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景教唐貞觀九年（635），景教僧侶阿羅本將此教傳入中國。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詔稱“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並命令在長安城中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許其傳教。
唐高宗也加以保護。當時中國人亦稱景教寺為波斯寺。唐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頗遭非難，但靠羅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護，未遭厄運。唐天寶四年（745）玄宗下令改稱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僅建於長安，地方府州也有。唐肅宗即位，在西北地區建立寺院，信奉者不僅是來華的西域人，也有中國人，並有翻譯的經典。如阿羅本時代翻譯的《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等。唐武宗會昌廢佛，景教同時被禁止。後來衰微，元朝再度傳入，教徒與來自歐洲的天主教教徒並稱為“也里可溫”。元亡後，再次衰落。
宗教特徵
基本教義
景教遺址不用偶像，但保留十字架。不承認羅馬教派所謂死後滌罪說。但崇拜祖先。
反對化體說。
食素，教務人員不吃肉。
教務總管，由選舉產生。
神學爭論
景教配飾引起東方亞述教會的分裂與聶斯脫里（Nestorius）有關，他就耶穌基督的“神人兩性結合”的神學問題提出“基督二性連線說”（英語：conjunction；希臘語：sunapheia），並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她的地位進一步的提升，因而產生對“天主之母”稱謂的質疑。
辯誣和解
景教十字押被天主教會視為“異端”的狀況持續到十九世紀末，聶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敘利亞教士發現後，它的學說再次重新被神學家廣為探討。1994年東方亞述教會和天主教會簽署《在天主教會與東方亞述教會之間的共同基督論聲明》，達成解除兩派彼此之間嫌隙的協定。
中國化
景教在中國演化時，大量參考佛教概念。其中較有趣的是，四福音書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可是摩距辭法王、約翰喚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稱呼則取敘利亞文Alaha音譯，叫作“皇父阿羅訶”，亦有按道教規則以“天尊”稱之者。 在中國佛教及道教影響下，景教有發展成綜合主教（Syncretism）的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景淨曾著有《志玄安樂經》，教導世人如何得到安樂。經文按照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為”、“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曰：“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淨能淨，則能晤能正。能晤能證，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現存唐宋景教之文獻
唐宋景教文獻，最著稱亦最重要者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德宗建中二年(781)，陰曆正月初七日，陽曆2月4日立。大秦寺僧景淨述。碑文分序、頌二段，俱漢文；碑之正面及兩側附敘利亞文人名及在教職務，亦有附漢名者。明天啟三年(1623)或五年，在西安距城五里之崇仁寺側出土；或雲原在盞厘。光緒三十三年(1907)移碑林，今存。
碑額作蟠龍狀，中鐫馬爾他(Malte)十字式。全高二公尺七寸九分。
其次則為敦煌發現之《藏經》：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寫本，光緒三十四年伯希和在敦煌鳴沙山石室發現，即今天主教彌撒中所誦《榮福經》(Gloriainexcelsis)，而雜以《謝恩經》(TeDeumlaudamus)也。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三八四七號。“三威”即今稱“聖三”，言三位一體也。“蒙度”者仰望救贖也。蓋經中言“三才”、“三身”，俱指三位一體而言；又所用“蒙”字“度”字，若：“蒙依止”、“蒙聖慈光”、“蒙潤”，皆言承蒙或蒙受也；“廣度苦界”、“大師能為普救度”，“度”字皆有拯拔之義。是《三威蒙度贊》即呼求聖三經也。日人佐伯好郎以“威蒙度”為敘利亞文imuda(浸禮)之音義兩譯名詞，謂系景教徒受洗時所誦朝拜聖三經，但“三”字卻費解。全經分贊文、尊經、按語三部分。攝影見《聖教雜誌》四卷七期。
(二)《一神論卷第三》寫本，亦敦煌所出，高八寸五分。日本富岡謙藏藏。全經分三部分：《喻第二》、《一天論第一》、《世尊布施論第三》。約為貞觀十六年(642)譯。《一天論》九十四目，六十行，一千零四十五字；《喻第二》，二百十七目，一百四十二行，二千六百二十字；《世尊布施論》二百六十二目，一百八十七行，三千三百六十字。
(三)《序聽迷詩所經》一名《移鼠迷詩訶經》，敦煌寫本，高八寸七分。日本高楠順次郎藏。“移鼠”為耶穌之異譯，《一神論》作“翳數”。“迷詩所”或“迷詩訶”，即景教碑與《三威蒙度贊》之“彌施訶”，《一神論》之“彌詩訶”，《至元辨偽錄》卷三作“彌失訶”，謂“迭屑人(即基督教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作“彌屍訶”。今譯“默西亞”或“彌賽亞”，義為救世主。全經分兩部分：前部敘述教理，後部為耶穌行實。約成於貞觀九年(635)至十二年之間。共十一節，一百六十行，二千八百三十字。以上二經有景抄本，日本羽田亨校印，並有文考證，載《東洋學報》及《內藤博士還曆紀念論叢》。
