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風暴眼》是197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懷特的代表作，奠定了他文學巨匠的地位。悉尼一座豪華的別墅里，鑲著銀太陽的寬大的花梨木床上，躺著年邁、垂死的大農場主遺孀伊莉莎白·亨特。護士、管家、醫生、律師在周圍穿梭、忙碌，多年未露面的一雙兒女也長途跋涉地趕來，大家各懷鬼胎。小說以病床為中心，向四方輻射開去，在圍繞錢財而展開的爾虞我詐的明爭暗鬥中，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運用心理分析和意識流的手法，揭示了人世間普遍存在的精神和情感危機，探索了人與人之間隔閡、冷漠和敵對的原因，提出了有關人的生存價值和人生追求的重大問題。作者在書中採用了枝蔓式的立體交叉結構，以亨特太太生命垂危到下葬這一時段內的活動為故事框架，通過她的內心獨白和自由聯想，既敘述了她享樂放蕩而又充滿不幸的一生，也描繪了她經歷過的世事風雲和接觸過的種種人物。
作者介紹
派屈克·懷特(1912－1990)，澳大利亞小說家、劇作家，197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著有《人類之樹》、《福斯》、《堅固的曼陀羅》、《活體解剖者》、《風暴眼》等長
派屈克·懷特篇小說和劇本《撒爾沙季節》、《快樂的靈魂》、《禿山之夜》等。懷特的作品明顯為神秘主義、象徵主義和現代心理分析學說所影響。他善於運用意識流的手法，大跨度地將情節與人物內心活動編織在一起，細緻而深刻地描繪人物的內在世界。他的小說大多篇幅浩瀚、用詞冷僻。瑞典學院評價他為“一位社會批評家，正如一切名副其實的真正作家一樣，他主要通過寫人來批評社會”。
書籍評論
1973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澳大利亞作家派屈克·懷特”，因為“他史詩般的和擅長刻畫人物心理的敘事藝術，把一個新的大陸介紹進文學領域”。這一年，正好是《風暴眼》（TheEyeoftheStorm）——懷特的第九部長篇小說出版、發行的一年。懷特是一位才華過人的多產作家，迄今為止，共發表了十一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六部劇本和一部自傳。這些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亞為社會背景，反映澳大利亞的生活方式，但寫作風格和藝術手法卻同傳統的澳大利亞作家大相逕庭，不論在遣詞造句或結構布局上都獨具一格，既明顯地存在著歐洲傳統文化的影響，又鮮明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個性和創作特色。
懷特的父親是一位澳大利亞農場主，母親也出身於富有的農場主家庭。懷特於1912年出生於英國，當時他父母正旅行歐洲，在倫敦逗留。
朱炯強可是，懷特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信心。1932年，他再赴英國，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專攻現代語言，並開始大量閱讀法國和德國的文學作品，遊歷了許多歐洲國家，受到良好的藝術薰陶。他曾一度偏愛戲劇，希望成為演員。這一切對他後來的創作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大學畢業後，懷特沒有立即返回澳大利亞，而是決定留在倫敦，以實現當作家的夙願。1939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幸福谷》（TheHappyValley）問世，兩年後又發表了《生者和死者》（TheLivingandtheDead）。這兩部小說雖未引起評論界的重視，卻奠定了他走上文學道路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服役於英國空軍情報部門，被派在中東一帶工作，直到1948年才回到澳大利亞。