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曾上書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後因作詩刺新法下御史獄，遭貶。卒後追諡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文學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縱橫恣肆，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有《東坡全集》、《東坡樂府》。
生平與思想
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縣)人。生於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 (午前六時)，出生於書香門第，其父蘇洵是著名的文學家，他志在科舉，但懷才不遇。蘇軾道觀私塾里度過童年， 蘇軾在天慶觀的私塾里讀了三年，由於蘇軾從小天資聰穎，十歲時母親教他後漢書，在母親教導下進步非常快。。嘉佑元年（1056），蘇軾首次出川赴京應舉，次年與弟轍中同榜進士，深受主考歐陽修賞識。嘉佑六年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後其父蘇洵於汴京病故，他扶喪歸里。熙寧二年（1069）初還朝任職。因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許多不同，請求外調，自熙寧四年至元豐初期他先後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元豐二年（1079）他因所謂以詩文誹謗朝廷的罪行下獄。僥倖被釋後，謫貶黃州。元佑元年（1086），舊黨執政。蘇軾被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但在罷廢免役法問題上與舊黨發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賈易等人尋隙誣告，蘇軾請求外任，先後被派知潁州、揚州、定州。這期間，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斷進行某些興革。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新黨得勢，貶斥元佑舊臣，蘇軾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於常州。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後，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於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上蘇軾為人表里澄澈，講究風節操守，這就使他既不見容於元豐，又不得志於元佑，更受摧折於紹聖。然而這正好有利於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
蘇軾像熙寧二年（1069）初還朝任職。其時神宗用王安石變法，蘇軾的改革思想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許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張“大明法度”,多方理財,並迅速向全國推行新法。蘇軾則強調擇吏任人，而反對“以立法更制為事” (《策略》第三)；主張“節用以廉取”，而不贊同“廣求利之門”(《策別》十八)；他還提出“欲速則不達”，“輕發則多敗”，在興革步驟上力主穩健，因此，他連續上書反對變法。由於意見未被採納，請求外調，自熙 寧四年至元豐初期他先後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這期間，他曾經懲辦悍吏，滅蝗救災，抗洪保堤，對邑政進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 便民”之效。軾不滿意變法，尤其當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時， “不敢默視”,時時“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東坡 先生墓志銘》）。王安石罷相後，何正臣、舒□、李定等新進官僚卻從蘇軾詩文中深文周納,羅織罪狀,彈劾蘇軾“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因於元豐二年(1079) 把他從湖州逮捕，投入監獄,勘問他誹謗朝廷的罪行,這 就釀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經過幾個月的 折磨，蘇軾僥倖被釋，謫貶黃州。在元豐時期的貶斥生活中，他雖被迫表示要閉門思過，但並未緘口擱筆，他 仍然關心現實，同情人民，寫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元 豐七年，蘇軾改貶汝州，離黃州北上時，路經金陵，曾 拜會退休宰相王安石。兩人政治見解雖有分歧，但還保 持了私交，共游蔣山，互相唱和。
