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儒”這個字,原本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它的字義是“優”及“和”的意思,說他們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足以說服別人。所以它只能稱為“儒家”。有的認為存在儒教,孔子教主,漢武帝利用政治權利把孔子學說宗教化,定儒教於一尊。隋唐時期“佛”、“道”、“儒”並稱為三教,此後,三教出現合一的趨勢。在封建政權的支持下,儒教體系完成於宋代,它以中國封建倫理“三綱”、“五常”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養方法。信奉“天地君親師”,“君親”是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權神授的神學依據;“師”相當於解釋經典、代天地君親之言的神職人員。
《四書》、《五經》是儒教的經典,祭天、祭孔、祭祖是規定的宗教儀式。童蒙人塾(學)讀書,開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時,要對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從中央到地方各州府縣建立孔廟(又稱文廟、夫子廟、學宮等)。作為教徒(儒生)定期聚會朝拜的場所。雖然在認識上各有不同,但是無論稱為“儒教”或是“儒家”,其創始人均是一個孔子。
儒教(家)學說,很符合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利益,到漢武帝時,就向全國宣布,拋棄百家的學說,表彰儒家的思想,要大家閱讀“六經”。使用儒家思想來治國,把儒家思想提到唯一獨尊的地位,從此以後,各個朝代實行“科舉制度”,都以儒家作為考試做官的唯一課題,這就迫使人們非學習儒學不可,因此,儒學得以長期發揚光大。儒學統治中國達千年之久,它起了穩定封建秩序、延長封建社會壽命的重要作用。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本來就是直接繼承了殷周奴隸制時期的天命神學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發展而來的,這種學說的核心就是強調尊尊、親親,維護君父的絕對統治地位,鞏固專制宗法的等級制度。所以這種學說稍加改造就可以適應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進一步發展成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還不是宗教,只是作為一種政治倫理學說與其他各家進行爭鳴。由儒學發展為儒教是伴隨著封建統一大帝國的建立和鞏固逐漸進行的,曾經歷了千餘年的過程。孔子的學說共經歷了兩次大的改造。
第一次改造在漢代,它是由漢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漢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宗法專制國家需要一套在意識形態上和它緊密配合的宗教、哲學體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傳適合漢代統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統治者集團利用機會從唐末五代分散割據的混亂局面中撈到了政權。他們鑒於前朝覆亡的教訓,把政治、軍事、財政、用人的權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對外寧可退讓,對內則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思想文化領域裡也要有與它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相配合。
漢唐與宋明都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國家,但中央權力卻是越來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統治方法也越來越周密。為了適應宋朝統治者的需要,產生了宋明理學,即儒教。儒家的第二次改造,雖說完成於宋代,追溯上去,可以上溯到唐代。韓愈推崇《大學》,用儒家的道統對抗佛教的法統。李翱用《中庸》來對抗佛教的宗教神秘主義。到宋代朱熹則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定為“四書”,用一生精力為它作註解。朱熹的《四書集注》被宋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定為全國通用的教科書。“四書”從十三經中突出出來,受到特殊的重視。
儒家思想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漢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時期魯國人)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華人的主流思想基礎。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清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衝擊,不過在歷經多種衝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剷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並在世界上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民族傳統的標記。
由來
“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術士。《說文》:儒,術士之稱。《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儒教以孔子為至聖先師,而有神論者則把孔子神化為承受天命的教主。
儒教思想除了“先王之道”以外,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也很重要。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當中就有很多關於倫理關係的主張,比方說“孝”、“仁”,生活方式上主張節儉、富貴不淫等等。在性別上,認為男女有別,陰陽互補,傳統社會是“男尊女卑”。儒教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來進行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改變,並且把這看作社會動亂的根源,而主張通過學習文化知識、建功立業的方式,而政府也安排相應的“選賢與能”的制度。
