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疏勒南山中國古代西域城郭王國，唐安西四鎮之一。又稱沙勒(可能源於古代伊朗語araka-)﹑粟特*Sulaq/*Sudaq或Suluk(突厥語言為“有水”)﹔又作佉沙﹐似為伊朗語*Ka-(英雄)的音譯﹔全稱為伽師祗離或迦師佶黎﹐應源於伊朗語*Kaigiri(英雄城)。(此即回鶻到來後所用Kr一名的語源﹐元﹑明﹑清三朝分別用漢文寫作可失哈耳﹑哈實哈兒﹑喀什噶爾等﹐今稱喀什﹐維語作Qagar。)《大唐西域記》記有梵文化的名稱室利訖栗多底﹐為iri-kirtti的音寫﹐意為“善行之地”。古代居民屬印歐種﹐似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支的某種語言﹐自9﹑10世紀﹐人種和語言逐漸回鶻化。
疏勒位於塔里木盆地西部﹐為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接點﹐又當向西翻越蔥嶺的絲路幹線要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北﹑東南與龜茲﹑于闐相通﹐盛時轄境包括今新疆喀什﹑疏勒﹑疏附﹑伽師﹑英吉沙﹑岳普河﹑阿圖什﹑烏恰﹑阿克陶﹑塔什庫爾乾等縣市。都疏勒城﹐唐稱迦師城(今地不明)。
西漢時﹐有戶一千五百餘﹐人口一萬八千六百餘﹐兵兩千人﹐國力不強。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龜茲王建依仗匈奴的威勢﹐攻殺疏勒王成﹐立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翌年﹐駐紮于闐的漢司馬班超擒兜題﹐立成兄子榆勒為王﹐改名忠。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超率疏勒等國攻姑墨石城。元和元年(公元84)﹐忠反叛﹐與莎車連兵擊超﹐並得康居援助。超另立成大為王﹐用計擒斬忠。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超任西域都護﹐移駐龜茲境﹐留西域長史徐幹留守疏勒。安帝初元中(114～120)﹐臣盤(一作盤)被其外甥疏勒王安國流放到貴霜﹐卻受到貴霜王的喜愛。安國死﹐無子﹐臣盤子遺腹立為疏勒王。臣盤因請貴霜派兵護送其回疏勒﹐廢遺腹而自立。延光四年(125)﹐疏勒曾隨漢西域長史班勇擊破車師後王國。南道大國莎車背叛于闐﹐歸屬疏勒﹐勒疏又以漢和貴霜為後援﹐勢力強大起來﹐有戶兩萬一千﹐兵三萬餘人﹐與龜茲﹑于闐相抗衡。順帝永建二年(127)﹐臣盤遣使向漢朝進貢﹐被封為漢大都尉。五年﹐又遣子入貢。陽嘉元年(132)﹐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立於闐王子為拘彌王。敦煌太守徐由遣臣盤率兵兩萬擊破于闐﹐另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二﹑三年﹐又向漢進獻獅子﹑封牛﹑寶石﹑金帶等。靈帝建寧元年(168)﹐臣盤被叔父和得殺死﹐和德自立為王。三年﹐漢軍討伐﹐失敗而歸。
三國時﹐疏勒兼併楨中﹑莎車﹑竭石﹑渠沙﹑西夜﹑依耐﹑滿犁﹑紀(德)若﹑榆令﹑捐毒﹑休修(循)﹑琴國等十二國﹐勢力極盛。西晉封其國王為“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疏勒王”﹐與龜茲﹑于闐﹑焉耆﹑鄯善並為西域大國。北魏太延三年(437)﹐遣使向魏進貢。魏也派董琬等出使其國。此後直到魏文成帝末年(462)﹐經常向魏朝貢。5世紀後半葉﹐隸屬於其西部強國噠﹐勢力衰弱﹐僅有兵兩千人。6世紀初﹐重新與中原北魏王朝建立聯繫。中葉以後﹐又被突厥控制﹐每年向其納貢。隋末唐初﹐曾遣使向中原王朝進貢﹐但仍服屬於西突厥﹐突厥嫁女給疏勒王﹐建立和親關係。
高宗顯慶三年(658)﹐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之亂﹐以疏勒為安西四鎮之一﹐隸屬安西都護府此後十餘年﹐西突厥弓月等部聯合由護蜜(瓦罕)進入塔里木盆地的吐蕃勢力﹐攻占疏勒﹐以此為基地﹐數次侵襲于闐等地﹐唐雖曾救援﹐但終於在鹹亨元年(670)放棄安西四鎮。四年﹐蕭嗣業率唐軍攻入疏勒﹐疏勒﹑弓月二國王入朝請降。上元年間(674～676)﹐唐恢復四鎮﹐設疏勒都督府﹐下轄演渡﹑達漫﹑耀建等羈縻州。然而﹐疏勒位於吐蕃由西向東奪取唐安西領地的必經之路﹐勢在必爭。儀鳳年間(676～679)﹐吐蕃又攻破疏勒。唐在調露元年(679)一度重立四鎮﹐但在吐蕃強大的攻勢下﹐不得不在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再次放棄四鎮。長壽元年(692)﹐唐奪回西域控權﹐重設四鎮﹐並派漢兵鎮守﹐設定屯田﹐疏勒總有七屯﹐唐在疏勒的統治得以加強。開元十年(722)﹑天寶六載(747)﹑十二載﹐疏勒的唐鎮守軍曾出擊蔥嶺以西的小勃律﹑怛羅斯等地﹐擊敗吐蕃﹐並給突騎施部以致命打擊。疏勒王室也與唐往來密切﹐開元十六年﹐唐玄宗李隆基冊封裴安定為疏勒王。天寶十二載﹐疏勒首領裴國良來長安﹐被授予折衝都尉銜。安史之亂後﹐疏勒民眾和唐軍在國王裴冷冷和唐鎮守使魯陽等的率領下﹐堅持到德宗貞元四年(788)﹐一度為吐蕃所占領。
宋以後﹐疏勒主要處在西遷的突厥族葛邏祿部和以後到來的一部分回鶻部的控制之下。到10世紀下半葉﹐它們聯合當地其它部眾﹐共同創立了黑汗王朝﹐並且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皈依伊斯蘭教的王國﹐開始了新疆伊斯蘭化的進程。大約自1041年起﹐黑汗王朝正式分裂成東西兩汗國。東部汗國都喀什噶爾﹐領有七河流域﹑東部費爾乾納和于闐﹑龜茲等地﹐喀什噶爾成為當時塔里木盆地西部政治和文化中心。自1130年﹐黑汗王朝臣屬於西遼。13世紀初﹐東黑汗王朝終結。不久﹐蒙古打敗篡奪西遼政權的屈出律﹐占有喀什噶爾。以後分別由察合台後王和準噶爾部統治其地﹐但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統治中心已移到葉爾羌。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占領此地後﹐設參贊大臣一員﹐總理南疆八城事務。光緒三年(1877)以後﹐新疆設省﹐喀什噶爾才重新成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疏勒以農牧業為主﹐種稻﹑粟﹑麻﹑麥﹐瓜果最盛﹔有紡織技術﹐早在5世紀中葉﹐疏勒錦就遠銷高昌地區。在2世紀貴霜王迦膩色迦大力傳播佛教的時候﹐疏勒王臣盤從貴霜歸國﹐佛教似應在此時傳入疏勒。3世紀中葉﹐鳩摩羅什西行到疏勒﹐遍覽內外諸經﹐並從莎車王子改學大乘﹐可見當時疏勒佛教之盛﹐為各國僧人聚會之地。唐朝時﹐疏勒出身的名僧慧琳住長安西明寺﹐在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間(788～810)﹐參考諸經雜史﹐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又名《一切經音義》。黑汗王朝時期﹐喀什噶爾是伊斯蘭文化的中心﹐11世紀曾產生過三部內容豐富的重要著作﹐即阿卜勒?弗圖赫?阿卜都加法爾?本?海珊?阿勒馬伊(Abul-Fut‘Abdal-Ghfirb.usaynal-Al-ma)的阿拉伯文《喀什噶爾史》(al-kdjghar﹐已佚)﹔優素福?哈斯?哈基甫(YsufKhadjib)的長篇詩歌《福樂智慧型》(utadghubilig)和馬合木(Mamdal-Kshghar)在巴格達完成的《突厥語辭典》(Dwnallugtal-turk)。因近代的盜掘等破壞﹐疏勒佛教遺蹟所剩無幾。伊斯蘭建築以艾提卡爾清真寺最有名。
歷史故事
張騫與疏勒
疏勒縣地理位置張騫通西域的故事，早已為人們所熟悉。
公元前128年(西漢武帝元朔元年)，張騫在被匈奴扣押13年之後，到達了中亞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本來想與大月氏結成政治、軍事聯盟，與漢朝從東西兩面共同夾擊匈奴，結果卻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但張騫是一個有心人，儘管一路上歷經艱險、九死一生，卻沒忘了將沿途各地有關西域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族風俗等情況一一詳加記載，這對漢武帝籌劃反擊匈奴奴隸主貴族的戰爭，是極有幫助的；就是對今天的我們，這些資料也是萬分寶貴的。