(四)《志玄安樂經》敦煌寫本，李盛鐸藏。《三威蒙度贊·尊經目》收入。原本一百五十九行，自第二行至第十行約殘九十餘字。經中“返魂寶香”及“寶山”等名詞，已見景教碑。似為同時物。
以上四經，或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與《尊經》為二經；又分《喻第二》、《一天論第一》及《世尊布施論第三》為三經；益以其他二經及以往已知之《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前十行，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為漢文景教九種文獻，八種經典。
至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及十一月，日本小島靖君在已故李盛鐸氏之遺物中，發現((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知以往學界所傳《宣元本經》即《宣元至本經》，蓋傳寫時誤落“至”年(民國三十八年)佐伯好郎著((清朝基督教之研究》，為二經作“解說”，附於書末，分二章，名之日(《小島文書御及《小島文書B》。但不幸《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竟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小島離天津時遺失。但尚存有照片，可資研究。羽田亨亦有專文討論二經，載《東方學》第一輯。
(五)《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寫本，共十八行，一百五十三字。末署“沙外I大秦寺法徒索元定傳寫教讀”，則原寫人與原所在地已明；又記日：“開元八年五月二日”，當公曆720年，早於景教碑者六十年；在景教傳入中國後八十六年。佐伯定為“耶穌顯聖容日”(Transfiguration)之讚美詩。《尊經目錄》有《通真經》，不知是否為一經。
(六)《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寫本，存最後三十行，四百五十八字(佐伯好郎書15頁誤作三十餘行，22頁誤作四百三十餘字)o經末日：“開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張駒，傳寫於沙卅I大秦寺。”與《大聖通真歸法贊》同出一寺，略早三年。若合以往已知之《宣元本經》十行，一百七十四字，則共得四十行，六百三十二字。
此外有景教畫像，為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所發現，人物之胸部及額上均有十字架，現藏不列顛博物院。勒可克則在新疆高昌國遺址發現景教寺壁畫殘片，吐魯番附近則發現粟特文及以敘利亞文拼成粟特文之景教經典殘葉，為10世紀物。
漢文典籍之有關景教者：史部正史類，如新舊唐書之屬；編年類如《通鑑》、《續通鑑》之屬；詔令奏議類如《大唐詔令集》之屬；地理類如《兩京新記》、《長安志》之屬；政書類如《通典》、《唐會要》之屬；金石類如《石墨鐫華》、《金石萃編》之屬；子部雜家類如《能改齋漫錄》、《西溪叢話》之屬；釋家類如《僧史略》、《佛門正統》、《佛祖統紀》、《佛祖通載》、《宋高僧傳》、《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之屬；集部詩類如杜甫《石笱行詩注》、蘇軾《游大秦寺詩注》之屬；文類如舒元輿《重岩寺碑》、李德裕《賀廢毀佛寺德音表》之屬。
現存景教文獻《尊經》巾稱“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以上三十部”。《尊經》①中列出了漢譯的35種經典名。分別是：《常明皇樂經》、《宣元思(至)本經》、《志玄安樂經》、《天寶藏經》、《多惠聖王經》、《阿思(恩)瞿利容經》、《渾元經》、《通真經》、《寶明經》、《傳化經》、《罄遺經》、《原靈經》、《述略經》、《三際經》、《征詰經》、《寧思(恩)經》、《宣義經》、《師利海經》、《寶路法王經》、《刪河律經》、《藝利月思經》、《耶寧頓經》、《儀則律經》、《毗遏啟經》、《三威贊經》、《牟法王經》、《伊利耶經》、《遏拂林經》、《報信法王經》、《迷施訶自在天地經》、《四門經》、《啟真經》、《摩薩吉斯經》、《慈利波經》、《烏沙那經》。
這些經典中的《阿思瞿利容經》可能是2至5世紀流傳於敘利亞一帶，並被一些古敘利亞抄本作為正式《聖經》內容的福音合參本Diatessamn①，而《寶路法王經》當為《新約》中保羅書信的合編。其他章節則與Vulgate中的內容基本相同。
然而自唐至今，多經戰亂變遷，經卷遺失大半，就連記錄此事的《尊經》也落入法國漢學家伯希和②之手，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目前國內外尚存10部漢譯景教文獻，分別是：
(1)序聽迷詩所經(藏於日本)
(2)志玄安樂經(曾為中國收藏家李盛鐸收藏，現下落不明)
(3)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4)尊經(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5)喻第二(藏於日本)
(6)一天論第一(藏於日本)
(7)世尊布施論第三(藏於日本)
(8)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原為日本收藏家收藏，日軍撤出中國時遺失)
(9)大秦景教宣元本經(現下落不明)
(10)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曾被疑為偽作，但2006年在河南發現其唐代經幢)
