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蟾宮折桂
楊慎生於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 (12月8日)。為湖廣提學僉事楊春之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之子 。他自幼聰慧過人,又非常好學,再加上出生於書香門第,所以從小就受到很好的親職教育。七歲時,楊慎的母親教他句讀和唐代絕句,常能背誦。十一歲時,就會寫近體詩。十二歲時,擬作《弔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紅看了極為讚賞,復命擬《過秦論》,其祖父讀了之後,自矜謂:“吾家賈誼也”(陳文燭《楊升庵太史年譜序》) 。有一天,他的父親和叔父們觀畫,問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要求他寫一首詩加以說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寫詩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他十三歲時,就隨父入京師,沿途寫有《過渭城送別詩》、《霜葉賦》、詠《馬嵬坡》詩等,其《黃葉詩》,轟動京華。當時茶陵詩派的首領、內閣首輔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 ,並稱楊慎為“小友”。
楊慎二十一歲時,參加會試,主考官王鏊、梁儲已將楊慎寫的文章列為卷首。不料燭花竟落到考卷上燒壞,以致名落孫山。遭此意外的打擊,楊慎並沒有灰心失望。經過幾年的刻苦努力,楊慎終於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歲時,殿試第一,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從此,楊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後因母親去世而回鄉守喪,服喪完畢後又出任翰林修撰。
移疾求退
楊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艱辛的。他為人正直,不畏權勢。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歡到處遊玩。針對朱厚照荒誕的行為,楊慎不避斧鉞,敢於犯顏直諫,於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責朱厚照“輕舉妄動,非事而游”,勸他停止這種荒唐行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舊我行我素。楊慎目睹民不聊生,國事日非,實在氣憤不過,稱病告假,辭官歸里。
逆鱗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駕崩。因朱厚照無子,經張皇后及楊慎父親楊廷和商議,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後,授楊慎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
嘉靖二年(1523年),參與纂修《武宗實錄》,充纂修官。
楊慎利用給朱厚熜講書的機會,經常聯繫當時實際情況教育朱厚熜。如對已判死罪尚未誅殺的佞宦張銳、於經等人,由於大肆行賄,朱厚熜破例赦免了他們的死罪。 楊慎在經筵講課時,便特地選出《尚書》里《金作贖刑》這一章,對朱厚熜講道:“聖人贖刑之制,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惡,無可贖之理。”朱厚熜聽後很不高興,常常藉故停止講書。楊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歡於皇帝,又結怨於權奸。雖胸懷壯志,力圖報國,但其政治才能在當時是難以施展的。
特別是在內閣“大禮議”的紛爭中,突出表現出楊慎的“叛逆”風骨。當時朱厚熜以“兄終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寶座後,按照皇統繼承規則,朱厚熜要承認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廟;自己的生父只能稱“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後第六天,就下詔令群臣議定他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按皇帝的尊號和祀禮對待;這樣,皇統與家系就成了當時內閣大臣紛爭的議題。當時,張璁、桂萼等新貴為迎合上意,攀附權奸,主張在憲宗與武宗之間,加入睿宗(興獻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楊廷和父子和許多大臣堅決反對。為此,楊廷和被迫辭官歸里,楊慎一再上書辭職,不願與張、桂等“無恥小人”同列共事。對此,剛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氣,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詔改稱生父為恭穆皇帝,楊慎“又諧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朱厚熜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鎮壓,“命執首八人下詔獄”。訊息傳出,群情激憤。楊慎約集同年進士檢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動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列宮大哭,抗議非法逮捕朝臣,聲徹宮廷。“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楊慎於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復甦;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幾乎死去,然後充軍雲南永昌衛(今雲南保山縣)。
流放滇南
楊廷和在朱厚照駕崩、朱厚熜未至時,曾總攬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許多冒濫軍功的官員。至楊慎被貶後,被裁撤的挾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機殺害楊慎。楊慎知道後,一路小心防備,到臨清縣時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騎馬走了近萬里,非常疲憊,等抵達永昌衛時,險些無法病癒。