元豐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次年 改元元□，起用舊黨司馬光執政，蘇軾被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他不同意司馬光“專 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在罷廢免役法問題上與舊黨發生分歧。蘇軾認為差役免役“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辯試館 職策問札子》），這又引起了舊派疑忌，元□四年，出 知杭州。六年召回，賈易等人尋隙誣告，蘇軾“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補□避賈易札子》），先後被派知潁州、揚州、定州。蘇軾在杭州，曾減賦賑荒，掘湖 修堤；在定州，曾整飭軍紀，加強邊備。在元□保守氣 氛充滿朝廷的時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斷進行某些興革。聖元年哲宗親政，新黨得勢，貶斥元□舊臣，蘇軾又成為這些新貴打擊的對象,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盡 管當時“飲食不具，藥石無有”，條件極為艱苦，蘇軾 卻能“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並對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於常州。
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 他早年就“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很嚮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要求朝廷“滌盪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張“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濟時治 國，“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 已”(《墨妙亭記》)。他對待人生又有超曠達觀的襟懷，認為“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王君寶繪堂記》）。能夠超然“游於物之外”，自可“無所往而不樂”（《超然台記》）。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後，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於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蘇軾為人表里澄澈，講究風節操守，不願“視時上下，而變其學”（《送杭州進士詩序》）,這就使他既不見容於元豐,又不得志於元□，更受摧折於紹聖，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難，仕途曲折，歷盡升沉。然而這正好有利於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
文學成就
蘇軾對文藝創作，傾注了畢生精力。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與元老侄孫》）,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滿勃鬱而現於外” （《南行前集敘》）。他認為為文應“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規繩”（《送水丘秀才序》）,更不應“使人同己”（《答張文潛書》）。要敢於革新獨，“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 吳道子畫後》）。蘇軾重視文藝創作技巧的探討，他用 “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進一步“瞭然於口與手”來解釋“辭達”（《答謝民師書》），已經觸及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
蘇軾的創作實踐體現了他的文藝觀。他是有多方面 創作才能的大家，在詩、詞、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獨到的成就。傳為東坡玩硯圖軸 清代黃慎作詩 蘇軾今存詩2700多首，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多采。同情人民、關心生產是蘇詩的一個突出內容。蘇軾在早年即感受到社會上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發出過“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許州西湖》）的感慨。
後來輾轉播遷,目睹人民困苦,寫了不少“悲歌為黎元”的詩篇。如在鳳翔時寫的《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描寫朝廷攤派苛重徭役，給百姓造成的負擔。通判杭州時的《除夜直都廳囚系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對百姓為餬口奔走販鹽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黃州寫的《五禽言》、《魚蠻子》，借渡河農夫和漁民的一家，控訴了地租剝削的殘酷性。這些詩篇都寫得情真言摯、樸實無華，有的還以具體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慘遭遇的真切剪影。蘇軾的政治諷刺詩，如《李氏園》、《荔枝嘆》,都能通過具體事件的描繪,揭露封建統治者為滿足個人貪慾享受而不顧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諷刺詩，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滿新法的情緒錯綜交織，如《吳中田婦嘆》、《山村五絕》等;其中雖然難免有誇大新法缺點之處,但更多地方則針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關懷生產的詩歌，如《次韻章傳 道喜雨》、《答呂梁仲屯田》、《石炭》、《秧馬歌》、《游博羅香積寺》等，寫滅蝗救災、抗洪保堤、開發煤礦、創造工具、利用水力，對前人很少涉及的社會題材，多所開發，取材廣泛，命意新穎。
