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晚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隨著北宋王朝的建立而結束。宋太祖把軍權、財權收歸中央。用文臣知州事，在諸州設通判來掌管軍政民政，在各路設轉運使來掌管財權。選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武將不專領軍隊。這樣的方式雖然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地方勢力不能同中央對抗，但同時也削弱了國防力量，使石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還是歸屬遼國；使西北大片地區（包括今寧夏、陝北以及甘肅和青海等的部分地區）歸屬西夏。宋對遼和西夏的戰爭，屢遭失敗，屈辱求和。到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北宋滅亡。南宋諸大將奮力抗金，掌握兵權，志存恢復。可是高宗、秦檜屈辱求和，收回諸大將兵權，殺岳飛，也是貫徹太祖收回軍權的國策，只保存了一個偏安局面。直到蒙古軍南下,南宋滅亡,使宋代成為一個備受屈辱的朝代。這點在宋代文學中有強烈的反映。
概述
公元九六〇年，後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一舉奪取政權，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後近二十年中，宋朝統治者通過軍事征伐和外交活動，消除了南北的一些較大的割據勢力，逐漸實現了統一，從而結束了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動盪不安的社會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
北宋初年，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農民因此獲得了喘息機會，廣大農村從勞乏困疲中解脫出來，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稻穗登場谷滿車，家家雞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農村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隨著農業生產的進步，手工業和商業也呈現為與之相應的興盛局而。冶礦、紡織、瓷器;印刷業也都迅速發達起來.並逐漸地出現了一些新的繁華都市。這一切都為宋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現，使大量書籍得以迅速刊行於世，促進了文化知識的傳播和交流，擴展了文人學者的視野.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以致私家著述紛紛問世，其規模和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開封、杭州、成都、揚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這為宋詞的創作擴充了題材，豐富了內容。並由於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間說唱技藝的高度發展，使話本小說等通俗文學迅速興盛起來。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學”或“理學’，講究“推理以存義“(程頤《答揚時論西銘書》).這種學術空氣瀰漫開來，就使宋代詩文創作帶有較濃厚的說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詩主情，故多蘊籍。宋詩主氣，故多徑露”(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宋代詩文的這一特殊風貌，與多為言情的唐代詩文比較，恰成鮮明的對照。
歷史環境
北宋鞏固中央集權，太祖杯酒釋兵權時，勸諸大將“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上層官僚地主廣置田園,過著沉迷於歌台舞榭的生活。又優待文臣,除俸錢祿米外,又有職錢和職田,“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制祿之厚》）。又廣開科舉，宋初進士,依唐舊制,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放進士幾500人，比舊制多20倍(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宋的疆域小於唐，“官五倍於舊”(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費疏》)。這也使中下層地主階級士子有更多的可能進入仕途，可以過著酣歌曼舞的生活。這跟宋朝的經濟發展有關。宋初興修水利，擴大農田，增加農戶。農業有了發展，工商業更得到空前的發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今河南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武林舊事》記南渡後臨安（浙江杭州）的盛況。宋代都市的繁榮，造成廣大的市民階層。歌樓舞榭，盛極一時，“瓦子”中表演技藝的場所空前繁榮。這都是宋代詞和話本發展的重要條件。
宋代文學宋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不讓地方勢力對抗中央,對地主階級士子採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既尊朝廷，又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變為羅織之經”（《四庫全書總目》）,適應宋朝的加強思想控制,跟著產生“正統”理論。司馬光論正統，稱“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通鑑》魏紀黃初二年），強調思想統一，宋代道學家又提出“道統”，在散文創作上又有“文統”的說法。道統、文統都推本於韓愈。這又成為宋代的古文革新運動的社會背景。
