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現 -百科知識中文網

名書簡介

韋伯研究專家權威全譯本，知名學者余英時作序推薦。

資本主義的興起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綜合體，它還有著特殊的精神風格和文化意義，其所呈顯的特徵處處和某種宗教上的倫理態度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現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本書從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探討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而不是其他大陸發軔和發展的根源，讓讀者看到隱藏在制度背後的精神力量，從另一個視角來重新認識這套西方花了數百年時間才醞釀出來的資本主義生活秩序。

本書收錄了韋伯“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一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第二部《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而其長度接近正文三分之二的注釋，則全面反映了韋伯十年來對所論述問題持續思考的研究心得，是目前內容最完整的中文對本。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宗教社會學論集》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出名和最有爭論的專著。韋伯試圖從比較宗教學的角度去說明貌似合乎理性的資本主義的運作制度背後卻由一套極為不合理性的新教倫理所支撐，即近代資本主義合理經營的態度是由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派的宗教倫理所驅使而形成的。

背景搜尋

1864年韋伯生於德國埃爾福特，出身於一個經營麻紡織工業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位法學家，活躍在當時的政界，母親是一個正統加爾文宗教信徒，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她對韋伯的成長影響極大。兒時的韋伯體弱多病，但智力過人。青少年時代的韋伯才高氣盛，頗為自負。
1881年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之後轉入柏林大學完成學業。1889年獲法學博士學位，並取得開業律師資格。1891年任柏林大學法學講師，1892年升為副教授，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受“社會政策研究會”委託，分析德國東部農業社會結構變遷及其對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以此為基礎發表多篇文章，開始其對德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具體分析。1894-1896年先後任弗萊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經濟學教授。
1897年韋伯因父親去世，受到很大刺激，第二年得了神經衰弱症，在5年之間反覆病發住院，研究工作一度中斷。1903年他健康狀況稍稍好轉，就恢復了研究工作。由於嚴重的神經疾病，在1898-1917年整整20年間不得不脫離教職，至1918年韋伯重新執教擔任維也納大學教授。
一戰爆發時，韋伯報名參軍不成，在海德堡一個後備野戰醫院管委會任預備軍官，義務組織9所戰時醫院。韋伯還曾以專家身份作為德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在會上反對簽署《凡爾賽和約》。
1919年受聘為慕尼黑大學教授， 1920年6月14日年僅56歲的韋伯因患肺炎在慕尼黑去世。
韋伯雖然患有嚴重的神經性疾病，但勤奮治學，長年堅持學術研究。同時還積極從事社會活動，韋伯曾與其他學人共同創辦了《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並擔任編輯，德國社會學學會也是在韋伯幫助下建立的。

內容精要

韋伯在該書中論述宗教觀念（新教倫理）與隱藏在資本主義發展背後的某種心理驅力（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生成關係。全書正文分上下兩篇，共七章。
韋伯力圖使用分析統計數字確立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興業興趣和成功率與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著某種相互關係。韋伯指出：“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對這種現象韋伯舉了許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從表面看似乎是由於天主教專修來世，新教著重現在的物質享樂，但同時卻又存在既苦修來世又腰纏萬貫、極度的虔誠和毫不遜色的經商手腕的驚人結合。這種結合使人們可以推測：“在以苦修來世、禁慾主義、宗教虔誠為一方，以身體力行資本主義的獲取為另一方的所謂衝突中，最終將表明，雙方實際上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因此問題只能是：“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或不管將其稱為什麼精神）的覺醒中往往被歸功於新教，必須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樣將其理解為對生活樂趣的享受。如果舊日的新教精神和現代的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什麼內在聯繫的話，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在所謂多少帶點唯物主義色彩或至少反禁慾色彩的聲色享樂中尋找，而應在其純粹的宗教品性中尋找。”

