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5年5月24日生於維申斯克省的頓斯科伊軍屯的克魯日林村（今羅斯托夫州維申斯克區）的農民家庭， 母親出嫁前一直給地主家當女僕；父親是個哥薩克下級軍官；繼父是平民知識分子“外鄉人”，年輕時當僱工，後來做過商店店員和磨坊經理，十月革命後擔任蘇維埃政權下糧食部門的職員。他的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在那裡度過，青少年時期廣泛的社會經歷，為他以後的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維奇·肖洛霍夫1914年肖洛霍夫先是被送往莫斯科，後來又回到哥薩克村里上學。十三歲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對烏克蘭的入侵中斷了他的學業。1919年至1922年這段時間裡，年輕的肖洛霍夫為紅軍做過各種工作，其中一項是在頓河地區徵集軍糧，大部分哥薩克人卻竭力抵制布爾什維克的“橫徵暴斂”。1922年，肖洛霍夫去莫斯科，加入了“青年近衛軍”，成為年輕的無產階級作家組織的一員。 同年，肖洛霍夫來到莫斯科，開始從事文學活動，並參加了文學團體“青年近衛軍”。1923年，肖洛霍夫與一位哥薩克的女教師瑪麗姬·格羅斯拉夫斯卡婭結婚。1923—1924年間在《青年真理報》上登載了他的三篇雜文《考驗》、《三》、《欽差》和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胎記》。 1924年加入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拉普），成為職業作家。
1926年作品集《頓河故事》和《淺藍的原野》出版。1925年他們回到了頓河地區定居。《靜靜的頓河》第一部的巨大成功使肖洛霍夫聲名鵲起，經過14年的時間終於全部聞名於世1926年，他出版小說集《頓河故事》和《淺藍的原野》（後合為一集），受到文壇的關注。在集子的2”多篇小說中，作家把嚴峻而複雜的社會鬥爭濃縮到家庭中間和個人關係之間展開，在哥薩克內部尖銳的階級衝突的背景中展示了觸目驚心的悲劇情景和眾多的悲劇人物。早期作品特色鮮明，但藝術上還欠成熟。
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維奇·肖洛霍夫1930年肖洛霍夫見到了史達林，在蘇聯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寫出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1932）；（第二部一些篇章從1955年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於1960年最後完成全書，獲得1960年度列寧獎金。）1932年肖洛霍夫成為一名正式的蘇共黨員 。
根據後來發表的檔案，肖洛霍夫曾兩次在史達林的親自過問下，於30年代救助過遭受饑荒和政治清洗的頓河人民。
1938年10月羅斯托夫州安全部門羅織肖洛霍夫組織哥薩克暴動的罪名，並派人到肖洛霍夫那裡臥底，要將他逮捕，置之死地。肖洛霍夫得到訊息後，逃到莫斯科，求見史達林才倖免罹難。 在30年代，肖洛霍夫的國際聲譽逐漸上升，他在文學界為黨所做的政治工作使他得以崛起。
衛國戰爭時期，肖洛霍夫上過前線，寫了許多通訊、特寫和短篇小說，揭露德國法西斯的野蠻侵略罪行，歌頌蘇聯軍民的愛國熱枕和英雄功績，如《學會仇恨》等。1943年開始發表反映衛國戰爭的長篇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未完成，1943—1944年，以連載形式發表，這部小說早就構思好了，但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推遲脫稿）。
195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 （又譯《人的命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稱為當代蘇聯軍事文學新浪潮的開篇之作。
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維奇·肖洛霍夫史達林死後，肖洛霍夫逐漸成為蘇聯文學界的元老，他接受過各種獎勵，給文學社團和學校團體作過報告，向年輕人提出種種建議，但與此後湧現出的作家的接觸卻越來越少。肖洛霍夫為戰後文學史上日丹諾夫的高壓政策辯護，並對在國外發表作品的蘇聯作家進行攻擊，結果招致了許多蘇聯嚴肅作家的憎惡。他還成為反美宣傳的代言人。然而，他在民眾中的威望仍然很高，他的描寫頓河哥薩克人的小說也一直被列為學校的教科書。
1956年到1960年，肖洛霍夫的八卷本全集在蘇聯出版，此後的各卷也陸續發行。1984年肖洛霍夫全集的英譯新版本問世。