漢朝孝武皇帝時定為中國官方統治思想,此後2000餘年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古代中國人把儒教叫做“聖教”。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廢止讀經,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國早年還曾有“打倒孔家店”的運動,到國民政府時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為國家祭祀。1949年後,中國大陸否定儒家思想,並曾有批林批孔運動,而在台灣則有相反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國大陸在進入改革開放以後,儒教重新逐漸得到重視。儒教至今對很多中國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響。儒教也是古代韓國和越南的官方正統思想,現在儒教對韓國、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主要思想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哲學重人的自身修養,要與身邊的人建立一種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講禮貌。朋友之間真誠守信用,“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提倡人要到達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境界。
儒家思想的特點和地位
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圖一統宇宙,把“自然”、“科學”和“人”、“社會”的問題建立在一個體系之下,而人類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呈現日漸增長的狀態,因而過去宗教的設論不斷地變成謬誤;在當時無法理解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各種宗教則做了各種編造。儒家思想並非“自然”、“科學”,而是人和社會,是人類的課題,在這些課題上儒家思想建立起了具有價值的價值體系。
產生背景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代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大問題,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是中國歷史上學術與言論的開明時代。
形成時期: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複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發展時期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漢初,當時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謂黃老道行無為之治。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犟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的根本。鑒於秦朝苛政的覆滅,統治階層意識到仁政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
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朝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鼎盛時期
自漢以來至今,
儒家思想在絕大部分時期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 漢朝以後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時發展為程朱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相當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民國以後,儒家從思想到形式的系統體系在民間和官方的存在轉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在中國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對儒家思想也發生了各種爭論;其中學衡派的學人對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儘管政府當局曾經帶頭“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國人價值觀中的主流地位並不可能去除,並因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其影響至今,但改革開放以後儒學重新受到部分人重視,當今亦有所謂新儒學。
教義演變
儒教教義的演變分為兩個大的階段。1、漢學。
第一階段是尊五經、重視禮儀制度建設的“周孔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之前的教義稱為“漢學”。
2、宋學。
第二階段是尊四書、重視培養內心虔誠的“孔孟之道”。而宋代開始的儒學被稱之為“宋學”。
禮儀制度的建設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學更加要求自覺自愿地遵守禮儀。南宋時朱熹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為“四書”,“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6]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南宋以來的科舉考試重心也轉向四書,標誌“宋學”理學成為主流。在後人看來,宋學過分強調內心修養,因而失去了治理國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學的主張者看來,搞好內心的修養,就能夠精通國家各項制度,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他們認為,人人心裡都有一個天賦的遵守禮儀制度的天理,要通過內心的修養,把這個天理開發出來,或者說,是把這被私慾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顯現出來。
