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話（全十冊）》
《歷代文話》王水照主編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內容提要
本書為大型資料彙編，收錄宋以來直至民國時期（1916年）的文評專書和論著，總計一百四十三種，六百餘萬字，十冊精裝。所收內容主要以論古文為主，亦酌情選取論評駢文、時文之集成性著作，按著者生卒年之先後排列。收書均作提要，介紹著者簡歷、該書內容和主要版本情況，予以新式標點。各書底本大多選取精刊精校之善本，其中部分傳本世所罕覯，如陳繹曾《文章歐冶》、王守謙《古今文評》等書，或國內珍稀，或中土久逸，本次整理對此類珍版則盡加利用。因日本學者所撰評論中國古代文章的文話甚夥，因此在附錄部分，除選錄兩種較有影響的文話著作以窺豹斑外，並附《知見日本文話目錄提要》一文供國內學人參酌。本書卷帙浩博，編選精當，堪與《歷代詩話》、《詞話叢編》鼎足而三，沾概學林，厥功甚偉。
作者簡介
王水照，1934年生於浙江餘姚。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即進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錢鍾書先生為其導師。1978年3月調入上海復旦大學任教。1990年10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唐宋文學方向）的博士生導師。1992年10月獲“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1998年9月當選為復旦大學首席教授。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籌）會長、全國蘇軾學會副會長、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上海作家協會理事、《文學遺產》編委等職。王水照先生長期從事宋代文學的研究，尤著力於從中國文化--文學史的整體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學的時代特徵和歷史定位。在蘇軾研究、宋詞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團研究上取得了頗為突出的成績。努力提出並解決“真問題”與“新問題”，不求“宏大敘事”與“龐大體系”，但所著重闡明的“宋型文化”、“文學群體”、“文化性格”、“破體為文”以及“中唐--北宋樞紐論“等命題，已產生較廣泛的學術影響，並得到好評。
本書目錄
第一冊
《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百川學海本
《四六談塵》一卷 宋·謝伋撰 百川學海本
《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宋·洪邁撰 學海類編本
《雲莊四六餘話》一卷 宋·楊困道撰 宋刊本
《文則》一卷 宋·陳騤撰 台州叢書本
《朱子語類·論文》一卷 宋·朱熹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一卷 宋·呂祖謙撰 金華叢書本
《習學記言序目·皇朝文鑒》四卷 宋·葉適撰 清光緒刊本
《仕學規範·作文》四卷 宋·張鎡撰 宋刊本
《余師錄》四卷 宋·王正德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履齋示兒編·文說》三卷 宋·孫奕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過庭錄》一卷 宋·樓昉撰 說郛涵芬樓本
《崇古文訣評文》一卷 宋·樓昉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懷古錄》一卷 宋·陳模撰 明鈔本
《荊溪林下偶談》四卷 宋·吳子良撰 盼萬曆刊本
《黃氏日抄·讀文集》十卷 宋·黃震撰 清乾隆刊本
《玉海·辭學指南》四卷 宋·王應麟撰 浙江書局本
《文章軌範評文》一卷 宋·謝枋得撰 明刊本
《論學繩尺·行文要法》一卷 宋·魏天應撰 明刊本
《浩然齋雅談評文》一卷 宋·周密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二冊
《文辨》四卷 金·王若虛撰 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
《文章精義》一卷 元·李淦撰 元至順刊本
《修辭鑒衡評文》一卷 元·王構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章歐冶》（一名《文筌》，附古文矜式等）八卷 元·陳繹曾撰 日本元祿元年刊本
《文說》一卷 元·陳繹曾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金石例》十卷 元·潘昂霄撰 清乾隆刊本
《作義要訣》一卷 元·倪士毅撰 十萬卷樓叢書本
《東坡文談綠》一卷 元·陳秀明撰 學海類編本
《文原》一卷 明·宋濂撰 學海類編本
《文式》二卷 明·曾鼎撰 日本內閣文庫舊鈔本
《文章辨體序說》 明·吳訥撰 明嘉靖刊本
《震澤長語·文章》一卷 明·王鏊撰 明刊本
《升庵集·論文》一卷 明·楊慎撰 明萬曆刊本
《文脈》三卷 明·王文祿撰 百陵學山本
《歸震川先生論文章體則》一卷 明·歸有光撰 清嘉慶刊本
《四友齋叢說·論文》一卷 明·何良俊撰 明萬曆刊本
《荊川稗編·文章雜論》二卷 明·唐順之撰 明萬曆刊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文》一卷 明·茅坤撰 明萬曆刊本
《文體明辨序說》 明·徐師曾撰 明萬曆刊本
《文章一貫》二卷 明·高琦撰 日本寬永二十一年刊本
《文評》一卷 明·王世貞撰 學海類編本
《文章九命》一卷 明·王世貞撰 日本元文二年刊本
第三冊
《論學須知》一卷 明·莊一兀臣撰 清鈔本
《行文須知》一卷 明·莊元臣撰 清鈔本
《文訣》一卷 明·莊元臣撰 清鈔本