張騫的確是我國歷史上不同尋常的人物。對於想了解喀什歷史的人來說，張騫的不同尋常之處，還表現在正是他第一個發現了喀什在歷史上的不同尋常之處。大約在公元前128年的某一天，前往大月氏的西漢特使張騫，帶著他的忠實助手甘父，一路披星戴月、風塵僕僕地來到天出以南的重鎮疏勒城，這是當時西域36國之一疏勒國的首府，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市。
張騫進得城來，很驚奇地發現，疏勒城居然同中原的城鎮一樣，有很像樣的街道和市場店鋪。可以想見，當時的城裡城外，車水馬龍；駝隊馬幫，熙來攘往；行商坐賈，比比皆是；雜貨紛呈，琳琅滿目。更有趣的是，市場上人們的各類服飾，一個個絢麗多姿；所操的各種語言，一陣陣嘈雜如潮--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國際市場。
疏勒城市場上的暢銷熱貨，當然首推帛、錦、綺、緞之類的中原絲織品，其次多有月氏細氈；大秦（古羅馬)琉璃、安息（今伊朗)香料、罽賓(今克什米爾)麻布、大宛(在今中亞烏孜別克斯坦)駿馬、于闐(今和田)：玉石與龜茲(今庫車)鐵器等等；本地自產的手工業品和農產品想必也不少。
張騫曾在西域生活多年，也曾走遍天山南北的各城郭小國，如果按狹義的概念理解西域，疏勒城的這種商貿街市，可算獨此一家。也就是說，疏勒城堪稱為我國新疆古代的第一座商業城！
於是,根據張騫提供的資料而撰成的《漢書·西域傳》中，整個天山南北只有“疏勒國”條文內，赫然記載著“有市列”(有商貿街市)這樣的話。
2100多年前的疏勒城，在整個天山南北何以能獨“有市列”，而且又能生意興隆通四海呢？還是張騫說得妙：因為疏勒城“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大月氏、大宛與康居(在今中亞哈薩克斯坦)都是中、西方小絲綢之路”上必經的要道，而疏勒城恰好又是這條要道上當其要衝的關口。
疏勒城因古代國際絲綢貿易的產生、發展而孕育成長，又因其為“絲綢之路”的要衝關口而形成“市列”並商貿發達。
遠在我國春秋時期，也就是公元前500多年的時候，中國絲綢已經傳到了四方。古希臘人見到“色彩像野花一般美麗，質地如蛛網一樣纖細”的中國絲織品，簡直不能相信世界上居然有這樣不可思議的物品。那些貴族富豪們都以身著絲綢為榮，個個競相爭購而後快，即使絲綢與黃金等價，也在所不惜。相傳古羅馬皇帝愷撒晚上穿了一件全綢的袍子去看戲，就曾讓全城人羨慕嫉妒的不得了，以致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可見，中國絲綢作為國寶，作為中華民族古文明的象徵，是多么強烈地吸引過古代的西方世界。
於是，西方與中國之間的絲綢貿易，便成為古代世界上運銷最遠、規模最大的商品。
於是，東起中國長安，西達羅馬帝國之間長達700公里販運絲綢的商路，就逐漸變成國際間穿梭般頻繁往來的熱線大道。這就是古代貫通歐亞大陸的著名的“絲綢之路”。
於是，沿著這條熱線，絲綢貿易猶如催化劑般，在強烈的經濟刺激下，使西域的一系列城郭小國以驚人的速度繁榮發達起來。以疏勒城為首府的疏勒國，就是其中很有名氣的—個。
7000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個很嚇人的里程。可以想像古代的任何商隊，想在“絲綢之路”的兩端走個來回，都是難如上青天的。但是，各國的商品仍然還是成年累月、浩浩蕩蕩地分頭湧進歐洲和中國市場。這不是鬼使神差，其中的奧妙就在於絲路途中有著許多商品集散、中轉站。在國外。印度、大宛、大月氏、安息等國都自覺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充當著這種商業流通中介的角色，因為這實在是有利可圖。而在中國境內，最理想的商品集散、中轉地，則莫過於當時的疏勒城。
張騫出使西域路線圖沿著絲路北道，疏勒東接玉門、敦煌，西達月氏、大宛，北抵烏孫、康居，南通罽賓、印度。地理交通方面這種四通八達之勢，造就了疏勒既是運輸樞紐又是商品中轉站的必要條件。疏勒城的商貿經濟不發達，那才真成了怪事。
在地勢上，疏勒西倚蔥嶺，東對瀚海。西去的商隊，沿途飽嘗戈壁沙漠之苦到達此地後，前面將有嵯峨險峻的蔥嶺等著他們去攀越；東往的賈客，剛從海拔四五千米的蔥嶺之間活著下來，在這裡稍定驚魂之後鼓勇再行，也是大有必要。對於艱難跋涉輾轉於絲綢之路任何方向的商旅、使節，都不能不承認疏勒城是他們集結休整的理想之地。
既然能在這裡集結休整，各國商隊何不就在這裡將攜帶的貨物倒手集散，互通有無，各取所需便掉頭回返呢?答案當然是十分肯定的。於是，商品的集散、中轉站就形成，疏勒城的“市列”就得天獨厚地出現。
自有文字記載的我國西漢時代起，直至明代海運大開之前，疏勒--喀什噶爾就既是中西交通的咽喉和樞紐，也是我國西疆最早的國際市場和門戶之地，其歷史地位和作風，並不亞於今日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國際商埠。西漢的疏勒城能成為新疆古代第一廢商業城，也就絕非偶然。
賽里斯國
“賽里斯國”，即紀元前古希臘史籍中所記載的“東方絲綢之國”。根據絲綢的最早產地，人們都不加懷疑地推斷“賽里斯國”即指我國古代的中原政權。公元2世紀時的希臘學者托勒密首先詳盡描述了“賽里斯國”的山川地理和著名城鎮，其時正值我國東漢時期。
據托勒密說，“賽里斯國”內有大城皮阿底、特羅撒齊、達麥尼等，其中以都城“賽拉”最聞名。
近年來，史學界已有人明確指出，這個“賽里斯國”，其實正是我國西域的疏勒國。’其中，“皮阿底城”即東漢名將班超曾長期駐守過的疏勒國盤橐城；而“特羅撒齊”，則是東漢末年疏勒國大力擴張時期的屬地德若、莎車二城；“達麥尼”即達滿城，。唐代疏勒都督府下轄15州之一的“達滿州”，即沿襲此名。至於國都“賽拉”城，正是自西漢以來就有的“疏勒”城。“賽里斯”(Seres)不過是古希臘人在“疏勒”（Sure)這個詞的後面，加上了他們的習慣性尾音“S”予以轉讀的結果。
關於“賽里斯國”的這個解釋，有根有據，也十分誘人，。但是。當時並不出產絲綢的西域疏勒國，何以會成為西方史籍中所記載的“賽里斯國”呢?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在中國段內，自古就分為北、南二道。在其西端，北道以疏勒而南道以莎車為終點，之後翻越蔥嶺才向西方延伸。這種情況，在《漢書》里已有明確記載。
但是，自南道西端的莎車西行，必須上溯葉爾羌河。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沿途的路徑，“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淵……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商隊行進時，都要拉上繩索保護；蔥嶺間的山路還未定上一半，人畜就要死掉許多；有時還沒看清楚怎么回事，人畜就跌下山谷摔得粉碎，的確讓人談起來就色變。所以西漢成帝時的議郎杜欽，就曾經極力勸阻走南道向西的使者，最好走到皮山就返回中原。這條道路就是今天走起來，也是難而又難的。
那么，生意要做，命也要留著，為了活著回家，沿南道西行的人，往往在抵達莎車後，又接著北上一段路，到疏勒城後再去攀越蔥嶺。從疏勒城穿越其北部的吐爾尕特山口。或其西北部的鐵列克達坂，前往中、西亞，路就好走一些。即使從疏勒城西南行，過紅其拉甫山口向西，也比自莎車直上蔥嶺要好走得多。這也就是自莎車直接西行的這條道，近代以來漸被廢止的原因。
疏勒所以，無論是兩漢時的南北二道，還是魏晉之後的南、中、北三道，人們都更傾向於把疏勒城作為絲綢之路中國段在西端的總匯之處。正因為如此，才更加促成疏勒城變為古代的國際性商業城，使西方的商隊都不約而同地大批集中到這裡做生意。到了疏勒，就算到了中國；回去之後，就說到過“賽里斯國”了。
另一方面，多數的西方人大概也只是在疏勒最容易見到直接來自我國中原的絲綢。於是想當然地把只是轉運站的疏勒指定為出產絲綢的“賽里斯國”。其實絲綢如何製成，連漢代的疏勒人也是朦朦朧朧，於是便加倍地以訛傳訛，西方人才編出了“絲生於樹葉上，濕之以水，理之成絲”之類的神秘傳說。
