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各地的秧歌戲多以興起或流行的地區命名,如山西的祁(縣)太(谷)秧歌、 朔縣秧歌、繁峙秧歌、襄(垣)武(鄉)秧歌,河北的定縣秧歌、隆堯秧歌、蔚縣秧歌,陝西的 韓城秧歌、陝北秧歌等。這些秧歌有的以唱民歌小曲為主,如 祁太秧歌、韓城秧歌、陝北秧歌;有的民歌組合與板式變化相結合,如朔縣秧歌、繁峙秧歌、 蔚縣秧歌,其主要唱腔和板式多來自梆子腔,板式有頭性(慢板)、二性、三性、介板、散板及滾白等,其中的民歌小曲統稱“訓調”,包括四平訓、苦相思訓、高字訓、下山訓、跌落金錢訓、推門訓等,演唱時採用板胡、笛子、三弦等伴奏,俗稱“梆扭子”;有的屬於板式變化,如定縣秧歌、隆堯秧歌,唱腔板式分慢板、二性(二六)、快板、散板、導板等,演唱時用板鼓或梆擊節,大都不用管弦,只用 鑼鼓伴奏,因此又叫“ 乾板秧歌”。各地秧歌戲的傳統劇目分小戲和大戲兩類,小戲俗稱“耍耍戲”,包括《王小趕腳》 、《借》、《拐磨子》、《繡花燈》、《做小衫衫》、《天齊廟》 、《小姑賢》 、《藍橋會》、《呂蒙正趕齋》等,大戲包括《花亭會》、《九件衣》、《蘆花》 、《日月圖》、 《白蛇傳》 《老少換妻》、《梁山伯下山》、《李達鬧店》、《頂燈》、《泥窯》、《烏玉帶》、《姜郎休妻》、《蘆林相會》、《安安送米》等。秧歌戲腳色原只有小丑、小旦、小生“三小門”,後在此基礎上增加了鬚生、花臉、青衣“三大門”。其音樂唱腔吸收了梆子腔的特點,形成曲牌體與板腔體兼容的體制,表演也有了較大的豐富和提高。
秧歌戲形式比較靈活、自由,長於表現現實生活。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新秧歌劇運動,改革了秧歌戲的音樂、表演、裝扮,編演了《兄妹開荒》 、《夫妻識字》、《牛永貴負傷》等表現民眾參加生產、學習及對敵鬥爭題材的劇目。新秧歌劇運動的發展不僅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戲劇形式——新歌劇,而且推動了秧歌戲等民間小戲的革新與發展。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秧歌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朔縣秧歌、繁峙秧歌、定縣秧歌、隆堯秧歌等都建立了專業劇團。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秧歌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山西的繁峙、襄垣,河北的蔚縣等地成立了專業秧歌劇團,演員經過正規化的訓練,演唱水平得到進一步的提高。但進入新時期以後,作為民間小戲劇種的秧歌戲不僅面臨與大劇種的激烈競爭,而且受到現代流行歌舞的擠壓,演出活動越來越少,不少秧歌劇種瀕臨消亡,急需社會各界加以關注和扶持。
起源
它起源於農民在田間地頭勞動時所唱的歌曲,後與民間舞蹈、雜技、武術等表演藝術相結合,在每年的正月社火時演唱帶有故事情節的節目,逐步形成戲曲形式。清代中葉,梆子腔劇種興盛以後,山西、河北、陝西的秧歌戲在不同程度上借鑑和吸收了當地梆子戲的劇目、音樂和表演藝術,逐漸發展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戲演變。
