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古代把與韻文、駢體文相對的散體文章稱為“散文”究竟什麼叫駢文？其中使用比較普遍而且比較恰當的是駢體文和四六文。駢文是駢體文或駢儷文的簡稱，四六文可簡化為“四六”。
有不少人把“麗辭”、“麗語”、“偶語”、“俳語”當作駢文的代詞。準確地講，它們是指對仗、對偶，屬於句式和修辭方法，並非專指駢文。有人認為，《文心雕龍•麗辭》篇是討論駢文的。其實該篇主要從修辭角度立論，所舉對偶句例，有詩，有賦，有文，並不屬於文體論。有人稱駢文為“美文”、“貴族文學”、“廟堂文學”，那是對其性質的評估，而非科學的定義。
駢文在梁陳時叫做“今文”，唐宋時叫做“時文”，皆相對於古文而言，意思是時下流行的文體。有的古人稱之為“六朝文”，未免以偏蓋全，無視當時還有非駢體文存在。
如果下定義，可否說，駢文是以對偶句為主介乎散文與韻文之間的一種美文。這句話包括三點：一、以對偶句為主，這是駢文本質所在，舍此不成其為駢文；二、對音律的要求在散韻之間；三、講究辭藻華麗的美學效果。
從文體角度考察，駢文、散文都是就其語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並沒有當作具體的文章類別來使用，它們的名稱出現都比較晚。“散文”一詞最早使用於南宋，與之相對的是“四六文”。“駢文”一詞使用於清代，與之相對的是“散文”或“散體”。以“四六”作為駢文專集之名始於唐末李商隱的《樊南四六》，繼後，北宋歐陽修、夏竦等
相關專著人亦將其所作駢文列為專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專論駢文的著作如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楊囦道《雲莊四六餘話》，與詩話詞話同列。然而，四六文並不完全等於駢文。六朝前期，駢文多用四言單句對。梁陳以後，多用四六言隔句對。唐代駢文以四六為正宗，宋駢愛用三句以上長聯，清人也有學魏晉之四言駢體者。所以，後來的“四六文”實際上是駢文的概稱。
明代以前，有駢文別集而無總集。明代出現不少四六選本，多為公私應酬文字。以王志堅《四六法海》較有學術價值，該書起魏晉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彙編之意，但並不限於四六對偶之文。清代駢文總集有：李兆洛《駢體文鈔》（起李斯止隋陳，編者主駢散合一，故所選並不都是駢體）、許槤《六朝文絜》（專收南北朝短篇駢文）、王先謙《駢文類纂》（起屈原止清末，歷代皆選，是目前收文最系統的選本）。此外有：陳均《唐駢體文鈔》、彭元瑞《宋四六選》、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張鳴軻《國朝駢體正宗續編》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駢文專著，如陳維崧《四六金針》、孫梅《四六叢話》、李漁《四六初徵》、陳雲程《四六清麗集》等。五四以後，學界通稱駢文。
有人認為，駢文最早的名稱是連珠。連珠是一種微型文體，始於漢，盛於魏晉，綿延於唐宋明清，有其獨立的發展歷史。它對駢文形成有所啟發，但並不等於駢文，也不是駢文的源頭。西晉傅玄《連珠敘》說：“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徹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睹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連珠與駢文相似之處在於對仗和用典。不同之處是，連珠尚不成其為文章，每首僅幾句話，表述一個簡單的命題，只能算文章片斷。是當時文人為模擬奏章而作的練習，故每首皆以“臣聞”開頭。常常許多首連在一起，但意義互不連貫。若比之現代文體，頗接近散文詩。至於真正代表駢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長統《樂志論》，與連珠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
界定
清代駢文號稱中興。駢文家為了與古文家爭地盤，極力主張駢文自古有之，一些駢文選本把入選範圍搞得很寬，以壯大駢文聲勢。有的現代學者承襲清人，竟主張，“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籬者，皆不得不歸之駢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則駢文當包括漢魏賦家，以迄於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駢非駢之套用文字，亦皆在其中。”這種說法，從文體學看並不科學，必須加以釐清。
