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王莽畫像圖初始元年（公元8年）廢孺子嬰，自稱皇帝，改號為新，建年號為“始建國”。於是托古改制，下令變法：將全國土地改為“王田”，限制個人占有數量；奴婢改稱“私屬”，均禁止買賣；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壟斷工商業，增加國家稅收；屢次改變幣制，造成經濟混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恢復五等爵，經常改變官制和行政區劃等等。由於貴族、豪強破壞，改制沒有緩和社會矛盾，反使階級矛盾激化；又對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發動戰爭，賦役繁重，橫徵暴斂，法令苛細，終於在公元17年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綠林等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崩潰，王莽也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
人物生平
早年
王莽，出生於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縣東），祖籍是今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市龍山街道辦事處平陵城。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時父親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儉樸，飽讀詩書，結交賢士，聲名遠播。王莽對其身居大司馬之位的伯父王鳳極為恭順。王鳳臨死囑咐王政君照顧王莽。
登基
漢成帝時前22年，王莽初任黃門郎，後升為射聲校尉。王莽禮賢下士，清廉儉樸，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窮人，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深客群人愛戴。其叔父王商上書願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讓給王莽。
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
綏和元年（前8年）繼他的三位伯、叔之後出任大司馬，時年38歲。翌年，漢成帝去世。漢哀帝繼位後丁皇后的外戚得勢，王莽退位隱居新野。其間他的兒子殺死家奴，王莽逼其兒子自殺，得到世人好評。
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前1年漢哀帝去世，並未留下子嗣。王政君掌傳國玉璽，王莽任大司馬，兼管軍事令及禁軍，立漢平帝，得到朝野的擁戴。1年王莽在推辭再三之後接受了“安漢公”的爵位，將俸祿轉封兩萬多人。3年王莽的女兒成了皇后。
元始四年（4年）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得到儒生的擁戴，被加九錫。5年，王莽毒死漢平帝，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稱“假皇帝”或“攝皇帝”。從居攝二年（6年）翟義起兵反對王莽開始，不斷有人借各種名目對王莽勸進。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是為建國元年（9年）。
他當上皇帝後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不停回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斷挑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結果到了天鳳四年（17年）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綠林大規模的反抗。
去世
王莽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採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于璽”，改授予“新匈奴單于璽”；甚至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當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制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盪，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因此於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及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同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餘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也退至漸台。這時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正想脫掉官服逃命。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著王莽。最後隨從王莽的千餘人全部戰死或者被殺。王莽在混亂中為商人杜吳所殺，校尉公賓斬其首，懸於宛市之中。新朝滅亡。
推行新政
王莽 圖畫作品將傳說的上古官制拿來和漢朝官制結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中央設定了四輔、四將、三公、九卿和六監。地方上則將全國分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州設州牧，郡的長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為卒正、連率和大尹。縣則設縣宰。
禁止買賣奴婢
王莽想解決由於土地兼併而產生的大量私奴婢這一社會問題。他提出反對把私奴婢同牛馬一樣去買賣﹐認為這是“逆天心﹐悖人倫”。他下令稱“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王莽傳中》)。他的這一政策並不能使為數眾多的私奴婢得到解放﹐也不能有效地改善私奴婢的處境﹐私自買賣奴婢的現象無法禁止﹐所以﹐這一法令失敗了。
實行“六筦”制
王莽依託《周禮》﹑《樂語》等古籍和沿漢武帝實行過的鹽﹑鐵﹑酒專賣以及“平準”﹑“算緡”等舊制﹐對工﹑商﹑虞實行的全面管制。六筦包括政府對鹽﹑鐵﹑酒的專賣﹐對冶銅鑄錢和山澤之利的壟斷﹐對手工業﹑家庭副業﹑行商﹑坐商﹑醫巫卜祝﹑工匠藝人等徵收營業稅﹐對荒廢生產者課以游惰稅﹐對市場﹑物價和信貸實行統一管理等。王莽以“齊眾庶﹐抑兼併”﹐制止豪民富賈盤剝貧弱百姓為藉口﹐企圖利用這些措施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但他利用一批大工商業者和腐敗不堪的官吏﹐使用強制手段推行這些政策﹐他們以“官工”﹑“官商”的身份“乘傳求利”﹐“與郡縣通姦”(《食貨志下》)﹐肥了他們自己﹐打擊了廣大中小工商業者和從事工﹑商﹑虞的生產勞動者﹐使人民“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王莽傳下》)﹐“奸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食貨志下》)﹐遭到廣大人民民眾的反對。
王莽的“六筦”制﹐在某些具體做法上﹐如對造酒﹑徵稅和收售貨物都注意計算成本和利潤﹐並把每季第二個月的商品平均價格定為“市平”﹐作為政府收集市場餘缺商品的標準等﹐比之舊制更為詳細。但在對工﹑商﹑虞各業管理的經濟思想上﹐並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王莽時期錢幣王莽從公元7～14年﹐連續四次改變幣制他附會“周錢有子母相權”﹐歪曲單旗反對周景王造不足值的大錢的說法﹐大量發行不足值的“大錢”。他以“輔劉延期”的神秘理由發行“契刀”和“錯刀”﹐又以“廢劉而興王”的同樣理由﹐廢除契刀﹑錯刀和漢五銖錢。最荒誕的是他以金﹑銀﹑龜﹑貝﹑銅五種幣材﹐發行了六種名稱﹑二十八個品級的錢幣﹐製造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極大混亂﹐致使“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食貨志下》)。王莽屢改錢幣﹐都是以小易大﹐廢舊幣而不予兌換﹐收繳黃金“而不與值”﹐利用王權﹐任意發行錢幣和規定幣值﹐不取信於民﹐“其貨不行”﹐且造成幣制混亂﹐盜鑄成風﹐觸法犯禁者不可勝數的局面。在貨幣問題上集中暴露了王莽對經濟問題的無知和他的專恣的性格。他荒唐的貨幣改制﹐給了他的政權以致命的打擊。