宋代文學中貫穿著愛國主義精神,憤慨國勢削弱,外族侵凌,懷抱破敵立功的壯志的,早在蘇舜欽的詩里，就有《慶州敗》一類的詩。稍後，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陸游、辛棄疾等多數作家的大量作品裡，更充滿著愛國憂國之情。而到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等作家的詩文里，這種感情就更加強烈。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學所沒有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感染著後來的讀者，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特色。
詞這種體裁，從唐末到五代，配合燕樂，作為歌樓舞館的唱辭，所謂“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歐陽炯《花間集序》），用翠羽輕綃來比，指出當時的詞，風格和語言要求輕靡。又稱“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同前），寫柔靡的戀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連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樓舞榭中都在唱詞，這種輕靡和綺麗的詞盛極一時。北宋晁補之說詞是“當行家語”（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李清照稱詞“別是一家”（《論詞》），除了詞要合樂外，主要指詞的內容和風格都與詩不同。到了蘇軾手裡,以詩為詞,到了辛棄疾手裡，以文為詞，打破了詞和詩文的界線,擴大了詞所反映的生活領域,從而使詞成為宋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隨著都市的興起，市民階層的壯大，適應市民需要的各種娛樂活動紛紛興起。周密《武林舊事》稱臨安有瓦子23處，最大的一處有勾欄十三個。其中“說話”的，以小說、講史最受人歡迎。吳自牧《夢梁錄》稱小說有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跡變泰等類。還有“講史書”，講歷代史傳戰爭興廢之事。說話的底本稱話本。說話在唐代已經出現，到宋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宋代的話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為話本的主角。話本由說話人用當時的口語和淺近的文言詞語來講說，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它刻畫人物，運用性格化的語言，勝於過去文言小說里記述的語言。
北宋提倡古文，繼承韓愈《原道》的道統說。韓愈論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開提倡古文，他在《應責》里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這裡隱約含有道統、文統的意味,但柳開講的道沒有新義,且所作文不免艱澀，影響不大。而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運動，所講的道，不限於以儒家的仁義為道，他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認為應從關心百事中求道；用音樂作比，不僅要知道“八音、五聲、六代之曲”，還要懂得“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書梅聖俞稿後》），即要有所自得。這是他擴大了對道的認識。韓愈的古文，有提倡“文從字順”的一面，又有主張“沉浸濃郁”、追求詞藻、用險難字的一面。歐陽修的古文，避難取易，力求平易暢達，開一代風氣，加上追隨者的回響，就使宋代散文的發展不同於唐代散文，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歐陽修的散文不取韓愈的散文奇險濃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詩文革新運動時期的詩，卻學習韓愈的以文為詩，又有取於他的鍊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詩以風神情韻為主，宋代革新時期的詩人，要求有自己的風貌，發展以議論為詩，以筋骨思理見勝。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曹學佺《宋詩選序》)。在命意新上，宋詩人創作了富有理趣的詩，構成了宋詩的特色。宋人“以才學為詩”，用古典成語來表達情意，成為黃庭堅江西詩派的一個特點。這樣，宋代的詩文具有不同於唐代詩文的獨特風貌。
宋代加強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或謂頗指宮掖’”，“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崑酬唱集》）唐朝人寫詩來諷刺本朝史事、時事都沒有事。楊億、劉筠等在被信任時，寫了“頗指宮掖”的詩，就被詔書借“文體浮艷”為名而加禁止。夏竦罷樞密使，范仲淹等執政,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歌頌進賢去佞，孫復說：“子禍始於此矣！”由此招來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後差一點被發棺，並使石介子弟受連累,很久羈管他州。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在詩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點，即被逮捕下獄，幾乎被處死，世稱“烏台詩案”。宋代表面上對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寬大，在思想上則注意控制，當是宋詩在諷喻興寄上較唐詩遜色的原因。從此開始，封建統治階級就編織成一張“文網”，歷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這張網愈收愈緊，終於發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規模迫害。
發展歷程
北宋前期文學