蘇軾的寫景詩和理趣詩，藝術價值最高，最為膾炙人口。蘇軾一生足跡所至,飽覽奇景偉觀,創作了大量寫景詩。嘉□中由三峽出川時，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峽》等詩，描寫蜀中的奇絕風光，可說是青年詩人的才華初露。蘇軾兩度任職杭州，“天教看盡浙西山”（《與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寫下了《游金山》、《望海樓晚景》、《望湖樓醉書》、《飲湖上初晴後雨》等詩，使長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勝景，在蘇詩中留下了動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膠東所寫的《登常山絕頂廣麗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詩則逼真地描繪了江北的地方風物和名勝。蘇軾晚年遠放惠州、儋州，更以濃厚的興致，再現了嶺外風光。蘇軾不但善於觀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點，而且以欣喜愛悅的感情描繪了農村環境的清新樸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鋪歇馬》、《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等詩，都寫得生機盎然，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蘇軾在嶺南所寫的農村景物詩，如《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和陶歸園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體現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關係。
蘇軾善於從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發人所未發，寫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詩。如《題西林壁》、《琴詩》、《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脫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滿意的成果有賴於主客觀的統一，或指明大自然的變化並非由於神靈的主宰。
這類詩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餘味不盡，在唐詩中比較少見，可以說是蘇軾的獨創。蘇軾性格開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筆墨，常常滿涵著爽朗樂觀的情趣，體現出不畏逆境，傲視磨難的精神。如《東坡》、《慈湖夾阻風》，暗示人們不要貪戀捷徑坦途，人生難免碰上□岩逆風。《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融情入景，借景寫情，顯現作者履險如夷、破憂為喜的開闊襟懷，表明詩人在逆境中依然對生活充滿樂觀和自信。
此外，蘇軾對繪畫書法均有很高的造詣，寫過不少品詩、題畫、鑑賞書法的詩歌，如《讀孟郊詩》、《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石蒼舒醉墨堂》等，這類詩歌品題了別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見解，在蘇詩中也是頗有特色的。
蘇詩奔放靈動,逸態橫生,才思四溢，觸處生春，藝術上堪稱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蘇軾體察敏銳，詩筆爽利，無論描寫風光、物態和人情，都可做到“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甌北詩話》)。如《泛潁》寫臨流照影，波閃影動，情態活現；《韓□馬十四匹》寫畫中群馬，各具神態，巧奪畫工；寫春夏景物：“春江水暖鴨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橫道清泉知我渴”(《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寫物傳神，頗饒情韻。
詩詞
說起蘇軾不說其詩詞就像到了杭州沒去看西湖一樣。
蘇軾的詩文
蘇軾的文學創作，以詩歌的數量最多，現存的詩中，數量最多、藝術價值最高的作品，是抒發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
蘇軾歌詠自然景物的詩作，往往能把尋常景物寫得精警動人，極富情趣或理趣。如《惠崇春江晚景》、《飲湖上初晴後雨》等詩作，筆下描繪的湖光山色，風姿雨態及江南早春畫面，無不曲盡其妙，具有悠然不盡的情致。《題西林壁》則由看山引發一個具有深刻哲理意味的問題。它告戒人們：由於各自觀點立場不同，困難問題的出發點不一，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難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對事物有正確而全面的認識，就必須超越自己的狹小範圍，擺脫個人偏見。它也啟迪人們在認識複雜事物的過程中，對整體與部分，巨觀與微觀，分析與綜合大呢個關係的思辯，以及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警戒。蘇軾詩中這種引人入勝的景色與耐人尋味的詩意以及發人深省的這裡融為一體，就是所謂的宋詩“理趣”。