1、駢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對偶句（駢句）為主的文章叫做駢文。與之相對，以非對偶句（散句）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為句式來講，駢散自來並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駢句，駢文中可以有少量駢句。散文駢文之分不在駢偶對仗之有無，而在其數量多少。說駢句自古有之是對的，說駢文古已存在則不妥，因為句子不等於文章。某些清代學者（如阮元）從《尚書》 、 《周易 》 、 《詩經》等先秦古籍中蒐集一些對偶句子，就認為那即是駢文了。他們是混淆了文體與句式這兩個不同的範疇。現當代研究者有時也沒有區別清楚。於景祥《唐宋駢文史》把相當一批以散句為主的文章，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袁家渴記》，范仲俺《岳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李綱《議國是》，岳飛《五嶽祠盟記》，皆當成駢文。這些作品，不但當代選家視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種駢文選本亦未見收錄。於先生也許是看中裡面有少量對偶句子。倘若有對偶即為駢文，恐怕中國古代絕大多數文章皆可算作駢文了。
駢文和散文的區別，不僅在於對偶句的多少，還在於文章風格的追求。明王志堅《四六法海》“總論”說：“古文如寫意山水，儷體如工畫樓台。”現代學者錢基博指出：“主氣韻勿尚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騁，與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傷於板滯，與四六分疆。”（《駢文通義》）台灣學者張仁青說：“散文主氣勢旺盛，則言無不達，辭無不舉。駢文主氣韻曼妙，則情致婉約，搖曳生姿。”這些見解相當精闢。張氏又說：“散文得之於陽剛之美，即今世所謂壯美者也；而駢文得之於陰柔之美，即今世所謂優美者也。”“散文家認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態度是認真的，嚴肅的，蓋以文章為經世致用之工具也。……駢文家之見解則以文章本身之美即為文章之價值，故其態度是淡泊的，超然的，蓋以文章為抒寫性靈之工具也。”如此概括恐未必盡然。駢文中並不乏陽剛柔之美如駱賓王《討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陰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駢文亦可經世致用如陸贄，散文亦宜抒寫性靈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從美學上探究駢文與散文的不同，是一個有待開拓的新課題。
2、駢文與辭賦
研究者大致有三種意見：一、駢文包括辭賦，二、不包括，三、包括駢賦而不包括其他賦體文學。辭賦與駢文是並存的兩種文體，各自有其獨具的特色和產生、發展、變化的歷史。在古代文體分類中，賦從來自成一家。在當代賦學研究著作中，辭賦並不隸屬於駢文，駢文亦不被視為賦體。二者有交叉關係，那就是六朝駢賦。至於漢晉大賦和抒情小賦，唐之律賦，宋之文賦，都不宜算作駢文。
駢文與辭賦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從修辭看，駢文以對仗為主，辭賦以鋪陳為主；從句法看，駢文以對偶句為主，辭賦以排比句為主；從音律看，駢文有時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韻，辭賦除平仄外還要求句尾押韻；從題目看，絕大多數的賦以賦命題，駢文則沒有固定的文體標誌；從功用看，辭賦用於描寫與抒情，駢文除此二者還可議論並充當套用文。
鋪陳是指對事物或現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詳的描繪陳述。排比是指三個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連續使用，是實現鋪陳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兩個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對仗或曰駢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對仗的增加，對仗有時是排比的組成部分。辭賦以排比為主，也不乏對偶句；駢文以對偶句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書閣《駢文史論》認為“漢賦尚未成為駢體，只是駢之初始而已。”這是對的。但又主張律賦應歸駢文，似欠斟酌。於景祥《唐宋駢文史》把散體賦（即文賦）的代表作《秋聲賦》、《赤壁賦》等當作駢文，未免過寬。不但當代各家駢文選本沒有先例，古代駢文選本亦罕見。