韋伯引證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班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分析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雖然很難說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證的班傑明·富蘭克林的話里，但這些話確實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資本主義精神。這就是“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違犯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奇特的倫理、一種精神氣質。就是說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並以此為目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當作一種目的，當作一種職業責任，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韋伯說：“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韋伯所定義的理想資本主義是有嚴格限制的，不是通過搶劫、掠奪等暴力手段獲得原始積累，而是以合理地計算收支，有條理地安排生產經營活動為特徵，這種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與新教徒那種井井有條、系統安排的入世禁慾主義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慾主義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一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之一。

理性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都只出現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韋伯看來，幾乎所有與理性資本主義有關的種種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上自古希臘時代延續至今的民主代議制度，下至體現理性化靈魂的股票、支票、債券等商業化手段，無不反映了理性主義的特點。西方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徵，就是理性主義。其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整個西方文明傳統。不同的文明形式產生各自獨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的現世禁慾精神，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倫理精神對於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資本主義精神

實際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對資本主義精神（甚至“資本主義”）的確切定義根本不可能。通讀全章，卻可以隱約感受到一種傾向或一種獨特的“精神”文明：精於職業，精於賺錢是一種美德。這種美德同時與這樣一個詞語相聯“天職”。我們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界定：“凡是在生產經濟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論是什麼性質的，是通過企業的途徑得到滿足的話，那么就是資本主義。簡言之，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是從事資本核算的企業，即套用現代會計學，編制資產負債表，通過計算來控制生產效率的生產性企業，）。上述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也許我們無法完全理解。但無疑可以抽取幾個相當有概括性的關鍵字：理性、資本主義企業、資金核算、計算。可以說：資本主義作為西方社會變遷的結果之一，依賴於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社會精神即韋伯所說的“個人或集體總的態度”或說“社會組織或個人態度問題”的理性化。這種理性化是屬於韋伯所界定的關於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類型中的一種：“倫理理性的行為”，這類社會行動可以根據行動所具有的對固有的自覺信仰來界定，如此，它是獨立於任何功能動機的，僅僅受制於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標準。我想這一理想類型的定義無疑正是理解韋伯宗教社會最重要的鑰匙。因為屬於這一行動類型的人從事行動時“主觀上常常認定行為具有無條件的，排他的價值，因此不會考慮行動的後果及完成行動的條件是否具備。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的行動僅僅服務於他們的尊嚴、義務、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諸行動的過程中不計任何後果、條件。雖然資本主義一經成熟，理性化充斥整個社會，人們便會拋棄上帝。正如《新教倫理》一書結尾時韋伯不無擔心的那樣：“當竭盡天職已不再與精神和文化的最高價值發生直接聯繫的時候，或者從另一方面來說，當天職觀念已轉化為經濟衝動。從而也就不再感受到的時候，一般地講，個人也就根本不會再試圖找什麼理由為之辯護了。”也就是說人的行為已從“價值理性行動”轉變成“工具理性行動”時，韋伯悲哀地說：“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鐵籠里生活。”這便成了另外一個問題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內容了。