“王田制”
王莽繼承西漢以來賈誼﹑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和貢禹(前124～前44)等人的思想﹐認為土地私有是產生土地兼併﹑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安的根源﹐並注意到自西漢以來﹐各種限田的主張因受到貴族豪強的阻撓而不能實行的事實。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鞏固他所建立的新朝﹐他下令實行“王田制”﹐其主要內容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王莽主觀上想用這種辦法根除土地兼併﹐但在土地私有已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買賣﹐不僅是一種空想﹐而且必然會遭到一切土地私有者的強烈反對﹐破壞了封建社會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並且製造了大批因私自買賣田宅而犯法者﹐因此“王田制”推行不到三年﹐就以失敗告終。
對今後計量的深遠影響
在新朝大刀闊斧的改革中，關於度量衡的改進絕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王莽命國師劉歆主持設計製造了中國計量史上的一件曠世瑰寶——新莽嘉量。
新莽嘉量，由於為銅鑄造，又稱新莽銅嘉量。現藏於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館。據《漢書·律曆志》記載，“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因龠、合、升、斗、斛五量具備，故名嘉量。其主體為斛量,圈足為斗量,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禽量。且囊括了律、度、量、衡四個量的標準器。器外正前方銘81字方正小篆，說明鑄器緣由。背部刻印各部分的量值及容積計算方法。新莽嘉量設計巧妙，數據準確，被後世視為度量衡製作之楷模，在中國計量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然而，令人嘆為觀止的不僅如此。1992年於揚州邗江縣甘泉鄉出土的新莽銅卡尺更是糾正了世人過去認為遊標卡尺乃是歐美科學家發明的觀念。王莽令人所設計的此新莽銅卡尺由固定尺和活動尺等部件構成，固定尺通長13.3厘米，固定卡爪長5.2厘米、寬0.9厘米、厚0.5厘米。固定尺上端有魚形柄，長13厘米，中間開一導槽，槽內置一能鏇轉調節的導銷，循著導槽左右移動。在活動尺和活動卡爪間接一環形拉手，便於繫繩或抓握。兩個爪相併時，固定尺與活動尺等長。使用時，將左手握住魚形柄，右手牽動環形拉手，左右拉動，以測工件。用此量具既可測器物的直徑，又可測其深度以及長、寬、厚，均較直尺方便和精確。
新莽銅卡尺的發現，直接將《英國百科全書》所記載的遊標卡尺發明時間上溯了近1700年的歷史。而新莽青銅尺的套用，廣泛推動了古代中國度量衡領域的高速進步，而王莽在此過程絕對占有至關重要的角色。
科技要發展，計量需先行！雖然王莽所創立的新莽王朝由於種種原因泯滅在歷史的長河中，但他所引導的度量衡領域改革，為後世古代科技的發展創造了彌足珍貴的基礎條件，為推動中國計量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失敗原因
新莽末年綠林、赤眉大起義示意圖王莽變法是西漢末及新朝時由王莽推行的變法，王莽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篡位作皇帝的先河。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有他的政治理念，並開始進行一個驚天動地的全面社會改革。 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度，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不停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原因一
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挑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結果到了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導致新朝的滅亡。
原因二
新政只求名目復古，常要求恢復周禮，徒增行政困難。如實行王田制乃根據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壞乃因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養活各人丁，再實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幣制改革不但令貨幣種類繁多，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貨幣都全是古時貝殼，皆是因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再恢復使用自當引起混亂。
原因三
王莽好大喜功，對周邊遊牧民族擅自尊大，使得已經處於和睦關係的中原王朝和周邊民族發生了大規模的邊境戰爭，王莽又調集大軍去占壓周邊民族的變亂，使得動盪的時局更加的艱難。如王莽曾徵調大軍欲討伐匈奴，但大軍還未開拔，國內已然大亂，整套匈奴的計畫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原因四
改制前後缺乏周詳計畫，以致法令繁複，朝令夕改，如：多次幣制改革，令貨幣種類繁多，導致通貨膨脹；又以嚴刑強制執行，使人民反感；諸多措施，如行王田制、禁賣買私屬、行五均六莞，嚴重損害既得利益者，自然鳴鼓而攻之。
錢穆《國史大綱》評論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而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里也語帶諷刺的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人物評價
古代評價
班固，生卒年(32～92年)字孟堅在《漢書》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余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
夏言(1482-1548)《申議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
霍韜(1487-1540)《與夏公謹書》有云：“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寧棼棼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蒙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楊慎（1488-1559）說：“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愿竊天位王莽也。”穿越說王莽思想太超前，王莽絕對是個穿越者！現代人穿越！最近沒事看了王莽改革的相關資料，看完後冷汗直流毛髮豎立，王莽是個穿越者！絕對是現代人穿越到那時候的，而且王莽還是個比較強權的擁有大漢主義的穿越者!看看下面他改革的項目就知道了！如果王莽的改革發生在明朝....中國必定早早進入工業時代！王莽進行的是一個全面深刻的改革，不同於其他改革是在制度上搔搔癢，王莽的改革是深刻的，具有超前的眼光，而且還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思想。
近代評價