《由拳集·文論》一卷 明·屠隆撰 明萬曆刊本
《文章四題》一卷 明·屠隆撰 明萬曆刊本
《言文》三卷 明·譚浚撰 明萬曆刊本
《畫禪室隨筆·評文》一卷 明·董其昌撰 清乾隆刊本
《杜氏文譜》三卷 明·杜浚撰 明刊本
《文壇列俎評文》一卷 明·汪廷訥撰 明萬曆刊本
《文字法三十五則》一卷 明·李騰芳撰 清光緒刊本
《文章緣起注》 梁·任昉撰 明·陳懋仁注 學海類編本
《續文章緣起》明·陳懋仁撰 學海類編本
《舉業素語》一卷 明·陳龍正撰 槜李遣書本
《文通》三十卷 閏一卷 明·朱荃宰撰 明天啟刊本
《瀾堂夕話》一卷 明·張次仲撰 明崇禎刊本
《古今文評》一卷 明·王守謙撰 日本享保十三年刊本
《書文式·文式》二卷 明·左培撰 日本享保三年刊本
第四冊
《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二卷 清·黃宗羲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章薪火》一卷 清·方以智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日知錄論文》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道光刊本
《救文格論》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康熙刊本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一卷 清·王夫之撰 清同治刊本
《論文雜語二種》 清·徐枋撰 四部叢刊本
《萬青閣文訓》一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刊本
《論學三說·文說》一卷 清·黃輿堅撰 學海類編本
《讀書作文譜》十二卷 清·唐彪撰 清嘉慶刊本
《伯子論文》一卷 清·魏際瑞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日綠論文》一卷 清·魏禧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鐵立文起》二十二卷 清·王之績撰 清康熙刊本
《更定文章九命》一卷 清·王陣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規齋論文》六卷 清·張謙宜撰 清乾隆刊本
《古文約選評文》一卷 清·方苞撰 清同治刊本
《秋山論文·古文辭禁》 清·李紱撰 清乾隆刊本
《文頌》一卷 清·馬榮祖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操觚十六觀》一卷 清·陳鑒撰 清康熙刊檀幾叢書本
《論文四則》一卷 清·楊繩武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菜根堂論文》一卷 清·夏力恕撰 清刊本
《西圃文說》三卷 清·田同之撰 清乾隆刊本
《論文偶記》一卷 清·劉大櫆撰 清道光刊遜敏堂叢書本
《援鶉堂筆記·文史談藝》一卷 清·姚范撰 清道光刊本
《經書巵言》一卷 清·范泰恆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惺齋論文》一卷 清·王元啟撰 清乾隆刊本
《古文一隅評文》二卷 清·朱宗洛撰 清光緒刊本
第五冊
《四六叢話》三十三卷 清·孫梅撰 清光緒刊本《文說三則》一卷 清·焦循撰 清道光刊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一卷 清·吳德鏇撰 呂璜整理 常州先哲遺書後編本
《丈談》一卷 清·張秉直撰 清道光刊青照樓叢書本
《四書文法摘要》 清·李元春撰 清道光刊青照樓叢書本
《朱梅崖文譜》 清·朱仕琇撰 徐經輯 清光緒刊本
《退庵論文》一卷 清·梁章巨撰 清道光刊本
第六冊
《藝舟雙楫·論文》四卷 清·包世臣撰 清光緒刊本
《文法心傳》二卷 清·曹宮撰 清鹹豐刊本
《讀文筆得》一卷 清·黃本驥撰 清光緒刊本
《睿吾樓文話》十六卷 清·葉元塏撰 清道光刊本
《嗚原堂論文》二卷 清·曾國藩撰 清同治刊本
《藝概·文概》一卷 清·劉熙載撰 清同治刊本
《遊藝約言》一卷 清·劉熙載撰 清光緒刊本
《文品》一卷 清·許奉恩撰 一九三〇年刊文品匯鈔本
《論文章本原》三卷 清·方宗誠撰 清光緒刊本
《讀文雜記》一卷 清·方宗誠撰 清光緒刊本
《論文蒭說》一卷 清·朱景昭撰 一九三一年刊本
《論文集要》四卷 清·薛福成撰 一九二八年刊文學津梁本
《盋山談藝錄》一卷 清·顧雲撰 清宣統刊本
《縉山書院文話》四卷 清·孫萬春撰 清光緒刊本
《古文方三種》 清·何家琪撰 一九一五年龍觜山館本
《香草談文》一卷 清·于鬯撰 舊鈔本
第七冊
《藻川堂譚藝》一卷 清·鄧繹撰 清光緒刊本
《論文連珠》一卷 清·唐才常撰 一九二二年刊古今文藝叢書本
《四家纂文敘錄彙編》四卷 清·胡念修撰 清光緒刊本
《文章釋》一卷 清·王兆芳撰 清光緒刊本
《春覺齋論文》 林紆撰 一九二八年北京都門印書局本
《韓柳文研究法》 林紆撰 一九一四年商務印書館本
《文微》 林紆撰 一九二五年刊本
《涵芬樓文談》 吳曾祺撰 一九一一年商務印書館本
《石遣室論文》五卷 陳衍撰 一九三六年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本
《晦堂文鑰》一卷 陳澹然撰 一九三二年刊晦堂叢著本
《文憲例言》一卷 陳澹然撰 一九三二年刊晦堂叢著本
《文學研究法》四卷 姚永朴撰 一九二八年商務印書館本
第八冊
《古文辭通義》二十卷 王葆心撰 一九二八年湖南官書報局刊晦堂叢書本
第九冊
《古今文派述略》 陳康黼撰 一九三六年刊四明叢書本
《國文大義》二卷 唐文治撰 一九二〇年無錫國學專修館本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八卷 唐文治撰 一九二五年無錫國學專修館本
《文學講義》一卷 唐文治撰 唐氏自印本
《論文瑣言》一卷 章廷華撰 一九一四年刊滄粟齋叢刻本
《六朝麗指》一卷 孫德謙撰 一九三二年四益宦刊奉
《漢文典·文章典》四卷 來裕恂撰 一九〇六年商務印書館本