同年，第三部小說《姨母的故事》（TheAunt*9蒺sStory）發表。這次重返祖國，是他創作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機。懷特自己認為，回澳大利亞對他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藝術家“絕對不能離開哺育他們成長的故鄉故土，哪怕是墨爾本人行道上的塵埃、悉尼陰溝里的垃圾”。由於懷特把創作的根基深深地扎進自己熟悉的土地，從而使他很快進入了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
懷特早期師法英國作家喬伊斯、伍爾夫和勞倫斯的風格技巧，深受歐洲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他是一位獨樹一幟的現代派作家。他的作品不以情節取勝，而以人物的塑造、心理的刻畫和靈魂的解剖見長。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是一些性格孤僻、行為乖張，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為社會所遺棄的人。實際上，懷特似乎認為自己最易於在這些窮途末路、無依無靠的人身上發掘出他所嚮往的人性，從而刻意表現人世間的敵視、醜陋、罪惡和荒謬等現象。在《幸福谷》中，懷特描寫了一批毫無生活情趣、無所適從、麻木不仁的人。他們希望找到彼此間有意義的聯繫，卻一直徒勞無獲，找到的不是無情的冷漠就是露骨的敵視。在《乘戰車的人》（RidersintheChariot）中，懷特描繪了令人心寒的人毀滅人的場面，那裡的人們幾乎都嗜血成性。書中的老處女哈爾小姐的話是發人深省的，“人會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去殺人……也許就因為天氣不好，也許僅僅是飯後不適”。總之，在懷特的筆下，人都是惡的，社會總是充滿了敵意和仇視。
然而，懷特創作的基本主題卻在於：探索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尋找生活的真諦。在小說《姨母的故事》中，懷特描寫了一位孤獨的未婚婦女追求人生意義、愛情和滿足的一生。她的追求，其實可以看做是懷特本人的追求。然而在世風日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他是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真諦的，只能在黑暗中探索，見不到光明，陷入迷惘和消極悲觀之中。正是由於這種悲觀情緒，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才總是與社會格格不入，而且具有矛盾的兩重性：從肉體上說是活人，從情感上說只是死人。懷特這一觀點在《生者和死者》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和D.H.勞倫斯的觀點極為相似。
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西方評論家對懷特持全面否定的態度，認為他的小說“異常地富有敵意”，是“歇斯底里的厭世之作”，有的甚至說他是“蓄意製造混亂”，而更多的評論家則對他的寫作手法提出異議，抱怨他的作品過於冗長、晦澀、不可理喻。
這最後一點倒近乎事實。懷特的小說大多篇幅浩瀚、寓意深奧、用字冷僻、比喻奇特，而且沒有什麼情節。他著眼於人物的塑造和景色的描繪。懷特曾對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說：“對我來說，人物是至關重要的，情節我不在乎。”所以有人認為懷特的作品根本就不能算是小說，只是他自己才明白的天書；有的則稱他的小說為散文，是“文學味太重的散文”。