楊慎在放逐滇南漫長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並未因環境惡劣而消極頹廢,仍然奮發有為,不肯向邪惡勢力屈服。他路經湘西,想起了被楚懷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貴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縣)的李白,感嘆“我行更迢遞,千載同潛然”(《恩譴戌滇紀行》)。他不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為白族修史。每到一處,往往借詠邊塞奇花異草,抒發政治熱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窮山絕域”而“絕世獨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讚山茶花不畏嚴寒,“綠葉紅英斗雪開”的傲然風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開,與蜀葵相反”的唐婆鏡花,就慨嘆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徵;唐婆鏡花背日而開,應是諍臣的表現。諍臣往往受到謅媚佞臣的排擠和誣害,無恥小人又經常喬裝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難辨,真假難分。在詠物之中,寄寓著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楊慎在放逐期間,仍然關心人民疾苦,不忘國事。如當他發現昆明一帶豪紳以修治海口為名,勾結地方官吏強占民田,化公為私,斂財肥己,坑害百姓時,不僅正義凜然地寫了《海門行》、《後海門行》等詩痛加抨擊,還專門寫信給雲南巡撫趙劍門,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閒置散者,欲謀利自肥而倡此議”,請求制止如此勞民傷財的所謂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楊廷和患病,楊慎得以短暫回家探視,楊廷和非常高興,病也就好了。楊廷和病癒後,楊慎又返回永昌。聽說尋甸的安銓、武定的鳳朝文作亂,便率領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趕到木密所,與副使張峩用計擊破叛軍,平定叛亂。
嘉靖八年(1529年),楊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楊慎請求巡撫歐陽重替他請命回鄉葬父,獲準後趕回新都治喪 。此後,或暫回四川,或在雲南省城,或停留於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員善待。
朱厚熜因大禮議之故,對楊廷和、楊慎父子極其憤恨,常問及楊慎近況,大臣則回答楊慎“老病”,朱厚熜才稍覺寬慰。楊慎聽聞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縱酒自娛,遊歷名勝。 《樂府紀聞》稱他“暇時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令諸妓扶觴遊行,了不為愧。”終朱厚熜一世,六次大赦,楊慎終不得還,按明律年滿六十歲可以贖身返家,但無人敢受理。
楊慎年近七旬時,曾返回瀘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撫派四名指揮將其押解回永昌。
卒於戍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楊慎在戍所逝世,時年七十二歲 。臨終時,他還以“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勉勵後人。楊慎去世後,當時巡撫雲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為其殯殮入棺,還葬故鄉新都 。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楊慎附葬於父楊廷和墓旁。
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贈楊慎為光祿寺少卿 。明熹宗天啟(1621年—1627年)年間,追謚‘文憲“。
主要成就
文學
楊慎存詩約2300首,所寫的內容極為廣泛。因他居滇30餘年,所以“思鄉”、“懷歸”之詩,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謫滇時,妻子黃娥伴送到江陵話別,所作的《江陵別內》表現別情思緒,深摯淒婉。《宿金沙江》描寫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里樓。”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對,襯出離愁的痛苦。
他臨終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敘述自己因病歸蜀,途中卻被追回的憾恨,深為感人。
他也有一些詩作表現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懷。《海口行》及《後海口行》揭露豪紳地主勾結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詩中指出,“疏浚海口銀十萬,委官歡喜海夫怨”,並呼籲“安得仁人罷此宴,億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觀刈稻紀諺》中托老農之語,說“樂土寧無詠,豐年亦有歌。惟愁軍餉急,松茂正干戈”。表現了農民遇豐年,卻因軍餉賦斂沉重而仍然不得溫飽的貧苦生活。其他如《寶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類作品。
楊慎的寫景詩也不少。他敘寫雲南風光,描繪祖國山河,頗有特色。《海風行》寫了下關的風:“蒼山峽束滄江口,天梁中斷晴雷吼。中有不斷之長風,衝破動林沙石走。咫尺顛崖迥不分,征馬長嘶客低首。”氣勢雄偉,有雷霆萬鈞之力。而《龍關歌》:“雙洱煙波似五津,漁燈點點水粼粼。月中對影遙傳酒,樹里聞歌不見人。”寫洱海夜色,漁舟燈火,月映水波,細膩清新。當他來到有川南勝景之稱的西昌瀘山,看到這裡的美景與火把節的盛況後,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瀘山》:“老夫今夜宿瀘山,驚破天門夜未關。誰把太空敲粉碎,滿天星斗落人間”。此外,楊慎又有描述、歌頌歷史英雄、忠臣義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詩,其中也不乏佳作。
楊慎在前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風氣較為流行的時候,能別張壘壁。他廣泛吸收六朝、初唐詩歌的一些長處,形成他“濃麗婉至”的詩歌風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峽《竹枝詞》9首,描繪山川風情,頗得樂府遺韻。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風範。《於役江鄉歸經板橋》:“千里長征不憚遙,解鞍明日問歸橈,真如謝姚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抒發行役倦苦的情懷,情致綿細,別出新境。楊慎又廣為采攬“桑間濮上”的民歌的長處,以豐富自己詩作。如《送余學官歸羅江》,全用綿州民歌,後綴四句送行語,構思新穎,別致清新。