蘇軾詩反映社會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蘇軾詩歌的另一主要內容。蘇軾是有志於經世濟民的詩人。他出身寒素，入仕後累遭貶謫，接近下層民眾，這為他寫作此類詩提供了基礎，像《吳中田婦嘆》等詩篇都是此種精神的反映蘇軾還常常借用歷史題材，揭露現實政治弊端。《荔枝嘆》是這類詩的名作。表現了詩人敢於抗爭的精神，軾無事不可入詩，散文化、議論化是蘇詩的特點，各種題材，他都能恰當地點染，融觸處生春，無不如意。 蘇軾的散文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並稱，有“韓如潮水，柳如泉。歐如瀚，蘇如海”之喻。 蘇軾的論說文包括奏議、進策、經解、雜說等，其中重要的是史論和政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教戰守策》是論述居安思危、教民武備戰之文，作者針對北宋苟安的現狀，提出戰守策略，非常切中時弊。
蘇軾詩句蘇軾的記敘文包括碑傳文、山水遊記和亭台樓堂記等。數量雖不多，卻在蘇文中藝術價值最高，最具獨創性，碑傳文代表作有《方山子傳》、《書劉庭式事》。山水遊記《石鐘山記》是一篇帶有科學考察性質的文章。它以探求石鐘山得名的原因組織成文，旨在說明“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雜文小品在蘇軾散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數量大，藝術成就也很高，它包括隨筆、序跋、書信、雜著等，此類文章大都是隨手拈來，信筆寫成，展現作者的襟懷和個性，且極富神韻和情趣。如《日喻》等。
蘇軾的賦作，以前後《赤壁賦》名聲最著。《前赤壁賦》寫名月秋夜，與友人泛舟赤壁，在水光月色之中，借景抒懷，探索人生與宇宙的哲理，雖有一定的消極情緒，但主要表達了超脫的人生態度和樂觀的情懷。《後赤壁賦》寫作者在東夜月下，登高覽物，表現出從清風明月和挾仙遨遊中擺脫苦悶的瀟灑和超脫。兩賦語言駢散相間，聲韻鏗鏘和諧，主賓問答自然，是宋代文賦的佳篇。
蘇軾的詞
蘇軾在中國詞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他的詞在題材內容、風格意境和語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推廣到詞的領域，開創了詞的創作的新階段。
蘇軾對詞的貢獻，首先在於提高了對詞的認識與評價。他打破詩詞有別的人為界限，促使詞成為真正獨立的抒情詩作。
蘇軾詞在題材內容上，蘇軾把詞人的視野從傳統的“花間”“尊前”引向了人間社會，以至贏得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評價。蘇詞眾多的題材中，以抒情詞、詠物詞和田園詞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詞而言，除了傳統的風月柔情之外，蘇軾大膽開拓，把詞體逐漸轉化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他用詞表現自我，用詞直接抒發自己的為政、愛國、懷古以至廣泛的人倫之情。如《沁園春》（孤館燈青）抒寫“致君堯舜”“用舍由時”的為政抱負。《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寫密州出獵的盛況，抒發了自己的愛國情懷。其中又有一首詞人四奶奶愛妻王弗的悼亡作。即“十年里生死兩茫茫……”，借用夢境抒胸臆訴悲苦，情真意摯，沉痛斷腸。
詠物詞多達30餘首，且藝術精湛，不但重形似描寫，而且重神似描寫，不但能寫出物象，而且能寫出寄託。如《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蘇軾的田園詞是對宋詞題材的一個突破。他在徐州所做的組詞《浣溪沙》五首，描寫了農村風光、農民形象、勞動生活和鄉風民俗，宛如一曲清新優美的田園牧歌。
在詞風上，蘇軾可謂開創了豪放的意境。最具代表的是《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詞人揮灑如椽之筆，描畫雄奇壯美的江山景色，又驅使無限時空，讚美古代英雄的豐功偉績，慨嘆自己的懷才不遇，感情豪邁而又沉鬱。
蘇軾還開創了曠達詞。所謂曠達，指豁達通脫、疏狂不羈、瀟灑超俗、樂觀開朗的創作個性。曠達是蘇軾為人的性格特徵，曠達詞在蘇詞中數量很多，所以曠達可以稱為蘇詞的主要風格。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此詞通篇吟月，卻處處關合人事。詞人似與月對談，探討人生意義，最終從大自然中得到慰藉，擺脫了人生苦惱，實現了曠達。此類詞還有《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蘇軾傳統婉約詞的創作，也多佳制。如《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等。
在語言和音律上，蘇軾也有創新。蘇詞的語言清新樸素、簡潔暢達，不似柳詞的俚俗，更沒有花間詞的脂粉氣，而以清雄韶秀見長。在詞調上，他引進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調。如《沁園春》、《永遇樂》、《水調歌頭》、《賀新郎》等。
總之，蘇軾終究以蘇軾的姿態成就了一代文豪！
墨跡