神道設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們所從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這個教育教化,不僅是指學校貴族教育,而且是對廣大民眾進行教化。這個教,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教育,而是藉助神祇進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設教”。“神道設教”是儒教聖經《周易》里的話:“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觀·彖》)依照儒者們的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眾,民眾容易接受和服從。後世有人把這句話解釋為儒者們自己不信神祇,而僅僅用神祇來教育民眾,乃是對儒教的誤解。現存所有的儒教文獻,都找不到儒者們不信神祇的記載。儒者們有時抨擊或否認某些低級的神祇,那是為了維護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擊該教之外的神祇一樣。神道設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這個概念,被學界,包括宗教學界認為是個“外來語”,實際上,這是中國古代原有的辭彙。其意義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眾,也就是神道設教。據許慎《說文解字》:“宗,尊祖廟也。從宀從示。”“宀”表示的是一個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從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蓋個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眾,合於天理,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迄今為止,但凡至少脫離了原始狀態的宗教,無一不是部分人藉助神祇的意思來教育民眾的一種社會現象。因此,宗教這個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說是更加準確而深刻地反映了這類社會現象的本質。
現代發展
儒家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就是新儒學,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是新儒學的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在西方文明衝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學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日趨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思想,即用儒學來解釋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書》等。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是新儒學的嬗變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孫文的籍古創製,孫文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慕儒家體制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在《建國方略》中慕仿周禮制訂了非常詳細的“結會”“動議”等程式和儀規;在《民族主義》講稿中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在《民權主義》講稿中以儒家“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來講解真平等與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講稿中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是新儒學的開宗明義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梁溯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開始在“新儒學”旗幟下進行的儒學研究。新儒學開宗的政治基礎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含有儒學的內容。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於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代表作有梁溯溟的《鄉村建設》、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繼承陸王心學構築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和馮友蘭的“新理學”。總的說來,新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學遭到普遍責難的時候出現的。這一階段的新儒學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
從新中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新儒學的沉寂階段,這一階段不僅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歸於沉寂,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是新儒學的恢復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尚在進行之中。恢復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過去的一些新儒學著作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術界開始反思和討論新儒學的功過利弊。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在過去“新儒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儒學和新儒學進行徹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為今用。發展階段的新儒學是當代和諧文化的組成部分,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大眾儒學,是一種新的新儒學研究派別,是當代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義是劉周在“全世界都來踐行大眾儒學,促進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倡議書)”和“劉周倡議書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眾儒學的主要觀點是:
