的畫法也是類似。尤其竹葉的畫法與史籍記載完全一致。又如描繪禽鳥的情態,《寫生珍禽圖》亦有精彩之處,如第十一段“原上和鳴”的回首顧盼,第五段“碧玉雙棲”的動靜對比,以及第二段的“薰風鳥語”的凝神引頸。
相關資料
徽宗的《寫生珍禽圖卷》屬國寶級作品,曾經歷代收藏。宋人鄧椿《畫繼》中已有相關的敘述,元人夏文彥《圖繪寶鑑》也記載了趙佶這種墨筆花鳥畫的風格特徵。清代著名鑑賞家安岐曾在《墨緣匯觀·續錄》對此有過著錄,並在卷上鈐印十四方,梁清標、梁清寯兄弟也鈐有鑑藏印。此卷在乾隆時進入宮廷,《石渠寶笈初編》有著錄,畫名為《花鳥寫生卷》,卷上鈐有乾隆、嘉慶等帝璽,每段均有乾隆畫題。
1942年,於非闇曾臨摹過此卷,他認為此畫為宋徽宗得意作品,並對作品曾流落日本表示惋惜。1958年,朱省齋在香港編撰出版的《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中著錄過此卷,並論證其為宋徽宗親筆。張珩曾過眼此作品,在20世紀60年代的《木雁齋書畫鑑賞筆記——繪畫(四)》中,他以此卷為參照標準鑑定了另一件宋徽宗水墨花鳥畫《四禽圖》。1979年,徐邦達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中發表《宋徽宗趙佶親筆畫與代筆畫的考辨》一文,從繪畫風格上論證《寫生珍禽圖卷》為宋徽宗親筆作品。謝稚柳通過對此卷技法與風格的研究,比照古代著錄,確定此卷為宋徽宗晚年親筆,並在1989年編的《宋徽宗趙佶全集》中進行了詳細論述。啟功、楊仁愷、傅熹年等頂級古書畫鑑定專家也曾確定此卷為宋徽宗真跡。
2002年,尤倫斯先生得到這幅作品,珍藏七年之後,國寶現身國內拍賣市場。
真偽爭論
2002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紅紅火火,好不熱鬧。就內地而言,最為引人注目的拍賣有兩次:一次是春季中國嘉德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的拍賣,一次是秋季中貿聖佳宋米芾《研山銘》的拍賣。前者在國內成為過客,繼而又遠渡重洋流落美國;後者在政府部門的關懷下進入故宮,與米芾其他真跡匯聚一堂。兩件宋人書畫命運迥異,令人慨嘆之餘頗多疑慮。
於是,宋徽宗《寫生珍禽圖》本非真跡之說不脛而走。2002年11月27日,《中國文物報》收藏鑑賞周刊第95期用一整版刊登署名文章《〈寫生珍禽圖〉是真的嗎?》,標誌著否定意見正式浮出水面,引起文物界、收藏界以及文物經營單位的廣泛關注。要想把《寫生珍禽圖》真偽之爭論說清楚,還要從頭說起。宋徽宗趙佶是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的一位極重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之一,正是他導致了北宋的滅亡,自己也命喪金邦;在藝術上,他卻卓有成就,書、畫皆精,尤擅花鳥。水墨紙本的《寫生珍禽圖》卷歷來被認為是迄今所知傳世的約20件宋徽宗作品中趙佶的親筆畫之一。
該卷高27.5厘米,全長521.5厘米,分12段,分別繪有相對獨立的各種花鳥,全系對景寫生,神形兼備。每段的合縫處,都蓋有宋徽宗的御用璽印“雙螭印”,共11方;最末一段稍短,紙邊上有半方殘印,從印色判斷,當與宋代璽印同時,尺寸則與宋徽宗“御書”長方印相同。此畫流傳有緒,宋代鄧椿《書繼》卷八中即有記載,亦見於《南宋館閣錄續錄》;畫上鈐有明代著名收藏家安岐收藏印19方;清時入宮,鈐清內府御印21方,《石渠寶笈》著錄。近現代書畫鑑定大家於非口、朱省齋、張珩、徐邦達、謝稚柳在其著述中皆有定評。此卷春季進京,徐邦達、啟功、傅熹年、楊仁愷等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專家認真審鑒,均未提出疑議。徐邦達先生還提出了“這幅畫應該是宋徽宗比較早年的作品”的新看法,對以往書畫界將該卷視作宋徽宗晚期作品的認識作出修正。《〈寫生珍禽圖〉是真的嗎?》一文主要從“筆墨技法與藝術風格”和“印鑑真偽和裝裱時代”兩方面論證其偽。