蘇詩想像豐富，奇趣橫生，比喻新穎貼切，引人入 勝，如《郭祥正家醉畫竹石》：“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藉助想像把創作衝動形象化；《登州海市》：“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面對碧海想像到群仙的出沒，都是馳騁幻想的名篇。蘇軾善於以新穎的比喻刻畫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閃電,以“赴壑蛇”比年光易盡,以“飛鴻踏雪泥”比人的行蹤無定，以“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蘇詩有時直抒胸臆,議論英發。如《王維吳道子畫》、《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戲子由》、《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等詩，或論畫，或議政，或寫懷，文思如潮翻泉涌,極富氣勢,蘇詩的議論化，固然有助於抒寫的自由和格調的流暢。但議論化對詩的形象性和韻律美則不無影響。又由於應酬賡和，某些和韻詩近於文字遊戲；矜才炫學，某些作品有用典過多或粗率冗長之弊，這些都影響了他的創作成就。蘇軾對古近各體均能駕馭自如，但更長於古體和七言。他的七古“波瀾浩大，變化不測”（《詩人玉屑》卷十七引《呂氏童蒙訓》），最能體現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闕》、《法惠寺橫翠閣》、《送沈逵赴廣南》、《雪浪石》等，都妙筆馳騁，奇氣橫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等，則寫得樸厚無華，詞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見勝。蘇軾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澠池懷舊》、《初到黃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氣韻天成的佳篇。其格調流麗圓轉，略與白居易、劉禹錫詩風相近 ，而更為奇警。蘇軾對五言近體用力較少，五律五絕不多，而七絕則寫得精美明快，有不少傳誦頗廣的名篇。
蘇軾墨跡 詞 在北宋詞壇上，蘇軾突破詞必香軟的樊籬，創作了一批風貌一新的詞章，為詞體的長足發展開拓了道路。從今存三百四、五十首東坡詞來看，蘇軾對詞體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蘇軾擴大了詞反映社會生活的功能，蘇軾不僅用詞寫愛情、離別、旅況等傳統題材，而且還用詞抒寫報國志、農村生活、貶居生涯等,擴大了詞境,前人有“無 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之評(《藝概》)。他以健筆刻畫英氣勃勃的人物形象,來寄託立功報國的壯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等篇。蘇軾在詞中，更多地傾入自我，表現個性。如〔沁園春〕“孤館燈青”寫青年時代致君堯舜的政治抱負；〔卜運算元〕“缺月掛疏桐”寫貶謫後孤高自賞,不肯隨人俯仰的情緒;〔滿江紅〕“江漢西來”即景懷古，用禰衡的遭遇暗寓憤懣不平的感慨；〔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處的生活態度。這些詞作都是很有個性特色的。蘇軾在徐州寫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雋秀的語言，生動地描繪了農村生產和生活小景，描繪了黃童、白叟、采桑姑、繅絲娘、賣瓜人等各式各樣的農村人物，為讀者提供了一組洋溢著濃郁生活氣息的農村風俗畫。可以說,凡能寫進詩文中的生活內容,蘇軾都可以用詞來表達。
蘇軾墨跡蘇詞在筆力和體制上有所創變。他以寫詩的豪邁氣勢和勁拔筆力來寫詞，使詞作仿佛“挾海上風濤之氣”（《花草蒙拾》），格調大都雄健頓挫、激昂排宕。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筆勢如“突兀雪山，捲地而來”（《□庵手批東坡詞》）；〔滿庭芳〕“三十三年，今誰存者”，格力挺拔，語句遒勁。元詞人以詩文句法入詞，始於蘇軾。蘇軾把陶淵明《歸去來辭》改寫成〔哨遍〕，將韓愈《聽穎師琴詩》，□括成〔水調歌頭〕，在詞體上也堪稱創製。以前詞家於調名外極少立題，蘇軾不少詞作不但始用標題，有的還系以小序，小序長者達數百字，文采斐然，頗能引人入勝。 前人批評蘇軾“以詩為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後山詩話》）。其實蘇軾把寫詩的筆力句法等帶進詞作，正可以擴大詞體的表現力。蘇詞具有鮮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聯翩，逸興遄飛。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寫作者幻想乘風登月，又不甘心天闕的清寂；〔念奴嬌〕“憑高眺遠”，寫詩人“翻然歸去”，飛上“玉宇瓊樓”的“水晶宮”；〔滿庭芳〕“歸去來兮”，融合天孫織錦、王質遇仙的神話,虛構了自己銀河灘頭巧遇織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處境坎坷、欲遠離政治風波的念頭。這類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開辛棄疾的某些清曠奇逸之作。《左庵詞話》說：“此老不特興會高騫，直覺有仙氣縹緲於毫端。”正是指這類作品。
後代的評價
蘇軾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在中國漫長的文化史的鏈條當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不管宋代統治者如何想方設法禁止蘇軾文集流傳，但蘇軾的聲名，代代相傳，跨越時代。蘇軾的人品文章，成為中國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軾繼歐陽修之後，成為北宋的詩壇領袖，文藝泰斗。當時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均為蘇軾門人，號稱“蘇門四學士”。蘇軾生前，門人遍天下；蘇軾身後有毀有譽。在他逝世後不久，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九月，蔡京又發動黨禍，“籍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內臣張大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十二月又詔：“諸邪說詖行非先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1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詔毀蘇軾文集、傳說 、奏議、墨跡、書版、碑銘和墓誌，同時毀蘇洵、蘇轍、程頤、黃庭堅、秦觀等人的詩文集。