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仁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成員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會的道德秩序,使社會成員對自身的社會地位都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體情況的道德規範,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即沒有意識形態基礎)。社會成員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所以儒學是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和階級形態的社會統治方略和社會管理學說。儒學在歷史上曾經作為我國奴隸社會某些諸侯國在某些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又是我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史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仁和禮的關係是仁禮一體。不講仁只講禮,禮就不會被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就會遭到反對;不講禮只講仁,社會成員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不可分的。社會發展會使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變化,禮的一些具體內容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予以改變和調整,這種改變和調整是仁的體現。
儒學“仁禮一體”的體系中包含了法的內容,禮和法應該很好的結合。禮的作用主要是預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懲罰犯罪。對犯罪個體的懲罰不是法的全部意義,懲罰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即能不能從總體上減少全社會的犯罪)才是懲罰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層踐行的“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的禮法體系,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學“民貴君輕”的思想,表明儒學不是把“君”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儒學對“舜娶而不告”和“湯武革命”的贊成,表明儒學不是片面維護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違背仁和禮的時候,居下位者是可以採取積極的或消極的手段來維護仁和禮的。所以,儒學的本質就是大眾儒學,其根本精神是維護國家社會的和諧運行。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學說,而且與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學說,乃至民主革命學說和共產主義說都是兼容的。
儒學“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表明禮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標,就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暨全社會的和諧。儒學認為,踐行仁禮和維護仁禮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湯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復禮”而不是作亂。所以,他們不是在破壞和諧,而是在恢復被破壞了的和諧的基礎。所以,“湯武革命”與“克己復禮”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創造和諧、促進和諧的行為。儒學承認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維護仁禮的責任和權利,可以使人們(尤其是居上位者)在違背仁禮方面,不致走得太遠。可以使人們在破壞和諧基礎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遠。因此,只會對維護社會和諧產生積極作用。它同時也表明禮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學文化就是和諧文化。
信仰祭祀
最高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在儒教經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稱號是上帝,或稱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稱來自《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論語·堯曰》:“敢詔告於皇皇后帝”。《尚書·堯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遍於群神。”中國古代的上帝,就是當時中國人的祖宗神。其中最優秀者,是黃帝和炎帝。而所謂“炎黃子孫”,首先是說,天子們的家族,乃是黃帝或炎帝的後代,後來就成為中國一般人祖宗的代稱。也就是說,秦漢及其以前,中國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們的祖宗。隋唐時期,國家統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據《周禮》正式確定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義,則依據儒者毛氏對於《詩經·黍離》中“悠悠蒼天”的解釋,認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氣”,而上帝的意思是說,天就像君主一樣統治著世界。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托之於天,故稱上帝(《宋史·禮志》)。
到了宋代,儒者程頤對於昊天上帝作出了進一步解釋,認為那一團元氣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體;存在於元氣之中並且和元氣不可分離、主宰著元氣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天,或者上帝,就是理。這樣的上帝觀經過儒者朱熹的認可,成為元明清時代上帝觀念的正統解說。“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教聖人