駢文和賦的界限，古代駢文家在寫作中是意識到了的。如陸機《豪士賦》、庾信《哀江南賦》，前有序，為駢文，序之後才是賦的本體。只要讀過這類文章，就不難發現其間的區別。序不押韻而賦押韻，序句參差而賦句整齊。如果說序是駢文，賦也是駢文，無視二者的界限，無論解釋古代作品或是面對今天的讀者恐怕都講不清楚。
清代及台灣有些駢文選本往往兼收駢賦，那屬於“從寬處理”。如同清代古文選本以散文為主也往往收少量駢文及散體賦一樣。這表明古今選家文體概念有時可以適當放寬而不拘泥，並不能證明駢文、散文和賦之間沒有確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張“從嚴處理”，駢文亦可不收賦，如王志堅《四六法海》、李兆洛《駢體文鈔》、陳均《唐駢體文鈔》等是。
3、駢文和八股文
有些研究者認為，八股文隸屬於駢文，或稱之為駢文的餘緒，這是不確切的。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專用文體，又叫時文、時藝、制藝、經義。它起源於宋代，題目出自《四書》、《五經》中的一句話或幾句話，內容以闡釋儒家經典為宗旨，性質屬於議論文，但不得發表與正統註解不同的個人意見，不能抒情敘事。其文體屬於散文，句子長短不齊，不用四六，不講藻飾，不用典故，不許巧設比喻，不許引用戰國以後史實。因為是“代聖賢立言”，故儘量模擬先秦人說話口氣。這樣的文章，往往空洞無物，枯燥無味，矯揉造作，與極力追求辭章之美的駢文旨趣大相逕庭。
人們之所以把八股文與駢文相聯繫，主要因為它也講究排比。八股文的文章結構要求有八個部分，即破題、承題、起講、前股、中股、後股、束股、大結。其中前中後束四股每股由兩段（又稱兩扇或兩股）互相對偶的文字組成，合起來八小股組成四大股，於是俗稱八股文或八比文。比者，排比也。這兩扇對偶文字，既不是四四對句，也不是四六對句，往往比宋四六中常見的三四句長對還要長，一般有五六句至十來句之多。即使偶爾用兩三句短對，也不是四六對，而是散句對，虛詞連詞都要求相對。兩扇之間雖然也講究氣勢韻味，卻不要求平仄和押韻。至於破題、承題、起講、大結，則純用散句，勿需對仗排比。從文章學來看，八股文最重視的是章法，結構程式化，而不重視句法。它不是以句與句相對偶為特色，而是以段與段相對稱為基本規範。
明清時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主要進身之階。入門的童生試，只考八股文和試帖詩，以致許多人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學八股。八股會了，再練古文，因為鄉試會試除八股外還用散文寫表判策論，殿試更不用八股。駢文通常被認為與考試關係不大，雖然有時也流行於官場和社交應酬，如書啟、慶賀、祭弔之類。這種文章，當官的並不自己動手，而由師爺（幕僚）代筆。所以，凡科舉出身的官僚，沒有人不會八股，卻有人不會駢文。故爾清人孫梅《四六叢話》“凡例”說：“至明代，經義興而聲偶不講。”“聲偶”即指駢文。今人認為八股與駢文有淵源關係，乃是輕信阮元重駢輕散以八股為“文之正統”之故。
歷史演進
《文心雕龍•麗辭》篇是討論駢文的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個特殊的文體，駢文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富於變化的歷程。伴隨著駢文的發展，中國駢文理論的發展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程，從漢魏六朝的萌芽期、隋唐五代的駢散相爭期、宋代的興起發展期、清代的形成期以及清末民國初的興盛期這么幾個階段，即使到了新中國，駢文理論也依然在發展，而且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地方。
萌芽期：魏晉南北朝殘叢小語式的理論的出現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的自覺發展時期，文學理論上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等重要的文學理論著作，在駢文理論上，也出現了一些萌芽形態，主要集中在一些文學理論著作的片段中，具有殘叢小語的特點，如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等。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駢文理論的萌芽時期。由於駢文創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一代之文學，為理論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因而駢文理論也開始了它的歷程。這一時期的駢文理論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一是對駢文產生的探討，二是對駢文歷史的追溯，三是對駢文價值的評定，四是駢文選本的出現。