《文章學》二卷 唐·恩溥撰 一九六一年香港刊本
《古今文綜評文》 張相撰 一九二八年中華書局本
《文談四卷》 徐昂撰 一九五二年徐氏叢書再版本
《讀漢文記》一卷 胡樸安撰 一九二三年樸學齋叢刊本
《歷代文章論略》一卷 胡樸安撰 一九三一一年樸學齋叢刊本
《論文雜記》一卷 胡樸安撰 一九二三年樸學齋叢刊本
第十冊
《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三卷 劉聲木撰 一九二九年刊直介堂叢刻本
《論文雜記》 劉師培撰 一九三六年刊劉申叔先生遣書本
《文說》 劉師培撰 一九三六年刊劉申叔先生遣書本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劉師培撰 一九四六年獨立出版社再版本
《文則》一卷 胡懷琛撰 一九一四年刊古今文藝叢書本
《石橋文論》 褚傅誥撰 一九一五年褚氏自印本
《辛白論文》一卷 陳懷孟撰 一九二五年刊獨見曉齋叢書本
《文學述林》 劉鹹忻撰 一九二九年成都尚友書塾本
附錄
知見日本文話目錄提要
拙堂文話（【日】齋藤正謙撰）
漁村文話（【日】海保元備撰）
《歷代文話》四角號碼綜合索引
筆畫檢字表
本書代序
代序：我和宋代文學
記得我13歲從浙江餘姚西部一座偏僻小鎮去縣立中學求學時，縣城外豎有一方石碑，上鐫“文獻名邦”四個顏體大字，深深地格入少時的腦際。後來才知道嚴子陵、王陽明、朱舜水和黃宗羲是自己的四大鄉賢。說起來，這四位鄉賢與宋代學術文化都有這樣那樣的關聯，如王陽明繼蹤宋儒陸九淵，創陸王心學，朱舜水東渡扶桑傳播朱子學，黃宗羲乃《宋元學案》的編撰者，至於嚴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當時已能背誦；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學之路，並非源自“故鄉情結”，卻是另有原由。然而在餘姚縣中時代，的確培養起對古代文學的濃厚興趣。1955年夏天，我負笈北上，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那時，經過院系調整後的中文系，各校名師宿儒紛紛雲集未名湖畔，可稱是系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林庚先生在四十年後用他詩人的語言寫道：“那難忘的歲月仿佛是無言之美。”我和同窗學友共同領受了“向科學進軍”口號的感召與鼓舞，一頭埋入書林學海；課堂上聽到的是游國恩、林庚、吳組細、季鎮淮、王瑤、吳小如等先生的文學史系統講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謨等先生的語言學課程，還有豐富多采的校外專家的專題選修課；北大圖書館的驕人典藏和種種全國一流的教學條件，慶幸自己獲得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良機，渡過了兩年名副其實的苦讀生活。然而，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夏天打斷了這個進程，在左批右批聲中一時頗感迷茫。幸而嗣後的“教育大革命”和“學術大批判'御意外地把我引向宋代文學研究之路。
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發話：“你們能‘破'不能‘立'！”這一下子刺激了我們全班七十多位同學的“革命積極性”，倡議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陣地”。這就是震動當年的所謂北大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紅皮”《中國文學史》。在組織各斷代編寫小組時，先由同學自動報名，大都集中在唐代和明清；我因對各代文學都有一些興趣而又毫無專長，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組，而且被指派為負責人。對於這部在特定時代條件下產生的“紅皮”文學史（包括翌年的再版本），將來的《中國文學史學史》當會作出應有的歷史評判；就我個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繼續攻讀的機會，不像其他年級同學紛紛下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去了；而且閱讀的範圍不再漫無邊際，相對集中於宋元的文學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時鍛鍊與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寫作水平。而更為重要的是，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雖然世事多變，一波三折，斷而復續，續而又斷，卻一直與宋代文學研究結下不解之緣。1960年我北大畢業後，分配到當時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文學研究所，並在該所古代文學研究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組裡正在進行的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學時期的上述一段經歷，順理成章地承擔起唐宋段的編撰任務。從此把自己的治學領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確定下來。文學研究所也是名家薈萃之地，為我提供了學習請益的好機會。當時的所長何其芳先生強調研究工作中理論、歷史、現狀的結合，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古代文學研究雖屬歷史科學，但也要求學習理論，注意現狀，包括古代文學研究的現狀。何先生的這些思想是作為文學所的“所風”建設提出來的，給我以很深的影響。所里又為每位初來的年輕研究人員指派一位導師，我的導師就是錢鍾書先生。