西漢的琉勒城成為絲路通衡重鎮，並進而發展為天山南北首屈一指的商業城，除卻“天時”——絲綢貿易的大背景與“地利”——優越的地理交通條件之外，在當時也不乏“人和”——本地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的雄厚等有利因素。
據《後漢書·東南夷列傳》記載，直至東漢時期，我國川、貴、滇、閩一帶，大多還處於原始氏族制末期，當時在現東北的土著居民，還是“常為穴居，以深為貴”；朝鮮半島上也多是“邑落雜居，亦無城郭”的原始部落；就連當時的日本人，也只是以整片的麻布裹身禦寒。都還是相當落後的。但是，就在此300多年前，由於絲綢貿易的恩寵惠賜，疏勒國就早已步入了較先進的有階級社會，社會生產力已有相當的發展。
西漢時期，疏勒國就已有了以王、侯、都尉、將軍、騎君、譯長為標誌的一系列完整的政權機構組織。西漢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疏勒國又作為我國西域的一個地方性政權，正式歸入漢朝版圖，上述的官職都受到西漢王朝的正式冊封；其中的“譯長”這一官員的主要職責，就是為了翻譯傳遞漢朝中央政權指令信息的。
當時，疏勒國已有1510戶18647人，軍隊2000人。到東漢時。就已發展到2100戶，軍隊競多達3萬人，而人口則想必超過10萬。除此之外，每日過往此地的大批客商和常年僑居在這裡的外地人，也將使當地人口激增。
供養這么多人口的衣食住行，沒有相應的物產經濟是不堪構想的。據《漢書·西域傳》中說：“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製作兵器)，略與漢(中原)同。”說明疏勒國的經濟水平與物產情況與內地大致相同；而且“依耐國……少谷，寄田疏勒、莎車”，也說明疏勒國物產之豐，不僅自給有餘，同時還能支援鄰近地區。東漢時班超在疏勒定居多年，也曾經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盛讚過疏勒綠洲“田地肥廣，草木饒衍”，可知農牧業在當地是很發達的。”
另外，距今3000多年前，在我國西北至中亞北部生活著塞人部族。大約在公元前176年左右，也就是西漢初年，大月氏在匈奴的打擊下被迫西遷，一路上卻又給那些塞人部族以打擊。塞王被迫率部民自北方草原南下，穿過鐵列克山口來到疏勒綠洲，有相當一部分定居於此地，帶來了當時高度發達的塞人文化。後來又有相當一部分塞人繼續西遷到了今克什米爾，建立了罽賓國。據《漢書》記載，塞人在那裡“種五穀、葡萄諸果，糞治園田……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麻布)，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塞人遷居罽賓後所創造的這些文明，甚至也“市列”的情形，想必與他們在故地疏勒受到的影響不無關係。
時至今日，喀什噶爾的居民們仍以推祟農業、喜好園藝、擅長建築、精於烹調並能製作各色精巧的紡織、刺繡、金屬器皿等手工藝品而著稱於世。這些傳統，很可能就起源於遠古的那個時代。
脫離遊牧生活而大力發展農業，繼而又以發達的手工業充實城市經濟，是上古時期社會進步的顯著標誌。自西漢起，疏勒國就已具備了這些特徵。蓬勃興盛的絲路貿易，極大地促進了古琉勒物質文明的發達，而疏勒本地雄厚的經濟實力又反過來參與和促進了絲綢之路的貿易經濟。絲綢之路造就了疏勒形象的輝煌。
班超與疏勒
班超出使西域路線圖東漢明帝永樂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4年，匈奴勢力正嚴密控制著天山南北，橫貫西域的絲綢之路早在65年前就被封閉堵絕，西域各族人民也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塔里木盆地西緣的疏勒綠洲上空，朋雲密布，灰沙蒙蒙，一場戈壁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初春。黎明。赤水下游，春寒料峭。一支僅有36人的騎兵隊，踏著冰棱未盡的刺骨河水，悄無聲息地馳到北岸。騎兵們聚成扇形隊伍，結集待命。人和戰馬都是滿身灰沙，但卻蓋不住滿身汗水蒸騰著的熱氣。他們心中都有一把火，72隻眼睛都緊盯著晨色朦朧的西北方：90里之外，就是疏勒國盤橐城，眼下正是匈奴勢力在西域的一個重要據點。
這是一支全由東漢的漢族士兵組成的騎兵隊，兵不在多，而在精。其中一個生得虎背熊腰、體魂魁偉卻又格外機警、沉著的人物，便是這支隊伍的指揮官。真是將不在勇而在謀，他胸有成竹，跨馬揚鞭遙指前方，對勇士們說，前面就是盤橐城，原先的疏勒國王去年已被匈奴勢力殺害，匈奴派遣龜茲的左侯兜題擔任了疏勒的傀儡國王，在疏勒倒行逆施胡作非為，疏勒人對他早已恨之入骨；兜題本不是疏勒人，當地官民絕不會為他效忠賣命；我們人數雖少，要想拿下盤橐城也絕不是難事。
接著，這位指揮官叫過一個名叫田慮的得力部將，令他飛馬馳奔盤橐城，勸說兜題立即投降；如其不肯，就活捉來獻。幾個時辰後，田慮數騎叩開盤橐城門，見到始疏勒王兜題後傳達了命令。兜題見田慮一副單薄文弱的模樣，哪裡放他在眼裡，斷然予以拒絕。田慮可是虎瘦雄心在，乘兜題輕敵大意、左右無備，大喝一聲衝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兜題捆了個結實。兜題身邊侍從發一聲喊都作鳥獸散。
田慮像提小雞一樣把兜題押在馬背上，呼嘯一聲便馳馬飛奔，徑直跑回赤水河畔駐地，向指揮官報告戰果。在這位料敵如神的指探官率領下，36勇土像鏇風般撲向盤橐城，眨眼之間便兵不血刃占領了疏勒國。
進得城來，指揮官召集疏勒的原班將吏，大義凜然地宣布龜茲勾結匈奴攻滅疏勒以及兜題在疏勒的種種罪行，並徵得各方同意，扶立原疏勒王的侄子榆勒繼承王位。榆勒激動萬分，當眾宣布改名為“忠”，以表示對漢朝的忠貞不二，疏勒上下無不歡欣鼓舞。隨後，疏勒王忠率文武官員，要求指揮官把罪大惡極的兜題處以死刑以平民憤。
但這位指揮官卻有深謀遠慮，認為殺了兜題，徒自增加了疏勒與龜茲之間的仇恨；不如放還兜題，讓龜茲知道漢朝的威德和信義。。於是就派人把兜題送回龜茲。疏勒官民對此無不欽佩萬分。
正是這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奇制勝的小小戰役，一舉安定了疏勒國，也使東漢初年被迫封閉65年之久的絲綢之路再度開放，揭開了我國西域史上嶄新的一頁，奏起了中西交往史上第二次浪潮的莊嚴序曲。
盤橐城(在今喀什市東南郊)戰役的這位指揮官，正是各自西域的東漢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班超。
自公元74年春天開始的以後18年問，班超和疏勒結下了不解之緣；疏勒也因此而成了漢朝打擊匈奴勢力的根據飽和聯絡西域各國的大本營，從而發揮了別地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公元前60年(西漢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降漢，於是天山南北至中亞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遼闊地域，從此納入了漢朝版圖，結束了匈奴自公元前92年以來所設定的“僮僕都尉”在西域的統治，首次在西域設定了都護府。
公元9年王莽篡漢之後。對內對外採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匈奴乘虛而入又占領了西域，絲綢之路因此堵絕。往日那種邊城晚期。畜群遍野、玉門內外安居樂業，使商往來絡繹不絕的太平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公元25年東漢建國後，天山以南的莎車國迅速強大起來，與匈奴勢力在西域爭霸角逐。西域各國本已在匈奴重壓之下喘不過氣，這一下更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無法解脫。為此，西域有18國王子前往洛陽告急。東漢光武帝劉秀因大局初定，無暇西顧，各國王子也只好依然而歸。
經40餘年休養生息，東漢國力日強。漢明帝永乎十六年，即公元73年初，漢朝決定痛擊匈奴，重振絲路大業，派出奉車都尉竇固等將領，率12000兵馬西出酒泉塞進軍天山，擊潰北匈奴呼衍王，打開了內地到天山以北的通道。班超久已盼望的機會終於到來了!