宋初文學，元代方回《送羅壽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仿效白居易體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詩。倡“崑體”的為楊億、劉筠等的《西崑酬唱集》，效李商隱體，以《宣曲》詩諷刺宮掖，被下詔禁止。效晚唐體的有九僧（見“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風格來寫幽靜的隱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影響。這時期的宋詩，還是模仿唐詩，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特風貌。到梅堯臣起來，他的詩用思深遠，風格平淡，雖作近體，而存古意，“意新語工”，蘇舜欽跟他並稱。蘇舜欽的詩，筆力豪俊、超邁橫絕，好作古體,內容多結合當時現實。歐陽修學韓愈的以文為詩,又受李白詩的影響。但韓詩矯健，歐詩舒暢,風格不同,這時開始顯出宋詩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襲五代浮靡的文風。柳開倡言“革弊復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韓等觀點,但他的文辭不免艱澀。繼柳開之後倡導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張“傳道而明心”，繼承韓愈“文從字順”的一面，強調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語言平易近人。此後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訪求校正韓柳集，提倡古文，爾後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為文簡而有法，再後為歐陽修。尹洙稱范仲淹《岳陽樓記》為“傳奇體”(《後山詩話》)，不滿意他的描繪景物用辭藻及對偶。歐陽修不反對偶儷，所見較廣。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他對“道”與“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蘇洵《上歐陽內翰書》）,平易暢達,有情韻之美，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獎引後進,在他周圍，團結了曾鞏、王安石及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發展。
北宋前期的詞，代表作家有晏殊、歐陽修、柳永等。晏、歐的詞主要是小令，多寫閒情逸緻，詞風則承襲五代，受南唐馮延巳影響尤深，但基調有所變化。晏詞趨向雍容淡逸，和雅溫婉；歐詞較為疏宕俊朗，深摯清麗。柳永是北宋第一個大量寫作慢詞的詞人。他的詞長於鋪敘，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極寫都市繁華和悲歡離合之情。“尤工於羈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態度描寫伶工樂妓的生活和願望，發展了詞體，擴大了詞境。但也時有下筆率易、跡近淫靡之病。這一時期以小令著稱的還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范均存詞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傳很廣，後者在內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風光，戍邊情懷，蒼涼悲壯，慷慨生哀，確是俯視群流，獨放異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與其父合稱“二晏”。所作多數是對往事的低回追憶，感傷惆悵，委婉深沉。這一時期的慢詞作家還有張先。其詞與柳永齊名，但才力稍遜，長於鍊句而短於煉意，詞風偏於纖巧冶艷，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學說，在歐陽修領導下的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詩歌和散文，已開始呈現出不同於唐代詩歌和散文的風貌。北宋前期的詞，以柳永的創作長調最為突出，顯示宋詞比唐五代詞有了新的發展。
繼承歐陽修的古文創作理論的是曾鞏，他稱“畜道德而能文章”，認為“畜道德”“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寄歐陽舍人書》），又稱“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南齊書目錄序》），這就本歐陽修對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闡明。他的散文，平正通達，委曲詳明，在藝術性上次於歐陽修。王安石的散文，內容深刻，辭氣峭折，具有不同於歐陽修的風格。他在《上人書》里要求“自得”“資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闢，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工於刻畫，善於議論，罷相後退居鐘山所作刻畫景物的詩，精工明麗，為人所稱道。他在修辭上的特點，就是借用古語來表達情思。由於他博極群書，“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答曾子固書》），所以造成“以學問為詩”的風氣。他的詞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臨送目”，寫金陵懷古，已經是以詩寫詞，不過影響不大。王安石在詩文詞的創作上，都有傑出成就。
北宋後期文學
北宋後期繼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的運動，並取得完全勝利的是蘇軾，在詩歌的創作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是蘇軾，在詞的創作上，打破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開闢了詞的境界的也是蘇軾，蘇軾是北宋最傑出的大作家。