這十部景教文獻中，《志玄安樂經》、《尊經》、《喻第二》、《一天論第一》、《世尊布施論第三》、《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為神學著作，《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為景教敬拜時所唱的讚美詩歌，只有《序聽迷詩所經》中含有真正意義上的《聖經》節譯。其他文獻雖不是《聖經》的譯文，但在文中也有眾多引用《聖經》之處。
除現存漢語文獻外，景教來華時也攜帶了大量敘利亞語經典及文獻。考古學家在新疆及故宮等地均發現了一些敘利亞語抄本，但這些抄本的內容大多為讚美詩，目前尚無敘利亞語《聖經》抄本。但從景教碑記錄的內容看來，阿羅本等傳教士來華時的確攜帶了《聖經》以及其他大量基督教文獻。雖同為基督教，但景教和天主教在不同的文化中發展，因此景教的《聖經》與天主教《聖經》的內容和章節並不完全相同。據《尊經》中所記載的目錄章節來看，景教傳教士在進行《聖經》漢譯時不僅使用了《聖經》的原本——極可能是當時敘利亞流行的《別西大譯本》(Peshitta)——也參考了當時在敘利亞流行的一些福音書的和參本，如《阿思瞿利容經》便可能是當時敘利亞教會的經典《四福音合參》(Diatessaron)的譯本。
景教碑有“經留二十七部”之語，此與天主教現用《新約》卷數相符，聶斯托利派之《新約》，原為二十二卷，惟亦有一時期作二十七卷。且亦設像，景教碑述貞觀詔，所謂“遠將經像，來獻上京”，是也。
景教經典傳世者絕鮮，然景教碑有“翻經書殿”、“翻經建寺”諸語，足見譯經之盛。《三威蒙度贊》之尊經部分，列經三十五種，目錄後有按語日：“謹按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徽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
宗教歷史
宗教起源
景教始創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一說指他生於敘利亞，他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說”，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她作為神靈膜拜。
428年，聶斯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亞里山大主教奚利爾（Cyrillus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擊。公元431年，以弗所會議(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開後，多個教派的衝突雖被調解，但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被定為異端，最終客死埃及。
5世紀末，聶派教徒遷往波斯，曾先後以Chaldea 或亞述教會名義傳教，大本營一度遷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盛極一時。此後，景教被傳到中亞等地，至六世紀末，已盛行於突厥、康居等等。
當聶派傳入中國時，以景教命名，學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說英語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聶斯脫里教會歸類於東方正統教派（Oriental Orthodoxy，不同於東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雖然在中文裡字面意思相同），這是非常不對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東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會的基督論都和聶斯脫里教派相牴觸。
傳入東方
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羅馬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經波斯傳入中國，稱為景教，這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因唐時稱古羅馬為大秦國，故又稱大秦景教。
明朝天啟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以1780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敘利亞文，引起當時傳教士轟動。現時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作為引證。
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古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經書到長安，由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太宗派宰相房玄齡親往長安郊外，迎來阿羅本入城，並請進宮中詳細詢問教義，阿羅本呈上《聖經》、聖像，並說明傳教目的，為了進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讓他到皇家藏書樓去翻譯經典。三年後即貞觀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詔準許景教在中國傳播，命人在長安義寧坊建造一座教堂，稱波斯寺(後改稱大秦寺)，用於安頓景教教士。 高宗時，尊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在長安、洛陽、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後二百餘年間，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歷代皇帝的支持與保護，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發展，史稱“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全國信徒多達20餘萬人。