楊慎對文、詞、賦、散曲、雜劇、彈詞,都有涉獵。他的詞和散曲,寫得清新綺麗。如(浪淘沙)“春夢似楊花”一首,描寫細潤,言辭華美流暢。散曲(駐馬聽)《和王舜卿舟行之詠》,寫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並暢想駛入長空銀河,意境優美,記敘細微。他的長篇彈唱敘史之作《二十一史彈詞》,敘三代至元及明季歷史,文筆暢達、語詞流利,廣為傳誦。他的散文古樸高逸,筆力奔放。《漢雜事秘辛》事皆淫艷而言辭端雅,不見鄙穢。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規勸正德皇帝“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以“古之聖人必謀於眾”相諫誡,情摯意切,時婉時激。他的《新都縣八陣圖記》、《碧嶢精舍記》等也是記敘散文的佳品。另外他還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記》、《太和記》、《割肉遺細君》等雜劇。
《譚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
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說;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儒學
•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的弊端
楊慎說: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腳,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於(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本為《中庸》所謂,但宋儒中,朱熹主張以究理問學為主,提倡研讀經傳,一依聖賢遺教去做,有偏重於“道問學”的傾向,陸九淵譏評其支離破碎;陸九淵主張學者從經典中解脫出來,求諸本心,認為“學苛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有“尊德性”的傾向,朱熹斥責其盡廢講學。自南宋朱、陸相爭以來,兩家之學漸成水火之勢,“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這對儒學發展影響甚大,誠如程敏政所說:“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於空虛、或溺於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楊慎在這裡則對朱、陸都進行了批評,指出陸學之弊在於“以空索為一貫”,趨簡憑虛而入於禪,“學而無實”;朱學之弊在於“以雜博相高”,遺本溺心而流於俗,“學而無用”。在他看來,“經學之拘晦,實自朱始”,“新學(此指象山心學)削經鏟史,驅儒歸禪”,兩者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樣,楊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學。
對於當世流行的“道學”(即理學)和“心學”,楊慎亦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說:“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亢(言)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顧巾衣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民、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他認為儒學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一者也”,但承襲宋儒之學風而流行於明世的所謂“道學”、“心學”,儘管名稱不一,形式有異,而其實都是只知“闊論高談”、“虛飾文詞”,只說不行,“教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其惡果,一是欺世,二是亂民,故皆為“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學”、“心學”,根本背離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學“削經鏟史,逃儒歸禪”,又點示理學同禪學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裡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為。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聖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此外,楊慎認為,莊子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乃切要之言,丘長春所謂“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下之事乎”乃正論。而邵雍、朱熹論天則是強不知為知,實為“妄說”。他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切問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還對宋儒鬼神之論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對《中庸》所謂“鬼神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書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跡’。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背馳矣?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地文字,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跡’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所以,楊慎譏笑宋儒“雜博”、“支離”、“割裂”,如同“伎兒之舞迓鼓”,既“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如此,不流入禪,藉助於佛家之言以裝飾門面,又怎么可能呢?