懷特的創作主題和表現手法在《風暴眼》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有人說，懷特在《風暴眼》中重複了他前幾部小說中的人物，因而毫無價值；但有的評論家卻因此而推崇《風暴眼》，認為這部長篇小說是“懷特二十五年中全部作品的大規模集中”。在談到其表現手法時，有位評論家給了我們這么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設情節為橫坐標，設人物塑造為縱坐標，那么《風暴眼》就是一條沿縱軸而下的陡峭的拋物線。
《風暴眼》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一個叫亨特的老太太到了風燭殘年之際，兒子巴茲爾和女兒多蘿茜懷著共同的目的——奪取遺產，都匆匆從國外趕回來，在老太太的病榻周圍進行著爾虞我詐、煞費苦心的明爭暗鬥。對此，亨特太太一目了然。她親口對子女們說：“你們飛來……無非是看我死，或者向我要錢。”確實，兒女盼望母親早點死去，甚至準備冒天下之大不韙，謀害親生母親。律師詐偷並用，撈一點是一點。就在這張籠罩著勾心鬥角氣氛的病榻上，亨特太太在恍惚中重溫了她的一生，瘋狂地追求著生活、探求著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這似乎是屢見不鮮的題材，但懷特卻以獨特的表現手法賦予它新意。他不是直接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醜惡，而是把筆觸探到人物的內心深處，從心理剖析入手，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敵對，揭示人物腐朽、墮落的靈魂，引起人們對那個社會的思考和懷疑。
無疑，小說的中心就是那個病床上的亨特太太。伊莉莎白·亨特出身貧寒，但卻聰明漂亮，她以自己的美貌叩開了金錢的大門，成了富有的牧場主休伯特的妻子，一生中享盡了榮華富貴。她在物質上應有盡有，但始終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她擺脫了家庭的束縛，過著放蕩的生活，瘋狂地追求想像中的“極樂”境地。對這樣一個典型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一個對世俗生活貪得無厭的追逐者，懷特冠以“亨特”（Hunter）的名字是不無道理的，因為英文“hunter”的意思就是“追獵者”。
生活曾授予她過多的權勢和榮耀。可權勢和榮耀有多大，她承受的孤獨和寂寞就有多大。在物質生活上，她可以宣稱自己為女皇，但在精神上卻是個孤家寡人。難怪她不時喟然長嘆：“漂亮的臉蛋和物質生活的富足並不能趕走孤獨和失望。”孤獨像毒蛇一樣糾纏著她，齧噬著她的心，既使她痛苦不堪，也促使她重新估量人生的真正價值。她渴望有人作伴，渴望有人談話，“什麼人都行，哪怕是頭腦極其簡單、非常蠢笨的人”。她覺得只有將自己編織進別人的生活圖案，才能滿足自己空虛的心靈，才能挽救自己。但結果卻發現自己不但根本不能見信於人，甚至連自己的軀體也不願陪伴那顆不甘沉寂的心。她只能自嘆自憐，自我反省，自我發現，自我否定，在痛苦中度過一生：真實生活中的一生和亂夢中的一生。
在這裡，作者刻意表現的是這么一種思想：心靈上的折磨，就是因為孤獨。孤獨是不可擺脫的陰影，銅臭窒息了一切，世態炎涼，人情冷漠，自私自利，正如《風暴眼》中的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人人都是海島。儘管與海水、空氣相連，但誰也不會向誰靠攏，而且“最冷峻、最褊狹的海島，莫過於自己的兒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亨特太太一生中不僅希望成為物質生活上的女皇，而且希望成為精神上的皇后，但結果，她的一生卻是庸庸碌碌的一生、貪得無厭的一生，最終只能以便桶當寶座，在便桶上自己統治自己，在充當皇后的夢幻中倒斃在便桶之上。
然而，亨特太太在狂熱的追求中沒能達到的“極樂”境地，卻在她心灰意冷，放棄了追求的時刻出現了。在她將近七十歲那年，她和女兒一起去布龍比島消夏。由於爭風吃醋，女兒棄她而走，剛認識並為之傾心的生物學教授不告而別，連島上的伐木人也對她置之不理。她孑然一身，幾乎對生活完全喪失了信心，以致在風暴面前毫無懼色，置生死於度外，忘記了自我的存在。一陣風暴過後，天地驟然平靜，周圍是一片閃光的靜謐，呈現出一個神奇的世界。被風暴撕碎衣衫、劃破面龐的亨特太太意外地進入了夢寐以求的“極樂”境地。她找到了平靜，找到了剔除一切人類醜惡的自我。一切占有欲都消失了。平時貪得無厭的亨特太太，這時竟因摘下的蘭花容易枯萎而住手。她仿佛超脫了一切。“她不再是個人，尤其不再是個女人。她女性的神秘全被風暴給吹跑了。她只是一個存在物，或者說，只是這個閃光的珠子（喻海島）中心的一個疵斑。”
