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宗教改革中的“天職”觀念
在對近代資本主義進行考察的時候，韋伯發現，近代資本主義除了以其理性主義的特徵區別於傳統社會中的資本主義之外，在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或者資本主義倫理中，最重要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天職觀”的觀念。他說：“事實上，這種我們今天如此熟悉，但在實際上卻又遠非理所當然的獨特觀念——個人對天職負起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所渭“天職觀”，它是一種剝於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這種義務；至於職業活動到底是什麼，對於天職觀來說，倒是無關宏旨的。韋伯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流行的以理性方式從事資本主義工商活動，就是一種天職觀的表現。說來奇怪，這種近代資本主義的天職觀卻是從新教改革中作為宗教倫理基礎的“天職觀”發展起來的。
德語euf(職業，天職；相當於英語的9：職業、神召)本來是一個宗教的概念，意指“上帝安排的任務”。但在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對《聖經》的翻譯中，卻首次將這個詞與世俗意義的“職業”一詞的用法聯繫起來；從此，“天職”這個詞不僅指上帝委派的工作，而且指上帝委派的這項工作是要在世俗的職業中實現的。韋伯將天職的這種觀念的轉變視為宗教改革的結果。他說：“個人道德活動所能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務的義務進行評價。正是這一點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職業的思想。”m從這種職業思想出發，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
韋伯比較宗教改革前後基督教禁慾觀的變化說，在改革前，天主教的禁慾方式，以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認為世俗活動是肉體的事情；儘管它體現了上帝的意志，但世俗活動只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如同吃飯一樣，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而宗教改革以後，人世活動是為了上帝。路德首先提出，修道士的生活毫無價值，而且修道士生活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的責任。與此相反，履行職業的勞動在他看來是胞愛的外在表現。他以勞動分工迫使每個人為他人工作來證明這一點。這種對世俗活動的辯護，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後果之一，路德在其中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韋伯指出，路德的職業觀念仍然是傳統主義的，他不可能在世俗活動和宗教原則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在任何意義上是根本的聯繫。他所謂的職業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須使自己適從的、神所注定的事。單純在路德意義上的職業觀念對我們研究的問題的重要性至少是有疑問的。但這不等於說，連路德對宗教生活的革新對我們研究的問題也沒有某種意義，恰恰相反。只不過這種意義很明顯不是直接來自路德及其教派對世俗活動的看法。路德精神的後繼者們在加爾文主義以及其他新教教派那裡發現了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加爾文主義中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關係，同天主教或路德主義相比，是很不相同的。
這樣，韋伯便從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倡導一種新的“天職觀”開始，轉入了對加爾文宗和其他新教各教派的宗教倫理的考察。他認為，正是這些宗教改革以後出現的新教教派中的宗教倫理，揭示了宗教倫理與世俗倫理的內在聯繫。
故事發展
宗教改革以後出現的主要新教教派有四支：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從浸禮運動中分裂出來的一些宗派。韋伯通過對這幾支主要新教教派教義的考察得出這樣的看法：信仰新教的教徒，其生活方式，包括世俗生活的倫理，都是由其教義中的宗教倫理所決定的。而且，無論這些新教教派的教義彼此之間有何不同在強調人世禁慾這一點上，它們彼此之間是共同的。比如說，基督徒信仰的唯一目的，是為了獲得上帝的恩寵，而新教“儘管在不同的教義中獲得恩寵的方式不同，但它決不能憑魔術般的聖事來取得，也不能靠相信懺悔來達到，更不能通過個人的善行來獲取這一點卻是共同的。只有在證明具有自然人生活方式明顯相異的特殊行為方式之後，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恩寵，由此產生出對於個人的推動力，激勵個人有條有理地監督自己行為，以使自己獲得恩寵，並因此而把禁慾主義注入其行為之申”。“但是，如同我們所見，這種禁慾主義行為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這種禁慾主義再也不是一種不堪承受的負擔，而是每一個確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與自然生活不同的聖徒們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在離開塵世的修道院裡度過，而是在塵世及其各種機構里度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種在現世之中(但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將行為理性化，正是禁慾主義新教的職業觀引起的結果。看來，新教改革就是從提出一種新的天職觀念開始，進而使教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使其具有人世禁慾的性質，而且這種人世禁慾為了獲得上帝的恩寵，必須完全採取理性的方式。韋伯就是通過對宗教改革與新教教義的研究，在新教宗教倫理與世俗倫理之間建立了聯繫。