蘇軾繼歐陽修起來，在完成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方面，發揮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歐陽修講的道是關心百事，有所自得。蘇軾講的道，如學潛水的“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實踐中有所體會，才能“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為辭達”（《答謝民師書》）。其實蘇軾的所謂“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謂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於生活體驗，從生活中獲得創作構思。他會運用“博喻”，用豐富、新鮮、貼切的比喻，來表達這種口未能言的體會。他的創作，“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隨物賦形”（《文說》）,既有深厚廣闊的生活體驗，又有“隨物賦形”的形象表現手法，顯示了北宋最傑出的文學成就。他的散文，論辯滔滔，氣勢雄壯,縱橫變化,汪洋恣肆。他的賦，象《前赤壁賦》，是敘事、描繪、哲理的結合，情韻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詩情畫意，有豐富的想像力。他的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才情奔放，曲折變化，無不達之意。“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他的詞，打破了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風格多樣，有清新俊逸的，有剛健豪放的，給詞開闢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
宋代文學蘇門四學士是黃庭堅、秦觀、張耒和晁補之，四學士外還有陳師道也極有名。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陳師道是江西詩派中僅次於黃庭堅的作者。黃庭堅主張“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這是把王安石、蘇軾等的以學問為詩的實踐發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論。他“搜獵奇書，穿穴異聞”來引用“陳言”，顯示他的學問;這種“陳言”是用來“陶冶萬物”的,所以他的詩是有內容的，也表達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對黃庭堅，論者毀譽不一，但他的主張和詩歌作品在宋代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師道初學黃庭堅，後來改學杜甫。他表達切身體會的五言古詩，寫得極為朴摯。張耒的詩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觀的詞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他跟蘇軾的詞不同，是當時婉約派詞的傑出者。當時著名詞人還有賀鑄，他的詞穠麗中有清剛之氣。
稍後的著名詞人有周邦彥。他精通音律，創作了許多新調。他的詞“多用唐人詩語,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富艷精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在當時和後代都為人推重。李清照《論詞》“乃知別是一家，要“協音律”，又稱“晏（殊）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態”。她推崇的別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彥的詞，協音律，講鋪敘，較典重，有故實，這代表了當時的看法。李清照的詞，是婉約派的正宗，工於抒情，用白描的語言曲折地表達深摯的情意，姿態百出。她南渡後的作品，經歷了國破家亡的苦難，流露了極為悽苦的感情。這時期她的詩歌，又充滿愛國激情，具有豪邁猷勁的風格。
南宋前期文學
經歷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難”，激起了南宋詩人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但時代的劇變，迫使詩人拋開江西詩派“取古人陳言”的寫法，寫出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這時期取得傑出成就的是陸游和辛棄疾的作品。稍早於陸、辛的詩人有陳與義，“建炎間，避地湖嶠（兩湖五嶺），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宋詩鈔·簡齋詩鈔》)。他的身世漂泊與杜甫相似,他的詩也轉向杜甫學習,學到杜詩的音節宏亮,風格沉著。“中興四大詩人”,“尤、楊、范、陸”並稱。尤袤的詩大都散失。楊萬里的詩，自稱“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誠齋荊溪集序》）。他從生活中抓住一點感受就寫詩，這就擺脫了江西詩派的以學問為詩的規範，作出活潑自然的詩。只是他的愛國感情不夠強烈。范成大出使金時所作72首七絕,表達了北宋亡國之痛,反映了遺民盼望恢復的心情。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對農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勝過以前的田園詩。這時期最傑出的詩人是陸游。陸游的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體會生活的雋永滋味,熨貼景物的曲折情狀;另一方面是表達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收復失地，解救淪陷區人民，悲憤激烈。他在詩和詞里都表現了這種精神，在詩里更為突出。陸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論文、記敘，不少貫串著愛國感情。他的《入蜀記》，寫景、議論、抒情，均極為生動。
辛棄疾是南宋前期最傑出的愛國詞人。他在詞里充滿了洗雪國恥的豪情，寫出了壯志難酬、國勢衰落的悲憤。他在蘇軾以詩為詞後,“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拉雜運用”（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以文為詞。他的詞有縱橫奔放的一面，又有穠麗纖綿的一面。這時期的辛派詞人，有陳亮和劉過等人。陳亮詞筆力矯健，氣勢豪放。劉過詞有豪氣，多壯語。陳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宋史》本傳）。還有葉適的散文，多論時事，獨抒己見。“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四庫全書總目·水心集》）。