在風暴眼中，人擺脫了紛繁的社會，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人性得到了淨化。也許，在這裡，懷特的寓意是：這個混濁的社會，只有經過風暴的洗滌才能稍稍乾淨一些。同時，懷特還通過風暴眼這個很有力度的比喻，表達了他始終認定的一種觀念：人只有經歷大苦大難，才能大徹大悟，才能達到至樂至福的境界。從這一點上看，懷特似乎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觀點的影響。我們可以大膽地認為，亨特太太僵臥病榻，在亂夢中回憶一生，反省自我，乃是處在內心世界的風暴眼中。此時此刻，她遍歷滄桑，徹悟過來，認識了狂亂的人間和世態。自然界中的風暴眼，應該是與之相互照映的。她在病榻上發現了自我也否定了自我。
與亨特太太迥然相異的，是她的女兒多蘿茜。她的一生不是為了發現自我，而是為了擺脫自我、逃避自我。她早年遠嫁法國，出場時是被遺棄的公爵夫人。在法國，她極力企圖擺脫自己從小養成的澳大利亞習氣，但一直不能如願，因此，婆婆鄙視她，丈夫另找新歡，左鄰右舍也常常奚落她。當她和丈夫離婚，回到澳大利亞時，卻又裝腔作勢地要表現出法國人的矜持，喜歡別人仍然稱呼她從法國帶回來的空頭銜——公爵夫人。她身上的兩種氣質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以至於作者只得按其澳大利亞名字多蘿茜和其法國名字拉薩貝娜夫人，分別描寫她的兩個自我。這兩個自我很不協調，矛盾重重，使得她無所適從，簡直不知道自己的歸屬，只得在巴爾扎克、司湯達和福樓拜的小說中尋找自己的天地，最終成了多蘿茜·桑斯維利娜。
澳大利亞的自我使她頑固、吝嗇；法國的自我則令她自命不凡、矯揉造作。但兩個相互矛盾的自我都統一在世俗地追求金錢和地位上。她嫉妒母親的美貌，覬覦母親的財產，艷羨公爵的頭銜，騙取夫家的首飾，與弟弟既勾心鬥角，又沆瀣一氣，乃至在雙親的臥榻上發生亂倫關係，瘋狂地、不擇手段地追求金錢和物質享受。小說中有一段提示靈魂的潛意識的描寫，赤裸裸地揭露了她回澳大利亞的目的，“是從一個老太婆手裡誘騙一筆數目可觀的金錢，而這老太婆又碰巧是我的母親。有時，我固然真誠地愛她，但同時又恨她（天哪，確實如此！），所以，一旦誘騙不成，勒索就比較情有可原了；又因為她自己就是一個最大的惡棍。而如果誘騙和勒索俱告失敗，將一個老太婆或者說母親置於死地又算得了什麼呢？”
如果說亨利太太終於在病榻上發現和否定了自我，而她的女兒，多蘿茜·拉薩貝娜夫人卻執意拋棄自我，那她的兒子巴茲爾則屬於另一類型。他厭惡現實生活，力圖逃避自我，又不時地回首尋找失去的自我，卻不知道什麼是他失去的自我。他從母親身上秉承了演員的氣質，早年在英國的舞台上獲得過成功，得過爵士頭銜。但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歡愉，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當演員的境遇每況愈下。他在英國掙扎了大半生，卻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他在窮困潦倒之際，回到澳大利亞尋找往日的蹤跡，希望重新振作起來，不料在途中就故態復萌，沉溺於酗酒和縱慾之中而不能自拔。回到澳大利亞以後，他又一心盤算著如何攫取母親的遺產。應該說，他確實追本溯源，接觸到故土、親人了，但又發現自己“被自然環境所接受”不過是“暫時的滿足而已”。他竭力尋找失去的自我，卻又無法擺脫現實的自我。
如果說他確實還曾發現過自我的話，那就是他作為演員，在藝術天地中遨遊之時。事實上，他雖然具有演戲的天賦，但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他極其善於見風使舵、逢場作戲，所以不能進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演了幾十年的莎翁筆下的李爾王，還是無法真正進入角色。這是因為，正如他的第一個妻子一針見血地指出的：“他老是扮演著同一個角色——他自己，一個相當令人發膩的角色。”他是一個並不明白自身角色的角色。