秧歌戲是由民間歌舞演變而來,直接脫胎於“土灘秧歌”。因其就地演出,一般不登台,故而得名。“土灘秧歌”包括踢鼓秧歌和小演唱秧歌兩種。踢鼓秧歌是廣泛流傳於晉北一帶的民間舞蹈,朔州踢鼓秧歌便是其中的分支之一,因在廣場、街頭、場院“踢鼓”(踩鼓點)表演而得名,是以演員表演為主體的民間藝術,主要是在節慶、賀生、祝壽、筵賓、還願等民俗事象中表演。全部演出人員為108人,但也有30人或50人的。男角稱“踢鼓子”,女角稱“拉花”,成對表演,多扮成《水滸》、《西遊記》中的人物,表演粗獷奔放。過程有入戶拜年、廣場表演、進院祝拜、坐燈官、壓街鎮邪、燒香祭風、燈場遊園、鏇旺火、接下程等一系列程式。表演分子場、小場子和過街場,各有自己的表演形式。小演唱秧歌亦稱小秧歌,演唱曲調融合了社火曲牌、廟堂音樂和民歌小調等,以歌為主,以舞為輔,往往和踢鼓秧歌交叉進行,活動多在街頭、廣場、院落,常常打開場子演出一些小劇目、選場選段或整本戲。
隨著“土灘秧歌”這種藝術形式的發展,秧歌藝人開始由一人領班,聚合周圍村莊藝人組成“攢合班”。這種班社在朔州本土音樂的配合下,把“土灘秧歌”時期的表演藝術和演出節目進一步加工、融合,編排、演出一些適合村鎮鄉民觀看的劇目,離開土灘,開始登上舞台。
《朔州志·藝文志》載清雍正五年(1727)知州汪嗣聖頒布的《禁夜戲示》中有:“朔寧風俗,夜以繼日,惟戲是耽。淫詞艷曲,醜態萬狀。正人君子所厭見惡聞。而愚夫愚婦,方且雜沓於稠人廣眾之中,傾耳注目,喜談樂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養夜之間,風清人靜,蕭板之聲無遠不聞。”另據現存朔州馬邑村 《趙氏家志·記事八·唱願戲》記載:“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許願周歲為送子娘娘唱願戲,時有亘育紅秧歌為六月六日淋生戲,於正日日戲翻舌終,將班請於奶奶廟,唱《祝願》、《劉婆送子》、《拾金》、《草場》……”朔州劉家窯舞台題壁:“雍正九年七月,議合班秧歌到此一樂,唱《安安送米》、《雙驢頭》、《趕子》、《教子》、《斬子》……”這些記載都說明朔州秧歌在清初就有一定的演出活動。
著名劇目
定州秧歌戲
定州秧歌戲又名定縣大秧歌,主要流行於華北平原中西部,因發源地在保定定州而得名。據傳其源頭是一種民間小調,經過宋代文學家蘇軾整理而流傳下來,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定州秧歌已有一批劇目上演,1952年正式成立了定縣秧歌劇團。定州秧歌戲劇目豐富,涉域廣泛,有愛情、節孝、貞操類、公案、滑稽等很多類。著名社會科學家李景漢蒐集出版的《定縣秧歌選》,收入了近百個劇目。定州秧歌戲在語言、唱腔、調式、劇目等方面有其獨有的特色。戲文淺顯易懂,明白如話,有大量方言俚語,生活氣息濃厚;內容上善於表演反映農民生活的家庭戲;基本句式有七字句、十字句,但在演唱中往往打破局限,形成散文詩般的句式結構。傳統演唱方法是男女腔均用本嗓唱,是真嗓大喊的演唱方法。旦行由男性扮演,也從不用“背功”,只是在音色上與女性音色靠近。傳統的演唱沒有固定調高,演員可以據個人嗓音隨意起調門。對唱時,幾個人可以唱不同的調,加上管弦樂伴奏後,調值固定為D調,女腔還用本嗓,但男腔出現了部分假聲的情況。演唱技巧中滑音使用較多,顫音極富特色。唱腔中大量運用襯字虛詞,如喲、噢、哎、我那、本是、那個、再不然、你來看等,在唱段中隨處可見。鏇律以下行鏇律較多,但唱法中不乏詼諧俏皮;節奏以一板一眼為主,一般用2/4拍記譜,傳統板式變化很豐富,有二十八種之多。