反覆期：隋唐五代的駢散相爭
唐代是詩歌的時代，駢文與古文的發展都受到了詩歌的衝擊，雖然說在文壇上也出現過初唐四傑和燕許大手筆、陸贄以及晚唐三十六體等駢文的興盛時代，也出現了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但在整個唐代，詩歌的光芒卻壓住了所有其他文體。但這並不是說唐代文學理論就沒有成就。隋唐五代的駢文理論建樹主要體現在對駢文的批評上，說是駢散相爭，其實倒是批判的多，爭的成分相對少了一些，整個唐代，聽到的幾乎都是批判的聲音——儘管許多人都在作駢文。一直到晚唐時期，李商隱才出來對駢文作了新的闡釋。從初唐到晚唐，剛好是一個反覆。
興起發展期：
宋代評點式四六話形式的形成和駢文理論專著的出現
如果說唐代還是一個情感勝於理智的時代，則宋代剛好倒過來，人們更多了一些理性。於是，在這一時代，也就出現了文學理論興盛的局面，而對於駢文理論來說，四六話的出現無疑是駢文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演進。
宋代的駢文理論的成就，一是駢文的作法理論上，一是駢文史上，既包括對作家作品的評析，也包括對文學現象的描述。把這一時期的駢文理論稱為興起發展期，原因在於這一時期出現了專門的駢文理論著作，如王銍的《四六話》 、謝伋的《四六談麈》 ，同時，在許多詩話、隨筆中都出現了大量的四六話，如洪邁的《容齋隨筆》 、楊萬里的《誠齋詩話》等。
形成期：
清代體系完備的駢文理論的初步形成與日趨成熟
當時代發展到清代，文學成為了一個總結時期，很多文學樣式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中興的局面。清代的駢文，不僅出現了駢文八大家，而且駢文理論也日趨成熟，出現了諸如孫梅《四六叢話》這樣的理論專著。
把這一階段稱為形成期，其原因也正在於駢文理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出現了系統完備的理論著作，同時，也出現了“駢文”這一概念。
宋代四六話的出現，將李商隱所謂的“四六”當作一種真正的文體來看待，此後，四六即成了駢文的一個名稱，清代也延續了這一稱謂。陳維崧《四六金針》是清代較早出現的駢文理論著作，這是一部探討駢文作法的理論著作，作者將四六作法分為“唐人四六之故規”與“宋人四六之新規”，並對所謂的“約事”、“分章”、“明意”、“屬辭”和“熟”、“剪”、“截”、“融”、“化”、“串”進行了敘述，同時，對唐宋作家作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分類，而且還對各種駢文文體的作法進行描述。
清代駢文理論的發展還表現為駢文選本的大量出現，如李兆洛《駢體文鈔》、蔣士銓《評選四六法海》、王先謙《駢文類篡》、彭元瑞《宋四六選》、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李兆洛的《駢體文鈔》，這部選本表現出清乾嘉以來駢散合流的趨勢：“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彤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自序）李兆洛認為在唐前尚無古文與駢文的區分，而分出古文與駢文，是不符合散文發展的規律的。這種觀點在清代中葉後是很普遍的，因為文學的發展在清代乾嘉後確實就是這樣的駢散合流的發展態勢。
興盛發展期：
民國以來駢文理論著作的大量湧現和駢文理論體系的不斷完善
民國初年是一個特定的時代——無論是社會還是文學，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於文學來說，過去那種以文言為主導的發展被以白話為主導的新文化所替代，但是，即使是這樣，駢文依然在這一時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而駢文理論在這一時期也走上了成熟興盛的道路，出現了許多成熟的駢文理論著作，如劉麟生的《中國駢文史》、錢基博的《駢文通義》、瞿兌之的《駢文概論》以及孫德謙的《六朝麗指》等。
我們把從民國開始的時期稱為中國駢文理論的興盛期，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駢文理論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駢文理論著作，既有對駢文產生的社會根源、文化心理的探索，也有對駢文的歷史演變作探討，而且繼承了宋代以來的四六話傳統，在評點上，在文學掌故上也依然保持了發展的趨勢，真正成為興盛的時期。