公元50年，因為班固在家裡私修《漢書》，被人誣告而下獄。班超聽說後，不顧一切日夜兼程馳馬洛陽，面見漢明帝為兄申辯。他的口才與膽識深得明帝器重，不僅使班固無罪釋放，他自己也因此被任命為蘭台令史，管理國家圖書並專門從事編史修志工作。
但班超身在蘭台，心仍在西域。
當時東漢稍有見識之士，無不對匈奴勢力的消長與西域局勢的動盪深表關注。曾久居河西並熟知邊事的班彪，對此更是了如指掌；曾與其長子班固向朝廷提出過許多應對匈奴與西域的良策，這對渴望建功立業並拯救西域黎民於水火的班超，無疑會產生決定性影響。
因此，當竇固大軍西征之際，班超放下手中的筆管，提起了利劍，毅然決然地投身到竇固的麾下——這就是著名成語“投筆從戎”典故的來歷。
一到軍隊，班超就擔任了竇固手下的假司馬軍職，在天山以北的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大戰中嶄露頭角，並獨當一面領兵攻取了伊吾(今哈密)，軍功赫赫，首戰告捷，深得竇固賞識。
班超一生的歷史，將在這裡轉折。
竇固為東漢名將，多年守邊屢立功勳。當時西北的羌人，常吃未烤透的肉，見了竇固之後，他們將還滴著血的烤肉恭敬地奉獻上來，竇固接過來就快活地大嚼，羌人認為他能尊重自己風俗，’於是“愛之如父母”。將邊民視為兄弟；使竇固在西北地區少數民族中間有極高的威望。朝廷委之以西征重任，可說是很有眼力的。而竇固大膽起用班超，則更是英雄識英雄。
竇固與班超不僅是同鄉，而且還是世交。班彪早年曾在竇固叔父、河西大將軍竇融手下任職，竇融“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因此竇固對班超父子的才幹與為人更是敬佩已久，對在蒲類海大戰中班超歷表現出的超人勇氣與才智，更是刮目相看。
當西征天山戰事稍平之後，根據與少數民族相處的經驗及對西域危局的深刻了解，竇固迫切需要一個具有非凡毅力，並在政治與軍事諸方面有過人才智，同時又能像自己一樣善於團結少數民族共閡對敵的傑出人才，才能完成收復西域、重振絲路的宏偉大業。
完成這一歷史的重任，則非班超莫屬。
班超深知西域地域遼闊，局勢複雜，動用大部隊打速決戰很可能事倍功半。但西域各國人民心向中原、盼望統一，所動以情曉以理，聯絡和團結大多數，才能孤立、擊敗匈奴，實現西域的長治久安。
於是，經班超與竇固精心商定之後，班超只帶領了36名勇士，在公元73年夏初，接過了漢使的旌節，沿塔克拉瑪乾沙漠南緣挺進，意欲招撫遠離匈奴主力的絲路南道諸國，建立一個抗擊匈奴的穩固後方。
在半年多的時間內，班超一行馳馬l()00餘公里，從伊吾直抵於閡，沿途曾在鄯善國(今羅布泊東南地)火燒匈奴使者，威服該國君臣；在於闐又智斬巫師，取得國王信任，一時威震商道諸國。
在於閡站穩了腳的班超，對下一步的行動深費斟酌：于闐雖好，但與匈奴主力相去太遠，莎車雖有地理之利，在政治上卻又極不可靠，都不是理想的根據地。
於是，班超的戰略眼光便集中到了疏勒。
在地理上，疏勒位於絲綢之路中國段南北二道在西端的會合點上，倚蔥嶺而通中亞，自古為兵家所必爭。據此向北可直接進擊匈奴設定在北道沿線上的姑墨(今阿克蘇)、龜茲、焉耆等據點，往南則可及時得到於聞等南道諸國在軍事和物資方面的支援。
在經濟地位上，疏勒自古“有市列”，是絲路上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財源茂盛，給養易得；況又是塔里木盆地西緣第一大綠洲，“田地肥廣，草木撓衍，不比敦煌、都善問也”。這樣，軍隊可以不依賴內地就能豐衣足食。
在外交上，蔥嶺以西的大月氏貴霜王朝，久已企圖壟斷絲路貿易；常存覬覦疏勒之心；控制了疏勒，就能讓月氏的如意算盤打不成，還避免了月氏對西域的干擾。
在軍事實力上，疏勒國擁有3萬大兵，據此則不愁兵源不足，北上抗擊匈奴就有了保證。
在政治民心方面，當時匈奴在西域的最大幫凶龜茲，殺害疏勒王占據了該地，又讓龜茲人兜題當了傀儡，疏勒上下無不切齒痛恨，勢如乾柴引火一點就燃，推翻匈奴傀儡政權完全順乎民心。況且只要據有疏勒，南面唯一的敵對勢力莎車國就會被隔絕而孤立，抓住時機予以分化瓦解，就可全力北向對付匈奴。
這樣，班超一行巧妙地避開莎車國，從于闐走戈壁便道，徑直插到了疏勒國盤囊城下，成功地演出了一幕歷史活劇：智襲盤橐，力擒兜題。從而為漢朝奪回了疏勒國。
僅此一役，就可見班超獨具慧眼，膽識超群。
得知班超一行在疏勒的成功，竇固奏準朝廷，在西域重新設定了西域都護與戊己校尉。從王莽以來撤銷的這些行政機構，才又得到恢復。
公元75年春，竇因奉裙率軍團京，匈奴乘機發兵2萬再攻西域。年底，西域都護陳睦與2000餘漢軍全數陣亡，西域局勢急劇惡化。龜茲與姑墨等匈奴勢力屢次發兵進攻疏勒，班超孤立無援，困守盤橐城，與疏勒王忠互為首尾，以微弱的兵力艱難拒敵一年多。
公元76年，漢章帝接替了去世的明帝，不幸聽從了放棄西域的主張，撤回西域官吏，重新關閉玉門；同時詔諭班超回京。
功業未競，壯志末酬，但自古君命不可違。班超打點行裝，踏上了南下返京的歸途。
當時，班超所過之地，疏勒、于闐的王侯百姓無不失聲痛哭、抱馬勸阻。班超深感於西域人民的盛情挽留，也不忍見前功盡棄，況自古也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便毅然自於闐勒馬，再次重返疏勒。
自班超離去後不久，疏勒國內就有兩座城池的將領投降了龜茲，並和尉頭國聯兵，妄圖占領整個疏勒國。班超一返回，即刻設計誘斬叛軍首領，依靠疏勒軍民重新平定了叛亂。
公元78年初夏，班超率領以疏勒軍為主力的1萬大軍，攻克了姑墨國，獲得了北征的第一次重大勝利，開始化被動為主動。班超在疏勒的地位日益鞏固。
由於龜茲、莎車諸國的重重壓力，又忌憚班超在疏勒軍民中的崇高威望，當年曾立誓忠於漢朝的疏勒王忠，開始猜罽忌班超，萌發了背漢自立之心。
公元80年，朝廷派班超的同鄉徐幹，率1000士兵前往西域配合班超，以表示同意班超留在西域並希望他更有作為。不料就在此時，疏勒國都尉番辰卻在忠的授意下，搶先發動叛亂。徐於援軍來得夠及時，班超與徐幹合力擊潰了叛軍，殺掉番辰，迅速平息了一場內亂。
公元83年，朝廷採納班超的建議，招撫天山以北烏孫諸國，以牽制匈奴南下，同時擢拔班超為將兵長史，並授予他“假鼓吹幢摩”的榮譽，即能以中級軍職代行邊塞大將之權，可以像高級將領一樣使用軍樂(鼓吹)與軍旗(幢麾)。
公元84年，莎車國面對班超這個勁敵，終於放棄了在西域爭霸，徹底倒向了匈奴。也就在同時，漢朝及時派來了和恭率領的800漢軍。班超率徐幹、和恭等部。開始準備進攻莎車。
莎車王得知情報後，就用重金收買了疏勒王忠；要他在班超的後院放火。忠見利忘義，認為除掉班超的時機成熟，立即發動叛亂，占領了疏勒國烏即城(大約在今喀什市西南阿克塔拉一帶)，以牽制班超進兵莎車。
班超絕不示弱，當機立斷扶持原府丞成大為疏勒王。國有新主，民心立趨穩定。，班超馬上徵調部隊攻打烏即城叛軍。誰想賣國求榮的忠卻又從康居國求來了援軍。班超深知不可力敵，況且莎車國隨時可能做巢而動，襲擊自己偽側。於是他充分調動外交手段，利用康居與大月氏有聯姻關
系，說通月氏王勸康居退了兵。忠見大勢不妙，只好尾隨退兵逃到康居去了。班超不費一兵一卒，—舉收復了烏即城。
公元86年秋末，流亡康居的忠實在不甘心；又從康居借得大兵捲土重來，占據了疏勒國楨中城(大約在今喀什市西南的阿克陶縣附近入與龜茲王密謀勾結之後，妄圖以詐降欺騙班超。
班超早已洞察其好，樣作應允。在忠前來赴宴飲酒之際，活捉了這個叛賊，一舉平定了疏勒舊貴族的叛亂。
班超在腹背受敵、內亂不己的險境中，大智大勇，浴血奮戰，自公元74年起，用了整整13年時間，才使疏勒真正成了一個抗擊匈奴的穩固基地。
為了使絲路南道徹底暢通，必須拔除莎車這顆埋在身後的釘子。
公元87年。班超以疏勒為基地，調動于闐等國2．5萬兵馬，決心南北夾擊莎車，迫使其投降。．龜茲王聞訊，也立即徵集北道各路軍隊5萬人前來援救。雙方大軍在疏勒與莎車之間的戈壁上紮營對壘。原先班超與于闐軍夾擊莎車之勢，反成了被莎車和龜茲的夾擊，而且兵力上以一敵二，形勢很是危急。
班超在西域作戰的最大特色就是出奇制勝以少勝眾，面對強敵，從無畏懼。他在駐地召開了部將和于闐王參加的軍事會議，故作發愁法敵之狀，對大家說：“現在我方兵少，不可力敵，不如大家各自散夥。于闐軍隊向東面撤回，我也返回疏勒。夜裡聽到鼓聲大家就撤軍、”大家一時都不明所以。
班超探明撤軍的訊息傳開後，立即命手下士兵故意放鬆戒備，放跑了幾個龜茲俘虜，借他們的口向龜茲王傳遞情報。龜茲王聞訊大喜過望，以為班超用兵也不過如此，立即下令派8000騎兵在東線伏擊于闐退兵，自己親率1萬兵馬去西線組擋班超的退路，務求天明前大獲全勝。
但是龜茲王卻扎紮實實地中了班超的調虎離山之計。第二天雞鳴拂曉之際，班超集中自己的所有兵力，出其不意地向孤立無助的莎車軍營發起猛烈攻勢，還在夢鄉里的莎車軍隊猝不及防一敗塗地，，被班超追斬5000餘人，繳獲了無數馬匹財物。莎車王驚懼萬狀，只好俯首技降。還在數十里外傻等埋伏的龜茲大軍，知道上了大當，也慌忙逃回龜茲去了。
隨著莎車的被征服，班超再無後顧之憂。
