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蘇北琴書屬板腔體,分1人、2人或多人說唱,樂器有墜胡、揚琴和木板,唱腔優美、音樂和諧、說白自如,其代表數目達100多部,曾先後出版發行唱片5000萬張,磁帶3000萬盒,VCD光碟4000萬盤,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
在唱腔上也由曲種形成初期的單調“鳳陽歌”發展衍變成固定的“四句牌”、 “二板”、“垛子”等唱調,後來在“四句牌”中又吸收了“銀鈕絲”“淮紅調”等曲調,發展成“四平調”和“悲調”,二板中揉進了“揚柳青”“穿心子”“蓮花落”等曲調,在演唱中,情節進入人物對話時,敲琴者和拉墜胡者每人擔任一個角色對口說唱,使聽者感到逼真;在宿遷地區,以張銀俠為代表的琴書藝人自二十世紀80年代初,對琴書的唱腔進行改革,在琴書原有的唱腔基礎上,揉進了泗洲戲,淮海戲等部分優美的唱腔,使聽起來更加韻美和諧。
歷史沿革

蘇北琴書亦名宿遷琴書,民間慣稱“打揚琴”或“打蠻琴”。蘇北琴書源自明末清初的民間小調,清道光年間,形成於宿遷地區,當時稱為“打揚琴”。到同治年間較有影響的琴書藝人是李義成。據《中國曲藝雜誌、江蘇卷》、《淮陰市曲藝志》和《宿遷市曲藝志》記載:李義成幼年自安徽流浪到宿遷皂河定居,以唱民間小調為生。“打揚琴”形成後,他在蘇、豫、魯接壤地區流動演唱,頗有名氣,並在這一地區廣收徒弟。據八十六歲的老藝人王修珠述說,李義成一生共收一百多個徒弟,其中較有名氣的有宿遷縣的李道生、許廣才、慶廷年、泗洪縣的陸成金、陸成銀等。
清光緒二年,琴書藝人在宿遷縣皂河鎮西王春圩設香堂,創門戶為柴門,訂門規、設字號(字輩),其字輩號為“道清通玄靜,遠長守太清,忠禮智誠信,何教永元明”二十個字。推李義成為堂皇主,尊稱教主。光緒末年陸成金、陸成銀兄弟因與老師李義成不和,不受其門規約束,跳出柴門,自創門戶為陸門,從此琴書分為柴門與陸門兩大門派,固宿遷地處北、泗洪在南,則有南、北門之稱。
“揚琴”形成後,迅速向周邊地區傳播和發展,北向山東,西向安徽,東向淮陰、連雲港等地區。此時宿遷地區蘇北大鼓書已經盛行,北方評書也不斷流入,“打揚琴”藝人單靠初時的小節目已不能維持生存,他們開始演唱長篇書目,有李義成等藝人根據乾隆年間發生在宿遷東關口的真實故事編演的看家書目《打蠻船》。以及後來出現的《王天寶下蘇州》《李雙喜借年》《張秀才趕考》《金鐲玉環記》等30多部長篇書目。從此民眾稱之為“揚琴書”。抗戰前,蘇北琴書的長篇書目發展到60多部。在唱腔上也由曲種形成初期的單調“鳳陽歌”發展衍變成固定的“四句牌”、“二板”“垛子”等唱調,後來在“四句牌”中又吸收了“銀鈕絲”“淮紅調”等曲調,發展成“四平調”和“悲調”,二板中揉進了“揚柳青”“穿心子”“蓮花落”等曲調。在演出形式上也由原來的“單腳梆”發展成二人或三人搭檔演唱,且大都是男女搭檔,俗稱“鴛鴦檔”。
抗戰爆發後,一些蘇北琴書藝人南流,宿遷的余有亮、張明愛、張振業、泗洪的鄭天勤和宿遷聞名一時的余家三姐妹“余鳳美、余素英等到南京定居演唱,高德山、韋懷棟等到上海定居演唱。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對民間琴書藝術的發展與提高很重視,各地文化主管部門對民間藝人進行登記發證演出,1952年宿遷成立曲藝協會,1961年改為宿遷縣曲藝隊。1955年到1961年宿遷縣文化科先後舉辦四期琴書培訓班,招收培養了一批新學員。並編演了《借驢》等20多部新書目,改編上演了《林海雪原》《烈火金鋼》等20多部現代書目。演出形式也從長期“擺地攤”走上了舞台。