對於駢文產生的根源，論者不斷地從中華民族自身上尋找根源——這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有很大關係。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自1840年以來，一直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即使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些一味討好西方的現象，視中國文學為落後之文學。於是，以劉麟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了重新闡釋。劉麟生以為，“駢文為吾國獨具之美文，有其光榮之歷史”，“駢文之在吾國，與文化生活，有一種密切與特殊關係”，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對駢文的歷史作一個全面地描述，因此，劉麟生說：“駢文之在昔日，亦曾有其光明獨立之史跡，時至今日，不可不為之作一綜合的敘述。”
民國初期的駢文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總結式的駢文理論，也是一種體系完備、論述詳細的理論。其後，駢文理論在民國後期仍有所發展，如蔣伯潛、蔣祖怡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駢文與散文》，王瑤的論文《徐庾與駢體》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進入到新中國後，在最初的30年裡，駢文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駢文理論沒有得到發展。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駢文研究才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駢文理論也出現了新的轉機，出現了姜書閣的《駢文史論》、莫道才的《駢文通論》、鍾濤的《六朝駢文形式美及其文化意蘊》以及於景祥的《唐宋駢文史》、《中國駢文通史》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這些著作從駢文的產生、駢文的歷史演變、駢文的美學特徵、駢文的文化學意義等方面對駢文進行了全方位地研究，真正形成了現代駢文學。
文化內涵
駢文1、駢文既反映了中華民族講究均衡對稱的傳統美學心理，也體現了同中求異的創新追求。
均衡對稱的傳統模式，最早可以上溯到八卦。八卦所代表的事物都是對稱的。天地、水火、山澤、風雷，以及擴而大之的陰陽、上下、君臣、男女、夫婦……由之而滋生出無數系列的成雙作對的概念，已深入到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成為一種習慣心理。不但上升到政治和哲學領域，也不及於日常生活各個角落，處處事事時時都有表現。例如門前放石獅必須成對，門上貼神像左右各一，案頭置燭台必用雙數……。有的外國人不理解，每每發問：為什麼中國人送禮往往是兩件同樣的東西？這就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異。
均衡對稱是中國古代造型藝術的基本原則。從半坡村陶器上的花紋圖案，殷周青銅器上的雕刻，到漢墓出土的畫像磚石，無不體現。中國古代建築如宮殿、官衙、寺觀、民居，無不崇尚均衡對稱之美。駢文正是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學之花。
2、駢文重視用典，反映了作為古代士大夫的作者和讀者，都具有追求古雅，崇尚歷史知識的共同文化心態。
用典來源於舉例引證，後來發展為帶有比擬隱喻性質，以達到含蓄、委婉、典雅的修辭目的。早期用典以歷史故事即事典為主，宋以後用經典成句即語典漸多。從明用到暗用，從正用到反用，從借用到化用，脫胎換骨，點石成金……，總之是挖空心思從古代書籍中尋找適當的語言資料來表達自己要說而不願直說的思想。用典是否妥貼、精巧、繁富，乃是古人衡量駢文水準的重要標誌，也是顯示作家知識學問的主要手段。南北朝時，貴族文人之間流行用典比賽，多者有獎。如王銍與何憲，陸澄與王儉，沈約與劉顯之間都有過此類賽事。梁武帝因為比不過劉峻而醋意大發不再引見他，因為比不過沈約而惱羞成怒竟要殺沈。典故的妙用，的確可以在極精煉的語詞中，隱括一系列的人物故事，表達複雜的思想感情，避免平板的敘述，使作品具有象徵性、趣味性，從而喚起讀者連翩的浮想與無窮的回味。讓有限的文學符號包容更多的信息，使讀者的閱讀過程也就參與再創作。這樣的作品就能發揮出最大的藝術感應。
3、駢文講究句調音節之美，充分發揮了漢字漢語的文化特質，具有與古代詩歌不同的韻味追求。
漢字是單音節字，一字一音，有聲調變化，有雙聲、疊韻、重言等音韻上的特點，容易形成抑揚頓挫的音樂感。漢字是方塊字，不僅字音字義可以整齊對稱，而且字形排列也是整齊對稱的，給人以視覺美、建築美。漢語不像其他語言文字那樣因為格位、時間、數目、人稱、性別等範疇的不同而有語尾變化，漢語主要以邏輯次序表示格位及詞品，並用副詞、連詞、語氣詞、助詞表示時間、動態及感情色彩，這樣就容易組成工整相對的駢偶，呈現出精緻簡潔的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