1965年，肖洛霍夫因其“在描寫俄國人民生活各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中所表現出來的藝術力量和正直品格”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獲其他多種榮譽。
1984年肖洛霍夫在他的出生地克魯齊林諾村去世。
1999年，“頓河”手稿被發現存於其密友庫達紹夫的遠親家中。後總統普京下令財政部籌款，以50萬美元購得，目前珍藏於“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2005年命名為“肖洛霍夫年”。
個人作品
《靜靜的頓河》
《靜靜的頓河》《新墾地》（舊譯《被開墾的處女地》）
《一個人的遭遇》
《考驗》
《三》
《欽差》
《頓河故事》
《淺藍的原野》
《他們為祖國而戰》
寫作特點
語言
肖洛霍夫的敘述語言充滿了各種方言辭彙。無論是他的主要人物的語言， 還是他自己的敘述語言，都常常恰當地引用哥薩克人流行的有代表性的辭彙或俗語：“邁開飛毛腿竄了” ，“七扭八彎的戰壕”“稀鬆的烏焦墨黑的土地”，“在路對過里”——這類用語時時在小說里出現。肖洛霍夫還按照這種方式創造自己的比擬和隱喻。例如：“ 一刀下去，被砍斷的枝條往一旁落下， 然而枝幹卻紋絲不動。哥薩克軍刀鋒利的刀尖戳進麥桔旁的沙袋，然後又被拔出來。長得有點像加爾梅克人的美男子西米格拉左夫正是挨了這樣的一刀， 他雙手捂著被砍開的胸口，從鞭子上掉下，落到豎起的馬身下面。”
他在小說里引進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對事件作了軍事性和歷史性的評論，這構成了作品華語言的新特點。由於主要人物的語言各不相同，作者的敘述語言也很生動，他的作品的語言變得豐富多彩有時作者的語言和主要人物的語言交織成五光十色的圖畫。有時，又來一段精彩的抒情；有時，大膽使用文獻語言，這一切完整地構成了敘述語言的複雜多樣。這是與小說中所提供的材料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以及它深刻的思想性相適應的。
肖洛霍夫創作的本質特色，是“嚴酷的真實”。作家全部的創作活動，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就是“正直地同讀者談話，向人們講述有時是嚴峻的，但永遠是勇敢的真實”。肖洛霍夫與其他作家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直書全部的真實”，正如費定所論述的：“肖洛霍夫的巨大功勳表現在他的作品所具有的那種膽識之中。無論他反映任何一個時代，他都不迴避生活所固有的種種矛盾。他的書全面地描寫過去和規在的鬥爭。這就使我不由地記起列夫·托爾斯泰在年輕的時候給自己立下的約言：不僅不要直接撒謊，並且也不要消極地通過避而不談來撒謊。肖洛霍夫從不避而不談，他直書全部的真實，他決不把悲劇變成為正劇，也不把正劇寫成使人入迷的消遣讀物。他不把悲劇的場景掩藏在寬慰人心的一束束野花之中，但是真實的力量是那樣強大，無論生活的苦痛多么可怕，都會被嚮往幸福的強烈意志、獲得幸福的願望和贏得幸福之後的歡暢所壓倒、所征服”。
人物
頓河哥薩克農民的生活是肖洛霍夫創作的源泉。選取農村題材，描寫農民生活是肖洛霍夫創作的一大特色。作家立足子頓河草原，以哥薩克農民為描寫對象，展示出他們粗野外表掩蓋下的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一批‘強有力的個性”。他第一次真正地把農民推上歷史舞台的中心，他筆下的哥薩克農民既是歷史的積極創造者，同時也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改造著自身。肖洛霍夫並不是第一個將農民引進文學的作家，在他之前就已形成了農民題材方面的傳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農民題材在俄國文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屠格涅夫以真誠的、詩一般的筆觸表現了俄羅斯農民的智慧和精神美。托爾斯泰對農民題材和農民生活有著特殊的興趣，他把自己的宗法制社會生活的理想寄托在對農民的描寫之中。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批民粹派作家對俄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這種貢獻突出地表現在對農民生活的描寫之中。他們深入農村，但由於思想的局限，他們不可能全面公正地描寫農民。他們把農民當成一種特殊類型的人。農民被描寫成既是“十足的醉鬼”、“頑命徒”，又是負有拯救世界使命的“聖徒” 。