中國傳統歷史學強調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對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東漢朝修訂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可見一斑。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後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並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王莽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史學家對王莽持否定態度。李鼎芳說：“王莽和他的黨羽是一個地主貴族大商人集團”，“王莽是一個政治投機家，是以改良主義、復古主義作掩護來進行其政治投機勾當的”，“決不能算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王莽曾經實行過一系列違反歷史發展的所謂改制，這是想把歷史拉回頭的復古行徑。”(《論王莽》，《新史學通訊》1954年第7期)李晴說王莽是個手段毒辣的“偽君子”(《東方的吉訶德老爺——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張志哲等人認為王莽改制“是西漢外戚政治的一個產物”，“根本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純粹是出於謀王奪國、逞欲顯威的政治野心”。他們將其改革內容概括為四種情況：第一，無關國計民生，毫無實際意義的;第二，倒行逆施，違反歷史規律的;第三，實際辦不到、行不通的;第四，與民爭利、奪民生計的。並據此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什麼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個可恥的政治角色”，“典型的偽君子”(《王莽與劉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則說王莽是“復辟奴隸制的總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奴隸主階級復辟事件。”(《論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國史稿》稱王莽改制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紹侯主編的大專教材《中國古代史》寫道：王莽“採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造成了經濟混亂和政治不安，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
近人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台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也有史學家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
但從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回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錢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
翦伯贊認為“王莽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最聰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制度加以改良”。(《中國史綱》)何茲全說：“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在政策上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時又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來，王莽當然是比較進步的。”(《王莽》，《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認為“作為改革家的王莽”，“是當時統治集團中一個獨具卓識的人物”。“我們以西漢末年社會的實際條件。來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認大多數是有進步意義的，而且切中時弊。”(《王莽的悲劇》，《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韓玉德也認為，“王莽是一位飽讀古文經，堅持以經治國的大經學家，大政治家”。(《關於王莽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83年第1期)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後發出的一系列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國大歷史》里語帶諷刺的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樂成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則評論他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但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的自信，一味的復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也有些愚，但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並篡位之後，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偽。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復古，事事行之以偽，才會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後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
史學家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仆傭。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
史學家韓復智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他在《兩漢經濟問題癥結》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除變更幣制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說法是基於王莽一方面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人民。另一方面，他強制有勞動能力的人從事生產，以改善農民生活。其次，他實行五均六筦，不僅防止資本家的兼併和農民遭受重利盤剝，並且扶助小商人的經營，用來救濟農民。但同時變更幣制的經濟措施付卻令通貨膨脹的情況惡化和幣制混亂，而貧窮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闊了的貧富差距下受惠。連富裕的商人亦都破產。雖然如此，王莽的社會經濟改革仍然得到韓復智的正面評價。
劍橋大學史學家崔瑞德及魯惟一在《劍橋中國秦漢史》表示王莽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能升為攝皇帝。又他代漢建立新朝，孺子劉嬰受到了他不尋常的寬大，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且能過著隱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在始建國元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員鎮壓並牢牢地控制漢室政府，在長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對王莽的評價持謹慎態度。如范文瀾說：“王莽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中國通史》第二冊)胡寄窗認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襲者，也不是一個想把歷史拉向後退的復古者”，“他絕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麼改良主義者，王莽只是一個對經濟問題具有一定觀察力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蕭立岩說：“王莽在中國歷史並不是一個很壞的皇帝。”
史籍記載
王莽與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