1957年舉行的全國曲藝調演中和曲種普查中,原師承於宿遷蘇北琴書的各地琴書都以其所屬地區而命名,魯南則稱山東琴書、皖北則稱安徽琴書,徐州則稱徐州琴書。從傳承譜系中可以看出,到20世紀80年代,徐州、魯南、皖東北一帶琴書藝人系宿遷第一代琴書藝人李義成的傳人。另據1953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斌《呂劇音樂研究》中記載:琴書最初流行於淮河中下游,1886年諸城縣藝人朱西太到江蘇宿遷學藝,帶回了《洞賓戲牡丹》發展了山東琴書。由此可見,山東琴書也源自宿遷的蘇北琴書。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地曲藝組織恢復,蘇北琴書又獲得新生,並出現一個輝煌時期,1983年,宿遷縣有職業琴書藝人68名,非職業藝人80多名。其演唱藝術也得到發展和提高,在原有的唱腔基調上揉進了淮紅戲、呂劇、泗州戲等部分優美唱腔,倍受民眾歡迎。在多次政府舉辦的文藝調演、會演比賽中獲獎。
演唱風格
蘇北琴書是用宿遷方言演唱,又說又唱,有單口、對口、群口三種形式,單口俗稱“單腳梆”即一人表演、自拉墜胡,腳踏木梆擊節伴奏。對口為二人搭檔演唱,一人拉墜胡,一人擊琴打板,對口說唱。群口即一人敲琴打板,兩或幾人拉墜胡,有時用上京二胡,對口演唱。句式結構有十字句、七字句、五字句、三字句,十字句中三、四、三稱正十字,三、三、四稱反十字。其表演特點有:起角色、伴以“花腔”,說白講究抑、揚、頓、挫,喝、頓、緩、急、高、低、起、伏,在演唱進入角色時,演員常用輔助動作增強感染力。除此之外,花板和打花舌是蘇北琴書演唱的鮮明特點。
音樂形式
蘇北琴書的音樂結構屬板腔體,主要曲牌鳳陽歌、銀鈕絲、穿心子、蓮花落,藝人在演唱過程唱腔逐漸發生流變,到清末民國初年已形成固定的唱腔,四句牌、垛子(快流水)二板(慢流水)悲調(哀憐口),四句牌一般是四轉頭,有時根據情節,中間採取頓句不拖腔,成六句或八句轉頭,二板和垛子一般是上下句,一段唱詞一氣貫下,到結尾時拖腔。
其伴奏樂器有:墜胡、揚琴、木板,主要樂曲有大八板、小八板、悲曲、過門。過門變化較大,隨著演員的唱腔變化和情節變化,有長有短,琴書伴奏樂的特點是伴奏時墜胡的上下把位滑動幅度大,尤其悲調伴隨演員的唱腔催人淚下。
代表作品
蘇北琴書的書目(曲目)較多,且以長篇為主。在曲種形成初期,藝人以演唱小書段為主,為了生存逐漸向長篇大書發展,僅宿遷縣琴書藝人,在1990年統計,琴書書目有190多部,其中段子(短篇節目)60多個,“單巴棍”(只能演一場的中篇)30多部,100多部長篇大書,有的一部大書能接續演50場,150多小時,一般一部書都能演10至20場。
現有《賢女告夫》(《打蠻船》、《白綾記》)、《鏇風案》、《五梅反唐》、《八虎平西》、《九死還陽傳》、《金鐲玉環記》、《張廷秀趕考》、《李雙喜借年》等30部長篇傳統書被製成唱片、磁帶、VCD出版發行。
傳承狀況

蘇北琴書敬邱祖,跑字號為“道沭通玄靜、遠長守太清,忠禮智誠信,何教永元明”,分柴、陸兩大門派,第一代傳人為李義成(創立柴門),二代傳人為李道生、許廣才、慶廷舉、陸成金(創立陸門)、陸成銀。