儒者們認為,上帝給人類指派了君和師,讓他們來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測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知周萬物,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聖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雖是神之所為,亦是聖人所為。”“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言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故為萬夫所瞻望也。萬夫舉大略而言。若知幾合神,則為天下之主,何直只雲萬夫而已,此知幾其神乎者也。”“聖人之神道設教,觀乎天而得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之所以為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聖人之所以為神也。”“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聖人是上帝的使者。孔子死後,按照傳統的祭祀原則,他可以在家鄉享受自己後人的祭祀,也可以享受學生們的祭祀,但不是國家的公神。漢初,劉邦路過孔子家鄉,曾經祭祀過孔子,然而那僅僅是個人行為,是一個後人對於先聖或者先賢的崇拜。西漢中期,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於未能妥善安排對於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發怒。當時的國家政權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後代,接續先王的祭祀。到東漢,國家才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後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後,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後,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選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對於注釋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後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歷代著名的儒者。宋代,從祀制度逐漸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回、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26]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後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後歷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後來的儒者,也以死後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
泛靈論
儒教百神,組成像人間官僚系統那樣的等級體系。每個神的品級、爵位,一般說來是由儒者規定的,並載入國家祀典。平素,它們依照規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諸侯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時,則依品級配享而從祀於天壇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稱為“淫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27]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則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種自然現象,風雨雷電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對人有益或者與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動物、植物,也可以成為儒教的神祇。各種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們成為神祇,必須得到國家的認可,納入祀典。否則被認為是“淫祀”,即超出規定的祭祀。這樣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對,認為它不會帶來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淫祀
所謂“非其所祭”,就是說祭祀那些不該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處於自己境內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夠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幾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孔子是國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規定,只能由儒者進行祭祀。官員可以祭祀孔子,因為獨尊儒術的國家,官員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天子視學,也須祭先師。天子出征歸來,要向先師行獻俘禮,報告成功。”在歷史上,儒教國家對於民間不斷興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種態度。
其一是將它們“招安”,收歸國有。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城隍、關帝、梓潼神(文昌)和媽祖。
其二是禁止。歷代都有作為國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傑等,禁止他們認為危害社會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毀廟宇,破壞神像。
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國家遭遇大難大災時,甚至也會委派國家官吏去向這些神祇祈禱。
主要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