作者以上海博物館藏傳世的宋徽宗《柳鴉圖》為例,認為《柳鴉圖》中的禽鳥“造型準確、神態各異、生動傳神”。《寫生珍禽圖》則“筆墨平平居多,敗筆不少,精彩之處未見”。作者認為“從放大的局部中可以看到《寫生珍禽圖》用筆遲滯、粗糙,線條排列方向混亂,用墨的濃淡、乾濕無過渡,有些局部用筆顯得生疏、猶豫,甚至出現了宋人畫中不可出現的敗筆。”其結論是:“這幅長卷所用的筆墨技法,最早出現在元代中期的花鳥畫家王淵和邊魯的繪畫作品中,如果出現在《寫生珍禽圖》中,那么呈現在我們今天面前的北宋時期繪畫面貌就要大不相同了。”結合印鑑與裝裱方面的看法,作者斷言:“可以認為這是一幅元代中期以後至明代後期之前仿製的摹本,摹仿者本人繪畫水平屬中等偏上,但構圖精妙並帶有宋人畫風,應是對照一幅趙佶本人的親筆畫或同時期的花鳥畫摹制。”最為有趣的是,上海崇源2002年推出中國現代最著名的工筆花鳥畫家於非口的早年作品《臨宋徽宗〈寫生珍禽圖〉卷》,于氏在題識中的看法與上文作者的判斷正好相反。于氏認為宋徽宗《柳鴉圖》當是偽作,而《寫生珍禽圖》則屬真跡無疑。於非口的工筆花鳥造詣極高,其後至今無一人能與其匹敵。
對於古代花鳥畫,于氏也有著精深的研究,其所臨《寫生珍禽圖》與原作幾無二致,拍賣場中以人民幣121萬元成交。如果于氏所本的《寫生珍禽圖》真像上文作者所說的“鳥爪造型死板呆滯”,鳥爪“畫得軟弱無力,僅以淡墨雙勾畫出一隻簡陋的雀腿,且中部突出隆腫彎曲,十分難看。就連當時畫院的學生也不會犯這樣的錯誤”,那么于氏親臨時竟毫無覺察恐怕有些說不過去,只能說于氏與上文作者的看法完全不同。有研究者指出,對於古代繪畫的真偽鑑定,最重要的是與其他真跡的對比,以及是否與古人所論述的其繪畫特點相吻合。至於繪畫技法的優劣,多有個人感覺的成份,如以其為主要依據,則難以服人。宋人鄧椿《畫繼》中記:“徽宗皇帝……筆墨天成,妙體眾彩,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元明時期的夏文彥《圖繪寶鑑》中論及宋徽宗的畫時說,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緊密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嚴密處微露白道,不蹈襲古人軌轍”。
這些比較典型的技法與特點在《寫生珍禽圖》中均有明確的體現。其墨竹畫法與宋徽宗另一作品《四禽圖》筆墨一致。至於宋徽宗的雙螭印在沒有照相製版技術的元明時代,要想偽造得逼肖也是不可想像的。總之,我們還沒有可靠的證據能證明《寫生珍禽圖》就是偽作。目前,文物界、書畫鑑定界以及文物經營單位對中國文物報所發表的《〈寫生珍禽圖〉是真的嗎?》一文反應冷淡,但這並不意味著爭論的結束,而是剛開始。
作者簡介
北宋王朝末年的皇帝宋徽宗趙佶(1082-1135),雖是亡國之君,卻是名垂畫史的藝術家。他對繪畫的愛好十分真摯,並利用皇權推進繪畫,使宋代的繪畫藝術有了空前的發展。他廣泛搜求古今名畫1500餘件,分列14門,編為《宣和睿覽集》,又敕令編纂《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為美術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宋徽宗才華橫溢,他能書善畫。在書法上,他自創“瘦金體”;在繪畫上,無論山水、人物,無不精能,尤其擅長花鳥。歷經人間滄桑,宋徽宗存世作品目前僅約20件,其中一些還是當時宮廷畫師捉刀代筆之作,親力而為者屈指可數,而《寫生珍禽圖》乃鳳毛麟角的宋徽宗親筆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