•對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雲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聖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楊慎更怒斥王陽明為“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為表、以佛為里,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 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於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 余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餚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聖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後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在《雲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後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著述
楊慎一生刻苦學習,勤於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學家。他不僅對經、史、詩、文、詞曲、音韻、金石、書畫無所不通,而且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也有很深的造詣。如他任翰林時,明武宗朱厚照問欽天監及眾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張口結舌,無以對答,獨楊慎從容對曰:“柳星也”,並歷舉《周禮》、《史記》、《漢書》等文獻資料加以說明。他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不為尊者諱。他在長期流放中,仍然“好學窮理,老而彌篤”(《明史·楊慎傳》)。在雲南永昌邊塞荒涼地區,儘管圖書資料奇缺,升庵仍嗜書成癖,“書無所不覽”,經常對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明史·何孟春傳》)他認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閱”,從親身經歷中獲得知識;二是依靠“載籍”,從別的記載和書籍中取得。因此,他不僅刻苦讀書,手不釋卷;而且每到一處,就對當地風俗民情進行調查了解,努力學習當地民族語言,從親身經歷與實踐中豐富自己的知識。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僅憑自己苦學、實踐、記憶,在滇南時就寫出了不少筆記、選本以及許多注釋性書籍。如《南詔野史》、《雲南通志》、《雲南山川志》、《慎候記》、《南中志》、《滇載記》、《記古滇說》等書。據《升庵楊慎年譜》的記載,楊慎平生著作有四百餘種。所以,《升庵外集》序稱:“國初迄於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傳曰:“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書法
楊慎工於書法,王世貞《國朝名臣遺墨跋》稱楊慎“以博學名世,書亦自負吳興(趙孟頫)堂廡”。朱昌頤《跋楊升庵詩扇》也說:“書法尤超邁絕倫,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書論主要見於《墨池瑣錄》、《升庵書品》、《法帖神品目》等。
繪畫
楊慎亦善寫蘭。王文治《楊升庵畫蘭長卷跋》稱:“楊升庵畫蘭卷子(長至四丈),疏密反側,朝煙晚露,皆能畢肖其形。”其畫論有《升庵畫品》、《名畫神品目》等。
個人作品
楊慎著述多至100餘種,李調元刊《函海》時,曾作專輯收錄所著之書。散曲有《陶情樂府》。後人輯其重要著作編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樂府》 。
國小:《古音》七書、《丹鉛》諸錄、《六書博證》等。
經學:《升庵經說》、《易解》、《檀弓叢訓》等。
文學:《升庵詩話》、《藝林伐山》、《絕句衍義》、《畫品》、《全蜀藝文志》等。
史地:《雲南山川志》、《南詔野史》等。
詩詞:《升庵詩集》、《升庵長短句》、《陶情樂府》等。
編纂:《古今風謠》、《古今諺》、《麗情集》等。
體裁 | 作品名稱 | |||
詩 | 《臨江仙》《送余學官歸羅江》《出郊》《竹枝詞》《於役江鄉歸經板橋》《夏水謠》《三岔驛》《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無題》《柳》《宿金沙江》《病中秋懷八首選一》 | |||
彈詞 | 《二十一史彈詞》 |
人物評價
褒獎
蔣冕: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
簡紹芳:公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奧,下至稗官小說之微,醫卜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
陳文燭:公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
周遜《刻詞品序》中稱他:當代詞宗。
王世貞: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楊用修。
李贄在《焚書》、《續焚書》中說:① 升庵先生固是才學卓越,人品俊偉,然得弟讀之,益光彩煥發,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則已,一出人則為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為唐代、宋代並我朝特出,可怪也哉!②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況後人哉!