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深刻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漢族及中國其他民族等民眾最基本的主流價值觀。“禮、義、廉、恥、仁、愛、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價值觀,它們一直是指導絕大部分中國人日常行為的基本意識規則。中華民族禮貌友善、溫良忠厚和認真刻苦的氣質,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漸形成的。但也有人認為,儒學忽略了人的個性。周思明教授說道:“這一點在宋明理學以後發展得越來越嚴重。就是儒學經過了董仲舒到了宋明變成了理學,理學後來到了明清,變成了禮教。總的趨勢是人文精神越來越淡薄,越來越削弱。人的自身價值越來越被忽視和壓制,那么在明代中後期,已經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比如王陽明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像這樣一些學者,像李贄公開反對,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他們比較犟調要重視人的自我價值。”
在近代,由於中國的落後,面臨亡國滅種的現實危機,使得大多數知識份子不得不反思中國落後的原因,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是儒家思想造成中國的落後局面,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主要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目前海外的儒教(孔教)組織簡介
1、香港孔教學院
香港孔教學院是大陸孔教運動失敗以後康有為弟子陳煥章博士、進士,於1930年在香港創辦的。他自任院長,以弘揚孔道及興學育才為宗旨,設立孔教中學(後易名為大成學校),並以宗教形式弘揚儒學,將孔教的聖火保存下來。第二任院長朱汝珍,將孔教學院註冊為慈善組織。第三任院長盧湘父也是康有為的弟子,很有辦學經驗,辦學認真,重品德教育,誨人不倦,以身作則,躬行實踐,還創辦了孔教學院下屬的中學及國小。第四任院長黃允畋,1978年同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個宗教團體組成“香港六大宗教領袖座談會”。1992年,湯恩佳當選為孔教學院院長,在宣誓就職典禮上提出要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重新點燃孔聖之火。從此,以孔教儒學為主軸的宗教文化復興運動蓬勃展開。孔教學院是集文化、宗教、教育、慈善為一體的多功能愛國愛港團體。經孔教學院歷任院長的努力,孔教在香港與其它五大宗教並列。在孔教學院的推動之下,孔教在世界上的實際影響也越來越大。香港宗教界人士一向承認孔教為宗教,孔教學院與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共同組設香港六大宗教領袖聯席會議,香港六大宗教的合作精神,實為世界各地宗教樹立了楷模。孔教是聯合國確認的十三個傳統宗教之一,孔教與世界各大宗教相互承認。瑞士世界宗教會也承認孔教為宗教,並邀請其參加1989年在澳洲墨爾本市舉行的第五屆世界宗教和平會議。孔教學院還以宗教社會團體的方式參與香港的政治和社會事務,《香港基本法》定孔教為宗教團體。
2、澳門孔教會
1909年成立,初附屬於北京孔教總會 ,及後才獨立。 宗旨以“尊崇孔教,發揚聖德,興學育才,增進文化”為本。華人向來重視道德教化,為弘揚儒家的道德精神與文化,孔教在1913年已成立國小堂,以推動民間教育。1960年,孔教更編印《孔教中學經選》,選錄了共74條自《 論語 》、《 孟子 》及其它儒家經典中就孔儒仁義禮智信的名言,供學生背誦學習。每逢農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聖誕 ,澳門孔教會帶領社會各界華人和學校舉行紀念與祭典儀式。其舉行的儀式採用古制,包括:盥洗禮,迎神禮,奠帛初獻禮,晉祝禮,亞獻禮,三獻禮,受胙禮,送神禮,望燎禮等,儀式由澳門孔敎會主持。
3、印尼孔教會
1900年3月17日印尼華人社會尊孔人士組織了“中華會館”,主要致力於華文教育和弘揚儒家學說,可以說是印尼孔教的先驅。印尼真正的孔教會於1918年在中爪哇梭羅成立,是由梭羅通神學分會(Solo Theosophica Ioge)的5名成員倡辦的。1923年,散布各地的孔教會聯合了起來,在萬隆成立孔教總會,以傳播孔教為宗旨。1927年全印度尼西亞共有26個孔教會,教徒人數不詳。中華會館和孔教會都把孔子當成聖人,把孔子的學說看作宗教,把四書五經當成孔教的聖經。1955年,為了促進儒學的發展,經過重新組織的印尼孔教團體聯合會在雅加達成立。該組織後來又改名為印尼孔教中央理事會。散布印尼各地的孔教團體都先後加入進來。自60年代中期開始,印尼政府實施反共排華政策,對華人實行全面的強迫同化。在全面同化的困境中,華人的宗教包括大乘佛教、孔教、道教、傳統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等就成為印尼華人維持民族特性、弘揚傳統文化的主要形式。這樣,儒家思想在學術理論層面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發展,而在宗教信仰和大眾文化層面上,如在禮儀習俗、道德規範、飲食習慣、文化生活等方面,卻得以繼續保持和弘揚。印尼孔教會組織龐大,目前有120多個孔教分會散布在印尼各個島嶼,估計有四百萬左右會員。現任孔教最高理事會主席陳清明。印尼孔教會組織深入華族下層階級,影響極廣,尤其在印尼政府改革開放以後,各地尊孔人士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組織孔教會。現在,孔教徒可以在自己的居民證宗教信仰一欄填上“孔教”,並以孔教儀式進行結婚禮然後在政府民事登記部註冊,信仰孔教的學生也可以在學校的宗教課里學習四書五經。
4、印尼三教會(Sam Kauw Hwee)
是以孔教為主兼容佛、道二教的宗教組織。1934年5月由郭德懷創立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宗旨是:統一、弘揚和信奉孔教、佛教與道教,即將三教合一,把孔教的虔誠、佛教的超凡以及道教的養性分別或結合起來加以倡導。1982年5月29日、30日舉行第7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1982-1985屆全國理事會,阿吉&8226;傑傑(Agi Tjetje Sm HK)碩士任主席。