錢先生以他並世罕見其匹的博學與睿智，使我第一次領略到學術海洋的深廣、豐富和複雜，向我展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全身心的研治、體悟和超越，可以達到怎樣一種尋繹不盡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啟發性的指導下，我完成了《中國文學史》、《唐詩選》兩個集體項目中所承擔的編撰任務，並結合編撰，或別有心得，或利用占有資料之便，獨自發表了一些論著，如關於杜甫詩、柳永詞等多篇論文，《宋代散文選注》的編選，都是其時的“副產品”。在文學研究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間，最大的收穫是受到對學求規範、學術道德乃至學術倫理的頗為嚴格的訓練與具體的教育同時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進行獨立工作的能力。然而，“文革”狂飈突起，我國的學術發展出現一個斷裂層，我的研讀生活也在劫難逃地留下了一段可嘆的空白。1978年3月我調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我們的國家也邁進了新時期，迎來了科學藝術全面繁榮的春天。我一面教書育人。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唐宋文學史、蘇軾研究、宋古文六家論、北宋三大文人集團、唐宋文學史料學等課程；一面依舊做著自己鍾愛的唐宋文學研究。這時的研究，既作為教學的學術依託與支撐點，保證教學內容的充實和不斷更新；同時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學、科研互動互補關係中，求得科研選題、內容保持鮮活的代特點。這時的研究，又與過去那種“以任務帶研究”的方式告別，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學術理念、知識結構的特點、秉賦素質的長處與短處，合理地選擇課題：由過去的唐宋詩文並舉轉向此時的偏重宋代文學，由詩詞兼及散文，從個別作家到群體研究，從作品的藝術特質、風格流派到文人心態、文化性格探討，等等，藝術觀念有所更新，研究視野有所開拓，運用方法有所豐富，對學術傳承和發展的自覺意識有所加強。具體來說，主要在以下四個領域。
一、是蘇軾研究。早在北大編寫文學史時，我便是修訂版《蘇軾》一章的執筆人。初次接觸蘇築遺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種文學藝術上的“全才”特點所吸引。在他的宏博的文化知識、成熟的藝術技巧、豐富而複雜的人生經驗面前，在無限廣闊、難測其深的“蘇海”面前，我錯愕，我驚服。雖然受制於當時“左'的社會思潮，我還是明確地肯定他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後來文學研究所編寫的文學史，其《蘇軾》一章也是我寫的。由於通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寫得更充實、更細緻一些。然而這個開端在1966年以後即被中斷，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重新進行蘇拭研究已到了1978年，我在當年《文學評論》上發表了《評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一文。針對“文革”中“評法批儒”運動時對蘇軟“投機派”、“兩面派”的指控，這是第一篇為蘇敘辯誣“正名”的文章。這一論辯實已超出單純學術研究的範圍，但又為今後自由探討蘇軾的歷史真面目創造必要的前提。後來我感到，蘇軾畢竟主要是一位文學家，而不是政治家。他與王安石變法的關係問題，對其一生的思想和創作發生過影響，繼續探討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態度畢竟已屬於過去，而他留給店人的巨大文化遺產卻仍在現實生活中產生深遠的作用。因此，蘇軾研究的重點不能不放在對於他的文學創作的探討上。依據這種理解，我便寫了一些有關蘇軾文學創作的論文。如《論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從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談起》等。同時編選了《蘇軾選集》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書選錄蘇軾詩詞文三百多篇，分體編年，“注釋”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見加以歸納整理，斷以己意；又設“集評”，努力做到“詳而不蕪，博而得要”；對一些歷來聚訟不明的問題以及對理解蘇氏作品有關的材料，另立“附錄”。由於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從事編選，此書曾被有的書評譽為“古代作家選本中少見的傑構”，獲得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個人生活體驗的積累，我又逐漸認識到，蘇軾的意義和價值，似不宜僅限於文學領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現了一個可供人們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表達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為後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一種典型。於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這方面的探討。