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西周穆王姬滿(公元前1001--前947年在位),要算是我國最早的大旅行家之一。相傳他有八匹絕世駿馬,號稱絕地、翻羽、奔宵、起影等等,並有一個名叫造父的傑出馬夫為他駕車。據《穆天子傳》、《拾遺記》、《史記》等記載,周穆王曾令造父套上八駿牽引的旅遊車,自鎬京西行,宜上崑崙山,會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與西王母詩歌互答,樂而忘返,成為上古時期我國中原與西域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話。唐人李商隱那首膾炙人口的絕句《瑤池》曰:“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借用的就是這一段歷史典故。在《穆天子傳》中,又說周穆王為了探看黃帝故居,在西域巡遊期間,曾一直走到今新疆南端,“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之後在山上尋得“黃帝之宮”,祭祀天地,了卻了他西行的一樁心愿。這個傳說就更引人入勝。
這裡提到的“赤水”,在古籍《山海經》中也有記載:“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認為,其中的“西海”,即古代的羅布泊,“流沙”即今塔克拉瑪乾大沙漠,“黑水”指莎車綠洲的葉爾羌河(另有人認為是和田附近的喀拉喀什河);而“赤水”,則是指今日流經喀什市南郊的克孜勒河。
克孜勒河是喀什噶爾河水系的主幹河流,發源於古蔥嶺而漫流於其北麓,上古時也稱為蔥嶺北河,蔥嶺即現在的帕米爾高原。由於這條河是顧向河谷,上游流經極易侵蝕的第三紀紅色泥岩地層,故河水炮含極細的泥沙顆粒而呈赤褐色。因此,自魏晉至唐代的漢文史籍中,皆稱之為“赤水”。
9世紀後,居住在喀什噶爾操突厥語的居民們稱這條河為“克孜勒”河,譯過來也正是“赤水”;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辭典》中已有明確記載。14世紀後,被蒙古族長期統治的喀什噶爾人,也稱這條河為“烏蘭烏蘇”河,在察合台蒙語中,仍然是“赤水”之義;直到清朝時期的新疆輿地圖中還是這樣標記。民國年間,官方才又將“烏蘭烏蘇”河恢復為民間習稱的克孜勒河。
遠在3000年前,周穆王就曾馭八駿而渡赤水,光臨過喀什噶爾這片古老的綠洲,這個傳說的確令人十分神往。
《穆天子傳》中又說到,穆王南達崑崙山後又北上,到達了一個名叫“曹奴”的地方。據我國史地學家顧實先生考證、“曹奴”即漢代時西域的疏勒國,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噶爾。當時,“曹奴”的一個部落酋長名叫“戲”,曾在居住地熱情洋溢地款待了周穆王。飲酒作樂之後,獻給周穆王及其一行食馬900匹,牛羊7000頭(只),各類穀物l00車。穆王令大臣逢固接受了這批豐厚的禮物。在漫長的旅程中,這些可觀的贈品無疑是十分及時的補給物。穆王也很大方,立即下令取出黃金鑄的鹿和白銀鑄的麋各一隻,外加40條貝類裝飾的腰帶和400包朱丹,作為對當地人的回贈。貝帶是當時中原極名貴的禮品,朱丹既是染料又可做藥材。雙方贈物之豐厚,足見心意之篤誠;今天讀來,也是很讓人感動的。
《穆天子傳》與《山海經》過去一向被人視為“小說家言”,以為荒誕離奇、頗不可信;對於它們是歷史實錄還是神話小說,長期以來也是爭論個不休;但是,遠在商、周時代我國中原與西域已有了密切的交往,則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那兩部古書中,關於當時散布在新疆境內的各部族的社會情況,尤其是其中對西域山河地理方面的詳盡報導,與我們今天所知的情形大多相似。如果沒有實地的考察和記錄,是很難憑空編造出那些故事的。因此,在3000年前,周王馭八駿而渡赤水,“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官”,想來也是有些根據的。同時,根據“赤水”之名能載諸古籍,還中原人與“曹奴”(疏勒)部族互贈札物的動人傳聞,可推測3000年前這一帶就已有了令人稱道之處:或是人多,或是富庶,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古喀什噶爾綠洲就已進入了以較大型磨製石器為主要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這已為考古學的發現所證實。1956年,一個農民在喀什市北塔希毛拉修公路時,從地下2.5米深的卵石層中,發現了一件尖底灰陶小罐,與我國內地新石器時代抑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罐外形雖略有不同,但小口、厚唇;細頸、尖底等特徵都極近似。60年代初,在喀什市東北28公里處的汗諾依古城遺址中,又出土兩件紅陶製成的紡輪,一件較大,狀如小餅;另一較小而高,形似小桃,兩件的中心部位都有安裝紡錘的小孔。經鑑定,也同樣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物。