公元91年，東漢軍隊在漠北草原大破匈奴主力，迫使其大規模遷往中亞和歐洲。原由匈奴勢力控制的龜茲等諸國失去了靠山，只好先後向班超納表稱降。第二年初，班超以赫赫戰功出任西域都護，按以往慣例，須遷駐龜茲它乾城的都護住所。
臨行之際，班超特派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西域長史徐幹長駐疏勒，以示對這個老根據地的不能忘懷和高度重視。
自公元74年春至92年初的整整18年間，班超立足疏勒，終於奠定了最終統一西域的宏偉大業。正如布爾努瓦所評他的那樣：“在不知疲倦的征戰中，班超對中亞的影響幾乎是無所不在；而他進行的征戰又幾乎是常勝不敗的。”
當然，常勝不敗的征戰，並不能只歸功於班超個人或他的36勇士，沒有西域千千萬萬各族人民的支持，他的常勝不敗就變成了神話。在這裡，人們尤其不應當忘記，喀什噶爾人的先輩們早在1900多年前，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和西域大局的安定，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戰爭中，用血與火寫出的輝煌歷史。
公元106年西域都護任尚丟失了西域。第二年，朝廷即任命“少有父風”的班勇為軍司馬，接應從西域撤退的漢軍。公元123年，他又正式出任西域長史進兵西域，在故鄉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用了5年時間，終於徹底蕩平了匈奴在西域的殘餘勢力，再度收復了西域。在東漢國力日衰的情勢下，班勇承父遺志，做出如此巨大努力，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點，班勇自幼就對西域特別是疏勒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愛，加之對西域地理、經濟、軍事勺民俗瞭若指掌，在他父親班超所記載西域情況的基礎上，又根據親身經歷和見聞，撰寫了《西域記》一書。這部著作後來被完整地保存在《後漢書。西域傳》里，成為後世研究西域史和亞洲史的寶貴資料。
佛教與疏勒
佛教東傳路線圖佛教在古疏勒國的歷史，也有近1000年之久。
還不僅如此。就佛教東傳的路線而言，與佛教發源地古印度的距離，疏勒和于闐幾乎相當，而比龜茲和高昌則近得多；因而在傳入時間上也要早一些，疏勒可以說是佛教傳入我國的最早基地之一。
公元前6—5世紀，佛教經釋伽牟尼之手創立並傳布於印度恆河中上游地區。歷經幾百年，佛教迅速地由印度西北的犍陀羅(今巴基斯坦)和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傳到中亞各地，無疑也開始越過崑崙山和帕米爾高原進入今天山以南地區。據專家們考證，至遲在公元前73年左右，已有迦濕彌羅高憎毗盧析那將佛教傳播到於閡。於聞與疏勒相去不遠，佛教傳入疏勒大概也不晚於這一時期，相差至多也不會超過幾十年。此後，佛教才逐漸自塔里木盆地西南緣向龜茲、
高昌等地傳播，至東漢明帝年間(公元58-75年)方傳入我國內地，此時疏勒固有佛教徒的活動可能已近一個世紀了。
佛教傳入疏勒的路線，一是自印度本土出發，繞道大月氏(今烏孜別克斯坦)經今鐵列克山口東向傳入；一是自印度西北部，出瓦罕山(在今阿富汗)之後，再越蔥嶺經今紅其拉甫山口而達疏勒。
佛教經典最初沒有文字記錄，全靠佛教徒相互間口授心記。因此，在疏勒傳教的僧侶們可能受到語言和文化的限制，只以佛教徒個人在民間四處走動傳教為主要形式，既無固定的佛教信徒隊伍，也沒有固定的傳教點(例如寺廟)，要說影響，恐怕是十分微弱的。這也就是我國《漢書》和《後漢書》上為什麼沒有記載疏勒國佛教的原因了。在那一時期的疏勒國。對巫”的崇拜可能占主要地位。
佛教在疏勒的大規模興超和傳播，大約在公元2世紀初葉，也就是班超離開疏勒後不久。
公元114--120年間(有人明確記為公元116年)，疏勒國王名叫安國，由於和舅父臣盤政見不合，便將臣盤流放到大月氏貴霜王朝。不想臣盤卻因禍得福，在大月氏被貴霜國王敬若上賓，兩人相處極為親密。疏勒王安國死後無子，王后就讓臣盤的侄子遺腹當了疏勒王。臣盤聽說後，認為自己是，遺腹的親叔父，自己健在，豈有讓侄子繼承王位之理。於是，在貴霜國王的大力支持下，臣盤帶兵返回疏勒，奪取了王位。不久，臣盤發憤圖強、勵精圖治，使疏勒國成為西域一大強國。在巴基斯坦的歷史書中，甚至將這一段史實記成貴霜王朝占領了疏勒。
貴霜王朝建立於公元1世紀上半葉，不久就占領了印度及其以西地方，佛教就在此時向大月氏所控制的一切地方迅速傳播開來。公元90年貴霜王閻膏珍曾派副王謝發兵7萬進攻疏勒，被班超擊退，此後長期與疏勒保持友好關係。到迦膩色迦王(約公元78--120年)統治時期。貴霜王朝的佛教事業已空前昌盛，曾在克什米爾舉行過世界佛教史上的第4次結集(即佛學研討大會)，並四處起建寺廟佛塔，弘揚佛法。
當臣盤於公元116年到達貴霜王朝時，正是迦膩色迦王執政的晚期。由於班超的威名不衰，臣盤受到迦膩色迦王的優厚禮遇。迦膩色迦對佛教的狂熱崇拜，想必使臣盤受到極大影響。況且臣盤有求於貴霜王朝，皈依佛教也才能使他與迦膩色迦的關係更加親近。於是，熱衷於佛教而且精於佛經典律，就成了二人關係密切的首要條件。
據500年後唐玄類在《大唐西域記》中所記，東漢時漢朝的一名“質子”(即諸侯國向中央王朝派去的人質)曾被貴霜王迦膩色迦奉為上賓，兩人都駕信佛教。迦膩色迦讓這位質子冬天住在溫暖的印度諸地，夏天住在涼爽的迦畢試國(在今阿富汗)，不冷不熱的春秋季節則回到迦膩色迦王身邊。為了讓質子潛心學佛，他所居住的地方都建有專設的寺廟。在這些寺廟中，都有這位質於的壁畫像，容貌服飾都同中國人相似，當地人甚至說自己的先王是漢人，互相傳告，深以為榮。
佛教遺蹟——三仙洞
三仙洞據專家考證，迦膩色迦王時代的這位漢朝質子，就是後來的疏勒王臣盤。臣盤在迦畢試國所居住的佛放小乘教沙落迦寺，相傳是漢朝天子的兒子充質於該國時所建，其實就是迦膩色迦為臣盤專門修建的。“沙落迦”就是梵語或吐火羅語中的“疏勒”的譯音，顯然是臣盤為紀念故鄉而起’的名字。疏勒自西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地，迦畢試人把臣盤當作漢朝天於的兒子也就並不奇怪。
臣盤自貴霜王朝返回疏勒國執政後，毫無疑問會把佛教帶回來，像他的老朋友迦膩色迦—樣廣修寺廟佛殿，大力弘揚佛法。公元120年後，佛教才成為疏勒國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公元1世紀後，隨著佛造像的出現，佛教壁畫石窟也就應運而生了。佛教在疏勒國開始興盛之後，佛教徒們也在這裡開鑿了佛畫洞窟。保留至今的，有喀什市北郊的三仙洞。1962年定為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三仙洞在喀什市北郊10公里處的伯什克然木河右岸峭壁的半腰問。峭壁突兀聳峙，從河床邊緣至壁頂高達20餘米；峭壁立面如同刀削，若無專用登高工具，徒手是萬難進洞的。早年佛教徒們開鑿三仙洞時，想必不是這樣難以攀援，只是上千年河水的沖劇，才使峭壁變得如此高峻。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三仙洞才得以保存下來。
清朝乾隆年間一名叫蘇爾德的官員，來到喀什噶爾後，聽說有這么一處古蹟，於是在1777年第一次考察了這裡。他在《回疆志》中說：“其陡壁之半有三洞，立獨木雲梯登而視之，亦無甚異。土人(按指當地維吾爾族百姓)名之曰‘玉舒布爾杭’，詢之莫知其詳。”看來他只是在洞口馬馬虎虎地觀望了一下，就草率地下結論說“亦無甚異”，結果乘興而來。掃興而去，這次探訪基本上不得要領。
如果蘇爾德通維吾爾語，就可以知道“玉舒”(應譯作“玉曲”)即數詞“三”，而“布爾杭”就是“佛”、“佛像”、“佛教”之意；這是三個佛像洞窟，說明當地少數民族民眾早就知道，只是蘇爾德不懂罷了。伯什克然木河兩岸的山嶺。遠在公元11世紀的《突厥語大辭典》中，就記作“八爾罕山”，“八爾罕”也就是“布爾杭”，當時甚至被作為喀什噶爾的代稱，可以想見11世紀之前這裡的佛教事業是多么的發達；而“八爾罕山”間的佛教壁畫洞窟想必還有很多處，只是大都被毀了。
1803年12月10日，原葉爾羌(今沙車)幫辦大臣和寧調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至1896年離任。在任期間，和寧著《回疆通志》12卷，其中記載了他繼蘇爾德之後，第二次考察三仙洞的實況：“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三洞中置石仙像。”論態度他比蘇爾德有進步，但他仍未看懂洞中究竟是什麼名堂，其實洞中並非道家仙，而是釋迦佛。不過自這以後，“三仙洞”也就此得名了。