如在《文學遺產》上先後發表的《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蘇、辛退居時期心態平議》等文。前篇對蘇斌一生於大起大落、幾起幾落之中的思緒變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長起伏，作了頗為精細的剖析，不僅指出其淑世精神與虛幻意識的並存，還著力發掘他在虛幻性感受中深藏著對個體生命和獨立人格價值的追求，並進而詳細分析他以狂、曠、諧、適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統，使他對每一個生活中遇到的難題，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論答案和適應辦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欖》雜誌全文譯載，並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從政治家的蘇就，到文學家的蘇載，再到作為文化型範的蘇拭，我近二十年來的學蘇治蘇過程大致如此。這個過程也反映出國內蘇軾研究的發展走向，我的研究與之同步。我已把有關蘇軾論文十六篇輯為《蘇軾論稿》，由台灣出版，其增訂本《蘇軾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書曾獲教育部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著作二等獎）和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三等獎）。
二、是散文研究。相對於蘇軾研究這個“熱點”，宋代散文研究卻處於頗為沉寂的狀態，難點和盲點甚多。我在“文革”前曾在《文學遺產》上發表《宋代散文的風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展》等文，只能看作初涉這一領域的粗淺習作。1978年後，先後寫了《曾鞏散文及其評價問題》（1984）《蘇軾散文的藝術美》（1985）、《蘇轍的文學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蘇詢散文與〈戰國策〉》（1988）《論散文家王安石》（1988）、《歐陽修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1990）等文，還編選了《唐宋散文精選》（此書獲第三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獎）等七八種散文選本，開始了對宋代散文頗見系統的研究。其中的體會是，第一，對中國古代散文的“雜文學”性質的重新認識。在我國古代散文研究中，關於文學性散文這一概念的確定，一直存有歧義。我認為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學性、藝術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列名宋代古文六大家的曾鞏，以說理文見長，有著“擅名兩宋、沾丐明清、卻暗於現今”的奇特歷史遭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現代人按照現代文學散文概念觀照的結果。如果認真清理和總結我國古典散文的理論成果和寫作經驗，探明我國散文已經歷史地形成的獨特概念系統，那些在現代文學分類中不屬於文學性散文的說理文，事實上卻是中國古代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在《曾鞏散文及其評價問題》中較為深入地討論了曾鞏在各種文體上的創作成就，並分析了“斂氣”、“蓄勢”、“文眼”、“綰聯”等寫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蘊含的審美因素。我們對於詩、詞、戲曲、小說等的批評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較為穩定的術語，而且詩話、詞話以及戲曲、小說理論批評倏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編輯（如《歷代詩話》、《歷代詩話續編》、《詞話叢編》等），相對來說，“文”的批評術語和批評模式尚未科學建構，遑論熟練運用。古代散文研究中的當務之急在於對前人已有的諸種批評範疇和術語，如“氣”、“勢”、“法”之類加以系統的梳理，並予以準確穩妥的現代闡述，這些範疇和術語絕不僅僅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問題，而是直接與散文的美學內涵相關。因此，全面地輯錄和清理古代的“文話”便勢在必行。我近年來努力於《歷代文話》的編纂，希望能為我國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礎性的參考文獻。
第二，對宋代散文的總體把握與對北宋各大家的個案分析相結合。我把“平易自然、流暢婉轉”視為宋代散文“穩定而成熟”的風格，或謂之“群體風格”；同時逐一巡視北宋六家各異的創作歷程，探求他們在“群體風格”基礎上的個人風格，以確立他僅各自的文學意義與歷史地位，力圖勾畫出北宋散文演進的軌跡。在梳理歷史脈絡的同時，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如《歐陽修學古文於尹洙辨》一文，以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謂歐氏向尹洙學習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歐氏的抉擇取捨，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體風格”形成的曲折過程及其豐富內涵。但我對南宋散文的發展脈絡尚未有明晰的把握，當在今後繼續努力。