定州秧歌戲音樂為板腔體。早期全部用打擊樂伴奏,俗稱“大鑼腔”。1952年定縣秧歌劇團成立,開始嘗試使用弦樂伴奏,初學京劇模式,使用京胡、二胡和一把秦琴,後改用板胡、笙、二胡、橫笛、三弦等沿用至今,而“大鑼腔”仍繼承和保留。定州秧歌戲的打擊樂是以板鼓指揮,大鑼、水釵、小鑼、小釵、堂鼓、梆子伴奏。
定州秧歌戲的傳統劇目,保留了大量民俗和人文信息,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中國民俗以及傳統文化的第一手資料。近年來,歐美學者多次造訪定州研究觀摩定州秧歌戲,定州秧歌戲成為中外學術交流的渠道。
相傳它於明朝中葉,在翼城縣的故城、南常、冶中、孝義等村興起,逐漸擴大到當地及鄰縣。那時,每逢年節,鄉民在跑旱船、踩高蹺之後,便接著邊舞邊唱一段民歌小調。隨著歷史的延續,藝人們把民歌的精華部分,加以發展,逐漸形成一種“地攤子”秧歌形式(俗稱“小場子”),配以鑼鼓,唱著帶有故事情節的民歌。到了明朝末年,由“地攤子”搬上大舞台,有了人物角色,形成了民間小戲。這一時期,故城等村,相繼成立了不少季節性班社,人數多達五十餘人。農閒集班串鄉演出,農忙散班回家務農。到了清初,翼城秧歌戲,在伴奏樂中增加了鼓、板、馬鑼、小鈸、梆子等,又從其他戲曲中移植了一些袍帶戲。至公元1667年左右(康熙年間),翼城秧歌戲班,在全縣發展到五十多個,景象十分繁榮。到了十九世紀,生、旦、淨、末、醜,行當齊全,鑼鼓經也較為豐富。有的班社,還跨越縣境演出,同兄弟劇種在藝術上互相交流,吸收大量藝術營養。
翼城秧歌戲
民國初年,由於蒲劇、眉戶在晉南劇壇上,占據優勢,翼城秧歌戲,無力抗衡,加之軍閥混戰,百姓流離失所,許多班社則轉為家樂,僅在本村活動,有的則停止演出。
建國後,翼城秧歌戲獲得新生。1958年至1961年,縣上組織文藝工作者,革新創造,給其配備絲弦伴奏,排演《四化帶來新氣象》,參加晉南專區匯演,得到認可。1979年,翼城縣又組織文藝輕騎隊改革音樂,使秧歌戲唱腔更加委婉明快,優美動聽,並排演了歌頌“四化”的新節目,如《煮機器》等,受到廣大民眾的高度讚揚。
翼城秧歌戲,屬於“三小戲”,劇情簡單,詞句通俗,語言流暢.活潑風趣,鄉土氣息濃郁,具有詼諧幽默、輕鬆愉快的特點。在表演程式、舞台藝術上,簡易樸實;音樂唱腔,相對較為豐富,既有高爽音調,又有纏綿鏇律;詞律以四、六、七、八、十二字句為對偶,詞句以七、十字居多。從現有的十個曲調中可分兩類:一類是“平板”、“催板”、“踩板”、“跌板”、“跌折腰”、“走流水”、“高腔”等四句體結構的板式,屬一板一眼或有板無眼。這種唱腔,主要表達歡快、高昂、柔美、熱烈等情感。另一類是“哭板”、“慢板”、“介板”等板式,前兩種是一板三眼,“介板”屬散板,為自由節拍。此類唱腔,表達悲憤、憂慮、苦愁、哀怨等情感。翼城秧歌戲傳統劇本,相傳有十二本,二十八回。流傳下來的本戲有《金瓶梅》、《花雲寺》、《花玉帶》、《彩球記》、《釵環記》、《巧姻緣》、《青峰山》等七大本;回戲有《三對面》、《下書》、《送頭》、《觀燈》、《秦雪梅吊教》、《罵官》、《賣水》、《擊掌》、《走旱船》、《小姑賢》、《雙鎖櫃》等二十個。大多反映民間家庭生活。其中,代表性劇目是《巧姻緣》、《渡林英》、《楊八姐宿店》。
翼城秧歌戲的藝人,清末以前有小旦王澤元、小丑南茂生、老生李立福、花臉張長福等,均較有名氣。後來又有鬚生馬道元、小旦戴迎春、彩旦李九河、鼓師楊根良,也受民眾好評。1980年初,縣文化館又培養了馬鳳英、李林、陳永秀、楊玉娥、張篤志等一批較好的青年演員,為改革發展翼城秧歌戲,後繼有人。
