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初創時期
桐城派興盛時期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號，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謂“家家桐城”。姚氏門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時期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奉1200餘人(內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與世變相同。曾氏自稱私淑姚鼐，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名重，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支流。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抱殘守缺格律，悖於“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歷史必然。但多數桐城派作家愛國主義立場、民族氣節、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和創作中有反映。方東樹《病榻罪言》、梅宗亮《與陸立夫書》、王拯《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在當時有積極意義。
現當代桐城文學。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學產生，桐城派致命。林紓“尊孔讀經”，逆時代潮流，斥為“桐城謬種”，成了新文化的批判對象，桐城派文學終結。
興盛
清代科舉制度與桐城派古文的興盛
桐城派清代科舉制度對桐城派古文的興盛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此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時文與古文的密切關係，二是桐城派創始諸人與科舉制度的密切關係。
清朝開國以後，在順治二年（1645）舉行首次鄉試，清朝科舉制度遂正式開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發展到清代已相當嚴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載：“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制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科舉制度通過功名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許多士子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窮經。由於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考試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各級學校的教學重點，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條件。
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以與古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程朱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鑑。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鑑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徵來創作時文。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李元度在為李撫九選編的《古文筆法百篇》作序時這樣談及古文與時文的關係：“古文者，別乎時文而言也。近代選家如茅鹿門、儲同人、汪遄善之徒並有評本，識者謂未能盡帖括氣習。然餘論古文之極致，正以絕出時文蹊徑為高；而論時文之極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為最上乘。明之震川、荊川、陶庵，昭代之慕廬、百川、望溪，皆以古文為時文者。功令以時文取士，士之懷瑾握瑜者賓賓然爭欲自澤於古，有能導以古文之意境，宜瑩然而出其類矣。”曾國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與時文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說“自有明以來，制藝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為之點，為之圓圈，以賞異之；為之乙，為之圍鑯以識別之；為之評註以顯之”。由此可見，以古文為時文，可提高時文的水準，明清士子為在科場出人頭地，自然要究習古文，以圖將“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融入時文，取得“瑩然而出其類”的效果。
桐城派創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壇聲譽鵲起，與他在科場得售有關。戴名世在《方靈皋稿序》中曾說：“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采，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此處當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舉江南鄉試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聞名，科場得售更促使士子們訪讀其古文，試圖從中探求科場的敲門磚。
方苞編選的《古文約選》與《四書文選》，更是將古文與時文緊密聯繫起來，推動了古文“義法”的廣為傳播。
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奉果親王命，編選《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約選》主要收錄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約選》的序言及編選體例中，方苞系統闡述了“義法”說及“文統”、“道統”思想，並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論基礎。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確指出古文義法可“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學校教本的頒行，不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義法”說具有了官方的權威性，“義法”之說自然得以廣泛的傳播，也正式將古文義法引入時文寫作，使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1738），方苞又奉旨編選《四書文選》，此書編成後即“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書文選》選編明清四書制藝數百篇，由於以官方選本出現，《四書文選》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權威性。隨著《四書文選》與《古文約選》的廣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與時文家的雙重身份。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的關係，不僅使古文成為科舉道路上的士子必須修習的重要內容，也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與地位，為古文一派重登文壇提供了基礎。
桐城文派發展至姚鼐時漸成規模，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相通的特點，使桐城派文人更易於在科場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進士，姚鼐是乾隆癸未進士，他們的弟子也多有科舉功名，此處不再一一枚舉。桐城派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傳播，尤其是當個別桐城派文士擔任科場考官時，桐城派古文更讓考生頂禮膜拜。據梅曾亮記載，姚鼐的學生陳石士“持節校士於兩江”就擴大了桐城派在兩江的影響：“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門下士通顯者如錢南園侍御、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遺經、守師說，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為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節校士於兩江，兩江之人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時。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現實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處“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以求“冥冥之合於公”。雖然現在一些研究者認為桐城派諸人極力反對時文，但古文與時文在明清兩代的密切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桐城派作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與時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清代士人對時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為文壇領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文章特點
