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 1888年9月26日，艾略特出生於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十六歲之前，艾略特在聖路易斯的史密斯學院學習。
1905年的秋天，艾略特進入哈佛大學，他的新生生涯過得非常舒適，所加入的幾個社團當中有一個是文學方面的“書章”（the literary signet）。受一些教授的影響，艾略特開始關注起歐文（Irving Babbitt）的醒世格言及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懷疑論，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塞門茲（Arthur Symons）的書《文學中的象徵主義運動》。由於艾略特起初所擇課程過於分散而使自己變得手忙腳亂，但最後憑其毅力終於獲得了比較文學的學士學位以及英國文學的碩士學位。
1910年，艾略特離開美國，前往巴黎的梭爾邦大學（the Sorbonne），在那裡，各種藝術領域的前衛思想、學術圍繞著他，在法蘭西學院聆聽了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學課後，艾略特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這使得他重歸被當時譽為哲學的黃金時代的哈佛修讀哲學博士學位。
簽名。 
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 1914年，艾略特前往歐洲旅行，那個時候，他在哈佛的大部分哲學老師已經將他視作一個未來的同事。艾略特打算於同年秋進入牛津大學的默頓學院學習，同行的有布拉利德（F.H.Bradley）的同事及後續者約阿欣（Harold Joachim）。由於戰爭迫近，艾略特提前了去英國的旅程，於同年的8月到達倫敦，同行的美國詩人艾肯（Aiken）將艾略特的詩稿送給詩人龐德（Ezra Pound），9月，艾略特與龐德初次見面，從此，兩人在新古典主義詩歌的創作活動中緊緊的聯繫在一起。在龐德的幫助下，許多雜誌刊登了艾略特的詩作，其中最顯著的一首是於1915年發表的《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這首詩模仿了法國象徵派詩人儒爾·拉夫格的風格，具有很濃的諷刺意味，刻畫了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人對於愛情對於生活的複雜心理。
1916年4月，艾略特完成博士論文，但由於他拒絕回國而失去了學位。1917年春天，一位朋友為艾略特提供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在羅易德銀行（Lloyd`s Bank）擔任評估員。這份工作使艾略特有時間和精力繼續他的詩歌創作，這一年，他第一本書《普魯弗洛克及其他》的出版給了他很大的動力。這本書由《自我主義者》雜誌印行，由龐德夫婦匿名出資。這本書為艾略特奠定了他詩人的地位，接著，1922年《荒原》出版，這部作品被評論界看作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詩作，而艾略特本人的名氣高漲，這部作品被認為是英美現代詩歌的里程碑。
1927年，艾略特加入了英籍。
1948年，艾略特憑藉《四首四重奏》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四首四重奏》創作於1935年至1942年間，分別是《燒毀的諾頓》、《東科克爾村》、《乾燥的塞爾維吉斯》和《小吉丁》。作品探討的是時間與永恆的哲理詩，但描述的不再是純粹抽象的概念，而是通過具體的歷史去探索永恆和時間之間的辯證關係。
1965年1月4日，艾略特於倫敦的家中逝世。 艾略特逝世後，家人遵照他的遺言進行火化。在教堂里，他的牌位上寫著：請記住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一位詩人。上面還寫著他的生死年月，以及另外兩句話：“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我的結束就是我的開始。”
個人生活
家庭
艾略特的祖父是牧師，曾任大學校長。父親經商，母親是詩人，寫過宗教詩歌。 艾略特的家境十分優越，父親是公司總裁，母親原是教師，後成為一名志願者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艾略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婚姻
1915年初，在一個同學的介紹下，艾略特認識了舞蹈家薇薇安（Vivien Haigh-Wood），他迅速的被迷住了，兩人於當年的六月結婚。艾略特的父母對此感到震驚，當他們知道了薇薇安的一長串感情史及精神病史後更是深深的擔憂。婚後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為了要應付開支，艾略特承受著繁重的工作量，他在一所學校擔任講師，又擔任一本先鋒雜誌《自我主義者》（the Egoist）的助理編輯。後來，薇薇安因為精神上的原因住進了療養院。1933年，身心疲憊的艾略特與妻子正式分居。1956年，艾略特娶了第二任妻子弗嵐切（Valerie Fletcher），這場婚姻十分幸福。
主要作品
| 作品類別 | 作品名稱 | 原文名 | 年份 |
| 詩歌 | 《普魯弗洛克及其他》 | 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 | 1917 |
| 《詩集》 | Poems | 1919 | |
| 《荒原》 | The Waste Land | 1922 | |
| 《詩集1909-1925》 | Poems1909-1925 | 1925 | |
| 《聖灰星期三》 | Ash Wednesday | 1930 | |
| 《擅長假扮的老貓經》 | 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 | 1939 | |
| 《燒毀的諾頓》 | Burnt Norton | 1941 | |
| 《四個四重奏》 | Four Quartets | 1943 | |
| 《詩選》 | Collected Poems | 1962 | |
| 散文 | 《神聖的樹林》 | The Sacred Wood | 1920 |
| 《安德魯·馬維爾》 | Andrew Marvell | 1922 | |
| 《但丁》 | Dante | 1929 | |