他善於深刻而又多方面地刻畫人物，維妙維肖地描寫人物對話，精細地描寫頓河流域壯美的自然風光。這些特點在長篇巨著《靜靜的頓河》里也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現。
肖洛霍夫寫人物從來不遵循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公式，從來不用單一的色彩描繪人物。他在表現某些新社會優秀分子的成就和高貴品質時，並不一筆抹殺他們的缺點和錯誤以及作為人的許多弱點。比如他描寫了彭楚克在階級鬥爭殘酷性面前表現出的軟弱；珂曬沃依在生死關頭表現出的膽怯；彼得捷爾珂夫在虐殺戰俘時表現出的殘忍；達維多夫在愛情迷誤中表現出的庸俗；拉茲米推洛夫在感情上擺脫不了的纏綿。他從來不把共產黨人、革命者塑造成一貫正確、無所不能的完人，而是把他們作為真人的活的靈魂呈現在讀者面前。在描寫階級敵人時，肖洛霍夫同樣沒有忽略真實性。他不僅表現反動勢力在道德上的墮落及其被消滅的過程，而且還表現他們開展破壞活動中的某些暫時得逞，如魯基奇、奧斯特洛夫諾夫、羅夫采夫等人在挑撥黨和哥薩克的關係上、在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得手。肖洛霍夫在表現敵人時，反對用漫畫式的手法來描寫他們，他不排除他們也有人的自然行為，也有感情和眷戀，但他讓讀者在自然人性之外更看到了敵人的畸形的殘忍感情以及道德上的墮落。肖洛霍夫談起蘇聯文學應該如何表現敵人的問題時說：“文學必須毫不隱瞞、毫無掩飾地講述我們的朋友和敵人”，他認為：“我們總是標語口號式地、簡單化地描寫敵人，這只能使讀者解除武裝。”所以在肖洛霍夫的筆下，敵對營壘中的人物在反對革命、反對人民的共同特點中，都有獨特的、符合他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教養的個性特點。
悲劇
肖洛霍夫對悲劇題材有特殊的偏愛。他以無比的膽識和勇氣寫社會主義時代的悲劇，他的整個創作都著眼於發掘和傳達時代與社會的悲劇性內容，他筆下的人物很少不是悲劇性結局。可以說，他追求的是悲劇形式的真實。現實主義要求作家真實地摹寫生活，真實性是現實主義作家共有的特點，但即使在真實地反映現實這一點上不同的作家又有不同的特點。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的肖洛霍夫，他“寫真實”有自己的個性，即把真實性寄寓於悲劇，以悲劇的形式來概括真實。在《靜靜的頓河》里，作家把生活的嚴酷與人物的悲劇結合起來，通過葛利高里的悲劇性命運來揭示‘ 強有力的個性” 的力量。葛利高里的悲劇，不是性格悲劇，亦非命運悲劇，而是寄寓於社會巨變與個性的激烈衝突之中。葛利高里作為作家喜愛的主人公，被賦予了勤勞正直等美好的品性，他的魅力就在於：不管肇活如何殘酷，道路怎樣曲折，命運多么坎坷，他自始至終保持著完整的個性，他在社會鬥爭的漩渦中左玲右突，積極尋求自己的理想。探求哥薩克的真理，是他性格的一個突出的特點。他所追求的是正直的生活以及是生存的權利。
肖洛霍夫通過情節生動的故事， 出色地描繪了國內戰爭， 就象犁痕一樣把敵我雙方的人區分得清清楚楚。孩子殺死父親（ 《種瓜人》和《糧食委員》） 父親殺戮愛子（ 《胎記》和《成了家的人》） ，在流血和殘忍的戰鬥中誕生了新生活。在嚴峻的鬥爭中， 肖洛霍夫看到了人們身上美好的品德，表現那些在人們身上喚起這種美好品德的共產黨員，他的小說充滿了對人的信心，顯示了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表現出的崇高精神。 這些作品顯示出作者的洞察力和擇取典型特徵的本領，但也帶有一些自然主義色彩和濫用方言土語的弊病。
肖洛霍夫是嚴格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從生活出發，尊重生活真實，反對違背生活真實。他作品所表現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展開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氛圍都有嚴格的依據。創作《靜靜的頓河》時，他曾奔走於頓河各村鎮，收集民歌和傳說，到各大圖書館查閱資料，他曾實地考察過當年的戰場. 他尊重歷史的真實，勇敢地揭示歷史事件的真相。他從藝術的角度，診釋了1919年頓河暴動的起因，指出是由於蘇維埃政權的“左”傾過頭行為和紅軍某些人違法亂紀導致的。小說第三部因此發表受阻，某些“拉普”的領袖們指責作家為暴動辯護，甚至說他是反革命分子。但作家沒有屈服，而是堅持自己的立場，這顯示了他尊重歷史真實的嚴肅態度。肖洛霍夫所追求的，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完美統一，這也體現在人物塑造上. 例如葛利高里的返回故土，就是作家遵循現實主義原則的神來之筆，這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了。再如麗亞的自殺，並不意味著這個人物性格發展的中斷，恰恰相反是性格發展的頂點。她的懺悔是人性的復甦，在她的懺悔里我們看到了這個放蕩不羈毒如蛇蠍的女人身上的人情味，沉河前的懺悔也顯示了這個人物的複雜性。