從以上三個主要人物身上，我們不難看出懷特是在極力表現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圍繞著金錢表現出的墮落的、醜惡的人性。書中，懷特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系列令人作嘔的鏡頭：酗酒、縱慾、亂倫以及勾心鬥角、爭奪財產等等。如同大多數嚴肅的現代派作家一樣，懷特不是為了暴露而暴露的。他所孜孜以求的，乃是理想和藝術。懷特在描寫人的非理性的欲望和混亂的同時，反映了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對理性世界的追求。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懷特暴露的目的，乃是希望世界上能夠少一些罪惡，人人能夠找回失去的自我，恢復真正的人性，雖然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應該怎么做。
懷特自稱是悲觀主義者，但這部小說所表現的觀點卻並非是絕對的悲觀主義，他畢竟看到人世間存在的美與善，畢竟對人類抱有一定的信心。小說中的德桑蒂護士是個修女一般忠於職守的人。她沒有更多的奢求，只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別人，“唯一的信仰就是工作”。無論是亨特太太，還是後來的癱瘓女孩，她都為之傾注了，或者準備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當然，她也有她的矛盾，也有她的痛苦，常常因為“自己困於世俗的肉體無法與超脫凡塵的精神達成和諧的統一”而苦惱不堪。亨特太太的管家李普曼太太也是這么一個平凡而善良的女性。這個猶太女人倖免於希特勒的煤氣殺人灶後，就一心一意地替主人效勞，任勞任怨。亨特太太一死，她便在浴室里用菜刀切開手腕上的血管，讓鮮血在水中化成兩攤深紅色的玫瑰花般的斑跡，連同自己的生命，奉獻給最愛玫瑰的亨特太太。（誠然，這是兩個宗教色彩很濃的人物，但至少從一定的角度反映了人性美。）布龍比島上的沃明夫婦也是懷特筆下的理想人物。他們樸實無華，熱愛生活，待人誠懇熱情，家庭生活十分和諧。還有島上的伐木工，真正做到了富貴不可淫，貧窮不短志。懷特一反全書沉悶、緩慢的基調，用較為輕快的筆觸描寫了這些正直、善良的勞動人民。他對這些人是極富同情心的。這種同情心在他的劇本《快樂的靈魂》（AcheerySoul）及其他小說中也有鮮明的體現。
儘管西方評論家對懷特有這樣那樣的評價，但幾乎都承認“懷特是他創作天地中的國王”。因為他不僅具有特殊的題材和認識，而且，“別具一格地把史詩的真實和詩歌的感情熔於一爐”。懷特的語言功力深厚，極能得心應手地創造自己的藝術天地。他鍛語鍊句，不僅用字十分細膩、準確（正因為如此，涉及的辭彙量很大，不免招來“用字古僻”的非難），而且往往不拘一格，衝破傳統語法規則的束縛，根據實際需要銳意創新，甚至用不完整的句子充當一個段落，因而具有獨特的表現力。同時，懷特又是個廣泛運用比喻，尤其是暗喻的專家，竟有“暗喻爆炸的作家”之稱。在《風暴眼》中，他使用的大量比喻，有的含義深刻，用心良苦（如把人比作海島，不孝子女比作埋在子宮裡的倒鉤等等）；有的信手拈來，只取其象徵意義，未必有深邃的含義，不必將它們分析得玄而又玄；有的則牽強附會，荒誕不經，讓人摸不清頭腦，也許作者只想藉此表示，這個世界本來也就是這么荒誕不經、無法捉摸的。
在寫作手法上，懷特深受喬伊斯、勞倫斯和伍爾夫的影響。在《風暴眼》中，懷特頻繁地使用意識流的手法，把不同時期的不同經歷有機地聯繫了起來。在心理描寫方面，既繼承了傳統的內心獨白手法，也汲取了弗洛伊德的觀點，大量地摻進潛意識的描寫，使人物的意識大多處於自由漂流的狀態；思緒所及，有時是有關的回憶和聯想，有時則是毫不相干的事物。這主要反映在對夢境的描寫上。