南宋後期文學
南宋後期文學，由於宋金媾和以後，經歷一段相對安定時期,愛國主義的歌聲逐漸衰退,格律派詞人興起。這一派，以姜夔為最著名。“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格調較高,音調和婉。他的〔揚州慢〕寫“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反映了一些戰亂的感嘆，但缺少愛國的激情。史達祖〔滿江紅〕《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懷古》：“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表達了一些憂憤。他以詠物詞著名，工於刻畫。姜夔替他的《梅溪詞》作序，稱為“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花庵詩選》引）。吳文英的詞，在修辭協律上用力，過於雕琢，不免晦澀。周密的詞，講求清麗，曾和吳並稱“二窗”(周草窗、吳夢窗)，詞風相近，但周並不象吳的晦澀。他選南宋詞為《絕妙好詞》，代表了雅正派的觀點。張炎的詞，表達南宋亡國後的淒涼哀怨。他研究聲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張炎的詞對後世影響較大。清代以朱彝尊、厲鶚等人為代表的浙派詞人，就是推崇他們的。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極推重他們，稱：“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又稱：“張玉田詞，如並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等南宋詞人，也得到清代詞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詞相當的，有四靈派和江湖派的詩。“永嘉四靈”，學晚唐賈島、姚合的詩，淒清幽咽，境界太狹，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靈派影響的詩派，其中最著名的詩人首推劉克莊，他在學晚唐體的詩裡面填嵌成語典故，可是還不能擺脫晚唐體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度發揚，有反侵略的忠憤，有崇高的民族氣節，也有遁跡山林寧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錄》和《指南後錄》中的詩文，劉辰翁表現亡國之痛的詞，汪元量表現忠憤氣節的詩，以及記錄亡國之痛的《越州歌》20首，謝翱的血淚文《西台慟哭記》，構成了宋代文學的強烈尾聲。
宋代文學還有白話短篇小說的話本和平話，是說話藝人的底本。話本是適應市民階層的壯大產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和下層婦女的生活，以這些人為話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種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對話，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運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它適應聽眾陸續到達的需要，在正式講故事前有詩詞或其他簡短故事組成的“入話”，用韻文來對人物或情景作描寫，全文用詩詞作結束。宋代話本讚美婦女對愛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觀音》、《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寫公案故事的，有《錯斬崔寧》，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寫俠盜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讚美宋四公等劫富濟貧、懲罰為富不仁者的俠義行為等。
這種話本成為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對後代的白話短篇小說有深遠的影響。平話講歷代故事，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對後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有一定影響。
特點
數量巨大
往往體現為一定的質量。作為一代詩歌，宋詩在繼承唐詩的基礎上，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從思想內容看，宋詩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和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方面都有所擴展，但又缺乏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中追求遠大理想的積極昂揚的精神；而在抒發民族鬥爭中的愛國憂國的情緒上，又比唐詩熾熱和深切。這是由時代的條件決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幾個統一王朝來，是中央集權最為集中的朝代。這一方面對鞏固宋朝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軍權集中帶來了宋朝軍隊訓練不良，戰鬥力削弱，政權集中帶來了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財權集中又刺激了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揮霍享樂。所以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正是在積貧積弱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情況下，地主階級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來倡導“變法”，改革弊政，形成了變法運動。王安石就是傑出的代表。