1979年9月問，喀什地區的有關人員陪同自治區博物館負責同志前往考察，才真正揭開了三仙洞之謎。洞窟所在的山嶺多是積沙崖，土質鬆軟粗糙，所以洞口雖高卻並不深；窟頂呈縱卷式，規模也不算大。半山間的3個宛如門櫃的洞口，以中洞為最大。三洞都分前後二室，均前大後小。中洞前室內空無一物，其後室正中卻保留有一個無頭坐佛，佛身彩塑已剝蝕殆盡，僅餘一座石胎。西洞在初鑿時大約就不曾完工，壁上只見鑿痕斑斑。唯有東洞最為壯觀：僅前室洞壁四周的70多個佛畫像，就令人目不暇接。其頂部有蓮花藻井，上繪的蓮子尚粒粒可數；藻井四周又繪有高1尺多的坐佛像，光環耀眼色彩斑斕。其中有一坐佛的袈裟以彩色方格繪成，所著服飾為中國早期佛窟壁畫所僅有。該洞後室又繪有一立佛像，造型與用色也為中國佛畫中所罕見，充分體現了西域疏勒國人民豐富的想像力與高超的創作技巧。
佛教石窟藝術約於公元220—589年間傳入我國內地。舉世聞名的龍門石窟鑿於公元500年，雲崗石窟在公元453年，敦煌石窟在公元366年，庫車克孜爾千佛洞約鑿於公元180年後的東漢末期——愈往西，洞窟開鑿年代就愈早。據專家們考證並記錄在《中國名勝詞典》中有一段話：“三仙洞開鑿年代在東漢時期，這是目前所知我國西部保存下來的最古的一處洞窟。”其歷史價值之高是可以想見的。
佛畫洞窟的出現，標誌著佛教文化的發達，西域疏勒國是我國佛教傳人最早地區之一，也就得到了印證。佛窟內佛造像與壁畫藝術的成熟，也顯示出疏勒國佛教地位的鞏固；據時間推斷，三仙洞大約開鑿於臣盤在疏勒執政的晚期，如果開鑿在庫車克孜爾千佛洞之前，當不晚於公元l70年。三仙洞很可能是臣盤在疏勒國推行佛教後留下的唯一遺蹟。
三仙洞自被發現後，200餘年來，已有不少中外遊人光顧。在中洞還能看到一個多世紀前重新修飾過的痕跡。洞壁上至今還保存有許多各種文字的題記。漢文中的題名以清代為多；外國的諸如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德國勒柯克、日本桔瑞超等，都曾造訪三仙洞並留下題記，其中伯希和在1906年的題名至今可見。
坦駒嶺大戰
公元8世紀30年代之後，唐朝轄制之下的中亞西突厥各部發生分裂，四處騷擾西域各地。公元734年，突厥突騎施的一支勁旅企圖強攻疏勒鎮，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察按安西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指示，加強邊備，力拒突騎施，保住了蔥嶺通道。
公元739年秋，突騎施又在中亞碎葉城發動叛亂，發兵占據了坦邏斯(今中亞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唐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立即發兵進擊‘在碎葉城以東的賀邏嶺大敗突騎施叛軍。這時，住在坦邏斯城的黑姓可汗爾微特勤，聞訊後趕忙調遣突騎施軍隊，打算救援碎葉城。
蓋嘉運當機立斷，於9月22日火速徵調能征慣戰的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察，率領疏勒精兵以最快速度穿越疏勒西北的鐵列克山口，在中亞會合拔汗那(今烏孜別克斯坦費爾乾納）國王阿悉爛達乾的軍隊，奇襲坦邏斯城，一戰即斬系了爾微特勤及其拔斯，其黨羽皆四散逃走。夫蒙靈察招回了散的數萬百姓，交還給拔汗那國王。這一仗，不僅保證了蓋嘉運的唐軍主力在碎葉城的全面勝利，而且使先前被大食（阿拉伯）和突騎施部裹脅的中亞各小國，紛紛前來歸附唐朝。疏勒軍民為保衛唐朝邊疆又立奇功。
公元741年，西突厥達奚部落又反，發兵再攻碎葉城。唐玄宗聞報後，直接下令徵調飽有作戰經驗的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察往擊達奚部，其部將高仙芝在這一戰役中擊潰敵軍主力，榮立戰功。不久，夫蒙靈察由疏勒鎮守使榮升安西四鎮節度。
看見西域局勢混亂，吐蕃又開始打安西四鎮的主意，首先又拿小勃律開刀。吐蕃以武力為後盾，要挾迫使小勃律王與吐蕃公主成親。一時間，附近的20餘小國紛紛倒向了吐 蕃，絲綢之路又為之堵絕。當時的安西四鎮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與夫蒙靈察諸將領，曾先後3次發兵征討，均未成功。於是朝廷令安西四鎮節度副使高仙芝領兵前去征討。
公元747年8月底，高仙芝的1萬大軍齊集疏勒鎮，令疏勒守捉使趙崇38為前部先鋒，撥換(今阿克蘇)守捉使崇為接應，高仙芝與中使邊令城統率唐軍主力，浩浩蕩蕩越過蔥嶺，渡過播密州(為阿姆河在蔥嶺中之支流)進入小勃律境。當時先鋒趙崇現所率的30督9各硫勒鐵騎，最先由北路進入吐蕾重兵把守的連雲願(在今阿富汗東北的薩爾哈榴一帶)。
當時連雲逐內有吐蓄守軍千餘人；其南15里的山上又吐蕾兵八九千入。堡下有大河，水漲不可渡。在高仙芝的指揮下，趙祟恥率部與拔換軍強渡激流，殺敵500，生擒千餘，俘戰馬上千匹，一舉攻克連雲堡。之後，安西大軍會紹於坦駒嶺(今巴基斯坦北部達爾科特山口)下，向敵軍發動了罕見的猛烈攻勢，首先擊潰了小勃律叛軍，活捉了小勃梯王與吐蕃公主。遭受慘重損失的吐蕃軍主力全線潰退，唐軍大獲全勝。
這就是當時震撼中外的“坦駒嶺大戰”。
戰役結束之後，蔥嶺之西的東羅馬帝國與阿拉伯等72個國家受到強烈震懾，紛紛遣使修好，表示要和唐朝永結睦鄰關係。
在這場戰役中，疏勒的軍民功不在小。為此，公元753年2月，疏勒首領兼耀建州司馬裴國良去長安朝貢時，唐玄宗特地賜他紫袍與金魚，並授予他“折衝都尉”的頭銜，以示嘉獎。
再度喪失
公元55年，唐朝爆發了“安史之亂”，內戰不巴無暇西顧。這時吐蕃又加強了對西域的軍事攻勢。唐朝在無法應付的情勢下，於公元784年命令安西、北庭二大都護府全線撤回內地。但駐守西域的唐朝各族軍民，不甘心投降退讓，違旨不從朝渝，又繼續抗戰多年。吐蕃鐵騎步步緊逼，公元790年攻陷了苦戰到最後的北庭都護府；被迫逃亡的節度使楊襲古，也在第工年的10月間被回鶻騎兵襲殺。西域至此完全喪失。
在這悲壯撼人的空前血戰中，疏勒都督府的軍民，也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譜寫了輝煌的一頁。
公元789年，中原僧人悟空(原名車奉朝，為唐朝官員，護送罽賓使者時在那裡出家)，在返國途中經過疏勒鎮時，見到疏勒王、大都督裴冷冷與疏勒鎮守使魯陽，仍然在原地率領全體軍民，在吐蕃大軍的苦逼圍困下，不辭艱險奮力鎮守。
在“安史之亂”後35年，又值西域局勢近於窮途來路之骯釀鈞都督府軍民依舊滿壞信心矢忠唐朝，為維護祖國的統一，竭盡了最後的努力。
歷史名人
高僧裴慧琳
公元2世紀後，為了向中原地區廣泛傳播佛教文化，在蜂擁東進的眾多西域佛教徒中，曾出現過鳩摩羅什、佛圖澄與裴慧琳這三位貢獻卓著的佛學巨子。前兩人都是西域龜茲人，而裴慧琳則是唐代西域疏勒國著名高僧。
裴慧琳(公元737—820年)，青年時自故鄉疏勒到達內地，積極傳播佛教文化，後來到唐朝京城長安，居住在名剎西明寺內。他不僅精通本民族語言文化和梵文佛教經典，經過長期刻苦學習，對漢語言文化和漢文典籍也同樣有精深研究，文書稱他“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博及群經，精通訓詁”，學識的博大宏富，為當時甚至後世許多學者所不及。然而他的最大貢獻還不僅僅是佛學文化，而是花費了整整25年用漢文編纂出了一部長達100卷的《一切經音義》。
裴慧琳編寫《一切經音義》的直接目的是對漢文佛經及其他佛教著作進行訓釋。在編寫的過程中，為了力求內容翔實準確，他廣采博引了諸如《說文》、《字林》、《玉篇》、《字統》、《古今正字》、《切韻》等字典韻書，而且承繼參考了玄應、慧苑、雲公、窺基等各家的佛經音義著作。這部著作不僅有豐富的佛學知識，而且還是漢語言文字學的名作，其中還包括大量有關歷史、地理、物產、民情及風俗等方面的珍貴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所以史書盛譽這部著作“精心結撰，無美不備”(《宋高僧傳》)。
這部作品在當時和後世發生過重大影響，不少著名學者都曾悉心研究考證。因這部書博引古代的字書、韻書來解釋佛經的音義，凡是字書與韻書所沒有的，他又廣引經史子集予以注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是佛學和古漢語學者的案頭必備之書。遼代和尚希麟又在這部著作的基礎上作《續一切經音義》10卷；裴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在後世還廣泛流傳到朝鮮。日本和東南亞許多通用漢文的地方。
疏勒王臣盤
由於班超的借重，疏勒國在東漢時期迅速發展壯大為西域一大強國，其全盛時期，鄰近諸如莎車等12個小國全都併入疏勒。臣盤於公元120年執政後，與漢朝中央政權的關係極為密切。公元127年，因臣盤曾極力協助班超之子班勇再次為漢朝收復西域，被漢朝封為漢大都尉，又封臣盤的侄子為疏勒守國司馬。