三、是宋詞研究。我大學畢業後發表的最早兩篇文章都是關於宋詞的，即《也談姜夔的〈揚州慢〉）和《談談宋詞和柳永詞的批判地繼承問題》。這是因為研究宋代文學不能不研究作為宋代文學標誌性成果的宋詞。但我對這個課題沒有系統的研究，只是圍繞蘇辛詞派和“蘇門”詞人作了重點論析。較有影響的論文，一是《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對詞學研究中關於“豪放”“婉約”之爭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僅從藝術風格著眼區分兩者的格套，而從清理這一對概念的歷史來由及其涵義的嬗變過程入手，指出應從詞的源流正變上來把握這一對概念的實質，從而認識蘇詞的革新意義。此文為解決這一長期的學術紛爭，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獲得夏承素詞學獎（論文一等獎）。二是《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此文著眼於蘇軾、秦觀的題材相同或相近的詩、詞作品，進行多方面的詳細對照、比勘，認為秦觀詩雖有“詞化”傾向，但基本上保持著詩與詞的傳統界限；而蘇軾卻“以詩為詞”，但又“沒有使詞與詩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詞之所以為詞的個性特性”。此文在對照比勘的方法運用上頗有新意，因而獲得中國秦觀學會優秀論文獎。三是《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通過秦觀名詞《千秋歲》及一組和詞（共九首，同時人和後人所作）的分析，認為蘇軾、黃庭堅、秦觀等元祐黨人對貶竄嶺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種心態。其實，這三種對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應，大致能概括舊時遭受貶謫的士大夫的一般類型。此文力圖以小見大，從一組九首和詞的罕見文學現象中，挖掘其背後所蘊藏的特殊意義，因而也為學術同道所重視。此外，秉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還主持編譯了《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一書，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詞學研究水平的論文，並撰寫長篇前言，向國內詞學界介紹日本詞學研究的狀況、方法和特點以及成就突出的詞學家，以有助於國內的詞學發展。
四、是專題性的綜合研究。我近三四年的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是北宋文人集團研究，一是主編《宋代文學通論》一書。前一項著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團：以錢惟演為中心的洛陽幕府集團、以歐陽修為盟主的嘉祐舉子集團、以蘇軾為領袖的元祐“學士”集團。它們都是以交往為聯結紐帶的文學群體，具有代代相承、成一系列的特點。我試圖在詳細描述這三大集團的師承、交遊、創作等情況的基礎上，著重闡明文學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團的成因、屬性和特點，它們對北宋文學思潮、文學運動、詩詞文創作發展的關係，群體又對各自成員的心態和創作所產生的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從而揭示出北宋文學的真實可感的歷史內容，從文學群體的特定視角對北宋文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些闡述和回答，探討某些文學規律、經驗和教訓。已發表的主要論文有《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宋詩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等。這項研究尚在進行之中。
《宋代文學通論》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由我和幾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書由“緒論”、“文體篇”、“體派篇”、“思想篇”、“題材體裁篇”、“學術史篇”、“結束語”七部分組成，共50萬字。我們以專題的方式組織整體框架，用以較為全面系統地論述兩宋文學的概貌、特點、發展進程、歷史地位和影響。這一條塊明晰、各部分相對獨立而又互為參證的有序結構，或可在現有通常流行的“以時代為序、以作家為中心”的教科書體例之外，更便於集中探討一些文學現象的底蘊，便於從理論上總結某些規律性的問題，也便於表達我們學習宋代文學的一些基本認識和體會。比如從“宋型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宋代文學特點的形成和歷史地位的確立，從“雅、俗之辨”、“尊體與破體”等角度來觀察宋代詩、詞、文、小說、戲曲五大文體的時代特徵及其擅變等雖不敢自為定論，卻表示我對於調整研究觀念、更新視角、開拓思路的努力，對於宋代文學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
相關評論
文章學之淵藪在焉——讀《歷代文話》
傅璇琮《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
王水照先生所編《歷代文話》的出版，成為第一部大規模全面整理存世文章理論的資料總集，厥功甚偉。此書為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修辭學史、中國語言學史等學科提供基礎性的文獻資料，並將帶動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與成熟。