5、新加坡南洋孔教會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現任會長是盛碧珠女士。南洋孔教會的發展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過程。20世紀初,在國內孔教運動的影響下,南洋各地紛紛回響,檳城、詒保、馬六甲等相繼成立了孔教會。1914年,林文慶博士等發起在新加坡成立了得實力孔教會,會址設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員數百人,大多是商會會員。1942年,新加坡淪陷,在日本暴政的統治下暗無天日,得實力孔教會一切活動都被迫停止。直到1949年,正置孔子誕辰2500周年紀念,得實力孔教會中的有志之士,同心同德,力圖復興,遂改名得實力孔教會為“南洋孔教會”,會長為鄭振文先生,總務黃曼士先生。1986年,董事會推選盛碧珠女士為會長。從2004年開始,本地儒學和學術團體再次團結,門戶開放,所有會員都加入歷史最悠久的孔教會,也吸引很多學者加入,例如陳榮照教授、蘇新鋈教授。南洋孔教會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孔教總會的分會,他們也是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開展弘揚孔道的活動的。他們有錢的出錢,有智的出智,有力的出力,共同承擔宣教的大任。南洋孔教會組織進行一些崇孔活動,對新加坡社會道德規範的建立,以及促進這個多元文化宗教的國家和諧方面有積極的貢獻。
6、新馬德教會(Moral Uplifting Society)
新加坡、q華人宗教慈善團體。1939年創建於廣東潮汕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傳到香港和東南亞地區。自稱崇奉世界五大宗教教義,即儒教的忠恕,道教的崇德,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愛,伊斯蘭教的慈恕。主要從事慈善事業,如開設收費診所,救濟窮人,開辦孤兒院等。1952年在馬來西亞怡保市成立第一個德教會,稱為濟德閣。1954年在新加坡成立紫新閣。其後成立的德教會均分別冠以“紫”字或“濟”字,並據此分為紫系和濟系兩大派。1956年,紫系8個德教會在怡保市舉行會議,決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德教總會,同時以馬來西亞聯合邦德教聯合會之名在馬來西亞註冊。1985年,馬來西亞德教聯合會會長為黃錦添。當年馬來西亞有61個德教會,新加坡有5個德教會。德教在新加坡有廣泛傳播,現有德教五會所:紫新閣、紫盈閣、紫經閣、濟雲閣和濟芳閣。新加坡的德教組織原屬南洋德教總會的成員,後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南總不得不相應改變為馬來西亞德教聯合會,1987年2月22日在怡保召開大馬德教圓融大會,才正式易名為“馬來西亞德教聯合總會”。兩國德教組織繼續友好往來。德教奉祀五教教主,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擴大為五教同源的概念,成為“萬善歸德,五教同宗”。以老子為主,孔子像在次,儒學為理;德教規定十章“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智”,作為會員的行為標準。
7、馬來西亞馬六甲孔教會
馬六甲孔教會據說在戰前已經成立,當時稱為聯邦聖教會,成立日與初期領導的資料已難於找尋,可追溯的會所是在馬六甲板底街橋頭的雲林閣。戰時便停止活動,後由廖新興,楊紫沉,葛馥生等人租下做為聯邦聖教總會會所。並在1950年產生首屆委員會,由吳仲坦為首任會長。當時會務活動相當頻繁,大多以民間風俗為主,有比較濃厚的宗教氛圍,供民間禮拜孔子,會內也舉辦打坐活動,在農曆月中之節辦法會,大成節(孔年聖誕)舉行祭孔。1953還出版了第一本紀念特刊。後來因環境的變遷,後續乏人等原因,日漸衰微。1972年,由沈慕羽接任主席(任職至今),取消祭拜的方式,改為提倡學術性的儒家思想活動。馬六甲孔教會歷年來,經常有舉辦孔子聖誕紀念會,近年來的紀念會包括請一些學人做主題演講會。 2001年6月20日成立社團註冊委員會,起草章程,2002年7月9日獲得批准,定名“馬六甲孔教會”(Pertubuhan Confucius Melaka)。在2001年搬入甘光拉班華麗園。 2004年8月1日馬六甲孔教會舉行了自己會所的動土興建儀式。新址於Jalan Portugis,75300, Melaka,2005年9月26日舉行開幕典禮。會所中2.5公尺重500Kg孔像是由中國山東省政府所贈送。
8、台灣的中國儒教會
“中國儒教會”前身為“台灣省聖教神明會”鸞堂系統,的確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民間宗教團體。晚清以來鸞堂信仰(鸞堂是台灣民間信仰頗為興盛的宗教流派,又稱鸞門、聖堂、聖門、儒門,或稱儒宗神教、儒宗聖教、儒宗鸞教等。鸞堂標榜以儒為宗、以神為教,主祀恩主公)傳播至台,在發展過程中部份鸞堂以儒為宗、定名儒宗神教,並成立中國儒教會。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民生富足,關心世道的越來越多,捐獻財物在所不惜,都致力於扶乩闡教工作,信者日眾,儒教前途正呈現一片輝煌遠景。
9、台灣“大易教”
創辦人易陶天,是台灣本土性宗教,非制度性的民間宗教,基本宗旨是反本復始,歸宗大易,而又把“人更四聖,事歷三古”的大易現代化了的儒教,所以又叫今儒教。“大易教”亦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一個民間宗教團體,教主、教義、教會這宗教三大要素都完備而信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的宗教,主張“今天的儒教”應再加以復興,因此,大易教也就是今儒教。“大易教”與弘化院系統關係密切,有扶乩的習慣,希望綜合各教的主張,有“綜攝宗教”的特色,希望整合各大宗教團體的教義,建立新的宗教團體,有哲學化、理性化的發展。
10、台灣一貫道
一貫道,為中國民間秘密宗教之一。起源於明朝中葉,盛行於明末清代。最初稱為羅教,由山東人羅清所創立,之後分化各種不同教派,如先天道、天理教等,一貫道是清末才興起的一支。“一貫道”這個名稱開始於清德宗光緒12年(公元1886年 ),發源於山東,之後拓展至各地。1930年,山東人張光壁任一貫道的教首,在濟南設了總壇。張光壁曾經日寇當漢奸。1936年,“一貫道”道徒增到數十萬人,引起蔣介石的注意,後將張光壁軟禁在南京,其歸順蔣介石後被釋放。1947年,張光壁逃亡四川,後在成都暴斃。1950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一貫道屬於反動會道門組織,宣布予以取締和打擊,一蹶不振,但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完全銷聲匿跡。台灣光復後,大陸的一貫道信徒開始到台灣傳道,一度獲得迅速發展。但隨後被台灣當局以一貫道“涉及迷信及妨害地方治安”為由,進行取締或打擊,但並未能完全阻止其進入地下活動。1987年,台灣當局解除對一貫道的禁令,一貫道因此獲得迅速發展,影響力迅速擴大。到2000年,一貫道道場達3124個,居台灣各宗教的第四位;教職人員2281人,信眾84.5萬人。另設有34所學校,29所醫療機構,30個出版社,在台灣民間的影響力不可輕視。
11、越南儒教會
儒學在越南與中國非常相似,主要是以學說形態存在,但也有體制化的準國家宗教和散亂的民間宗教形態。越南首都河內有座很大的孔廟,這座國家級的孔廟是該國尊孔崇儒的象徵。大成門、奎文閣、大成殿中的多幅對聯,都充滿了尊孔崇儒的氣氛,其大成殿內前後二殿,前殿正中有清康熙皇帝像,正在御筆親書“萬世師表”四個大字。後殿則供孔子與四配塑像。與各國所不同者,孔子及四配所穿袍服及所戴冠冕皆明代裝束,體現在我國明朝時,越南儒學達到鼎盛階段的事實。越南孔廟又稱國子監,這裡是國家的太學,是用儒學經典教授生員的最高學府。奎文閣後院兩旁林琅滿目的碑林,記載著大量歷代中試人的名錄。越南還有許多孔廟,如北部的諒山、中部的順化、南部的西貢(胡志明市)等。北部海陽省錦樣縣有座茅田孔廟,戰爭中遭摧毀。戰後不久,百姓自發捐資建成,人們在這裡舉行祭孔活動,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在南部偏僻的邊和縣也有孔廟、文津渡,許多關帝廟、海神娘娘廟中也供奉孔子。南部大城市胡志明市有孔子路、孔子大道。由民間集資樹立的孔子雕像,居於大道正中。在越南各地還有為歷代大儒修的紀念祠廟,如阮秉謙祠等。