焦竑十分推崇楊慎,曾花很長時間專心蒐集楊氏著作,經過校對訂正,編輯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傳世,並在《升庵外集題識》中盛讚道:明興,博雅饒著達者無如楊升庵先生。
屠隆:丘文莊浚、楊修撰慎武庫哉。
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餘》選楊慎詞達118首,占了整部詞選的四分之一。
顧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說:文人學士著述之富,無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麗奧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唐宋以來,吾見罕矣。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無萬卷書,不得雌黃人物。”然書至萬卷,不幾三十乘乎?除張司空(張華)外,更幾人哉。吾於漢劉向、唐王僕射、宋蘇子瞻見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餘年矣,吾於楊升庵、李卓吾見之。
明末朱之瑜晚年講學日本,教育日本學生安東守約說:明朝文集極多,好者亦寥寥……如楊升庵、李空同集,極佳。(《朱舜水集》卷十一《問答三》) 小宅生順問:揚雄、司馬氏鳴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說: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庵諱慎者……。
張燧:升庵博洽似張茂先,詩文似廬陵、眉山兩先生,坎壈過漢之賈長沙,而經術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庵而當代之人物可與往哲爭衡矣!矮人觀場,徒謂先生為博學人,而一二崛強之老,又且掇拾其後,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為先生重輕耶?
林時對:夫以劉伯溫之瑰奇、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曾子棨之英邁、高季迪啟之超脫、李賓之東陽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簡嚴、王敬夫九思之高邁、崔仲鳧銑之修潔、吳匏庵寬之純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楊用修慎之奧衍、王槐野維楨之簡練、康德涵海之雄駿、廖鳴吾道南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耳。
王夫之稱楊慎詩:三百年來最上乘。
王士禛:明詩至楊升庵,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
張廷玉等《明史》:楊慎博物洽聞,於文學為優。
沈德潛: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絕麗之學,隨題賦形,一空依傍,於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其所長,以過於穠麗,失穆如清風之旨也。
紀昀:①可以位置鄭樵、羅泌之間,其在有明,固鐵中錚錚者矣。②慎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
李慈銘: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鉛錄》、《譚苑醒酬》諸書徵引該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明人詞,以楊用修升庵為第一。
陳寅恪:楊用修為人,才高學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異議
明代學者陳耀文對楊慎的博學頗感不服,特作《正楊》一書,指出《丹鋁》諸錄中的150條錯誤。萬曆年間,胡應麟仿楊慎《丹鉛錄》而作《丹鉛新錄》、仿楊慎《藝林伐山》而作《藝林學山》,一面訂正楊氏筆誤,指出:“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滿於陳耀文“嘵嘵焉數以辨其後”,自以為“求忠臣於楊氏之門,或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舉,被“時人顏曰《正正楊》”,朱國楨對之評曰:“(自)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正正楊》,辨則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哄然相駁,不免為前人暗笑。”