朔州秧歌
朔州秧歌是融 武術、舞蹈、戲曲等於一體的綜合性民間藝術形式,流行於 朔州市及周邊內蒙古南部的集寧、呼市、包頭及河套一帶,另河北張家口及陝西近山西的市縣也有存在。早期為廣場、街頭的秧歌舞隊表演的朔州秧歌歷史悠久,在宋代加入了武術成份,清代後期又加入故事內容,現在以舞蹈和戲曲兩種藝術形式活動於民間。 以舞蹈為主的秧歌稱為“ 踢鼓子秧歌”,主要是在節慶和賀生日、祝壽、拜女婿、應邀還願等民俗事象中表演。全部演出人員為一百零八人,但也有三十人或五十人的。男角稱“ 踢鼓子”,女角稱“ 拉花”,男女成對表演。演員多扮成水滸、西遊記等人物,表演粗擴奔放。表演過程有入戶拜年、廣場表演、進院祝拜、坐燈官、壓街鎮邪、燒香祭風、燈場遊園、鏇旺火、接下程等一系列程式。表演分子、小場子和過街場,各有自己的表演形式。以演戲為主的秧歌稱為“大秧歌”。大秧歌唱腔集中了當地流行的民歌小調,借鑑了其他戲曲的唱腔結構和曲調,形成了獨特的板腔與曲牌的“綜合體”。劇目以 道教故事和民間故事為主。 朔州秧歌歷史以來長期在當地流行,並演變為不同的藝術形式,為研究我國民間藝術的發展、流傳以及演變提供了鮮活的材料。由於現代多元文化的衝擊和受表演的時限性,朔州秧歌其他民間傳統藝術形式一樣,漸漸走向瀕危境地,搶救保護工作,時不我待。 隆堯秧歌戲誕生於明末清初,組班登台始於嘉慶年間,至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是河北古老的地方劇種之一。 隆堯秧歌戲的傳統劇目相當豐富,據統計有二百多出,鼎盛時期各地輪番上演的劇目有七十餘本,單台本有 《小王打鳥》、 《小二姐做夢》、 《站花牆》、《小姑賢》、《小挑推磨》等,連台本有《紅樓閣》(四本)、《巧借緣》(四本)、《小紅寶》(四本)、 《孟麗君》(七本)等,劇目中貫穿著勞動人民特有的樂觀主義和樸素正義感,並有大量歌頌婦女形象的劇目。隆堯秧歌戲所用語言汲取提煉於當地勞動人民豐富的生活語言,通俗曉暢、質樸生動,並有口語化的特點。唱詞的結構基本以七言、十言為主,根據語言的自然節奏分為二二三、三三四分逗,上下句不斷反覆,其格律、平仄不講求嚴整,自由靈活;唱詞視人物和故事需要,有時加襯字,長短句兼用;雖押韻上口,但可隨時換韻;起句不一定要求定韻,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形式多變不拘。隆堯秧歌戲絕大部分劇本以念為主,以唱為輔。念白形象化、口語化、性格化,念白的靈活運用,便於刻畫人物、劃開情節,易於調劑場子、活躍舞台調度,有些劇本專以念白塑造人物,有些劇目則安排成段、成套的念白以揭示人物性格。其唱腔古樸,每一唱段的開始和唱句的連線、送腔、結束,皆以打擊樂貫穿,相當於其他戲曲藝術的過門、間奏。伴奏簡易,徒歌乾唱,伴奏僅有武場,沒有文場,以鼓鑼鑔梆為主,後期增添弦笙笛等文場樂器。 隆堯秧歌戲劇本脈絡清楚,情節完整且曲折多變、跌宕起伏,富有強烈的故事性。表演細緻逼真,給人以生活實感,程式多來源於勞動生產和民間藝術的衍化,具有剛健、清雅的質樸格調。粗獷中求細膩,模擬中求真實,動作中化舞美,如旦角的上下場、關門、上下樓等動作,既輕鬆又真實;表現生活細節的如燒火、推磨、哄雞、梳頭、紡線、繡花等,從生活基礎出發,運用誇張和想像,將動作表現得活靈活現、傳神逼真。