弗洛伊德以夢幻說明人生，認為夢幻是通往潛意識的大道，可以反映人的本能和理性的矛盾，表現潛意識和性心理活動。懷特接受和掌握了這一觀點，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在《風暴眼》中，懷特利用夢境把亨特太太荒淫無恥的一生和盤托出，把她的靈魂揭露得一絲不掛，徹底撕掉了她清醒時的那副偽善畫皮。有些夢看起來似乎十分荒謬、混亂，但細細體會，就不難發現夢中描寫的其實都是人物的真實感受和思想，而人物清醒時倒是十分矛盾和混亂的。這些夢既是對亨特太太一生的回顧，也是她臨終生活的一部分，難怪她要一再否定自己是在做夢了。在描寫夢和潛意識的過程中，懷特照搬了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寫作技巧，整段整段，甚至幾頁幾頁不用一個標點，有力地表現了思維的不可分性。（考慮到我國讀者的閱讀習慣，我們採用了在該用標點的地方留下空格的處理方法。）
此外，懷特繼承了亨利·詹姆斯創導的“主觀”描寫技巧，即從作品人物的觀點出發來進行敘述，而不是由作者來陳述。這樣，作者的觀點與作品人物的觀點融為一體，使讀者更深刻地感受到作品的思想傾向。
懷特的作品在世界上很受重視。他的小說已被譯為法、德、俄、日、西班牙、捷克、波蘭、瑞典、芬蘭等文字，我國也有學者介紹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說。但通過這部“大規模集中”的長篇小說，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沒落，而且可以熟悉和研究懷特作為獨特的現代派作家的風格和寫作技巧。我們認為，這部書對於我們研究現代派藝術，借鑑和學習語言大師的創作手法，應該是有一定價值的。
本書的譯者分工如下：朱炯強第1—4章，徐人望第5—7章及第10章，姚暨榮第8、9章，任明耀第11、12章。互審後，由朱炯強負責通校全書。
書中懷特的照片系新華社記者葉進同志提供，特此致謝。
諾貝爾授獎辭
瑞典科學院阿圖·倫德維斯特國王陛下，諸位親王，女士們，先生們：
瑞典科學院將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澳大利亞作家派屈克·懷特。在像歷次一樣簡短的獎狀上，提到“他以史詩般的和擅長於刻畫人物心理的敘事藝術，把一個新的大陸介紹進文學領域”。在有些地區，這句話多少有點被誤解了。其實，這句話的意圖，只在於強調派屈克·懷特在其祖國文學中的突出地位；因此，不應該被理解為除了他的創作以外，澳大利亞文壇上就不存在一大批重要作品了。
事實上，澳大利亞文學界已經擁有前後相繼的一長串作家，使澳大利亞文學明顯地具有澳大利亞自己獨有的特色。因此，在世人眼裡，澳大利亞文學早就不應當被看做僅僅是英國傳統文學的一種延伸。在這裡，只要舉出亨利·勞森和亨利·漢德爾·理查森的名字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勞森是移居澳大利亞的挪威水手勞森的兒子，他在自己的短篇小說中，真實地描寫了形形色色的澳大利亞的現實生活；而女作家亨利·漢德爾·理查森，則在一系列重要的長篇小說中，翔實可信、規模宏大地追憶了自己的父親，通過以其父親作為代表，再現了殘留在澳大利亞的英國生活方式。人們同樣不能忽視許多志向遠大而有點晦澀深奧的詩人，他們提高了澳大利亞人民對於本國的認識，增強了他們語言的表現力。
派屈克·懷特的作品，儘管有其獨特的一面，但是，不容否認，它們同時體現了澳大利亞文學的某些典型特徵，這主要表現在採用了澳大利亞的社會背景、自然歷史和生活方式。眾所周知，懷特與西德尼·諾蘭、阿瑟·博伊德、拉塞爾·德賴斯代爾等傑出的繪畫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藝術家以自己的畫筆等創作工具，努力要達到懷特在作品中力求達到的那種表現力。同時，懷特的影響日趨明顯，好幾個最有才華的年輕作家，從不同的方面師法他的藝術，成為後起之秀，也是令人鼓舞的現象。