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寺廟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中國發展極快。唐高宗時，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則天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擊，幸景教教士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並得景僧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使武后大悅，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教士於興慶宮講道。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禮拜，講福音。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 唐肅宗時，曾重建靈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興大臣郭子儀。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當時一代名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的帳下，就有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他“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軍功卓著，被朝廷封賞，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唐代宗、德宗亦弘護景教。而當時教會已遍布全國，除兩京外，靈武、成都、廣州等地都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間，波斯人景淨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景教在中國的流行情況。景淨，波斯人，一說來自波斯的敘利亞人，身任景教“省主教兼中國總監督”。他學識淵博，翻譯了敘利亞文經書32卷，包括福音書、保羅書信、詩篇以及祈禱書等。對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研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作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分序和頌兩部分，文中介紹了景教的基本教義，其中包涵了三位一體、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約聖經、教會、宗教生活等內容。並敘述了景教自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40多年的歷史，尤其突出記載了伊斯輔佐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的戰功和個人善行。頌詞則是對上述景教歷史的總結。
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浪潮爆發，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雖然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其他夷教。景教、祆教與摩尼教，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一役後趨於式微，由於景教傳播過分依賴帝王庇護，故朝廷頒禁教令，遂使其逐漸衰落，但在華仍未絕跡。據史書所載，滅法時朝廷欲遣返外國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難返回本國，亦可能再度潛入中土，至唐僖宗黃巢起義，據阿拉伯《東遊記》載，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殺，可見唐末內地仍有殘餘景教徒。
景教在中國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唐王朝的政策。從貞觀九年到會昌五年(845年)這二百餘年間，雖可謂景教的全盛時期，但也非一帆風順。其間至少出現過三次危機：其一為武則天聖歷年間(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陽逼迫景教；其二為玄宗先天年間(712-713年)長安士大夫詆毀景教；第三次更為嚴重，德宗建中年間(780-783年)士大夫對景教發動猛烈攻擊，幸得皇帝干預，才使景教免遭厄運。然而好景並不太長，會昌五年(845年)武宗滅佛，禍及景教，寺院被毀，中國信徒被迫放棄信仰，外來宣教士被驅逐回國。景教經此一擊，此後便一蹶不振，傳教士兩個多世紀的慘澹經營，只落得“寺廢基空在，人歸地自閒”(楊雲翼句)的結局。此後，景教繼續在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如乃蠻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皈依景教。
再度興盛