統治者的禁令，並沒有控制蘇軾文集的流傳：“人們改稱蘇軾為毗陵先生。”朱弁曾記錄這段事跡：“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人們對讀蘇軾文蘇軾詩的熱情比下禁令前更狂熱了。費袞記載了這樣一樁事：“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攜坡集出城，為門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護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陰縱之。”在宋人筆記中，還有兩則故事令人感動：一是碑工的義氣。王清有記述：“九江碑工李仲寧，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因刻蘇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好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肉而從其請。”一是記強盜敬愛蘇軾。洪邁記述：“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盪無遺。獨留東坡白鶴峰故居，並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眾。兩人皆劇賊，而知愛敬蘇公如此。彼慾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5從百姓到強盜，都對蘇軾懷著深深的敬意。何況文人乎！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慧星出現，尾長竟天，太白書見。有一夜，雷雨大作，擊碎黨籍碑。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6是時，徽宗懼天怒，二月遂罷蔡京。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圍京師，檄取東坡文集及司馬光資治通鑑。徽宗在外來的壓力下，詔復翰林侍讀學士。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戊申，詔復甦軾為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紹興九年庚申（公元1139年）申詔賜汝州郟城縣墳寺名為旌賢廣惠寺。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庚寅賜諡文忠。再崇贈太師。九年（公元1173年）癸巳復詔有司重刊東坡文集。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乙未正月，詔從祀孔子廟庭，位列張載、程顥、程頤之上。7
據王文誥整理記載：蘇軾逝世後，浙西、淮南、京東、河北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士君子奔吊於家，秦隴楚粵之間，車塵馬跡，所至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陳師道方官京師，聞公訃亦卒，張耒在穎州舉哀制服，坐貶黃州安置。黃庭堅懸像室中，奉之終身。不久，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廢黜而逝世。子由泣曰：“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米黻曰：“道如韓子，文比歐公，八周御魅能鏇，六合著名猶窄。”錢世雄曰：“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室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李廌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廌布衣也，文出天下誦之。”
蘇軾詩，在逝世後幾年即廣為流傳。崇寧、大觀年間（公元1102—1107年），有趙雲（次公）、宋雲（援）、李德載、程縯四家的《蘇詩四注》，繼有趙雲（次公）、宋雲（厚）、程雲（縯）、宋雲（援）、新添雲（林子仁）作《蘇詩五注》，“四注”、“五注”皆編年注，出於北宋。南宋紹興初年趙夔編輯蘇傳，復有師民詹、任居實、孫綽、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注，並納入之，是為“八注”，“二十注”。嗣後又有王十朋、張器先等據三十一家編年分類匯集注，趙夔所編詩集為《蘇詩十注》，王十朋編的為《蘇詩百家注》。後來，范成大又勸陸游重新編注蘇詩，沒有實行。吳興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兩代幾十年的功力，對蘇詩重新增編補訂，刊版於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2年），這部注本以其繁徵博引，詮解詳備，稱譽士林。