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會黑暗和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現實主義傾向，都和這種社會政治情況有關，跟變法運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堯臣《汝墳貧女》、《田家語》；歐陽修《食糟民》、《邊戶》；王安石《兼併》、《省兵》；蘇軾《荔支嘆》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變法運動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缺乏遠大的政治前途一樣，在宋詩中也缺乏唐詩中積極昂揚的政治進取精神，往往悲慨多於壯歌。這是一。其次，宋朝從開國之初直到滅亡，一直處於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不斷侵擾和威脅之中，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缺乏抵禦力量的軟弱王朝。宋王朝對他們一再割地求和、輸幣納絹、稱臣稱侄。但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愛國將領和官員，尤其是廣大漢族人民民眾，是不能忍受這種受侮辱、被奴役的處境的，他們表現了可歌可泣的鬥爭精神，因此宋代詩歌中（包括詞）所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就越來越顯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對國恥國難的慨嘆，蘇舜欽《慶州敗》對敗於西夏的“羞辱中國堪傷悲”，蘇軾《祭常山回小獵》、《和子由苦寒見寄》等所表達的“與虜試周鏇”的決心，都是例證。而在北宋滅亡以後，更成為南宋詩歌的基調。偉大詩人陸游正是在南鄭戎馬生活中找到了創作的生命，為苦難的祖國歌唱了一生；在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林景熙、鄭思肖、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增添了最後的光彩。這是唐詩中所沒有的。
藝術風格
宋詩主要向思理、顯露和精細方面發展。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詩有詞、理、意興”，“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明楊慎《升庵詩話》卷四說：“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今人錢鍾書先生《談藝錄》說：“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他們所持的褒貶態度不同，但都共同認為“理”、“思理”為宋詩特點。重情韻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則較顯露。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凡例》說：“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吳喬《圍爐詩話》卷一也指出唐詩多比興，因而“其詞婉而微”；宋詩多賦，“其詞徑以直”。他們都指明了這種特點。此外，宋詩又追求精細。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說：“詩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里，實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謂“細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詩對客觀事物的描摹，趨於求新、求細，形容盡致，纖微畢現，與唐詩的渾成淳滀（tingxù）各異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詩對用典、對仗、句法、用韻、聲調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詳密緻。與上述幾點相聯繫，宋詩又呈現出議論化、散文化和以才學為詩的傾向，則對詩歌藝術的發展造成好壞兼具的影響。如同寫水勢湍急，李白《早發白帝城》在駿發豪爽中蘊含著歡快舒暢的情緒，而蘇軾《百步洪》卻說：“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一連用七個比喻，窮妍極態，炫人眼目，後半首又以議論出之。黃庭堅《題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獨漉篇》，但李詩渾然而意在言外，黃詩刻露而見新意，情趣有別。南宋以來詩歌史上發生過尊唐或尊宋的長期論爭，這在客觀上承認宋詩在唐詩高峰之後另闢蹊徑，自立門戶，具有某種典範性。詩歌的歷史也表明，後世作品在總體上未能超出唐宋詩藝術境界的範圍。
表現形式
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三百多年間出現了人數眾多的散文作家。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寫作了不少文學散文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也有許多議論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於建立了一種穩定而成熟的散文風格：平易自然，流暢婉轉。唐代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他的古文理論和古文實踐中，都遇到過作文“難”和“易”或“奇”和“平”的問題。韓愈雖然企圖把兩者統一起來，所謂文“無難易，唯其是爾”（《答劉正夫書》），但他的藝術個性卻崇尚“難”、“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卻著重發展平易風格。我們讀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和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兩信都是“乾謁”之文，對象都是掌管全國軍事的高級長官。