自公元127年至144年問，疏勒王臣盤又多次向漢順帝進貢方物並派自己的兒子到洛陽作漢朝的侍子。在臣盤的貢物中，如獅子、封牛（亦稱“瘤牛”)和青金石（一種藥材)等，大多來自大宛和大月氏。大月氏貴霜王朝與臣盤關係極好，與羅馬帝國也有頻繁的通商關係，所以很多羅馬的貨物也都由埃及經紅海運到大月氏，再經疏勒王臣盤之手轉送到我國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疏勒王臣盤在中兩關係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公元132年，西域于闐國發起政變，與漢朝對立；漢朝通過敦煌太守徐繇調遣疏勒國軍隊前往平亂。臣盤欣然領命，發兵2萬餘進擊于闐，大獲全勝，為漢朝收復於閡，並使絲綢之路南道再度開放。
公元168年，疏勒國大臣和得見臣盤年邁，急於篡權謀位，在臣盤外出打獵時，放暗箭射死了臣盤。和得自立為疏勒王。公元170年；漢朝為了給漢大都尉、疏勒王臣盤復仇；派遣涼州刺史孟陀的部將任涉，會同戊己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宴，率敦煌、焉耆、龜茲諸地大軍3萬餘人攻討疏勒國，將和得圍在疏勒幀中城40餘天，後久攻末克不得已撤軍。
不久，和得又被擁戴臣盤的反對派殺死，繼任的疏勒王們也連相殺害。此時東漢已是國力日衰，也無力禁止；但忠於祖國的疏勒王臣盤的英名，卻不會被人民忘卻。
疏勒樂曲
唐朝著名詩人元稹的《新題樂府》中，有一首名為《法曲》的詩，描寫了唐代西域舞樂在內地流傳的盛況：
女為胡婦學胡妝，
伎伎胡音務多樂，
《火鳳》久聲沉多咽絕，
《春鶯囀》罷長蕭索。
可以看出，《火鳳》和《春鶯囀》是當時頗有影響的流行歌曲；前者以慷概悲壯見長，後者則以淒婉清麗取勝。《春鶯囀》為西域龜茲樂師白明達所作，而《火鳳》的作者，在唐代《通典》中有專文介紹：“太宗貞觀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奴》、《火風》、《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悅之。高祖之末，其技盛流於時矣。”
這位在初唐時倔起於宮廷而飲譽於民間的著名作曲家；便是西域疏勒籍樂師裴神符。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知道，裴神將大約在唐高祖李淵在位時已擔任了唐朝宮廷樂師，而且已經頗負盛名。到太宗世民時，裴神符依然受到器重。從元稹的詩中又可以看出，裴神符以《火鳳》為代表的三首名曲，又是作為唐代中原音樂“胡”化的標誌而出現，可見古代西域疏勒樂舞對中原文化的發展，有過極深的影響。唐人崔令欽《教坊記》中所列名曲錄中，裴神符創作的《傾杯樂》便在其中。裴神符不愧是《疏勒樂》在內地傳播的著名代表人物。
今日的喀什噶爾，素以“歌舞之鄉”著稱，其淵源當追溯到我國漢代就已產生的疏勒樂舞。《疏勒樂》到魏晉時期日臻完美，在西域已極有影響，我國南北朝前後魏時期——大約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即公元436年前後，正式傳入中原地區。隋代時在內地已十分流行。據《隋書》卷l5記載：“(《疏勒樂》)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為一部十二人。”即一部《疏勒樂》13名樂工演奏10種樂器，樂隊的器樂和人員編制已經定型。
《疏勒樂》的伴舞《疏勒樂》在演奏曲目時，也很有講究，它有“歌曲”“舞曲”和’“解曲”三種形式。“歌曲”是專為唱歌時伴奏的曲子，其名稱叫；“亢利死讓樂”’“舞曲”是專為舞蹈伴奏的曲子，其名稱叫“遠服”；“解曲”的專稱叫“鹽”，是吸收了突厥樂曲後改編的《疏勒樂》專用曲調，有時也被直指為“疏勒鹽”，可能是演奏達到高潮載歌載舞時使用的歡快樂曲。由此可知；《疏勒樂》不僅是”套器樂曲的演奏，其中還包括聲樂和舞蹈各種形式。《疏勒樂》表演的場面想必是極其熱烈歡快的，無怪乎在宮廷和民間都受到廣泛的喜愛和歡迎，
唐貞觀年間(公元629--649年)，著名的疏勒樂師裴神符所創作的《火鳳》曲，就是—一首《疏勒樂》的“歌曲”。當時在內地曾眾口傳唱，並被多次改編，如後來唐宮廷樂“法曲部”中的《真火鳳》、“胡曲部”中的《急火鳳》，都是根據《火鳳》改編的。又據《唐會要》卷33中所記，《火鳳》曲列於林鐘宮調時，又改名為《舞鶴鹽》，而“鹽”正是《疏勒樂》中的“解曲”，可知《疏勒樂》經裴神符改編後，在內地引起多么大的反響。
裴神符的《傾杯樂》，可能是根據當時阿拉伯(大食)樂曲改編的，曲調激越奔騰；唐玄宗時(公元713--756年）被用於為百匹駿馬跳躍起舞時的馬舞伴奏曲，唐代的《明皇雜錄》中，曾對用《傾杯樂》曲為群馬伴舞的壯觀場面作過精彩的描述。
裴神符不僅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同時還是一位著名的器樂演奏家和改革家。
《通典》中說：“舊彈琵琶，皆用木撥之。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掐琵琶’者是也。”可琵琶在唐代之前一直是用木片來彈奏的。如果至今仍用木片彈奏，那么《絲路花雨》中“反彈琵琶舞”就絕不會那么自如而動人了。《新唐書禮樂志》中記道：“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彈拔。樂工裴神符即以手彈，太宗悅簽。後人習為掐琵琶。”庸人段安節的《琵茵錄》中也有同樣記載。把木片撥奏代之以手指彈拔，對豐富和發展琵琶的演奏技巧和表現力，有很重要的意義，這無疑也是古疏勒東師對祖國器樂藝術的一項貢獻。
《疏勒樂》在內地的傳播者，應當還有許多許多人，但大多未能留下姓名。目前所知道的除裴神符外，還有唐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活躍在宮廷中的疏勒籍樂師裴興織，他在琵琶演奏方面也頗負盛名。
地理位置與命名的考證
今天喀什地區自英吉沙縣以北、包括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廣大地域，兩漢以來的漢文史籍中，都稱之為西域“疏勒國”；從魏晉到宋代，“疏勒國”的地盤又要加上今莎車縣以南到皮山縣這片地方。疏勒國的首府，在西漢時
被稱作“疏勒城”，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市。
在古代的西域，這種一個城邦或地區性政權稱為一個“國”的現象，一直到明代還存在著，正如《明史·西域傳》所說：“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形式上只同於我國內地王族受封的諸侯國，不能混同於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國家”這一概念；就像周代時的800諸侯、戰國時的7國一樣，都是中華民族所建中央政權之下的地方性政權。
對於“疏勒”之稱，古籍中也有記作“沙勒”，其實都是“疏勒”的同音異澤。由中心城池的名稱，推演為地區或邦國的名稱，是古代地名演化的常見規律。
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就附有這樣一段話：“舊疏勒者，乃稱其城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就是“疏勒”在開始時只是首府的城名，而國名的正規叫法應是“室利訖栗多底”。
“室利訖栗多底”中的“室利”一音，有人認為正是“疏勒”的對音；而“室利訖栗多底”大約是“疏勒人國”的意思，其中“訖”這個音，含有“某地人”之義，正如突厥語把和田人稱作“忽炭訖”一樣，唐玄奘到疏勒時，是操突厥語民族在當地居民中占優勢的時候。儘管玄奘並未向後人解釋“疏勒”這一名稱的含義，但已可以得知“疏勒”應該先是城名，而後才為國名的。
至於後世以“疏勒”之稱命名的唐代的鎮與都督府，還有清代的直隸州(l884年置)與府(1902年置)，以及民國至今的縣，都是由西漢時的舊稱沿襲或派生的；即使清代以後的疏勒與今日的喀什市已是兩地兩名，但究其根底，仍是同出一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今日的喀什在古代被稱作疏勒外，在我國其他地方還有好幾個叫疏勒的地名。這在新疆的地名中是比較少見的。
如在今北疆奇台縣陽近就有一座古疏勒城，當地俗稱“石城子”。史載東漢戊校尉耿恭曾於公元75年在此城駐守，留下過“疏勒拜泉退匈奴”的千古佳話。
再一座疏勒城，則在今甘肅省安西縣境內，古代亦稱之為“瓠轤城”，因位於當地的疏勒河畔而得名，以致使清代學者椿園認為“疑即疏勒國，古蹟雖無可考，而猶呼其水曰‘疏勒河’也。”這當然是不正確的。