趙夔等編注家們對蘇軾都進行全面的、高度的評價。趙夔說：“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奧乎！”9王十朋說：“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10陸游在《施司諫注東坡詩序》中評東坡詩：“援據閎博，旨趣深遠。”他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實際上，陸游對蘇軾的作品，領會是很深的；越是這樣就越感到注蘇詩的難度之大。他向范成大舉出兩個例子，問他將作何解釋，如“‘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歸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范成大答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陸遊說：“此某之所以不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致，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用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因為詩語深語緩，未易窺測，故范成大嘆息說：“如此誠難矣。”理解蘇詩，在南宋的上層知識分子已認為如此艱難！自宋到今，註解蘇詩有百家以上，也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陸游曾記載蘇軾文章在南宋影響之廣。他說：“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到了金代，詩人們對蘇軾詩文的橫放超邁的格調，多所評論。王若虛云：“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俳諧偶麗之弊；為小詞而無脂粉纖艷之失；楚辭，則略依仿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為工；禪語，則姑為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眾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小詞不工於少游，禪語、楚辭不深於魯直，豈知東坡也哉！”12王若虛肯定蘇軾與秦觀、黃庭堅的高下的比較。認為蘇軾是文中之龍，理妙萬物。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有詩評論：“奇外天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這二首詩對蘇詩是褒是貶，歷代爭論不一。郭紹虞認為：元好問詩，格實近東坡。翁方綱《讀元遺山詩》云：“遺山挪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蘇門後，此意豈意言。”元遺山學習蘇詩，已為後代詩人所共識。潘德興《論遺山詩》云：“評論正體齊樑上，慷慨歌謠字字遒。新態無端學坡谷，未須滄海說橫流。”指出元好問詩接踵蘇詩。所以元好問論蘇詩，雖指出蘇詩毛病，但並非貶抑，而是言簡意賅評論其達到藝術高度之後的不足處。在二百年來詩人多學坡谷的熱潮中，也指出蘇詩的瑕疵所在。元代也不乏人學蘇軾詩。袁桷曾為周權《此山集》作序曰：“稱其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13許有壬《懷坡樓記》云：“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尚論其平生忠義而跡其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嘆者焉。”直至明代，學蘇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這時，不僅學蘇詩，而且崇尚蘇軾文章、人品；尤其把學蘇文與科舉聯在一起。錢一清在《序蘇長公合作》中說：“長公之文，如太倉給粟，人得共飽。”蘇軾的文章，已成為一代文士的精神食糧。明代更多的是出版蘇軾選集，益加以評點，全面評介蘇軾的學問、人品及功業。王世貞說：“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蘇公才甚高，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王世貞對蘇文的喜愛，已到了讀蘇文可以提神醒腦的程度，他說少年時讀蘇文情景：“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至。”17明代評文，多以蘇文為標準，湯實尹說：“昔之以文海內外者，或品之曰：眉山再生。曰：宛然蘇家衣缽。”18明人學蘇軾文章，多被其品格、精神所感動，像李卓吾說：“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真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19又說他“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朝夕共游。”又說：“《坡仙集》雖若太多，然不如是無以盡見此公生平，心實愛此公，是以開卷便如與之面敘也。”21李卓吾對蘇軾人品之敬已到了日夕難離的地步。焦竑《刻坡仙集抄引》云：“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餘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一快也。”
