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一套500多萬字、10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即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齊。該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張海鵬稱,“本書的問世完成了范文瀾、劉大年等幾代史學家的心愿,不僅在同類著作中篇幅最大,而且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作者談本書
幾代人努力推動張海鵬稱,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范文瀾先生任所長時,即多次布置撰寫《中國近代通史》的任務,均未能完成。
范文瀾自己有一部《中國近代史》上冊,只寫到義和團。七八十年代,劉大年所長也曾努力推動,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稿》三冊,也只寫到義和團。雖然力圖加入經濟、文化思想、邊疆與少數民族方面的內容,但畢竟比較單薄,而且沒有涉及社會史方面的內容;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出版過數百種通俗近代史讀物,又大多缺少新意。
“這個項目2000年正式立項,原計畫2004年完成,因為種種原因拖延至今,現在出了九卷,剩下的一卷將於五月中旬出版。”張海鵬說,“《中國近代通史》的問世,可以說是完成了幾代史學家未竟的心愿。在寫作上,吸收了半個多世紀尤其是近3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各個分支學科取得的成果。”
廣泛利用各種史料
張海鵬還表示,之所以說《中國近代通史》“完整”,一是時限的設定,包括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約110年的歷史,二是在篇幅內容上,相比以往的多部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更為全面。
張海鵬還透露,本書各卷在撰寫過程中廣泛利用了各種歷史資料。各卷儘可能利用了已經出版的各種檔案文獻、報紙期刊、歷史文獻彙編、文集、地方志、日記、書札等資料,還注重發掘以往較少研究者注意的史料,各卷作者還費力蒐集了尚未出版的各檔案館存檔資料,其中不僅有以往利用較多的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史料、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而且還有以往利用較少的中共中央檔案館、軍事檔案館和一些地方的檔案館,以及台北“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檔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稿圖書館藏國民黨軍政人物檔案、前蘇聯解密的檔案等歷史資料,從而使對相關歷史問題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各卷還儘量參考了台灣的中國近代史同行的著作,以及國內外相關著作。
特點
這套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時限的設定從1840年到1949年,明確打破了以1919年劃分中國“近代”和“現代”的舊框架。這基本是近年學界較為普遍的主張,很多大學的教研室都已合併成中國近現代史,但不少是貌合神不合;我現在任職的學校就合併了教研室,課程卻仍按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兩段開設。這裡的一個原因,即若按1840-1949時段開設課程,相應的教科書尚不通行。《通史》的出版,為編纂貫穿這一時段的教科書打下了基礎。從馬克思主義學科體系的視角看,《通史》明確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並將主編關於中國近代有七次“革命高潮”的見解貫徹到各卷的分段和主題之中。今日的青年學生或許不很熟悉關於中國近代史(1840-1949)上“兩個過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過程)和“三次高潮”的主張,而兩者之間似乎有著某些不協調的地方。毛澤東在論述“兩個過程”時具體列舉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八個重大歷史事件,而“三次高潮”所指的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和辛亥革命固然都和外國有關聯,卻更偏重於“半封建”面向;與帝國主義侵略這一主題密切相關的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則不在其中。提倡者本身不一定有特別的傾向性,但一些學者受“三次高潮”說影響而忽視研究這些事件,客觀上可能沖淡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的歷史特性。
“三次高潮”說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體制化的影響,我們從古代到現代的歷史學會,多數是按時段劃分的(如秦漢史、隋唐史、中國現代史等),而近代史卻分成太平天國學會、義和團學會和辛亥革命學會三個專題學會,沒有一個整體的學會。在現代學術體制里,通過召開學術會議等形式,學會對學術研究的走向起著很大的引導作用。其結果,這三大專題之外的重要事件相對較少受到關注,應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方面,《通史》的處理是較為均衡的。我也希望本書可以成為一個契機,讓上述三個學會(以及中國現代史學會)整合成一個拉通的近代史學會,使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系統均衡。
《通史》的另一特色是拓寬了研究領域,過去的通論性近代史著多偏重政治史,有時更局限於革命史。本書試圖更全面地反映近代中國歷史的內容,在政治、軍事、外交以外增強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民族關係等方面的論述。這也符合近年我們整個史學的發展態勢,除經濟史以前就較受重視外,文化、思想、學術、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歷史是近一二十年發展最為迅速的領域。從各卷的撰述看,主編的上述構想似未能均衡地貫徹。全書仍以政治史為主體,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不是很多,女性和少數民族則更少顧及。
不過,近年史學界偏重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固然可喜,對彌補過去的缺失也非常有益,然而治史者若皆麇集於吃喝玩樂等議題,或不免太受物質興起的世風影響。我自己也被一些人視為倡導新文化史的人,但我想指出,不分古代近代,中國歷史長期是以政治史為發展主脈;沒有政治史的基礎,很難對其他專門史有較深入的認識。因此,1840-1949年這段通史以政治為主,我覺得是可以堅持的。當然,梁啓超曾說,要“了解整個的中國,非以分區敘述為基礎不可”。以五百多萬字講110年的歷史,中國的區域特性,以及州縣一級和縣以下的基層社會,似乎還可以有更多的陳述。
這也涉及一個長期未形成共識的問題,通史應以通識和通達為要,但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反映出專題研究的深度,以及是否需要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都是向存歧見的議題。本書亦然。在採納專題研究特別是近年研究的成果方面,各卷的處理尺度似不夠一致;有的相對深入,有的則基本是綜合一二十年以前的研究。新研究意味著尚未經時間的檢驗,不一定算“成說”,似可暫不納入。但中國近現代史是一個積累時間較短的學科,而近一二十年不論在研究人員和論著的數量方面,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長。如果不反映近期的成果,也有可能造成通史與研究現狀脫節較遠的可能。在反映專題研究成果的尺度方面,各卷能有更一致的處理標準,應可增強全書的整體性和系統性。
另一方面,各卷的差異也反映出本書的一個優點,即包容性較強。主編的構想已基本反映在各卷的寫作中,然而從風格到見解,各卷仍有其特色。要從事大型集體項目,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必不可少的。我看到有些媒體對本書主編的採訪,主編表示他清楚地知道主要編撰人側重的專史各異,有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其自己的看法。不同的側重和見解反映在一書之中,可以產生互補作用,或許正體現出通史之通。從參與人員可以看出,主編和各卷的編撰人明顯是兩代人,後者以中年學者為主。這樣,本書的出版不僅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在走向成熟,同時也意味著中年研究人員已經逐漸占據近代史所的主力陣容了。
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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