影響
肖洛霍夫為意識形態對立的東西方兩個世界共同認可。他也是惟一既獲史達林文學獎，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在蘇俄文學史上絕無僅有。 肖洛霍夫的小說對頓河流域的史詩般的描寫,揉進了東西方文化的特質，對人性的張揚與文學藝術的創新。肖洛霍夫從孩提時代就十分諳熟俄羅斯頓河哥薩克人的生活,並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實記述了哥薩克人在蘇聯政權發生急劇性轉變初期的生活狀態。
肖洛霍夫以他非凡的智慧，創作了不朽的著作。肖洛霍夫是蘇聯的一位文學巨人，其作品影響之大，讀者之多, 在蘇聯作家中罕有其匹。截至1980年1月，他的作品用蘇聯各民族的54種語言和30種外國語言出版了974次，總印數達790萬冊。他享有最高的文學榮譽：獲得史達林獎金、列寧獎金和諾貝爾文學獎金，曾獲五枚列寧勳章、兩枚鐮刀與錘子金質獎章及國內外其它各種獎章和勳章。他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曾是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蘇聯科學院院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
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維奇·肖洛霍夫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維奇·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紀蘇聯文學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讀者十分熟悉且至今仍給予特殊關注的作家。這不僅僅因為他給世界人民留下了《靜靜的頓河》、《新墾地》（舊譯《被開墾的處女地》）、《一個人的遭遇》等珍貴的文學遺產，還因為他一生的創作和文學活動與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始終存在著或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並產生了一定影響。
二十年代末，中國新文學奠基人魯迅首先注意到肖洛霍夫的作品。1928年《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在《十月》雜誌上發表，第二年魯迅先生便約請賀非翻譯，並親自校訂，還撰寫了後記。1931年《靜靜的頓河》中譯本作為魯迅編輯的“現代文藝叢書”之一，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從此，肖洛霍夫的作品幾乎每發表一部，都很快介紹到中國來。尤其是《一個人的遭遇》在《真理報》上剛一刊出，當月就譯成了中文，而且有兩個不同的譯本，先後在《解放軍文藝》和《譯文》上發表。這在中國翻譯史上是難尋之事。
肖洛霍夫對中國作家影響頗深。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客觀真實的創作原則、關注普通人命運的創作立場、魅力無窮的人性刻畫以及魂牽夢縈的鄉土情結。中國作家在吸收和借鑑肖洛霍夫創作經驗的基礎上，還繼承了本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進而形成他們自己獨具特色的創作風格。
肖洛霍夫是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蘇聯作家，其作品在中國產生過巨大影響，尤其對中國許多現當代作家的創作澤被深遠。當《靜靜的頓河》第一部中譯本在中國即將面世時，魯迅就準確地預見了此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將來倘有全部譯本，則其啟發這裡的新作家之處，一定更為不少。但能否實現，卻要看這古國的讀書界的魄力而定了。”此後的歷史驗證了這一預言的正確性。在周立波、丁玲、柳青、劉紹棠、陳忠實等現當代作家的創作實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見到“肖洛霍夫的影響因子”，它宛如一條生生不息的長河，靜靜地流淌在中國作家的創作血液中。
人物評價