然而，同時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懷特並不像他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同行那樣，只把目光盯在澳大利亞特有的事物上。雖然他的小說大多以澳大利亞為背景，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寫人，寫那些超越地區和民族界線、其面臨的問題和生活環境都極不相同的人。即使在他最有澳大利亞特色的史詩《人類之樹》中，儘管自然和社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小說中的人物，與其說是以其典型或不典型的移民生涯，不如說是以其獨特的個性而躍然紙上。當懷特陪同他的探險家福斯進入澳州大陸的荒野以後，那荒野就首先成了演出沉迷於尼采式意志力並為之自我獻身的戲劇的一個舞台。
人們會覺得特別的，是派屈克·懷特筆下的主要人物往往或多或少地置身於社會之外：往往是些僑民、行動乖張或智力不全的人，更多的則是神秘主義者和狂人。看來，懷特似乎發現自己最易於在這些窮困潦倒、無依無靠的人身上發掘出他所神往的人性。《乘戰車的人》中的人物就是這樣一類人。由於僑民的行為與社會習俗相悖，他們備受迫害和折磨，但從精神上說，他們又是上帝的選民，是不幸中的勝利者。《堅固的曼陀羅》中的兩兄弟亦是如此，他們具有矛盾的特性：很能應付自如而又精神空虛；舉止笨拙卻資質穎悟。從某種意義上說，懷特的最新也是最長的兩部小說中，兩個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活體解剖者》中的藝術家和《風暴眼》中的老太太——也非例外。在懷特筆下，藝術家的創作衝動被描繪成一種詛咒；這種創作激情使藝術家的藝術產生了毀滅一切的後果，使創作者和接近創作者的人都淪為它的犧牲品。至於《風暴眼》中的老太太，作者則以她在一場颶風中的經歷為神秘的中心，從這箇中心得出人生的深刻見解，從而揭示出她充滿不幸的一生，直到她死。
派屈克·懷特的作品相當難懂，究其原因，則不但因為他有其特殊的認識和特殊的題材，而且同樣因為他別具一格地把史詩的真實和詩歌的感情熔於一爐。在畫面寬廣的敘述中，懷特採用了高度濃縮的語言，鍛詞鍊句，哪怕是細枝末節也不例外，同時，以極度的藝術誇張和微妙的心理描寫，始終如一地追求最強烈的藝術表現力，使真和美緊密相連，融為一體：美，是放射光華和生命、激發天地萬物和各種現象的詩意的美；真，縱然一瞥之下可能令人厭惡和驚恐，卻是它自身的揭示和解放。
派屈克·懷特是一位社會批評家，正如一切名副其實的真正作家一樣，他主要通過寫人來批評社會。他首先是大膽的心理探索者，同時又隨時準備提出人生的觀念，或者說提出一種神秘的信念，從中獲得教益和啟迪。他與自身的關係，猶如他與別人的關係一樣，是錯綜複雜、充滿矛盾的：崇高的企求和刻意的否定，激情熱望和清教徒主義互相抗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與他自己的高傲氣質截然相反，他讚頌謙恭和自卑——一種持續不斷的、要求贖罪和做出犧牲的負疚心理。他在高尚地、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想和藝術的同時，又疑惑兩者的前途，因而不斷地受到困擾。
由於他的文學創作，派屈克·懷特已經名揚四海，並在這一領域內，成了澳大利亞首屈一指的代表。他在孤獨中，在種種逆境中，無疑也是在迎擊強大的反對勢力中創作的作品，已經逐漸地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承認，取得了永垂文學史的地位，儘管他自己或許還不太相信自己的成就。對於派屈克·懷特性格上極其頑強地表現自我、勇敢地攻擊最棘手的問題的一面，人們有所爭議；然而，正是因為這種性格，才造就了他無可爭議的偉大。不然的話，他就不可能在憂鬱中向人們提供這樣的慰藉和信念：人生的價值，必然超過當前迅速發展的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
瑞典科學院對派屈克·懷特今天的缺席深感遺憾，但是，我們竭誠歡迎他的代表和摯友，傑出的澳大利亞藝術家西德尼·諾蘭。現在，讓我敦請您，諾蘭先生，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授予派屈克·懷特的諾貝爾文學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