演員的表演形神兼備,做功精熟,使唱有情致、念富神采、打出文理,如武老生挺胸昂首、粗獷大方,文老生則持重沉穩、瀟灑落落,並給觀眾以真實感並留有聯想的餘地。 研究、發掘隆堯秧歌戲對於研究河北乃至中國戲曲史具有重要的價值。 繁峙秧歌是在民間小調和社火秧歌的基礎上,不同程度地吸取 北路梆子、 晉北道情、耍孩兒以及民間樂曲等藝術形式的精華,逐步發展完善起來的,至今仍存留有演變過程的痕跡。尤其它的唱腔融會了多種類型戲曲唱腔的形式,為研究 中國戲劇發展史具有重要的價值。傳統社會中,繁峙秧歌以其深厚的生活底蘊與生動活潑、風趣幽默的表演,贏得了當地民眾的喜愛,成為他們重要的精神愉悅方式。以民間節令賽會中的社火活動為主要依託的繁峙秧歌戲,在其形成初期階段,多為民眾的自娛自樂。逐步成熟後,一些身懷技藝的農民既有對戲曲藝術的執著,也有迫於生計的需要,逐漸組織起″半農半藝″的班社,在農閒時走鄉串鎮做商業性的演出。繁峙秧歌的演出活動是季節性的,一般在歲時節日及農閒之時演出。冬季天寒地凍,藝人們很少組班演出。一些藝人或自願或受延請,到某村莊組織人員進行教習。這種特殊的傳藝方式是繁峙秧歌的主要傳承方式。它既可以豐富農村冬季單調乏味的生活,又可以為來年歲時節日的自娛活動、農閒之時的業餘演出,預備新生力量。繁峙秧歌的班社規模並不大,一般為20人左右,主要由班主、演員、後台、雜役四部分組成。藝人多為農民,他們加入班社稱為“搭班”,一般在春節前後或農曆四五月進行。
表演形式
秧歌戲的表演形式分為大場與小戲兩部分。跑大場與一般秧歌相同,小戲則專門演小戲,兩者除服飾相同外,沒有內在聯繫。從前述安鍋組班,到扮演的人物、人物關係以及服飾等方面,可以看到它屬於由秧歌向小戲和現代戲曲發展的過渡形式。
主要角色
所扮演的人物有:鼓子
原是挎鼓表演,後改為水袖,扮成40多歲的中年人,有如戲曲的老生,瀟灑詼諧。
棒槌
翠花
青年婦女和姑娘,表演時動作大方、舒展,表現婦女的潑辣開朗大方、姑娘溫柔嫻靜的性格。持摺扇,舞時並不打開,扮如青衣。
扇女
持摺扇,舞時打開,年青婦女形象,扮如花旦,舞姿優美。
小謾 (小姑娘)
為少女,表演動作天真、活潑、俏麗。持團扇表演,伶俐活潑。
膏藥客
穿大褂、戴禮帽,持傘與虎撐。此人不跑大場,多是戲班的負責人,說些插科打渾的話,引人發笑,猶如丑角。扮演人物的服飾、打扮完全是為了後面的小戲,並有了生、旦、醜等行當的劃分。在伴奏樂器上,除嗩吶、鑼鼓外,還加了演出戲曲用的板鼓、拍、板、堂鼓等樂器。演出場地可在廣場,也可搭台,因地而異。
表演內容
秧歌戲的表演內容可分為“跑場引人”“膏藥客打渾”“鄉土小戲”等。
跑場引人:演出前先打幾通鑼鼓招徠觀眾,然後開始跑大場,場面是一般秧歌常用的擺隊、十字梅、四門斗、繩子頭等。在台上跑大場時,多由鼓子帶隊從兩面交叉跑出,每種角色兩人相遇時要對舞,交錯而過時男角還做些翻撲技巧動作,女角則對舞而過。過場中,演員可以即興發揮技藝,充分表演。但舞時從不唱。場面多少、時間長短、因觀眾多少而定,人員己滿則開始演小戲。人來不齊,由膏藥客插科打渾後,再來一次跑場。
膏藥客打渾:大場後膏藥客上場,調劑氣氛,並讓演員休息,以便後面的小戲演出。他上場時,撐著打開的傘,拿著虎撐緩緩而上,即興編詞詼諧逗趣。如演出中各角色都是女孩子扮演的,上場後就來段逗趣的話:“鑼鼓煞住樂自然,尊聲諸位聽我言,今年小屯這台耍,儘是女的缺少男。有心還想說幾句,我的膏藥又不粘。叫聲夥計們再把鑼鼓敲起來,膏藥不粘來二遍。”於是又跑一次大場後,才開始小戲的演出。