圍繞著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俄羅斯乃至在世界許多國家，一直頗多爭議。儘管他曾因《靜靜的頓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事前事後這些爭議始終沒有平息。關於肖洛霍夫本人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也評價不一，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分歧更大：有人指責說，他實際上在各重要歷史階段，曾經為許多錯誤政策張目：有人則維護說，他先知先覺，大智大勇，從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反對錯誤路線的英雄。
從藝術成就來看，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學者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蘇聯著名的文學家高爾基在1931年看完了《靜靜的頓河》第三部手稿後，認為：“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他可以造就成為一個優秀的蘇聯作家。”法捷耶夫這樣說過：“肖洛霍夫有著怎樣巨大神奇的吸引人的力量啊。可以直率坦白地說，當你讀他的作品的時候，會體驗到一種真正的創作上的忌妒心情，真想偷走許多東西。”康·米·西蒙諾夫則認為： “有這樣一些作家，如果不讀他們的作品，就不可能對某一國家的當代文學得出明確的概念。我們就有幾位這樣作家。肖洛霍夫便是其中之一。”
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說過，蘇聯作家新的優秀作品，例如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同上一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傳統相聯繫的，這個傳統體現了俄國藝術的實質，而以肖洛霍夫為代表的蘇維埃文學使這個偉大傳統的特點為之一新。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我非常喜歡俄國文學。當代作家中，我喜歡肖洛霍夫。”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說，肖洛霍夫的書“一旦讀起來，就會愛不釋手”。魯迅也盛讚肖洛霍夫的作品： “風物既殊，人情復異，寫法又明朗簡潔，絕無舊文人描頭畫角、婉轉抑揚的惡習，華斯珂普所說的，充滿著原動力的新文學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窺見。
蘇聯批評家尤·魯金說：“肖洛霍夫永遠充滿著對人的愛⋯⋯他的心靈是向人的一切痛苦和所有能夠把人變成大寫字母的‘人’的美好東西敞開著的。”所以求善是肖洛霍夫藝術活動的目的和理想，他的美學思想就是用美的方式、藝術的方式去表現真和善，實現真善美的統一。”
肖洛霍夫是蘇維埃文學史上極其獨特的現象——他作為極具爭議的作家。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世紀末，蘇聯社會政治生活動盪不已，波及文壇，殃及肖洛霍夫。在文學圈內一部分人出現了將肖洛霍夫妖魔化的苗頭，更多的人則誤解或曲解肖洛霍夫、曲解他的作品。有人將肖洛霍夫稱為“史達林分子”，有人要追究肖洛霍夫在道德和藝術上墮落的原因。有人認定，在創作《被開墾的處女地》的過程中肖洛霍夫落入了“跟真理作對，跟良心作對”的痛苦境地。更廣泛流傳（在世界範圍內）的，則是《靜靜的頓河》不是肖洛霍夫所作，他是剽竊者之類的傳言。
人物思想
共產主義
現實生活中的肖洛霍夫無疑是一個主流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是一個“共產主義信徒”、“無產階級作家”。肖洛霍夫在每一個重要時期都站在主流意識形態一邊。
在農業集體化時期，作為作家，他不僅僅限於為創作而去體驗生活，而是直接投身到火熱的生活中,去親身感受時代脈搏的跳動。不是集體化運動的旁觀者，而是積極投身於這場運動，成為運動堅定的支持者與參加者。他的足跡遍及哥薩克村、鎮，到處發表熱情的演說，號召人們加入集體農莊。這一過程中,他巨觀上積極支持史達林的農業政策，微觀上細緻地落實農業集體化的措施。當發現集體化實施過程中出現弊端與不足時，他不僅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指導、糾正，而且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反映，甚至直接給史達林寫信。當時，農莊莊員在播種時偷拿種子充飢，這事關乎著糧食產量的增減。