迨於清世,四庫館臣既說:“慎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學稱,而所作《丹鉛錄》諸書,不免瑕瑜互見,真偽互陳”,又說:“耀文考證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為無功。然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構爭如吳縝之解《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了楊慎29種著述,一一加以考評,雖承認楊慎“博洽冠一時”,《丹鉛》諸作“疏殊雖多,而精華亦復不少”,但就總體言之,還是站在正統立場,對楊慎其人其學每多貶抑,如說他“好偽撰古書,以證成己說”,責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棗梨, 為編,只成雜學”等等。由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官修之書,故自面世流傳後,楊慎即長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視。流風餘波所及,以至近百餘年來的中國儒學世、中國思想史著作中,多無楊慎的一席之地。
逸聞趣事
伉儷情篤
楊慎的政治生活雖然十分坎坷,但愛情生活卻很幸福美滿。他的夫人黃娥,善詩詞,尤為擅長散曲。婚後他們夫婦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濱過著詩情畫意、相敬如賓的甜蜜生活。他倆經常在湖畔散步,榴閣賦詩,相互酬答。楊慎夫婦雖然情投意合,但並未陶醉於卿卿我我的兒女之情。婚後第二年,在黃娥的支持和勸促下,升庵就動身進京復官。
楊慎與黃娥的忠貞愛情是經得起嚴峻考驗的。因為在他倆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順境是很短暫的,而更多的是漫長的急風暴雨的逆境。當楊慎因仗義執言,遣戍滇南時,黃娥對丈夫不僅毫無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勸慰,殷勤照顧。黃娥不辭風霜之苦,千里跋涉,親自護送楊慎從北京到雲南。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寒夜,黃娥陪伴著骨瘦如柴、身戴枷鎖的楊慎,行至江陵的驛站門前,他看到妻子風塵滿面,疲憊不堪,再也不忍心讓她向前護送了,力勸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臨別之際,楊慎填寫了一首《臨江仙》詞云:“楚塞巴山橫渡口,行人莫上江樓。征驂去棹兩悠悠,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卻羨多情沙上鳥,雙飛雙宿何洲?今霄明月為誰留?團圓清影好,偏照別離愁。”(《戍雲南·江陵別內》)。情辭淒楚,催人淚下。黃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舊,物是人非,寫了一首懷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飛曾不度(一作“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摯。此後,黃娥曾越山涉水,到雲南永昌探望楊慎,並在戍所住過兩年多的光陰。
嘉靖八年(1529年),因父親楊廷和去世,楊慎趕回新都治喪 ,夫婦才得短期會面。相見時難別亦難。臨別時,黃娥寫了《羅江怨》散曲,與楊慎送別。曲云:“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欄乾熱。”以冷與熱的強烈對比,反映自己內心的一片深情,淒婉動人,遂成千古名句。
藏書豐富
楊慎喜藏書,時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他多次至閣中翻覽書籍。據傳曾攫取數冊《永樂大典》據為己有。其後主事李繼先奏命查對時,戲以竊書之名。
家有“雙桂堂”,為讀書、貯書之所。曾編撰有《楊氏書目》,明末藏書家王道明在其《笠澤堂書目》中有記載。清初姜紹書記明一代藏書家,將他與楊士奇、吳寬、茅坤、宋濂等並列。
親屬成員
輩分 |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家世 | 曾祖父 | 楊玫 | 以經貢入太學,歷任貴州永寧吏目。 |
祖父 | 楊春 | 字元之,號留耕,成化十七年(1481年)進士,曾任行人司司正、湖廣提學僉事。 | |
父親 | 楊廷和 | 字介夫,號石齋,官至左柱國、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追贈太保,諡號文忠。 | |
生母 | 黃氏 | 雲南督學眉山黃明善之女,封夫人。 | |
繼母 | 喻氏 | 內江人,封夫人。 | |
平輩 | 異母弟 | 楊惇 | 字用敘,號敘庵,嘉靖二年(1523)進士,歷兵部主事。 |
楊恆 | 號貞庵,官至大理寺寺副。 | ||
楊忱 | 號孚庵,舉人出身。 | ||
—— | 原配 | 王氏 | 封安人,生楊耕仁。 |
繼室 | 黃娥 | 字秀眉,工部尚書黃珂之女,善詩詞。 | |
側室 | 周氏 | 生楊恩仁、楊同仁。 | |
曹氏 | 生楊寧仁。 | ||
子輩 | 兒子 | 楊耕仁 | 早夭。 |
楊有仁 | 中進士。 | ||
楊恩仁 | 早夭。 | ||
楊寧仁 | 字安孫。 |
表格參考資料:
史料記載
《楊升庵太史慎年譜》
《名山藏·卷八十五》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傳第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