桐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論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寫景傳神，抓住特徵，細節盎然，寄世感嘆；傳狀之文，刻畫生動辭；紀敘扼要，流暢時晰。平易清新，是整體流派特點。散文名篇有：方苞《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記》。辭賦大師潘承祥先生評價道：“桐城古文運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發展、終結。”
思想
桐城派的基本理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說文章要有內容；言有序，說文章要有條理跟形式技巧。他對於文章，要求的是“雅潔”。劉大櫆雖無重要的建樹，但他是姚鼐的老師，所以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啟後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又在學習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
主張
主張學習左傳、史記，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桐城派以“道統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說：“平心論之，宇宙間無今漢學家，不過名物、象數、音韻、訓詁未能剖析精微，而於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則道看一方，遂以昌明於一代。”梁啓超說：“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
代表人物
方苞(1668～1749)字風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派創始人。32歲參加江南鄉試中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進士第四，因母病，未參加殿試。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兩年，後經李光地營救免死，編入漢軍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書房，後移養蒙齋，編校《御製樂律》、《算法》諸書。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1723)赦還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遷待講學士，十一年，遷內閣學士、禮部待郎，充《一統志》總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禮義疏》副總裁，七年，因病辭歸，賜翰林院待講銜。治經以宋儒為宗，尤致力於《春秋》、《三禮》。論文提倡“義法”，認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以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後桐城派的文論，以此為綱領加以補充發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辯》、《周官析疑》、《考工記析疑》、《儀禮析疑》、《喪禮或問》、《禮記析疑》、《左傳義法舉要》、《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錄》、《離騷正義》、《方苞文集》等。
劉大櫆
(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少年業師於吳直。20多歲至京師，為方苞推重。雍正七年、十年兩登副榜，先後經方苞、張廷玉薦舉博學鴻詞科和經學，試皆不第，遂不複試。60歲後任黟縣教諭，數年後棄官歸隱樅陽。姚鼐、王灼、吳定、張惠言皆為其門下北子。論文強調“義事、書卷、經濟”主張在藝術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氣”、“音節”、“字句”，是繼方苞之後桐城派的中堅人物。著有《海峰文集》、《海峰詩集》、《論文偶記》、《翕縣誌》等。
姚鼐
(1732～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人稱惜抱先生。早年隨伯父姚范和劉大學習經學、古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授兵部主事，歷任山東、湖南鄉試主考官、三十六年會試主考官。累官刑部郎中、三十六年會試生考官。累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參與纂修《四庫全書》。主持梅花、紫陽、敬敷書院40年。桐城派的義法論和聲氣論經其發揮和深化，成為一套較系統的古文理論。他提倡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濟”，總結文章的陽剛、陰柔兩大類風格，認為兩種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廢。其散文簡潔清淡，紆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詩有清撥淡遠之致，尤工近體。著有《惜抱軒全集》88卷，包括文集和詩集，又有《法貼題跋》、《左傳補註》、《國語補註》、《公羊傳補註》、《穀梁傳補註》、《九經說》、《老子章義》、《莊子章義》等。選編古文辭賦集《古文辭類纂》75卷及《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
曾國藩
（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曾國藩自稱論文師從方苞、姚鼐，為文義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頗不滿於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謹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現的內容上強調了經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現形式上，則吸取了漢賦的優點，高洪雄健，呈現出陽剛之美。這就將桐城派發展到了新的階段——以湘鄉派為主流的階段。正式提出“桐城派”的，其實是曾國藩，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所以，曾國藩實有“中興”桐城派之功。
影響作用
桐城派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瑩四人之外，還有方氏門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鹹豐年間，曾國藩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其流，別稱“湘鄉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後》）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200餘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說“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咎於作始”。桐城文學，便轉折到了現當代歷史階段。“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對桐城的讚譽，同樣當代桐城文學仍然生機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創立的中國桐城賦派為代表。桐城賦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豐厚的文化積累上，透過文化地域政治這些表層的東西，以桐城賦的新形式，創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個活躍蓬勃的時期。桐城辭賦文學是人學，桐城辭賦作品應該能夠反映一個時代深處真實的東西，引起人們對生活、社會、時代、以及生命的思考。當代桐城辭賦文學，以社會百科全書的規模記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具有永久的價值。學者王澤生選集，系統化地總結了桐城辭賦作家的創作實踐；潘承祥大師的作品最為經典。當代桐城辭賦文學，原汁原味。既反對形式上擬古傾向，又主張生活創造，對唐宋清以來古文運動作出了新的詮釋，在桐城文學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中西文學流派
| 1. 凡優質版本，則獎勵50百科幣，編輯超過5個優質版本（不同詞條）的，每個版本獎勵60個百科幣，編輯超過10個優質版本（不同詞條）的，每個版本獎勵80百科幣。2. 所有參與本任務的智願者，依據完成有效版本數量、完成詞條內容質量排名，任務結束後，前三名分別給予300、200、100百科幣的獎勵 3. 所有參與任務編輯協作的智願者，凡完成有效版本數量5個以上，給予20百科幣獎勵。 |
文學流派（一）
| 其實,文學是不能用流派來劃分的,文學是一種心靈的共鳴,當然,如果非要將它分成幾中流派的話…… 在文學發展到成熟階段、大量作家作品產生之後，同時在思想活躍、藝術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條件下，不同思想傾向和不同審美趣味的作家，通過在藝術上多方面的摸索探求，形成不同的風格，才會出現不同風格的相互區別或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或相互競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