新教倫理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過對聖經中Calling一詞的誤讀，和客觀上對禁慾苦行倫理觀的削弱，影響物質文化發展的方式和總的方向。”在下篇篇首，韋伯便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綱”，並通過對加爾文主義的總結歸納，敏銳地觀察了加爾文主義對“預定論”的重中與提升。可以看到：“對宗教改革時期的人們來說……他只有獨自一個人走下去去面對哪個永恆的、早已為他決定了的命運，誰也無法幫助他。”這一基本教義造成的直接後果是：使教徒明白“通過教會、聖事而獲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韋伯認為，“這裡達到了它的邏輯結局”。這樣，虔誠的教徒們從幽暗的、“寂靜”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從“排斥世塵的禁慾觀”走向“塵世內的禁慾觀”。
既然說，上帝的救贖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們怎樣在塵世中體現上帝的榮耀和表現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呢？——有人說“善行”，其實“善行不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時也成為了選民的標誌。”但，“善行不是用來購買救贖，而是用來消除罰入地獄的恐懼的技術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還有什麼東西呢？在中世紀，教徒們為了追求救贖，完全從塵世間隱退，認為這便是達到拯救的唯一途徑；宗教改革之後的“塵世中的禁慾主義者”認為“這世界便是他們的責任”，因此“對他們來說，財富的享受雖然是絕對禁止的，但致力經濟活動變成了禁慾者的天職，因經濟活動不但忠實地達到將倫理合理化的要求，並與嚴格的合理性相結合。假如成果伴隨獲利的結果，它被認為是種上帝賜福給信徒的顯示，這也顯示上帝笑納他經濟生活的方式”，與塵世外的禁慾觀相比，塵世內的禁慾觀將經濟活動不僅賦予了宗教倫理的意義，並且它本身就借著給予經濟活動的倫理的意義而合理化經濟行為/活動，他們“根據神的召喚，努力工作”。
這樣，我們毫不費力地將資本主義和新教論理聯繫在一起：價值合乎理性行動。新教論理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在資本的積累階段，發現作者從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向我們描述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動力，我和同學們討論後發現韋伯的著作是有一定客觀性的，經濟原因並不是促成歷史車輪推動的唯一力量，新教倫理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估計美國內戰前的南北分裂也許也是新教倫理和舊式的封建領主制度的鬥爭的反映，當時對於禁慾和享受還出於一種疑惑的狀態中，如何把握這個度的問題引發了南北戰爭？當然，這只是我在閱讀之後的異想天開，一切只是假設，需要我們閱讀體驗更多來證實。

資本主義精神

新教倫理

專家點評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傑出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是古典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經常和卡爾·馬克思以及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杜爾克海姆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被奉為當代社會學的三位精英。以其淵博的學識、精深的造詣、極為豐富的著述成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學術界一致奉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宗教社會學理論的鼻祖，在20世紀很少有學者能像韋伯那樣對社會科學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在近代歐洲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人，他所有研究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問題”。其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會學。韋伯一生致力於考察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從比較的高度，去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通過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韋伯試圖回答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現了一種被西方人所認為的其發展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究竟應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是韋伯著名的文化比較系列專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這一系列的第一項研究，也是韋伯自己所建立的宏偉大廈的一塊基石。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最初分兩部分發表於《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韋伯做了許多修改，並在注釋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時要回答各種批評。在這部著作中韋伯討論了伴隨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而出現的新教倫理以及後者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整個西方理性化進程的影響。
令人肅然起敬的是，韋伯的大量學術論文與專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幾年中以驚人的速度出版的。可以說，韋伯的重要成就，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都是在此期間做出的。韋伯在其短短的56年中寫出了眾多學術專著，但由於韋伯過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龐大的研究構想。韋伯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社會學，他創造性地框架了現代社會學的體系，他不僅僅在詮釋社會學研究領域有巨大建樹，在經濟史學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還廣泛涉及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宗教學、哲學乃至音樂、藝術等各個學科。韋伯的社會學及其相關的主要論著有：《中世紀商社史》（188年）、《羅馬農業史及其對國家法和私法的意義》（1891年）、《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神》（1904-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形勢》（1906年）、《古代社會的農業生產關係》（1909年）、《論廣義社會學的某些範疇》（1911-1913年）、《儒教與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猶太教》（1917年）、《作為職業的學術》、《作為職業的政治》（1919年）、《城市社會學研究》（1920年）。韋伯去世後陸續整理出版的有：《經濟與社會》（1921-1922年）、《音樂理性的及社會的基礎》（1921年）、《政治論文集》（1921年）、《科學論文集》（1929年）、《經濟通史》（1924年）、《社會學和社會政策文集》（1924年）、《國家社會學》（1956年）等。
克爾凱郭爾曾經說過：你信仰什麼，你就該生活什麼。通過韋伯的論證闡述，我們可以看到，信仰作為個體精神世界的基石，對當代西方社會個體產生的巨大“聚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