喀什新石器時代文物的大批發現,是1972年7月間。當時,在喀什市西南50多公里的烏帕爾鄉一帶,自治區的考古工作者連續發掘了阿克塔拉、溫古洛克、庫魯克塔拉、德襖洛克四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這四處遺址地域毗連,分布於帕米爾高原東北麓群山環抱的山前地帶。所發現的石器工具形體較大,基本上都是磨製。其中絕大多數,是喀什的原始人所使用的石刀和石鐮,製作十分精緻。石刀為無孔半月形,石鐮都是弧背四刃,這與河南殷墟所發掘出來的石鐮形狀極相似。其他還出土了許多石斧、石杵、磨盤、石紡輪、石球等物。
遺址中也發現了不少陶器,坯質都是夾沙陶土,看起來都是手工捏制的,燒坯時火候也不太高。陶器中可以看出罐、缽、盆、瓮、杯等器形。大多陶器在口部的邊沿上,都有一圈小洞孔或小突釘,可以看作是原始的藝術裝飾;儘管簡陋了些,其實用性卻也是不可低估的。想像一下遠古的那個時代,居住在“赤水”兩岸的喀什原始人們,在茂密的樹林中打獵,在悠悠的河水中捕魚,傍晚圍聚在草廬篝火旁,吃著木權上的烤肉,喝著陶罐中飄香的魚湯,真是“其樂也陶陶”。
在上述的四處遺址中,還發現了幾件紅銅製品,說明遺址文化年代的下限進入了金石並用的階段,當地原始人群已開始告別“逐水草而居”的漁獵生活,農業已經是經濟生活的重要內容了。那么,相當於穆王八駿渡赤水的年代,即距今3000年時,喀什噶爾綠洲上定居的原始人群,人丁興旺,農、牧業發達,“曹奴”部落能一下拿出那許多農、牧業產品贈給周穆王,就不會是神話,而是有一定根據的。
正是由於以上種種有利的條件,在我國西漢時代,以疏勒城(今喀什市)為首府的西域,疏勒國,就在古老的喀什噶爾綠洲上誕生了。
名稱變革
在我國史籍中,諸如元代記作“乞思哈兒”、“可失哈耳”;明代稱“哈實哈兒”或“哈失哈”,已開始日益接近到清代時正式定譯的“喀什噶爾”了。一說“喀什噶爾”釋為“美玉般的地方”或“神聖富貴之地”。在國外的許多關於我國西域的著作中,“喀什噶爾”一詞出現極其頻繁。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些著作中提到的喀什噶爾所屬的範圍,許多是包括今喀什市在內的整個天山以南地區,如俄人庫羅帕特金的《喀什噶爾》一書就是如此。所以清人椿園的《西域聞見錄》卷2中就說:“外藩人稱各地回子(按:即新疆各族穆斯林民眾),必曰喀什噶爾回子,則其地之表著可知矣:”喀什噶爾名稱之響亮,使得天山以南的少數民族去外國時.都願稱自己是喀什噶爾人,這就給外國人一種錯覺,以為喀什噶爾是天山以南的統稱。當然,我國清代就曾在喀什噶爾設過參贊大臣,總理天山以南八大城,又專門與帕米爾以西各地辦理涉外事務,於是,天山以南都叫“喀什噶爾”這個印象,對外國人就更其強烈了。這應該說是地名概念上的一些混亂。19世紀末期,國外史地學界,為了糾正這一錯誤,就把喀什城及附近地域明確恢復為“喀什噶爾”;而泛指天山以南地域時,則改用喀什噶爾一詞的變讀——“喀什噶利亞”。這一事實說明,喀什噶爾在天山以南有著多么重要的影響和地位。
歷史文化
《福樂智慧》介紹
《福樂智慧》以喀什噶爾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在木薩·阿爾斯蘭汗在位年代,已經為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11世紀中葉,宗教戰爭漸趨平息之後,喀什噶爾更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吸引了西部王朝和中亞的大批文人學者,來東部喀喇汗王朝的王都或求學深造,或著書立說以博取功名,從而大大推動了喀什噶爾文化事業的發展。誕生於王朝西部八拉沙袞名門世家的阿吉·玉素甫,就在這時來到了喀什噶爾。
《福樂智慧》內容
阿吉·玉素甫約生於1018年,青年時來到王都喀什噶爾,就學於“汗勒克買德力斯”——皇家伊斯蘭教經學院,學成後又在該學院執教,成就為一個極有名氣的詩人、學者和思想家。1069—1070年間,他在喀什噶爾費時18個月,寫出了一部長達85章(另附3章補篇),總計13290行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獻給東部喀喇汗王朝大汗哈桑·本·蘇來曼·桃花石·布格拉汗。大汗讀後不禁擊節讚賞,隨即封阿吉·玉素甫為“哈斯·哈吉甫”——親隨侍衛官;這是為非王族出身的士人設定的顯爵,相當於大汗的高級顧問。此後詩人便以玉索甫·哈斯·哈吉甫之名傳世。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是用回鶻文(古維吾爾文)寫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學作品。由於作者是一位“有節制力的篤信宗教的穆斯林學者”,因而作品在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響。長詩之名《福樂智慧》(直譯為“帶來幸福的知識”)以及採用。
盤點絲綢之路上的城邦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和洛陽為東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開闢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