他就向史達林寫信反映，揭露播種人盜竊種子的方法，並建議，“為了防止播種人擅自改變播種量，應責成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往播種機上安裝下列這樣一個既簡單而又無須花什麼錢的附屬檔案：在播種量監測器手柄的底部鑽一個孔；在種子箱後壁的左側牢牢擰一個套環扣的螺釘，要求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委員在確定播種量時簡單處理一下，就可以使播種人無法減少播種量了: 用一節細繩兒或金屬絲將手柄上的小孔與螺釘上的環扣連線起來，繫上死扣，再打上鉛封。我相信，採取這樣一個措施會少流失很多糧食。”這表現出他對待集體化的態度。為了歌頌集體化，他創作了《被開墾的處女地》。有時，他不僅僅是一個史達林政策的擁護者，甚至有點極“左”的傾向。肅反運動使蘇聯黨政軍各部門的領導幹部都受到了極大的重創，作家、學者也受到迫害，肖洛霍夫自己亦受到很大衝擊。到1939年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時，連日丹諾夫也承認，在過去的大清洗中有過火行為，使不少無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可是肖洛霍夫卻在同一次會上發表了一通熱情洋溢的演說，認為蘇聯文學的隊伍由於清除了“敵人”，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健康了。當然，這可能是他在當時肅反運動衝擊波殘存的環境下的一種生存本能使然。
在赫魯雪夫時期，這明顯表現在“《日瓦戈醫生》事件”上。1957年，帕斯捷爾納克發表了《日瓦戈醫生》。1958 年，作者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部小說所描繪的主人公，最初是個“憧憬革命”的“高尚青年”，但十月革命後他哀嘆“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壞和毀滅”，他備嘗艱辛，最後倒斃街頭。該書在蘇聯國內未能發表，而在義大利首先出版發行，繼而在西方廣為傳播。它被西方利用來攻擊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對此反應強烈，作家協會將帕斯捷爾納克開除，只是在他作了檢討並拒往受獎之後才恢復其會籍。對此，肖洛霍夫曾發表談話，說“《日瓦戈醫生》無疑是反蘇的，把一個人開除出作家協會並不是在經濟上使他為難，而是要激發他的天良。”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蘇聯在文藝政策上力求平息爭論，加強領導和控制，提出了“反對兩個極端”和“寫正面人物”的方針。即既反對粉飾現實，又反對給現實抹黑，並要求表現生活中的美，塑造“當代英雄”形象。對於“堅持反蘇立場”和“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則給予嚴懲。在1967年5月召開的第四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不同傾向的作家展開爭論。著名作家索忍尼辛在給大會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問題。肖洛霍夫對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對“出版自由”之類的呼聲感到惱火，他說，“最近西方發出了不少呼聲，贊成給我們蘇聯作家以創作的-自由. 。這是一批不請自來的啦啦隊長，他們當中有中央情報局,,某些美國議員，狂熱的白衛分子，叛徒阿利盧耶娃，還有臭名昭著的，早已成為政治殭屍的克倫斯基。我們那些熱衷於出版自由的人將會發現，他們自己是與這樣一些烏七八糟的人為伍的。”可見，肖洛霍夫的觀念與主流意識形態十分吻合。西方許多評論者也都認為，肖洛霍夫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把整個身心都獻給了黨。正如1965年肖洛霍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學院院士安德斯·奧斯特林在授獎詞中對他的評價一樣：“肖洛霍夫無疑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美學
肖洛霍夫認為小說是能使藝術家“描繪出現實世界最廣闊的圖景，並能以此反映自己對現實世界及其重大問題的看法的文學形式”。然而這樣一來，現實主義就融進了現代特徵，於是肖洛霍夫稱其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傳播革新生活，並為了人類利益去重建生活理想的現實主義”。
肖洛霍夫的美學思想有兩個要點，一是求真。他敢於面對嚴酷無情的現實，尊重事物的客觀規律。他曾明確表示他的創作是為了“正直地同讀者談話，向人們說出真理——有時是嚴峻的，但永遠是勇敢的真理，在人類心靈中堅定對於未來的信念和對於自己能夠建成這一未來的力量的信念”。也就是說，肖洛霍夫認為藝術家要敢於面對現實，勇敢地揭露矛盾，尊重客觀事實和客觀規律，而不是粉飾現實或歪曲現實。