以上兩座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古疏勒城，久已湮沒無聞，而疏勒河卻是至今猶存的。溯河東向，沿疏勒河南岸，在今青海省北緣，：又有一個以“疏勒”命名的地方——疏勒南山，這便是疏勒河的發源之地。這么多山、水、城、國雖在不同地域，在古代卻都冠以“疏勒”之名，說明這個名稱在我國歷史上是很有影響的。 這會不會是古代的某一個部族，從河西走廊的東部逐漸向西、再往南遷徒的過程中，在自己居住過的主要地方留下的地名呢?這是一個很誘人的推測，但也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至少目前還無法回答。
要確定疏勒地名的含義，關鍵是要弄清起名的是古代哪一部族及其所操的究竟是什麼方言，可這恰好是最說不清的。因此，對於“疏勒”這—地名，，國內外史地學界就有好多種解釋。擇其要者，有以下幾種說法較有代表性。
其一，據日本學者白烏庫吉考證說：“今日的喀什噶爾，為漢代的疏勒。突厥語稱‘水’為Su，稱‘有水’為Suluk(音‘蘇智克’)。喀什噶爾地域水草美好，故得此名。”白烏庫吉認為“疏勒”即古突厥語Suluk的漢語澤法，含義是“有水(之地)”。
其二，、認為這是屬於印歐語系中古東伊蘭語族的粟特語。在紀元前就生活在今中亞索格底亞那的粟特人，同時操兩種方言，其中之一為“L”方言，主要流行於常年外出經商的粟特人中而分布在今新疆地區。據“L”方言，粟特(Soghd)族名的尾音“d”就變為“L”，Soghd(讀如“索格德”)一詞便顯示為Soghl（讀如“索合勒”）。公元前128年左右，張騫竅到疏勒後，就摹擬當地人的讀音，將粟特語的‘索合勒”譯為漢文的“疏勒”。也就是說，“疏勒”這一地名是古代的栗特人用自己部族的名稱，來為這裡命名的。
其三，錢伯泉同志在《Seves考》一文的附記中認為，“疏勒”是古匈奴語“黃色”之意。錢文以為，今蒙古高原的色楞格河流域是匈奴人的發源地，而“色楞格”在漢文古籍中也譯為“黃色”。“色楞格”一詞的發音與“疏勒”相同。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匈奴已統治天山南北多年，而匈奴人看見“喀什周圍土層厚，春天冰融雪消，疏勒河水呈黃色”，所以就把這一帶也稱為“色楞格”——疏勒。
其他，也有認為“疏勒”地名，是公元前176年左右自河西走廊一帶西遷的大月氏人留下的，也有認為是被大月氏人西遷時擊敗並遷居到這裡的塞人所起的名字。這也僅僅是推測，而且也無助於說明大月氏或塞人所起“疏勒”這個名稱，究竟是什麼意思。
地名本身是一種語言的產物，從語言學著眼來探究“疏勒”的語源，當然極有價值。但這裡有兩個前提必須弄準確。第一，“疏勒”這——地名，至少在西漢張騫通西域時已經有了，即產生在公元前128年之前，如在《穆天子傳》中所記的“曹奴”，就很RJ能是“疏勒”的更早漢文譯法。那么，只有在這之前就居住在這裡的土著部族才有資格起“疏勒”這個地名。·’第二，具體的語言，總是和具體的民族緊密聯繫的。如果不弄清公元前128年之前生活在這裡的究竟是哪一個部族，就無法弄清這一部族究竟操什麼語言。這樣，“疏勒”這一地名究竟是什麼語言，又是什麼意思，當然就更說不清。
據此來考察以上幾種關於“疏勒”地名的解釋，就不免都有這樣或那樣說不通的地方。
首先說突威語“有水”這一解釋。眾所周知，我國西北突厥民族的逐步形成，還是魏晉之後的事情；而西突腸大規模西遷西域，又是在公元五六世紀間，很難構想他們在尚未形成前的六七百年前，會跑到疏勒去起地名。這種解釋是欠慎重的。
再看疏勒地名的“粟特說”。中亞粟特人高度發達的語言文字，曾經對我國古代西北民族，特別是對後起的突照與回鶻產生過深刻影響。而且據11世紀喀什噶爾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辭典》記載，在當時的喀什噶爾附近，居住過相當多的粟特(坎傑克)人村落，粟特語也是當時當地流行的一種方言。但是粟特人的發源地遠在喀什以西的中亞腹地，雖然粟特人在紀元前的好幾個世紀裡就以善於經商聞名，但真正開始大規模地跨躍帕米爾高原、到古疏勒定居以至到中原內地經商，那還是公元2世紀以後的事情，這有我國大量出土的粟特語文獻為證。
另一方面，外出經商而操“L”方言的粟特人，只稱自己為“萃利”或“萃利克”，而漢文古籍對之也只譯為“蘇哩”或“修利”；雖然的確與“疏勒”音近，但卻入未與“疏勒”混淆而相提並論。
匈奴在西漢時就曾征服過西域，這倒不假；但匈奴涉足域究竟深到什麼地步，卻要詳加考察。匈奴故地在我國北的蒙古高原，生活方式以遊牧行獵為主，“逐水草而”，很是飄忽不定；對早在3000年前就已開始農業定居的疏勒綠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會習慣的，很難說會有一文匈奴部落在這裡長期定居，並從而為之起名的。再者，從史書上考查，匈奴之到西域，向來是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現的，他們要征服的是早已有人居住並應該早有地名的地方，把征服者故鄉一條河流的名稱，強加給被征服者，是很難讓被奴役的當地人接受的。況且，“疏勒”這個地名，也應該是早在匈奴進入天山以南之前就已有了的。
用“喀什噶爾”取代“疏勒”，—般認為是在我國宋、元以後，這是以漢文正史引用的時間為標準的。實際上，“喀什噶爾”這一名稱的最初使用，應該上溯到6世紀初突厥人大批進入西域前後。到公元10世紀的宋代史料中仍稱之為“疏勒”，那不過是官方的習慣性沿用而已。
用“喀什”代稱“喀什噶爾”，是今天的一種簡化使用，殊不知恰恰是恢復了最初的叫法。4世紀初的《魏略》中，已開始將“疏勒”改稱為“竭石”，這與“疏勒”之音相去甚遠，似乎這時已換了一個新的名稱；但可能舊名“疏勒”當時也並未消失，使用舊稱的人更多些，故“竭石”一稱並不普及，或許只是疏勒國新當權的統治者自己這樣稱呼罷了。
公元644年，唐玄樊到此地時，曾明確記這裡為“袪沙國”。由於玄奘對西域地名往往附會為音讀相近的梵語(古印度語)，沒能按照當地人的實際發音作準確譯寫，所以“祛沙”之稱未能引起人們注意而在漢文史籍中普及。
在唐代的佛教經典《孔雀王咒經》中已有了“Khasa”一名的記載，僧加婆羅譯本中即寫作“迦舍”——這可以看作是“竭石”或“袪沙”的另一種譯寫法。說明佛教徒們對這裡地名的變化比官方的漢文史料注意的更早。
不過，從唐代開始，官方還是注意到達一變化了。儘管唐朝仍按西漢舊稱命名這裡為“疏勒鎮”與“疏勒都督府”，封其都督為“疏勒王”，但在新、舊《唐書》中，都明確記載疏勒國“王居伽師城”；首府稱“伽師”(當然並不是今日的伽師縣，而是今日的喀什市)，這顯然又是“竭石”、“迦舍”或“祛沙”這些譯寫方法的又一個補充。
古西域三十六國
| 簡介 | 西域狹義上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即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東、南及新疆廣大地區。西域一帶在可考歷史中於前5世紀左右形成國家，《漢書·西域傳》記載當時已有30餘國分布在西域地區，故有“西域三十六國”之說。 |
| 西域古國 | 烏孫國 | 龜茲國 | 焉耆國 | 于闐國 | 樓蘭國 | 且末國 | 小宛國 | 戎盧國 | 紆彌國 | 渠勒國 | 皮山國 | 蒲犁國 | 西夜國 | 依耐國 | 疏勒國 | 莎車國 | 尉頭國 | 溫宿國 | 尉犁國 | 姑墨國 | 卑陸國 | 烏貪訾國 | 卑陸後國 | 單桓國 | 蒲類國 | 蒲類後國 | 西且彌國 | 東且彌國 | 劫國 | 狐胡國 | 山國 | 車師前國 | 車師後國 | 車師尉都國 | 車師後城國 | 若羌國 |
盤點絲綢之路上的城邦
|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和洛陽為東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開闢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縣級以上行政區劃
| 概況 | 全自治區轄：2個地級市、7個地區、5個自治州；11個市轄區、19個縣級市、62個縣、6個自治縣。 |
| 烏魯木齊市 | 天山區 |沙依巴克區 | 新市區 |水磨溝區 |頭屯河區 | 達坂城區 | 米東區 | 烏魯木齊縣 |
| 克拉瑪依市 | 克拉瑪依區 | 獨山子區 | 白鹼灘區 | 烏爾禾區 |
| 吐魯番地區 | 吐魯番市| 鄯善縣| 託克遜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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