因蘇北琴長期演出是趕集擺場,流動性大,在演出過程中流動收徒,宿遷、徐州、淮陰、連雲港、安徽北部的泗縣、靈璧、嘉山、宿州地區和魯南的臨沂、蒼山這一廣大區域的琴書藝人統屬柴陸兩大門,跑腿字號相同。
隨著琴書藝人不斷流動,蘇北琴書也隨之向更廣泛的區域延伸,宿遷的李四、余守亮、張振業、鄭天勤、余鳳英、余素英等到南京定居演唱,高德山、韋懷標到了上海演唱定居。新中國成立後,余素珍進入合肥曲藝團,崔金蘭調入南京曲藝團,韓振胡、曹月英進了安徽肖縣曲藝團。他們分別將這一曲藝形式帶向各地,並不斷發展。目前,宿遷本地的琴書藝人主要有第六代的張銀俠、張金俠、陳綿榮和第七代的唐玉俠、周銀俠等。
影響

蘇北琴書源自明末清初的民間小調,清道光、鹹豐年間形成於蘇北宿遷地區。成為蘇北宿遷、淮安、徐州、連雲港以及皖東北、魯東南地區的一大曲種。蘇北琴書的第一代傳人為宿遷的李義成,到第二代分成柴陸兩大門,如今蘇北、皖東北、魯南的蘇北琴書藝人都是柴、陸兩門的傳人。
蘇北琴書又說又唱,說唱並重,演唱形式有一人(俗稱學腳梆)手拉墜胡,腳踏板擊節,二人搭檔,一般是一男一女,一人拉墜胡,一人擊板鼓琴,俗稱“鴛鴦檔”。三人以上搭檔則為群口琴書。蘇北琴書的演唱道具:墜胡、揚琴和木板。蘇北琴書音樂和諧、節奏明快、唱腔優美,且以宿遷方言為基調的說唱語言,發音準確清晰、唇齒音分明,語調通俗易懂,因而成為人民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雙百”方針和“二為”方向的指引下,蘇北琴書得到空前的發展和提高,在廣大城鄉,藝人不但演出長篇書(曲)目,還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歌頌社會主義建設中湧現出的新人新事、新風尚。20世紀八十年代,是蘇北琴書的一個輝煌時期。自1983年起,宿遷地區的蘇北琴書藝人演唱的三十多部近1000小時長篇書(曲)目,分別被中國唱片公司、齊魯、江蘇和安徽等音像出版社和北京、上海等唱片廠出版,發行唱片5000多萬張、磁帶3000萬盒、VCD光碟2000多萬張。這些唱片、光碟、磁帶暢銷全國各地,尤其是蘇、魯、皖、豫地區的市場上隨處可見,影響頗大。
文化遺產
具有濃郁鄉土味的蘇北琴書,語言樸實,表演靈活,長期與民眾結下不解之緣,不但能適應舞台演出,所謂進大雅之堂,也能“拽地攤”在街頭演出,只要條板凳給拉墜胡演員即可演唱。自90年代起,蘇北琴書開始萎縮,聽眾逐漸減少,藝人也逐漸老化,年輕藝人紛紛改行,在集鎮上的活動也越來越少。現宿遷地區,只有極少幾個集鎮逢集時,還能見到琴書藝人設場演出,原來有200多個琴書藝人常年演唱,現在只剩下十幾個人在斷斷續續演唱。
蘇北琴書已經被列入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搶救和保護蘇北琴書對繼承、發展、充實民族文化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更重要的是,蘇北琴書書目繁多,在長期演出過程中錘鍊出不少名篇、名段和長篇書目,但歷史上從藝人員多是為求生計,這些書目口傳,無版本、無文字記錄,現存的只有一些書目的音像製品、VCD光碟、磁帶、唱片,把這些書目挖掘整理出來,將是民族、民間文化的一筆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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