但韓文一開頭便自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lóng同礲）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儼然以經綸奇才自居；然後說到對方身為“朝廷大臣”，正當“天子新即位”之際，提拔人才義不容辭。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語新穎，戛戛獨創，符合他提出的“詞必己出”的標準。蘇文卻從寫文章要養“氣”說起；再說到氣應從增加閱歷、擴大交遊中去獲得；然後講他離蜀來京，訪古都，游名山，會名流，但所會名人還不多，這才把希望對方引見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來。行文紆餘徐緩而無急言竭論之態，語言明白淺易而絕少色澤尖新之詞。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評韓、歐文風一“難”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對唐宋散文的概評。宋代散文的平易風格比之唐文更宜於說理、敘事和抒情，成為後世散文家學習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響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給其它文體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宋代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宋詩從梅（堯臣）、歐開始，發展了杜、韓“以文為詩”的傾向，進一步用散文的筆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詩，逐漸顯露出宋詩的自家面目。詞也在蘇、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賦從《楚辭》、漢賦、魏晉時的抒情小賦到唐代應舉用的“律賦”，創作已趨衰微，缺乏藝術創造性；宋代卻從散文中得到啟示而重獲藝術生命，形成一種類似散文詩的賦體，歐陽修《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歷久傳誦的名篇。宋代的駢文也不太追求辭藻和用典，採用散文的氣勢和筆調，帶來一些新面貌。歐陽修《採桑子·西湖念語》、蘇軾《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書》、方岳《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啟》等都是相當出色的駢文。這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是宋代散文繁榮的結果，構成宋代文學的一大特色。
宋詞
詞作為新興的詩歌形式，從隋唐發軔，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收詞人千家以上，詞作二萬首。最近還陸續有所增補（如孔凡禮先生《全宋詞補輯》等）。雖因詞在開始時還未被承認為“正統”文學，亡佚很多，但目前蒐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詞的繁榮興盛和豐富多彩了。
前人論詞，有“婉約”、“豪放”之說，歷來聚訟紛紜。此說首見於明張綖所作《詩餘圖譜》。其《凡例》後有按語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醞籍，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張綖關於婉約、豪放的界說，是從藝術風格著眼的，但又把它們看作詞的兩“體”，後人又引申為兩“派”（如王士禎）。這就與宋詞實際風格的多樣性發生矛盾：宋詞顯然不止這兩種風格，即以豪放派創始人蘇軾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過二三十首，爭論即由此產生。其實，在許多詞學家的具體評論中，豪放、婉約兩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也不是對藝術風格的單純分類，更不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逐一鑑定，而是指宋詞在內容題材、手法風格特別是體制聲律方面的兩大基本傾向，對傳統詞風或維護或革新的兩種不同趨勢。認識這種傾向和趨勢對於宋詞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大致說來，蘇辛豪放詞派即革新詞派，與傳統婉約詞派的不同在於：在內容題材上，婉約派堅守詞為“艷科”、“詩壯詞媚”的樊籬，抒情則男歡女愛，傷春傷別，狀物則風花雪月，綺羅香澤，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蘇軾手中，諸凡記游、懷古、贈答、送別，皆能入詞，幾乎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詞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詞人，更把表現愛國精神作為詞的主旨，標誌著宋詞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風格上，前者長於比興，以清切婉麗為當行本色，後者善於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為主要特色。在體制聲律上，前者強調合樂，如李清照《詞論》要求詞“協音律”、“可歌”，並批評蘇軾“往往不協音律”，後者卻重文不重聲，不肯遷就聲律而妨礙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這是宋詞中實際存在的兩大傾向和趨勢。