景教青銅十字金剛杵遼金時期，景教在中國西北民族中廣泛傳播。先後信奉景教的有居於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於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從契丹邊地西遷中亞的渾部，居於按台山至也兒的石河地域的乃蠻部，公元840年西遷後定居在東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兒人的一部分和占據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魯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語的民族。入元以後，在西北邊地，由於信奉聶思脫里教的諸強部相繼為成吉思汗並滅，其部民隨蒙古軍散居全國各地，它又重新傳入內地，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馬可波羅和一些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團體存在，，當時他們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元朝的景教徒稱為“也里可溫”（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
據馬可波羅報告，元代中國北京、山西大同、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新疆喀什、葉爾羌、伊犁，山東濟寧
，江蘇揚州、杭州、鎮江，浙江溫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山東濟寧在元代是景教重鎮，這裡長期存在著景教寺院和教徒群體。作為蒙古貴族弘吉剌氏的家臣，按檀不花家族至少三代先後在濟寧路各地為官，留了不少碑刻材料。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列班·掃馬和雅八阿羅訶。根據後來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明朝取代元朝後，景教衰微，但並未絕跡，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達兩個世紀，直到十六世紀左右，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展開中國傳教工作，景教徒數目隨之銳減。
同時，由於蒙古帝國的拓張，景教也在西亞、中亞地區得到一定發展。西亞伊利汗國的旭烈兀也是信徒，並攻打巴格達，處死了當時的伊斯蘭教哈里發。
近況
現代中國只有香港還有聶斯脫里教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敘利亞來香港從商的信徒，人數並不多。香港的聶斯脫里教派主教除了負責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時兼顧東亞及南亞地區的所有信眾。
教會組織
在八世紀末，提摩太一世主教長在位時，即已奠定中世紀景教跨越亞洲大陸的發展基礎。為了使得教會內部的組織更加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傳教的工作更有效果，提摩太一世將主教團和總主教的上層結構重新組合，分別選出負責教會內部的都主教和負責宣教的都主教。
內部都
負責教會內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終聽命於主教長。當主教長去世之後，負責主導挑選新主教長的過程。
宣教都
景教造像在當時主要都主教位於雷爾，就是現在的德黑蘭，而更早之前，因為提摩太一世的重組而經由選擇產生變為負責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維達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國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設立了新的宣教都主教。在蒙古帝國統治時期，沿著絲綢之路
設定了五個都主教處：哈烈、撒馬兒汗、喀什格爾、艾馬力和位於畏吾兒境內的納加夫，後者在喀什格爾以北。而最後在忽必烈統治期間，在中國的北京蒙右新都設了一所都主教處。而在那時宣教都主教有權力在自己的轄區內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選一個或幾個會吏長來協助他，他們通常都是從當地的神職人員中選出。
遺址文物
福建泉州出土大批景教文物：
1619年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在泉州發現景教碑。
景教遺址1940年泉州出土漢文、敘利亞文也里可溫碑。
1941年泉州出土回紇文景教徒墓碑。
1963年、1946年泉州出土敘利亞文景教墓碑。
1946年泉州出土景教徒墓檔垛石。
1948年泉州出土八思巴文景教碑。
1953年泉州出土奉使波斯碑。
1975年泉州出土景教徒拱形墓碑。
1987年泉州出土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溫碑。
此外在中國各地也出土不少景教文物：
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發現景教寫本《景教三威蒙度贊》《尊經》《序聽迷詩所經》《志玄安樂經》
洛陽附近出土波斯人阿羅漢墓碑。
揚州出土四塊景教徒墓碑。
新疆霍城出土敘利亞文墓碑。
新疆高昌《棕枝主日》景教壁畫。
2014年1月9日，龍門石窟研究院對外宣布，在龍門石窟西山紅石溝北崖，發現一處唐代“景教”瘞（yì）穴——唐代基督教信徒的“墓地”。
考古發掘
洛陽首次發現唐代景教徒墓誌
2014年5月13日，河南省洛陽市出土的一方墓誌日前被專家認定為唐代景教徒墓誌。這是洛陽地區首次發現唐代景教徒墓誌，為唐代東都洛陽曾是景教傳播重要地區增添了重要例證。