他認為，藝術真實要遵循生活真實的原則，即使微小的細節也不能疏忽。他說：“一個作家哪怕是在一些細枝末節上違背了真實，他也要引起讀者的不信任，讀者會想：‘這一點可以說明，他在大事上也可能撒謊’。”肖洛霍夫這樣嚴格要求自己，說明他是從保證作品的價值和作家的聲譽乃至文學的聲望的高度來看待真實性的。他作品中所表現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展開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氛圍都有嚴格的依據。創作《靜靜的頓河》時，他曾到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蒐集國內戰爭資料；曾奔走於頓河各村鎮，收集民歌和傳說；曾深入到哥薩克中，走訪了大量暴動親歷者。他像托爾斯泰那樣考察過昔日戰場，也像歷史學家一樣辨析過事件的真相。
肖洛霍夫美學思想的第二個要點是求善，尊重人的價值，關心人的命運。他說：“人的命運，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命運，未來的人的命運，永遠使我不安。”他認為，作為“人民的兒子”的藝術家不能像奧林匹斯山上的“神靈”那樣，“凌駕於各種敵對勢力的搏鬥之上，對人間的疾苦漠不關心”，而是要用自己的藝術作品去“幫助人們變得更好些，心靈更純潔，喚起積極為人道主義和人類進步的理想而鬥爭的意向”，從而改變這個不完善的世界。
肖洛霍夫對處在動盪時代的人民的命運十分關注。在《靜靜的頓河》這部描述十月革命和蘇聯國內戰爭的長篇史詩中，肖洛霍夫沒有把領導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作為小說的中心，而是把葛利高里的一生命運放在小說結構的中心。這除了要充分利用他熟悉哥薩克生活這一有利條件外，更主要的是肖洛霍夫想從總結歷史經驗的高度，提出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應該如何對待農民，特別是對待中農的問題。因為他在歡呼革命勝利的同時，也注意到了象葛利高里這樣的本不應該被歷史淘汰、卻成為歷史前進的犧牲品的人的命運。
作為一個傑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肖洛霍夫沒有迴避過人道主義這個重要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在《靜靜的頓河》中作者著重描寫了國內戰爭時敵對雙方不人道的殘暴行為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頓河地區第一次內戰浪潮是1981年春天，小說著重描寫了兩個場面。一個場面寫頓河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彼得捷爾珂夫在盛怒之下，下令砍死了被俘在押的40名白軍軍官。另一個重點場面是以彼得捷爾珂夫和克雷沃希科夫為首的80多名被俘的革命哥薩克和紅軍戰士，遭到叛亂哥薩克的毒打後被集體屠殺。這兩個場面形成強烈的對照和映襯，突出地提出了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問題。同樣是殘忍的不人道行為，其後果同樣導致了加深雙方的敵對情緒。但他們的性質是不同的，彼得捷爾珂夫屬於不執行紅軍政策的意氣用事，白軍則是出於階級仇恨的報復行為。葛利高里混淆了二者的性質，對彼得捷爾珂夫下令槍殺白軍俘虜耿耿於懷，作者明顯地把兩者區別開來了，但認為紅軍的殘忍行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肖洛霍夫肯定和讚美在殘酷的環境中仍然保持美好人性的人們。如《靜靜的頓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他善良正直、剛毅頑強、熱愛自然、熱愛土地。但是“1814-1921年事變的強大鏇渦”捲走了他生活中寶貴的一切。他也曾一度陷入酗酒、縱慾、砍殺的瘋狂狀態，但他沒有就此沉淪，而是一邊痛苦地詛咒“生活是最大的罪犯”，一邊頑強地、甚至是兇狠地保護著自己心中善與美的因素，他仍有“一顆在粗俗野蠻的哥薩克胸中跳動著的美好的心”。比如，在戰爭中搶劫對於哥薩克來說已經相沿成習，但葛利高里仍“心情激動地很害怕去動別人的東西，而且很憎惡搶劫的行為”。哥薩克叛軍殘殺俘虜已成習慣，他卻因“沒有下令搶殺和剝光俘虜”而被革職。他當叛軍師長時，擅自作主釋放了叛軍關押的百餘名紅軍家屬。在嚴酷的社會鬥爭中，葛利高里沒有異化成野獸，仍然保持了堅貞美好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