鄉土小戲:小戲“闖關東”已無人能演,目前常演的傳統劇目有“拉磨”“頂燈”“雙拐”“打灶王”等。這些雖然是流傳的農村秧歌戲,但由於運用當地民歌小調與唱腔,語言通俗風趣,表演中有舞蹈又有技巧,因而極受歡迎。如"拉磨"要充分運用方桌表演技巧,"頂燈"要頂著燈作些高難動作,所以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無怪乎當地有這樣的諺語:“聽見秧歌唱,手中活茬(活計)放一放,看見秧歌扭,拼著老命瞅一瞅。”充分表達出人們在擁擠中爭看秧歌,焦急與歡快的心境。
秧歌戲的音樂伴奏,一般用鏇律優美、音調多變、節奏明快、鄉土氣息濃郁、羽調式的民間吹打樂。秧歌的音樂與舞蹈動作配合密切,音樂中用來表現秧歌舞蹈"慢做快收"動律的附點八分音符貼切典型,音樂根據舞蹈情緒靈活運用,兩者在力度與速度上高度和諧統一。
秧歌戲的基本動作主要有“翠花扭三步”、“撇扇”、“小扭”、“棒花”、“醜鼓八態”等,表演程式有“開場白”、“跑場”、“小戲”三部分,跑場隊形有“十字梅”、“四門斗”、“兩扇門”、“正反挖心”、“大擺隊”、“繩子頭”等,還有《送閨女》、《三賢》、《小姑賢》、《雙推磨》等小戲。秧歌戲中,女性舞蹈動作抬重踩輕腰身飄,行走如同風擺柳,富有韌性和曲線美,“扭斷腰”、“三道彎”為其代表動作;“棒槌”的動作輕脆灑脫;“鼓子”的動作有“醜鼓八態”,韻味奇特。其音樂由打擊樂、嗩吶牌子、民間小調三大部分組成。當地老藝人用“抬重、落輕、走飄,活動起來扭斷腰”來形容秧歌戲的動律與風韻。舞蹈家們又把它歸納為“腳擰、扭腰、小臂繞8字(動肩)、手推、翻腕的有機配合。”而這一動律特徵的形成,關鍵在於腳掌的富有彈性,腳跟的靈活扭動,而這些特點都和過去演員腳上要踩著“蹺板”表演不無關係。所謂蹺板,即特別製成帶有假小腳型的鞋,穿上後只用前腳掌著地,褲中只露出小腳,以模擬纏足婦女的步態。
申遺歷程
2006年2月13日, 膠州秧歌申請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批准.2006年5月20日,繁峙秧歌戲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06年定州秧歌戲開始申遺.....
中國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秧歌戲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國戲曲聲腔劇種(下)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存在著語言及音樂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區別,因而從戲曲形成之始,就有民族戲曲和地方戲曲之分。因為流行地域的不同,從而在全國形成了360多個聲腔各異,特色鮮明的地方戲曲劇種。 |
中國戲曲聲腔劇種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存在著語言及音樂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區別,因而從戲曲形成之始,就有民族戲曲和地方戲曲之分。因為流行地域的不同,從而在全國形成了360多個聲腔各異,特色鮮明的地方戲曲劇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