該墓誌於2010年年底在洛陽東郊出土，長、寬各53厘米，志文楷書，首題“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銘”，墓誌主人名叫花獻。
墓誌顯示，花獻居住在洛陽修善坊，這一居民區里建有著名的景教大秦寺。
墓誌記載，墓主人花獻“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內修八景，外備三常，將證無元，永祗萬慮”“為法中之柱礎，作徒侶之笙簧”。專家認為，墓誌中出現的“景尊”“八景”等尊稱和術語，在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等景教文獻中多次出現，是花獻為景教教徒的最直接證據。此外，“無元”也是景教文獻中常出現的術語。
這些景教術語是入華景教徒在翻譯景教經典時借用佛教和道教的術語而形成的，墓誌中集中出現這些術語並非偶然，表明了墓誌主人對景教理念的追求。
2006年，洛陽隋唐故城出土唐代景教經幢石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是繼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發現。後來，龍門石窟西山發現刻有清晰十字架圖案的唐代景教瘞穴，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景教墓葬遺蹟。
花獻墓誌進一步印證、補充洛陽景教經幢的相關記載，揭示了唐代洛陽景教的傳播情況，證明洛陽是景教傳播的重要地區。墓誌為研究唐代中西交通與外來文化傳播提供了珍貴史料。
歷史背景
經濟方面
漢代，中國與波斯之間已經開闢了交通路線--絲綢之路，使外交使臣、負販商賈或傳道人員能夠自西向東來到中國。開闢交通的目的雖有外交、通商和傳教的不同，但無疑通商是最為主要的。當時的中外國際貿易是以絲絹為最重要的商品，據記載後漢時，安息(波斯)為了壟斷與中國的絲絹貿易，曾一度遮斷了大秦(敘利亞)與後漢王朝的交通。
至隋唐，中西交通以絲綢之路為主，盛行於西亞的三種宗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分
別隨之東傳進入中國。沿東西往來的貿易通路上，多有景教徒聚集的地方，且駐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在中國與波斯之間，密布著一張交通網，與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都市相連線，而這以經濟政治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交通網，也正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三種宗教的宗教網。
政治方面
波斯介於中國和歐洲之間，兩國在政治上建立了親善關係。當其受伊斯蘭教勢力侵擾之際，波斯人多來唐避難，且唐初有不少波斯人在朝廷中任高官顯宦。
唐代對於外族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及其對西域文明之兼容並蓄的態度，則確是歷史事實。由於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絕不排外，所以他的聲威遠及外邦，當時僑居長安、洛陽的西域人人數最多。這使得來華傳教者，得以久留中國。唐代的宗教政策也寓於民族政策之中，處理宗教事務的鴻臚寺，實際上無異於外交衙門。唐代因自稱與老子是本家，故歷代尊崇老子，保護道教；同時也繼承隋代規模，利用外來的佛教來加強統治；而隨各國人來華的各種宗教，都為王朝歡迎。
宣教策略
上層路線
景教初入中華，便與統治階層發生了密切關係，體會到了獲得皇室好感與支持的重要性，將上層路線作為傳教的方針，盡心為皇室效力，竭力討皇帝的歡心，進貢各種奇巧珍玩。這樣的依附策略雖有其必要性，但超越一定限度就會為此付出慘重代價，一旦失寵於某個皇帝，就會遭到致命的打擊。
其次，該教的聖職人員幾乎完全是外來傳教士，信徒也以來自西域及中亞的人為主體，如何讓中國人理解並接受福音尚處於起步階段，所譯經文詞句難懂，僅適合士大夫階層閱讀。
信仰先河
唐代儒釋道三教鼎立，景教傳入中國後為了適應和生存，便極力順應，進行本色化的努力。
景教在教義敘述中採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語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稱基督教之“天主”(《序聽迷詩所經》)；形容其“真主無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經》“湛常存”)；“鼓玄風而生二氣”；“渾元之性，虛而不盈”(“道沖，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應“無欲無為”，“能清能靜”(《志玄安樂經》)。至於報出家門之“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經》“道常無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的語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稱：“宗周德喪，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分明是說老子於周朝末年騎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東來，則含有老子之教再興之意。