王水照先生所編《歷代文話》的出版，實在是學術界的一大盛事。這部耗時十餘年的著作，對存世文章評論資料廣作蒐討，精心結撰，成為第一部大規模全面整理文章理論的資料總集，厥功甚偉。在我國傳統的詩文評系統當中，文章的地位似乎尤為重要，作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自不待言。正因為此，文章與科舉、士風等社會文化層面的交涉也更為突出，從而導致文章本身的複雜與文章理論的難於梳理。現在十巨冊的《歷代文話》就擺在書架上，它自身的靜穆就昭示了這一工作的厚重。
《歷代文話》的完成首先顯示了它的文章理論集成意義。詩、詞、文體制各殊，此書與《歷代詩話》、《詞話叢編》等適成鼎足，成為各自領域內的批評文獻代表性總集。單從篇幅而論，《歷代文話》已收錄文話著作143種，六百餘萬字，其整理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檢覽全書，細勘版本，即可發現編者的匠心獨運之處。作為一種總集，它首先強調的應是對文獻的廣泛搜羅。文章評論材料過去一直缺少學界關注，得到校點出版的多為《文章精義》之類聲名尤著者，甚至大家研究文章批評之際常常浩嘆資料枯窘，批評史中多有存批評家之目而實際可見資料僅三兩條的現象。而實際上此類文獻甚為浩繁，僅單獨成卷、成書的就不下百餘種，經過王水照先生對歷代書目著錄的排檢和對全國各大藏書機構的調查，終於將這些文獻編排整理，公之於眾。由於資源意識的增強，在如今的圖書館翻閱古籍似亦非易事；若求複製樣本，更近難能。而《歷代文話》一舉集中眾多文話，對於大家的使用與研究，其便利實在是毋庸多言了。同樣，作為資料總集，並非以求全為終極追求，對資料的甄別與衡鑑實際上更能反映學者的眼光，體現出對文章理論的熟稔與全面把握。如第1冊所收《雲莊四六餘話》一卷，經甄別，特選宋刻本，敘作者為“楊囦道深仲”（國家圖書館藏），這就糾正了《直齋書錄解題》所記著者“楊淵”、《說郛》所記著者“宋相國道”之誤，可見編纂工作的廣博與精細結合之功。綜括而言，這部大書選所當選，摒所當無，在全面匯集資料的同時，又對一些陳陳相因、蕪雜簡陋的文話作了捨棄，體現了對資料的學術別擇，從而提高了文獻的可用度與學術含量。可以說，《歷代文話》的重要貢獻在於它為學界提供了大量可靠而又珍貴的文章評論材料，成為文章學研究的淵藪。
但此書的價值絕不僅在於文獻整理，非但在編纂方面有體大思精的特點，且又體現了編者學術方面的積極探討，從而為學術發展指引出向上一路。這在書中的前言及各書提要中有鮮明的體現。前言實際上反映出編者多年以來對文章學的關注與深入了解，其中對文章學發展階段的概括，對近現代之交的文章學爭論的評述，對文話體制特點與缺失的論斷，都勝義紛披，精見迭出。而書中提要尤可視作此類著作中的創例，為其區別於《歷代詩話》與《詞話叢編》的顯著特點。書目提要源於劉向《別錄》，大成於《四庫提要》，其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歷來為學界所重視。此書當中的提要約分三端：明作者、述著作、究版本，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多有平允切當之論。約而言之，如作者生平方面，此書考定《文章精義》實為李淦之作、考述王文祿生平，皆為新見；對於著作的把握，更能體現在整理的基礎上的研究意識，如對林紓文章理論的合理評述、對王葆心及劉鹹α等人的標舉，都可視作對當前研究現狀的一種提醒與反撥；版本別擇中，東瀛刻本自然價值頗高，而國內古籍版本的擇用也值得稱許，如《雲莊四六餘話》糾正了讀畫齋叢書諸本的錯頁，且又據他本另輯數條附補，堪稱最善之本，又如《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文》綜合了諸本優善，皆體現了甄別的努力。這些工作使得此書在傳統的整理工作基礎上更進一步，力創新境，具有為學術研究指示途轍的功用。
尤其要指出的是，《歷代文話》的編纂將會帶動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與成熟。如南宋後期著名學者王應麟有《辭學指南》4卷，歷代多附於其200卷類書《玉海》之末，未受重視。實則此書對宋博學宏詞科多種文體予以精心評析。宋代詞科在南宋延續，對南宋文學甚有影響，南宋駢文成就不在古文之下。現在將《辭學指南》獨立輯出，對宋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當受到極大重視。又如傳統的文章學自五四之後多為人鄙棄，以為此類著述無非論及科舉時文之寫作手法，或故炫高論，或迂腐不堪，不值得深究。然而通過檢閱此書，即可發現這實在是一偏之見。文話作為一種寫作學論述，其範圍遠遠超邁了時文寫作，而具有深廣的指導文章寫作意義。其中不僅有普適性的文章寫作規則，還有理論層面的闡釋與論述，特別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諸多文話，多具有理論總結意識，在新舊文化交替的歷史變動之際，對文章創作、鑑賞與批評提出了不少創設性見解，值得充分重視。這些見解對於重新建構有中國文化特質的文章評論體系具有重要價值，也是應當引起學界關注的新的學術增長點。
《歷代文話》是一部傾注了大量心血的精心之作，據稱全面的校核即有四次之多，底本與歷次校樣本堆滿整個工作室，其學術價值實非戔戔數言所能盡述。隨著學界對文章學的日益關注，對此書的利用必將日漸充分，對新的學術領域的開拓也將漸趨深廣，相信這才是編者的初衷。對於此，我抱有樂觀的期望。
氣象恢宏的文話總匯——讀王水照先生編《歷代文話》有感
陳尚君 文匯報
王水照先生所編《歷代文話》，是一部學界期盼甚殷的著作。就我所知，這部書的編纂開始於二十多年前，初稿在十年前已經交付出版社。當時由於程千帆先生等前輩大力提倡展開文章學的研究，不少學者都表贊同，認為這是開拓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向。但文章學研究資料雖然極其豐富，似乎始終沒有人做過系統彙編和整理的工作，能夠有一部集文話大成的著作，給學者以研究的基本文獻，是包括筆者在內許多學人的共願。雖然承擔出版的復旦大學出版社多次表示，只要完成定稿，隨時可以出版，但王水照先生一直覺得還不夠完善，不斷增補和改訂文本，最近兩三年更放下手邊的所有工作，與他的學生們反覆校訂文本，終於得以在近日正式出版。這是王先生為中國學術所做的又一重要貢獻，是近年古代文學和古代文論資料建設的一項重大成果，可望帶動古代文章學研究的深入拓展，確實可喜可賀。