| 《現代文學的傳統和嘗試》 | Tradi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Present-Day Literature | 1929 | |
| 《朗伯斯後的沉思》 | Thoughts After Lambeth | 1931 | |
| 《約翰·戴登》 | John Dryden | 1932 | |
| 《古典與現代散文》 | Essays Ancient and Modern | 1936 | |
| 《詩與劇》 | Poetry and Drama | 1951 | |
| 劇本 | 《岩石》 | The Rock | 1934 |
| 《大教堂中的謀殺》 |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 1935 | |
| 《家庭聚會》 | The Family Reunion | 1939 | |
| 《雞尾酒會》 | The cocktail Party | 1950 | |
| 《老政治家》 | The Elder Statesman | 1958 |
參考資料
創作特點
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創作中善於把自己藏匿在詩句背後，不斷變換面具和語氣。詩中的“我”大都是戲劇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總的看來他偏愛一種萎靡不振、無可奈何同時又不失幽默的聲音。這一特點確實使一般讀者難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詩歌。艾略特的詩作往往沒有通盤謀劃好的思想脈絡，他數次開玩笑地引用拜倫《唐璜》中的詩行為自己辯解：“我當然不敢號稱我十分懂得/當我想露一手時自己的用意。”在論文《玄學派詩人》里他還表達了這樣的高見：當代詩人的作品肯定是費解的，我們文化體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必然會對詩人的敏感性產生作用，“詩人必須變得愈來愈無所不包，愈來愈隱晦，愈來愈間接，以便迫使語言就範，必要時甚至打亂語言的正常秩序來表達意義”。
艾略特認為，在詩歌創作中有種“想像的秩序”和“想像的邏輯”，它們不同於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邏輯，因為詩人省略了起連線作用的環節；讀者應該聽任詩中的意象自行進入他那處於敏感狀態的記憶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當，最終自然會收到很好的鑑賞效果。表現這種“想像的秩序”和“想像的邏輯”最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現代派主將地位的《荒原》。
《四個四重奏》是探討永恆和時間的哲理詩，但是詩人並不使用純粹抽象的概念，他帶領讀者在具體的歷史中探索永恆與時間的辯證關係。《四個四重奏》的用語普通正規而又十分精確。對語言異常敏感的艾略特常會詞不達意，他在《東科克爾村》里把寫詩比為“與詞語和意義的難以忍受的扭斗”。艾略特對自己的信仰和創作始終不敢心安理得，他擔心語言會因使用不當而退化，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們思想感情的品質。
人物影響
文學評論家、復旦中文系教授張新穎也表示，翻開現當代中國詩歌史，眾多詩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響，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詩風寫作《西窗》。卞之琳、夏濟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響至深，“從當年的徐志摩、孫大雨到今天的文學青年，幾代人讀艾略特的曠世長詩《荒原》和《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難忘記憶”。
艾略特還是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確判斷”的理想一度成為頗有感召力的口號。他的《論文選，1917—1932》是英國批評史上少有的經典。
英國廣播公司（BBC）2009年組織了一次網上投票，請廣大聽眾和觀眾推舉“全國喜愛的詩人”（不包括莎士比亞），獲得這一稱號的是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
人物評價
“他是一位詩人和批評家，融匯了智力與想像、傳統與創新，在一個變革時代，他為世界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 美國總統自由勳章頒獎詞評）
“你也許跟艾略特的評論搏鬥了很久，但仍然終生迷戀他最好的詩作。《荒原》和《阿爾弗雷德·普羅弗洛克的情歌》、《一個哭泣的年輕姑娘》、《空心人》、《三聖人的旅程》等，艾略特最不朽的詩作的名單上，也許還可以再加上《小老頭》和《小吉丁》。但剛才列舉的5首詩是他詩歌創作最重要的成就。” （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羅姆評）
“艾略特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為人們不贊同他對女性、猶太人、教育或宗教的態度，而首先是因為他寫的能引起人們共鳴、好奇的詩。” （美國藝術評論家羅傑·金博爾評）
人物思想
T·S·艾略特曾經將自己概括為“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這三個標籤簡明易懂，並不需要詳細說明，因為它們都指向保守主義。他的保守主義實際上又根源於他思想深處相當嚴格的“確定論”，以及個性上過於誠實的自我意識，他不會輕易地接受混沌、朦朧和不可知的事物。從這方面說，保守主義代表著他與崇尚自由的現代價值體系保持的距離，一個不亢不卑的距離。
他的批評在一種謙遜的外表下包裹著不容反駁的結論，非常地言之有物、條理分明和實用有效。任何讀者通過他的批評都能學會理解一首詩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歡的詩或不喜歡的散文。他的批評很少摻入個人感情，他為詩人分類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歡和厭惡。他在批評上的功績就在於建立起一種非常客觀和可靠的鑑別標準，使現代批評邁上能夠對一切進行量化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