來華的景教士不但附會道家之言，更藉助於當時極為興盛的佛教的術語：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經形式，用語也多與佛經相仿；並以“佛”代稱“天主”、將希伯來文之Eldhjm譯作梵文之阿羅訶A-rhat；且景教人物的漢譯多稱為“僧”，如僧景淨、僧業利、僧行通、僧靈寶；約翰譯為瑜罕難法王、路加譯為盧伽法王、馬可譯為摩矩辭法王、摩西譯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淨也曾參與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國還非常強調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極力宣揚帝王功德，讚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讚美高宗“人有康樂，物無災苦”；玄宗“皇圖璀燦，率土高敬”；肅宗“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德合天地，開貸生成”；德宗“武肅四溟，文清萬域”。並大力提倡上層宣教路線：“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帝王從聖教，上行下效，而異端邪說，不能而阻之也”。還宣稱諷頌景教《志玄安樂經》能夠安邦定國：“行吾此經，能為君王安護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國人無不睹者，君王尊貴，如彼高山，吾經利益，同於大火。”另，該教從敬畏神順勢又導引出忠君孝親即尊君事親思想：“為此普天在地，並是父母行據。此聖上皆是神生，今生雖有父母見存，眾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又聖上，並怕父母。”；“眾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懼聖上”；“先事天尊，第二事聖上，第三事父母”(《序聽迷詩所經》)。為了順應中國國情，景教甚至開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稱：“七時禮讚，大庇存亡”。既為生者祈求息災延命，又為死者祈求冥福。
影響
景教就是五世紀由敘利亞人納斯釋領導，並於厄弗所大公會議上被判定為異端的納斯釋主義 (Nestorianism)，傳入中國後稱為景教或大秦景教(The Luminous Religion of Ta-chin)。根據景教碑，景教一名的來源，實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大秦國有上德日阿羅本(Alopen) 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之後，公元六三八年唐太宗下詔日：「詳其教旨……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零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公元六九八年至七00年間，因為武則天偏袒佛教，壓抑其他宗教，景教遭受第一次打擊。不過在玄宗時，景教開始進入佳境，公元七三二年有教士名及烈和一個波斯特使團到長安朝貢，十二年後又有一個景教士佶和到長安傳教，玄宗還為景教的寺院封號。公元七八一年德宗在位時豎立景教碑。 從武則天以後到公元八四五年間，是景教在中國最興盛的時期。依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四五) 秋七月庚子，敕並省天下佛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瞍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 ，不雜中華之風。」
景教到了宋代已經衰落了。不過，宋人宋敏求著長安志還記載說：「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一胡僧阿羅斯立。」可見此時景教仍未改名，寺院也未被毀。不過，我們從蘇東坡的一首「五郡」詩( 約作於一O六二年) 看來，宋代景教在盩屋的大秦寺已易主。到南宋國寧宗慶元五年(一一九九) 與嘉秦元年(一二O一)間，金楊雲翼任陝西東路兵馬總管注長安時，曾赴盩屋參謁大秦寺，發現寺院已完全變成廢墟了。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興起後，在邊疆地區的景教徒蒙朝廷之助，再度進入中國本土活動，一直到明朝為止。
十七世紀中，利瑪竇也曾在中國找到幾個景教徒，但他們對自己的宗教，除了十字記號外，一無所知。
綜觀景教在中國，從盛行到衰落，也不過短短四、五百年。我們不禁要問 ，以景教備受唐代幾朝皇帝的保護，既為它建寺院，題字甚至立碑以資久遠，為什麼竟在四、五百年後就銷聲匿跡，幾乎完全從中國的歷史中消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景教依附政治的關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它的命運，完全操縱在帝王手上。 固然，依附政冶，是景教衰敗的主要原因，但是，景教過份漢化，以至失去它自己宗教的本色，也是它在中國失敗的主因之一。我們知道，景教的傳教士，不但徹底吸收儒家的思想，更大量採用佛教和道教的成語，翻譯基督宗教的經典。他們的做法，其實是相當冒險的，尤其在中國，儒釋道合流的風氣一向很盛，試看唐太宗的詔書，不正是這種各種宗教合流的觀點表露無遺嗎？詔日：「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見龔天民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附錄二)景教過度本地化的結果是完全喪失它自己的特色，變成三不像的宗教了，不但不能吸引中國知識份子反而遭到他們的遺棄，這是意料中的事了。
中國古代宗教
民族宗教導航
| 民族宗教是指民族成員所共同信奉的宗教。這種共同的宗教信仰往往同該民族的民族意識緊密地相結合，其崇拜的神靈或信仰的對象有時就是本民族的守護神或傳說中的始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