應該指出，北宋以來不少詞評家把豪放、婉約說成“正格”、“別格”的觀點，是錯誤的。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並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庫總目提要》卷198也說，詞應“以清切婉麗為宗”，蘇辛一派詞“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他們雖然承認蘇辛詞“工”，但又囿於傳統成見，把它視為“非本色”、“別格”，對蘇辛詞派的革新意義沒有足夠的認識。但解放以來有的論者又把兩派說成“主流”、“逆流”的觀點，也是錯誤的。一般被認為婉約派的作家，情況複雜，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藝術成就，逆流說導致全盤否定，顯然不符實際；豪放派作家不僅仍有一些婉約之作，而其豪放詞往往吸收、融化婉約詞的藝術手法，仍然保持詞區別於詩的特性，並不被詩同化。我們為“大江東去”這種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動，也能體味“揚柳岸，曉風殘月”的側悱纏綿的羈旅者的心情；張元乾《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岳飛《滿江紅》、張孝祥《六州歌頭》、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乃至辛棄疾的許多佳篇，固然大聲鏜鞳（tangta，鼓鞞聲），悲歌慷慨，充分體現了時代的精神，但周邦彥《蘭陵王·柳》、史達祖《雙雙燕》、吳文英《鶯啼序》、王沂孫《齊天樂·蟬》等體物精細的工筆之作中，也包蘊著迴腸盪氣的情操。春蘭秋菊，各盡其妙，都能滿足人們多方面的審美需要。在充分估計豪放詞派革新意義的前提下，應該把兩派統一起來。
宋詞是中國詞史上的頂峰，其影響籠罩以後的整個詞壇。宋詞實際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詩，使它取得了與“唐詩”、“元曲”等並稱的光榮。
宋詩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注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白體詩後，流行了以賈島、姚合為正統的晚唐體，主要詩人有林逋、潘閬、寇準等。除了白體和晚唐體，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隱的西崑體，代表人物有楊億、劉筠、錢惟演，西崑體注重採用典故，風格雍容華貴，可是缺乏思想內容，不能反映時代精神。北宋中期，隨著第二次古文運動，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開創了宋詩的新局面。他們既掃除了西崑體綺麗浮艷的習風，又確立了宋詩散文化和議論化的標準。隨後有王安石、蘇軾等人和應。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於議論，晚年則講求技巧，詩律精嚴。蘇軾作品題材豐富，風格多樣，大大開拓了宋詩境界。北宋後期，主要詩人有蘇門四學士和陳師道，他們雖然繼承蘇軾詩風，但審美方面卻趨向分流。其中黃庭堅與陳師道對後來的江西詩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宋前期，江西詩派形成並壯大，代表人物有陳與義、呂本中等，但墨守成規，創作不足，南渡以後詩風才漸漸改變。南宋中期，詩壇出現「中興四大家」－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和陸游。其中陸游是南宋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取材廣泛，詩風悲壯，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詩派逐步淡出了詩壇後，出現了反對江西詩派、取經晚唐的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永嘉四靈專攻五律，取材狹窄，雕琢瑣碎。江湖詩派格局較四靈更為開闊，題材也更為廣泛，整體風格偏重細巧，未脫晚唐舊習.
戲曲小說
宋代小說和戲曲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宋代的小說主要是“話本”，它原是說話人說書的底本，實即白話短篇小說。現存宋話本約三四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三言”等書。宋話本具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學的色彩。話本是當時“瓦舍技藝”的一種，是城市人民表現自己、教育和娛樂自己的文藝。下層市民人物，第一次作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話本中湧現，如《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匠崔寧、《志誠張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張勝、《錯斬崔寧》中的賣絲村民崔寧，尤其是璩秀秀、周勝仙、小夫人、李翠蓮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層婦女形象。小說的社會性、現實性都得到加強，為以後小說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二是白話文學的特點。話本的語言是白話，比之文言小說（如唐傳奇）描寫更細緻生動、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氣息。特別是人物對話的個性化，取得很大的進展。後世雖仍有文言小說，但比起白話小說來，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於長篇的“講史”話本也為以後長篇歷史小說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間戲曲還處在戲曲的萌芽階段。如傀儡戲、影戲、歌舞戲等，前兩種不是由人來扮演的，後一種由人扮演，但還是敘事體而非代言體。然而這些都已具備戲曲的一些條件。北宋雜劇、南宋戲文，今天雖無劇本流傳（有人認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張協狀元》是宋人作品），但它們已是相當完整的戲曲，具備中國戲曲藝術的基本特徵，是以後戲曲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
總之，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向文學提出新的要求，也由於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逐漸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失去支配文壇的地位，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醞釀著更大的文學高潮，進而成為文壇的重心。宋代文學正是處在這樣一個過渡的轉變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