文話肇始於宋代，出現的時間比最早的《六一詩話》僅晚幾十年，歷代著作也極其豐富，但卻一直沒有人像編《歷代詩話》那樣加以編錄。近代以來文體劇變，一句“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幾乎把漢魏到清末的所有文章都作了否定，講究傳統文章作法的文話很少人問津，文學史上雖然也介紹古代駢散文的成就，大致是以現代文學標準來加以衡定，較少考慮古代評價文章的繩尺。王水照先生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作《宋代散文選注》，八十年代作北宋歐曾蘇王各家散文的研究，就特別注意站在傳統文章學的立場上來研究宋人文章，為此而蒐集資料，並進而有彙編文話的構想。在他以前，文話的研究很少人涉及，有關文本的調查和記錄，前人也沒有顯著的積累。王先生幾乎完全以一己的力量，窮搜旁求，日積月累，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努力，才得以編成這部多達六百二十萬言的具有恢宏氣象的大書。
本書在入選書目的選擇上，雖然以努力保存從宋到民國初期全部文話為學術目標，但有鑒於文話外緣的不確定性，加上相關著作之精蕪紛雜，沒有必要也很難做到求全求備。在編例上，確定以論古文者為主，亦選取論評駢文、時文的代表性著作，賦話一概不收，制藝話僅略收以示例，都是合適的取捨。宋以後雜家類筆記中，經常論評詩文和敘事雜論並陳，雖也有精到之見，但要加以摘選，也一般不收。而下限放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收錄了在新舊文化交替時期遵循傳統而已具變化的研究評講古文的二三十種著作，王先生在序中稱為“我國文評發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是恰當的評價。這批著作的整理刊布，可以看到傳統文章學的最後總結，相信也會為二十世紀前期文學史學的研究者所重視。
在文本蒐集和版本校勘方面，本書作了許多可貴的努力。王先生在序中說，在日本所得的稀見傳本，即有元陳繹曾《古文歐冶》（元祿刊本）、明曾鼎《文式》（內閣文庫舊鈔本）、高崎《文章一貫》（寬永刊本）、王世貞《文章九命》（元文刊本）、王守謙《古今文評》（享保刊本）、左培《書文式·文式》（享保刊本）等，都是國人以往較少知道的著作。如陳繹曾，以往各種文學批評史著作很少提到他，本書收錄他的兩種文話，特別是《古文歐冶》，王宜瑗解題述其要旨云：“此書涉及古文、駢文、賦、詩等多種門類，對文學本體、修養、創作、鑑賞、文體、風格悉有論列，視野開闊，框架完整，論述詳備細密，多有體悟有得之見。如《古文譜》論為文之道，大抵由辨體以定范型，養心以涵內情，積學以明道理，研閱以廣識見，秉術以習智巧。”是一部體大思精的文論專著。王水照先生認為他的一系列專著，“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即元代文學批評領域中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我很贊同。以往學者盛譽的《二十四詩品》，現在大致可以確定是元代的作品，因此而對元一代文學批評的成就，真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其他入收的各種著作，在底本確定和參校本的選擇方面，也頗為講究。如《四六話》和《四六談麈》均用《百川學海》本，《仕學規範》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本，《荊溪林下偶談》用萬曆刊本，《懷古錄》用明鈔本，都可以確信是各書現存最好的文本。對於一書有多種傳本，特別是內容方面有較大不同者，都曾作過認真的調查和校勘，且在各書書前提要中作了明確交待。在底本以外，他本有多出文字者，也一一作了補錄。
在書首《編例》中，王先生特別說明：“因受目前條件所限制，少許善本未能複印利用，有待繼續完善。”這是做大型文獻集的學者，努力追求完美，但又難以在所有細節上都達到極致的遺憾。比如本書各卷都沒有逐一保留校勘記，即可能引起一些學者的疑問。就我了解，本書在文本複製和校勘方面做過大量仔細認真的工作，但因為所涉太多，無法逐一保存校勘記錄，但所錄文本讀者是可以信任的。這樣處置，是根據本書規模和性質決定的。幾年前我的《全唐文補編》出版，也有朋友提出為什麼不保留校勘記，我即徑告，已經是四百萬字的篇幅，校勘記還要數倍於此，超過千萬字，誰家肯出？我對所有異文作了認真取捨，所據文本也都有說明，讀者有必要，可以逐一覆按的，沒有必要逐一列出。對本書，我也作如是觀。
與近年刊布的一些所謂詩話全編比較，本書儘可能地保存古籍原書的面貌，儘可能地避免今人人為另擬書名、拼湊文本的做法，提供的文本忠實可靠，讀者可以放心地加以引用。我這裡用“儘可能地”一詞，是因為文話有單獨成書者，也有僅為專著中之一部分，編錄文話，顯然不能全書登錄，只能截取有關論文的部分。如日本人編錄論詩語為《瑩雪軒叢書》，出自《老學庵筆記》者稱為《老學庵詩話》，出自《容齋隨筆》者稱為《容齋詩話》，杜撰書名，不足為訓。郭紹虞先生輯《宋詩話輯佚》，錄自《仕學規範》者題作《詩學規範》，亦沿此失。本書僅取專著中有專門論文專卷的著作，保持原次第，書名也以《朱子語類·論文》一卷、《仕學歸范·作文》一卷、《履齋示兒編·文說》三卷之類標目，明確交待為某書中的論文部分，學者利用時可以有所了解，也方便去覆案原書。至如《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文》一卷，收錄茅坤對八家文章的評語，原文則一概不取，也是值得肯定的工作。雖然原著屬總集而非筆記體的文話，但其在文章學史上影響巨大，原書篇幅又太大，八家文集又很常見，這樣處理考慮很恰當。當然，如果能把見於原書之卷次注出，對讀者可以更方便一些。
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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