明代三袁兄弟對蘇軾的熱愛，已經是達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了。袁宗道因慕白居易、蘇軾為人，故以白蘇名齋。袁宗道說：“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一篇而臥，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23而袁宏道自己對蘇軾的熱愛，也不亞於乃兄，他在〈答馮琢庵師〉信中說：“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又在〈與李龍湖〉信中說：“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這裡，袁宏道把蘇軾詩譽為“詩之神也”，對蘇詩極為崇拜。他在〈答梅客生開府〉信中又將蘇詩與李、杜詩比較，回答“詩神”的內涵，他說：“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惟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言，總歸玄奧；恍忽變怪，無非實情。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袁宏道對蘇軾的推崇，已經到了傾倒的地步了。
明代學者也有偏愛東坡小品者，凌啟康〈刻蘇長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風流藻采，至蘇長公而極矣，語語入玄，字字飛仙，其大者，恣韻瀉墨，有雪浪噴天，層巒遍地之勢，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機巧中，有盆山蘊秀，寸草函草之致，人或忽之。自茲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為珍寶。”大讚東坡小品的完美。袁中道也說：“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24明人因小品文盛行，從而也把蘇軾小品作為“快書”欣賞。明代之所以出現學蘇熱潮，也與一代文壇有密切關係。明代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與蘇軾的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格調正好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從蘇軾的莊老思想中獲得啟示。因而蘇軾的影響，在明代表現更為強烈。
清代的著名學者，學蘇的熱情也甚高漲。葉燮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毫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趙翼認為“昌黎之後，放翁之前，東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清代注蘇詩者很多，如宋犖與邵長蘅等補刊〈施注蘇詩〉，查慎行對蘇詩又作了全面的編年考訂及補註，汪師韓著《蘇詩選評箋釋》、翁方綱著《蘇詩補註》，馮應榴編《蘇文忠公合注》，紀昀點論《蘇文忠公詩集》，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是綜合蘇軾注本的大成了，清人對蘇軾的感情，對蘇軾的高風亮節，肅然敬意。
蘇軾的學問文章，也名震域外，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蘇轍出使遼國，遼國國主及大臣都向他問候蘇學士，蘇轍有詩云：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 莫把文章動蠻貊，遼國談笑臥江湖。
在宋代，蘇軾已名揚他國，遼國還出版了《大蘇小集》。在日本國，珍重蘇軾作品及年譜，出版《東坡先生詩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水照教授編的《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就是從日本國蒐集來的，如例何倫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王水照先生說：“鈔本最後有題云：‘應永二十七年歲次庚子春三月於龍阜之萬秀山下書。’”後人於‘應永二十七年’處，批註雲‘離慶長七年一百八十二年’；於‘龍阜’處，批註云：‘南禪寺’。按應永二十七年，為1420年；慶長七年，為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鈔本年代為1420年，相當於中國明永樂十八年，而為日本室町時代足利四代將軍義持當政之時。”28由此可知，在明代日本已珍藏蘇軾作品及年譜。當代日本刻印《蘇軾全集》及詩集以及研究蘇軾的成果，也令人注目。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德國偉大科學家愛恩斯坦，他開創人類對宇宙認識新階段的“相對論”，就是運用蘇軾〈日喻〉這篇文章中的瞎子摸象寓言。愛因斯坦利用肓人對兩種比喻的演化，來解釋人們對“相對論”的理解。而且，愛因斯坦引證了蘇軾的〈題西林壁〉詩來解釋他的“廣義相對”學說，他在講到“三維空間裡的人難以想像出彎曲的三維空間裡，兩點一根最‘直’的曲線——短程線時”，說：那就像中國宋朝大詩人蘇軾所說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29這是一項很令人深思的事跡。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在中國古代詩人詩歌中獲得了科學想像的靈感。蘇軾作品對世界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端。
蘇軾名滿天下，當前國內外對蘇軾的研究，越來越廣泛，研究蘇軾的著作、文章，已經逐漸演變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蘇軾的文化精神，已是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內容了。
代表作品
《前赤壁賦》
水調歌頭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江城子·密州出獵》
《浣溪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