12、越南孔學會
著名的有孔學會與古學會。孔學會1955年成立於西貢。該會旨在弘揚孔孟之道,辦有《明新月刊》雜誌。古學會1955年成立於順化,宗旨是提倡孔學和保持越南傳統文化,以祭孔為主要任務,會址在順化彝倫堂。
13、韓國儒教學會
這是為了把儒教當作學問來研究,當作思想來發展而組織的儒教研究團體。1985年由立志發展儒教的學者發起.把儒教當作學問來研究,當作思想來繼承和發展,實現儒教的系統化、現代化、大眾化做出貢獻是這個學會的宗旨。辦公室在成均館大學內,設有總會和理事會。進行組織儒教思想學術會議、學術發表會、儒教思想講演會、學術講座,辦理髮放儒教思想學術研究費、補助費及獎學金,聽取匯報,發行研究雜誌及其他工作。每年主持召開儒教思想學術會議,以培養有利於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提高儒教思想講座水平和道義精神為目的而召開的儒教思想全國巡迴講演會,為儒教的大眾化及確保儒教思想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從1986年開始每年發行學會雜誌《儒教思想研究》。
14、韓國成均館大學
韓國的儒教總部,位於韓國首都漢城,1398年建立朝鮮王朝唯一的國立大學。作為連線韓國古代王朝高麗時期的大學,統一新羅時期的國學,高麗時期的國子監,成均館是韓國大學教育的發源地,也是最初的國家教育機關,是韓國最頂尖的大學。學校現有21個學部,1027餘名教授,22000餘名學生。朝鮮太祖7年,1398年以儒學要諦仁、義、禮、智為基本,建立起來的成均館在國家生死關頭培養出許多愛國忠義的歷史人物。從平定韓國哲學界的退溪和栗谷,到愛國啟蒙思想家丹齋和柏嚴,成均館出現了很多在民族史上做出傑出貢獻的英雄人物。這些人物又建立了民族正統大學成均館大學校。在600年多的發展歷史上,成均館大學又在創建新的歷史,從國內大學到世界大學,再轉變成為未來型大學的成均館大學,始終如一保持和繼承民族事業,是真正的民族大學。著名的有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1958年建院,其宗旨是研究東洋儒學,探討民族文化,定期有大型宗教活動。成均館大學的校訓為:仁、義、禮、智。充分的反映了學校的儒家辦學思想。這四項基本美德表達的是人的精神、行為、意識以及智慧等四種固有的內在元素。“仁”告誡人們要充滿愛心;“義”告誡人們要分清是非善惡;“禮”告誡人們要懂得容忍與寬容;“智”告誡人們要善於觀察與理解。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內在的優點與善良的一面,但是同時又指出這些優秀品質需要被喚醒而且需要隨時滋養。這四點包含著成均館大學建校哲學的校訓,已經成為了“公正求實”的高等教育目標的基礎。
15、日本儒教會
儒教乃本朝傳統文化精髓,對周圍國家有很大影響。儒教雖然很早就傳到了日本,但始終只是作為一類學問在貴族階層中流傳。在江戶時代,由於戰亂終結,武士們停止殺伐,開始官僚化,急需治理國家的先進經驗。又由於儒教中程朱理學具有讓百姓安分守己遵循秩序的信仰力量,所以幕府就定程朱理學為官學,一方面組織武士階級學習,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向百姓灌輸,以求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經過德川朝二百六十餘年的經營,儒教由原先貴族獨占的傳家寶一躍成為日本一大國教,並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其它宗教、思想無法比擬的推動作用。
宗教組織
儒教沒有在政權組織以外建立自己的組織,政權組織,同時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組織,即《周禮》的官職結構。在這個組織中任職的官員,同時也是一種教職,執行宗教的職能。高居於整個政權組織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僅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最高的教職。他是天子,是“聖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擔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則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級官員,依自己不同的品級,擔任不同的祭祀任務。在朝廷任職的官員,還常常作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執行祭祀任務。
各級地方主官代替了原來的諸侯,祭祀境內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祈雨。古代的個人文集中,凡擔任過地方主官的儒者,幾乎都有與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靈有關的詩文。比如葉適,被認為是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葉適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禱雨文》數篇。
祭祀的次數也有規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兩次。規定之外,每逢大事,還有隨時祭祀,將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報告,稱“告”禮。封禪,是在獲得巨大成功時實行的最隆重的告禮。
在這些較為隆重的禮儀之外,還有平素進行的簡易禮節。比如學宮祭孔,在春秋兩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還有兩次較小的祭祀。再次,則學生每日上學,也都要向孔聖行禮。中國民間流傳著一句話:“禮多人不怪”,其實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較正常的現象。
祭品,也有種種規定,從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禮儀中,有一項是“薦新”:“其四時新物初登,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四月以嘗麥,七月登谷,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通典》卷四十九)漢惠帝時,叔孫通說,古人有春天嘗果一說,於是將櫻桃進獻宗廟。從此以後,瓜果蔬菜也成為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